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嫁王随王 1979年春,王蒙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于是一通百通,我们 的命运立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 月,我们返回北京,王蒙被安排在北京市作协 搞专业创作,从此,王蒙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面临时代大变革,他触景生情, 八面开花,写作的热情汹涌澎湃。这个时期,他的小说像雨后春笋一样接二连三地 问世,如《布礼》、《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太多太多了。 那么这个家呢?自然全靠我了,方方面面的事我都得管起来。其实未必我能管, 我承认在家务事上我是低能,不是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不会理财,不会精打细算, 缺乏领导锅碗瓢勺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才能。我更不是一个修养到家的贤妻良母, 我可以默默地做很多,只是听不进一点儿埋怨的话,我的忍耐度不算高,有时也会 大发脾气。 很多人称赞我是位贤内助,我受宠若惊,不敢当,因为明白自己并非如此。 但为了这个家,为了王蒙能投入精力去写作,我做了许多“无意义”的事。我 喜欢整洁,习惯随时随刻把东西放在一定的地方,希望有个整齐、卫生、美观的环 境,使生活舒适,工作有条不紊。只是在我家,整洁保持不住两分钟,常常是边整 理边受到破坏。书籍本是我家的财富,也是惟一的财富,已经占满了十几个书柜, 在我家堆积成山、成灾。每天邮件一大摞,我一件一件地拆封之后,分门别类地放 好,分清哪些是急需处理的,哪些是有保存价值的。我向王蒙交代之后,不多工夫 再一看,总是大吃一惊:有用和没用的混在一起。只要是我交到他手里的东西,准 丢,一来二去我也没脾气了。他写作起来,是有目不能视,有耳不能闻,一切都不 管不顾的,只要有一席立足之地,旁边再脏、再乱他也看不见。 他也曾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写作过。我们才迁回北京,暂住在北池子市文 化局招待所,一间六平方米的房子。窗户外是个公共场所,放一台电视,每天晚上, 旅客集中在这里,电视声和旅客的说笑声形成混合交响乐;而我们的住房门前是公 共盥洗室,“哗哗”的水声从凌晨到午夜几无停息。一般的人别说是写作,就是在 那里停留一会儿也是不肯的。正值烈日炎炎的夏季,王蒙那样子的确叫汗流浃背了, 只好光着膀子埋头写作,可形容为赤膊上阵,他的中篇小说《布礼》、短篇小说《 夜的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出来的。让我还说什么呢? 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时常衣帽不整齐,往往是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 而且不知问题发生在哪里。每每他在临出家门时,我都要提醒他拔出别在鞋里的裤 角,我若是少说一句话,他就这样参加活动去了。 约好了人来取稿件,或是有客人来时,我送水倒茶,迎来送往,这都没什么难 的———当然也有照顾不周的时候,对于车水马龙的生活,对于不速之客,我有时 候也实在是应接不暇。另外,我常为家中的混乱感到难为情,感到自己太无能。有 时我想,家中有这么多“乱源”,就是有八个保姆也伺候不过来。为了这个家,为 了王蒙能多出成绩,我做出了很多牺牲,这个词儿我不大用,暂且称“牺牲”吧! 1979年我返回北京后,本可做更多的工作,或换一种我最喜欢做的工作,但是 没有,我仍回中学,而且去了比较一般的中学教书。我拒绝接受教高中三年级的课 程,那需要把关,我没那分精力。有时,正批改着作业,忽地想起家里还有一大堆 事在等我做呢!第一次调工资时,不是全部人都可调,我表现出一种常人难以想象 的姿态,在小组会上,说了一堆废话,目的是谦让,不要给我调,让给别人。这样 大大地减轻了校领导的困境,他们求之不得。这样做,当时在全校大概我是独一个, 在北京市也是数一数二的。 -------- 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