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宋庆龄经过短短的困惑之后,即对这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和警觉 1968年初,上海的造反派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的住所,抄走大量 的文件和信札,其中包括宋庆龄与他的来往信件及底稿数十封,张春桥见后如获至 宝。 在上海市革委会讨论时,张春桥说:“金仲华……可能是美国特务”,“宋庆 龄这个人可复杂了”,他亲笔批示:“应当整理一份材料报中央、中央文革,并继 续查下去。” 在市革委会的报告中,强调金仲华和宋庆龄“有特殊密切的关系”,并说“这 次抄获宋庆龄给金仲华的信有七十余件。除一、二件用中文写的外,其余都是用英 文写的。经专人带交的约占半数。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的通讯(信)特别多。” “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金、宋之间往来十分密切……;第二,金、宋谈话内 容,值得研究……;第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往来频繁,互通京沪文化大革命情况… …有三封信,内容不易懂,好像影射什么。” 由于是毫无根据的欲加之罪,又慑于宋庆龄在国内国际的崇高威望,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当时还未敢贸然下手,但恶毒用心已显而易见。 宋庆龄经过短短的困惑之后,即对这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和警觉。为了保护 自己和同志以坚持斗争,她不得不采取了新中国成立后她从未采用过的“地下工作” 的办法。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文献信札,是劫后仅存,而宋庆龄给同志、亲友的大量信函, 则因收信人应宋庆龄之嘱,在当时就“阅后烧掉”了。 根据沈粹缜的回忆:“凡是有点内容的信,比如告诉我她的某某亲戚自杀了, 或者廖承志同志遭到不测等等,在信后必定写上四个大字‘阅后烧掉’,还加上几 个惊叹号。” 从保存下来的宋庆龄1966年9月24日致罗叔章的信函中看到,由于此信 谈到对“文革”及“破四旧”的看法,所以在信的末尾特别注上“此信看后即烧掉 为荷!”字样。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宋庆龄的好友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给宋庆 龄的复信中,曾着重说明:“我在收到你第二张便条的当天就亲自把你的第一封信 撕成碎片,扔进下水道冲掉了……没有留下丝毫通信的痕迹……” 在“文革”中,宋庆龄与好友马海德大夫互相通信,谈论对这场“革命”的种 种看法。他们住得很近,宋庆龄的信都交由忠诚的保姆或司机送去。遵照宋庆龄的 意见,马海德在阅信后即销毁。后来“造反派”抄他的家时,虽然抄走了许多文书 资料,但没有发现宋庆龄的信。 令人遗憾的是,宋庆龄另外一位长期的忠实的同事与朋友,《中国建设》杂志 的第一位社长、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同志,却因为没有遵照宋庆龄的嘱咐, 没有及时“阅后烧掉”那些信件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被“造反派”抄家后不久, 金仲华因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迫害而含冤自杀。 宋庆龄在“文革”前期,于理性上要求自己“不断学习以跟上形势”,而在实 际上却是随着“文革”的发展很快就怀疑、警觉、抵制和抗击。这种矛盾并不奇怪。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善良的人几乎都历经了这样的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宋庆龄的好友爱泼斯坦,在提及她在“文革”中的思想状态时曾这样说:“这 场新的运动被说成是中国革命的深化。中国革命是她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她想跟 上运动的步伐,但却常常发现运动所宣布的目标同实际发展情况不相符合,她对实 际情况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