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潘世兹先生 贾植芳 1952年我国大学院系调整时,外国人办的学校和私立大学都取消了,教师也全 部统一分配。我从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大学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潘世兹先生也 由圣约翰大学调来,作外文系的教授兼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他的夫人陈永娟,此 时也跟着到复旦外文系当讲师。 “文革”前,我被上海中级法院以“胡风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刑12年,在监 狱蹲了11年,1966年被押回复旦,由保卫科分配到印刷厂监督劳动,这才听说潘先 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到降级降薪的处分。“文革”前夕,有人诬告潘先生和同 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历史系的王造时、外文系孙大雨两位著名教授组织所谓“中 国社会党”,图谋不轨。“中国社会党”事件发生后,孙先生交里弄委员会严加管 制,在南市区的城隍庙扫地。王造时和潘世兹则被抓进监狱。王先生抓进去后死在 监狱里。潘先生被关了7年,放出来后也被分到印刷厂“劳动改造”,我们于是就又 成了难友。当时潘夫人仍在外文系教书,上海公检法机关给家属一纸判决书,判决 潘先生“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她不解其意,拿着判决书到处向人询 问打听。 在印刷厂接受管制期间,我除了管油印,还干些重活,比如扫地、打扫公共厕 所、通阴沟、搬运重物、拉劳力车等等,总之是些最累最脏甚至最危险的活。潘先 生年纪比我大,就做些相对轻些的事。如把大张的纸折叠整齐,再裁出来。接受专 政小组批斗时,他不住低头、点头,说“我是洋奴、买办”等等,或者就在下面写 检查及思想汇报。 他原先住沪西一幢挺大的花园洋房里,“文革”被抓的那天早晨,他还未来得 及吃早餐,就被冲进来的造反派开了批斗会,并当场宣布逮捕法办,这时4个警察突 然从厨房里冲了出来,立刻给他带上了手铐。原来这些人在前一夜就埋伏在那里了。 房子大,潘先生一家居然不知道家里还藏着陌生人。判刑后,房子就没收了,警备 区的政委搬了进去,潘夫人和孩子则被赶进了一幢公共大杂楼的一间房子里,过起 了与人合住的生活。因为他们是所谓“反革命家属”,便被周围的房客看不起,备 遭欺辱歧视。潘先生出狱后,他们家里换洗的衣服晒出去,因为有些是外国货,常 常被别人顺手拿走,他们也不敢说什么。不过潘先生的确有钱,在印刷厂时带午饭, 常有烤乳猪、炸牛排、叉烧、酸牛奶,面包里则夹果酱、奶酪,这类西式餐点当时 很为工人们所新奇,不晓得那都是些什么。他没事时还吹个口哨,是个蛮率性有趣 的人。 1979年,潘先生平反了。当时我尚未平反,但解除了监督,回到中文系资料室 工作。潘先生问我是否还去印刷厂,他说他每天去外文系上课,中午还是带了饭到 印刷厂去吃,然后略事休息。那里的工人现在对他蛮好,孙子出世的时候,他发给 每人一块巧克力。他说那是咱们的外婆家,不能忘了,要去的噢 “文革”后期,尼克松访华,潘夫人的姐姐在联合国做事,这时两家开始恢复 通信。姐姐写信来给妹妹,说你在信上从不提潘先生,是他已经过去了,还是你们 离婚了呢姐姐要回国看望他们,那时家里除了一桌一床别无他物。潘先生要争中 国人的面子,于是去找当时外文系革委会主任龙文佩,说亲戚从美国来,家里连张 椅子都没有,虽然有床可坐,但按西方人的习惯,让客人坐床是很不礼貌的,于国 家影响也不好,希望领导暂时给他们借一间旅馆房间来招待来宾。这位龙主任说: “你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这个待遇,你跟亲戚讲清楚你的政治身份,不必隐瞒 就在你家里接待”当然,姐姐来了,是没有法子住在潘先生家里的,只好自己去 住了宾馆。 “文革”结束了,潘先生在宝山插队的儿子先去了美国念书,随后潘夫人也跟 了去,并在那儿定居,潘先生退休后也去了。但过了两年他又一个人回来了。图书 馆新馆建成后,我以现任馆长的名义请前任馆长潘先生参加开馆典礼,并一起吃了 午饭。以后潘先生翻译《三字经》,写信给我,用的是宣纸信笺,以毛笔小楷很郑 重地写:贾植芳大兄均鉴,译《三字经》,想查有关版本,望吾兄大力协助云云。 潘先生译的《三字经》后来在新加坡出版了。 潘先生是爱国知识分子,解放时留了下来,想为国家做些事,他捐书,受过政 府的表扬,又参加了民主同盟。然而,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遭人诬陷,坐 了7年牢。就这么坎坷半生,后来,也没有什么病,年纪大了,就过去了,享年84岁。 我是在报上得知他去世的噩耗的,一直想写篇文章纪念他,但自己的年纪也大了, 有点力不从心,然而他的神情谈吐却时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我们相处在一段特殊 的岁月,潘先生品格高尚,为人正直,是位值得纪念的朋友。 摘自《随笔》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