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
黄秋耘
应该讲，邵荃麟是一个很正统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也有很多教条主义的东西，
但同时呢，他对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那一套东西，也摆脱不了。在香港文委那段时
间，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了解得比较多。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当时
我领导的小组里，有一位知名的木刻家，他已经结婚，孩子也很大了，却有婚外恋。
木刻家为此事给搞得颇为狼狈。他老婆向组织上告，告到邵荃麟那里去了。按文委
的分工，那位木刻家归我领导，这事要我处理，使我很为难。一方面，我实在不愿
意干预人家这类事情，一干预就容易失去朋友；另一方面，要是去过问的话，也很
难处理，甚至无法处理。木刻家那位女朋友，我也认识的。后来，我跟木刻家摊开
来谈，我说：你是不是跟谁谈恋爱他说，“是的。”我说：这样不好吧他说，
“我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我们两个人好就是了。”我说：你夫人对这一点很看不
开呀他说，“我知道。我画的画像她都毁掉了。”谈得很坦白的。事后我向邵荃
麟汇报，说跟木刻家谈过，他觉得假如组织上认为这样不好，他以后就跟那位女朋
友断绝往来。邵荃麟听了，坐在那里抽着烟，想了想说，“他既然已经把情况跟你
说得那么坦率，这就算他跟组织上交待过啦。”我想，这不算交待吧，是他自己承
认而已。邵荃麟说，“你是他的领导，代表组织跟他谈话嘛，他既然那么坦率，就
应该算是他向组织上交待过啦。你晓得吗，秋耘，凡是对这些文化人啦、艺术家啦，
要特别从宽”
他说，“在香港，你对这些人不要抓得太紧。你抓得太紧了，人家受不了，因
此甚至政治上可以脱离组织。这类事情的教训，过去很多啦。”他又说，“做这方
面的领导工作，跟做其他一般的工作不同，跟做部队工作也不一样。”他很通情达
理，对人只要不是大节上的问题，比如政治上投靠国民党，那当然不行，但是对生
活上的问题，他主张从宽。
我看，他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的良知，和正统的马
列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以，有很多事情，他就感到难于处理。他临死以前，他还问
过我一句话，这在我写的悼念他的文章里已经写到过。他问我：“秋耘，我们总算
共事多年了，你给我想想看，我参加革命这几十年以来，有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党
的事”他这是非常痛心的话。在他资格那么老的一个党员，又是那么高的职务的
人来说他当时已是中央副部级，他总觉得人家那样揪斗他，自己是不是有些什
么不符合党的纪律的地方所以他自己很不放心，但另一方面，他又总觉得问心无
愧。他经常讲：“我对得起老婆，也对得起党。”但是，他也总感觉得自己可能有
些东西不那么正统。他这个矛盾是始终存在的，恐怕到死之前还有这个矛盾。我认
为，这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恐怕很多人有，包括周扬也有。作为一个作
家、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良心、良知，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严格的纪律、铁的纪
律之间的矛盾，总是摆脱不开。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作为文化界的一个高层人士来
讲，这完全可以理解。冯雪峰也是这样的。
可以讲，在当代中国写散文的作家中，他是一个真正的散文大师。
不过，孙犁这样的作家有个特点：他是千方百计避开政治，躲开政治，极不愿
意干预生活。与政治有关的人如果同他接触太多，他也会不愿意的。简单讲个例子：
天津的文坛，孙犁当然是个很主要的作家啦，有时候过年，天津市委书记啦、宣传
部长啦要去给他拜年，他就一一谢绝，婉拒不见。要他出来担任什么职务，干点什
么，他也不愿意，坚决不干。他只担任《天津日报》编委，对他来讲，那是很低的
职务啦。
孙犁晚年呢，似乎更消沉一点。我看，他所以这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
他夫人去世啦，这是大家知道的。他同他夫人，我不敢说他们感情特别的好，但是
呢，他们夫妇一直相处得非常融洽。他和他夫人完全是旧式婚姻，没有谈过恋爱。
他夫人死了以后，他的情绪就更为低落啦。另一个是，他晚年也多病。这么多年他
