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段时间以后,他对我说:“我自幼受党的教育,现在党给我戴上帽子,就要 戴上,这是纪律,也是对我的挽救与一种特别方式的教育。现在需要改造,我就应 服从,好好改造……” 我知他这是不想拖累我,让我跟他划清界限。然而,我却无论如何想不通,在 我眼前明明是一个堂堂正正、才思过人、有正义感、有理想的好人,为什么偏偏要 睁眼说瞎话呢? 王蒙右派期间的生活被写进他的长篇小说———《失态的季节》。 1958年上半年,“听候处理”的王蒙在北京少年宫当小工,学手艺———和泥 递灰,抛砖供瓦,抹墙抹地,身体单薄的王蒙竟然可以胜任重体力劳动。他很有些 欢欣鼓舞,骄傲地说有一次跟别人比赛挑砖,竟比得对手闪了腰。秋天,去门头沟 区斋堂公社军响乡桑峪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1959年,在门头沟一担石沟造林大队, 进行劳动锻炼。1960年秋后到1961年在大兴县三乐庄北京市委所属的副食生产基地, 集中劳动。 1961年冬季,王蒙被荣幸地摘帽,“回到了人民队伍”,但仍被称为“摘帽右 派”。同年,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 对于“摘帽右派”一词,他有一个独特解释,他说,“摘帽右派” 一词的构成与特色极近似于“原部长”或“前部长”,人当了原部长、前部长, 就成了刀枪不入,金刚不坏之身,也就是说无法再改变、再免职了。就像成了摘帽 右派以后,也就永远无法再摘帽子了。摘的结果是无法摘,前和原的结果是永远的 永远。他喜欢搞这些个文字操练,真没有办法。 1959年春节,他有几天休假,便建议我与他一道去桑峪探望农民老乡。他始终 认为农村和农民都是很纯洁的。 我当然很乐意去,并且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没想到的是,遭到了许多阻拦, “他那儿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可以在过年时到一个右派改造的地方 去?”“你的立场哪里去了?”最使我感到难以接受的是,说这些话的不是别人, 都是我的一些亲人。我选择的是与王蒙同甘共苦。 大年初二,我们坐了百十里地的火车去桑峪。一进村口,王蒙忽然显得慌张起 来,很不自然,不停地催我快走。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一起使他觉得惭愧?自己 没有权力与妻子共同欢度春节? 我被匆忙领到老乡家,也许这样更安全,能避免更多的麻烦。虽然平日我们有 很多的话,但是,这样的气氛中,只有沉默寡言。我仍然要感谢当时的那位老乡, 在我们最困难时,接纳了我,并为我做了热腾腾、香喷喷的黄米面黏糕。至今,回 想起来仍令我感动。 直到今天,我才了解到王蒙在那个非常时期,受到一些非人的待遇,他默默独 自承受。不愿我为他担心。 当然,王蒙能从逆境中挺过来,还因为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他觉得他 选择了革命,同时就选择了曲折和艰难。这一切不完全是外来的。王蒙常常说: “我个人有个发现,在严峻的日子里,家庭的功用实在是无与伦比。仅仅政治上或 工作上的压力是不会把一个人压垮的,凡是在那不正常年月自杀身亡的人几乎无一 不是身受双重压力的结果。” -------- 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