确实身体不好，病比较多啦。他出外非常少，与外界的接触非常狭窄。这点呢，一
方面说明他清高、洁身自好，但另一方面，对他的文学创作来讲，带来不利因素。
所以，他晚年写的作品，真正能够切中时弊的没有多少。他的书房里边，有一个横
条幅，不知是哪一位书法家给他写的，叫：“人淡如菊”。人淡得像菊花一样，可
以讲，这是他整个人格的概括。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有好处，可以免得牵涉文坛的
一些是是非非、无谓的纠纷啦，但很大的不好呢，就是对外界的事物都不大知道。
在今天，作一个陶渊明式的作家，已经不可能，也不可能写出什么大的作品。孙犁
是有意避开一些尖锐的、带有敏感性的社会问题的。召开的什么座谈会啦，举办的
什么活动啦，他一概不参加或谢绝参加。
孙犁有几个好朋友。如侯金镜，原来的《文艺报》副主编，还有郭小川，都跟
孙犁很要好。侯金镜、郭小川死去以后，孙犁写过追悼他们的文章，读起来很感动
人。写他们下放劳动以后，他如何怀念他们。但是呢，他始终不敢接触一个问题：
侯金镜他们得到这样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谁都看得清楚，如果没有“文化
大革命”，侯金镜这样的人是不可能遭迫害致死的。祸根还是搞“文化大革命”啦
他是不敢触及这个的他的哀悼文字，只是抒发一些淡淡的哀愁。再多的话，他
不讲，他也怕讲。近２０年来，他跟外界好像隔了一道墙，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
让外边的人靠得他太近，他不想跟外边的人过多接触、深交。他似乎给自己规定了
几条守则，其中一条是尽可能不接受采访。一定要采访的话，一般限定不能超过半
个钟头。那半个钟头，实在谈不了多少话啦。还有，绝对不许提问任何政治性的问
题，你提问了，他也绝对不会给你回答。慢慢呢，文艺界好像忘记了他，他也好像
忘记了其他的人，处于一种隔离状态。在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
孙犁倒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他没有挨打，也没有受批斗得很厉害。实际上，他也
并没有多少东西可被批斗的。
孙犁为什么会那么孤僻呢我觉得，他心里头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感。
看看近三四十年来吧，文坛里边那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一个一个被批斗，有的被
迫害致死。像跟他熟识、要好的侯金镜，是被迫害死的，郭小川也是被害死的。没
有“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死不了孙犁自己不是怕死，但他觉得这样死，太不
值得另外，他觉得说什么话也好，写什么文章也好，于事无补，没有什么用的，
你发几句牢骚，惹来好大的麻烦，有的还给抓起来，运动一来又得挨批斗啦，等等。
像孙犁这样的作家，也是我们中国文坛所特有的。在世界文坛里边，恐怕也没
有几个这样的作家。
１９８１年秋天，我同丁玲一起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活
动，住在五月花公寓，有一个多月。有一天，一位保加利亚作家和夫人来访问她，
由我充当翻译。那位保加利亚作家问丁玲：“当年定你为丁陈反党集团，把你流放
到北大荒，据我们所知，主要是周扬对你不好，那么现在你饶恕不饶恕周扬呢”
丁玲就讲：“我不饶恕。我永远都不饶恕，直到我死去那一天。”说得那么坚决的。
我只替她翻了“我不饶恕”那句话，而Ｉ’ｌｌｎｅｖｅｒｆｏｒｇｉｖｅｈｉｍ
ｕｎｔｉｌｍｙｄｅａｔｈ我永远不饶恕，直到我死去那一天这一句，我没有
替她翻成英语。我觉得她这样说不好。周扬当然有不对之处，但都已经过去了嘛，
何必到死都不饶恕呢，特别是对外国人这么说，我认为不好。我觉得，把她定为
“丁陈反党集团”啦，划为“右派”啦，最根本的原因是宗派斗争，并不是因为她
思想上跟谁有什么针锋相对。她的思想跟周扬的思想，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
区别。
丁玲在美国作过几次演讲。有一次她在一次集会上演讲，有人问她：丁玲女士，
你为什么要到北大荒呢她说：“我是为了去体验生活。”其实，怎么会是去体验
生活呢应该讲，那是因为划了右派嘛。所以，当时美国人听了，就在会上大声喊：
“Ｓｈｅｉｓｔｅｌｌｉｎｇｌｉｅ”“她在撒谎”人家知道的，怎么能
隐瞒得过去呢大概她这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是说给国内的领导人听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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