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带着我的手帕登场 虽然我热爱歌剧,也很高兴能够成为歌剧演唱者,但是歌剧圈实在很小,我经 常希望能接触这个团体以外的观众,我的经理赫伯特·布雷斯林也有同样的想法。 赫伯特从1968 年我在大都会初次登台以来,就担任我的经理,他一直留意探寻新 而有趣的机会。他认为我可以利用演唱会,扩增我接触的观众领域。 1973 年,我终于在歌剧圈建立稳固的声名。赫伯特听说密苏里州的自由城有 位富翁在死后把财产留给一个基金会,希望具有国际声望的艺术家能到他的家乡表 演。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尽一分心力是很美好的事,对艺术家来说也是一桩善举。我 自己从未单独开过演唱会,因为其中牵涉的问题很多,但赫伯特认为在密苏里开演 唱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演唱会要克服的困难很多。首先,门票必须卖得掉,开演唱会的城市得有足够 的观众填满音乐厅。其次,在一出歌剧中要唱的咏叹调只有三到四首,但演唱会却 得在一个晚上唱十五到二十首咏叹调与歌曲,相当于歌剧的五倍。而且,你必须独 力完成,没有合唱音乐或女高音咏叹调让你有喘息的机会。 歌手的魅力如果足以填满音乐厅,当然能够获得更好的报酬,但工作的分量同 样也重得多,风险更是相对提高。因为歌手非常脆弱地暴露在风险之中,比起在歌 剧院里和一百多人共同演出,单独演唱会出错的机率更高。所以,赫伯特才会认为 先在纽约之外尝试开演唱会比较保险,因为纽约的演唱会根本不容出错。 自由城的演唱会后来非常成功,观众和我都十分满意。所以,同一年的1973 年底,我在纽约卡内基厅又举行一场演唱会,而且也获得同样成功。从那时候起, 我便经常举行演唱会。 我没有忘记赫伯特是促使我开第一场演唱会的人,我很高兴他这么做。 我们都渴盼尝试新的冒险与挑战,这也是我们能够相处融洽的原因,我们一起 面对新的挑战已经有27 个年头。 纽约演唱会演出成功之后不久,我参加了生平第一场电视转播的演唱会,这回 是和琼恩·萨瑟兰在大都会歌剧院同台演出。知道自己的演唱能够一口气传送到千 百万人面前,而不是只供三、四千人欣赏,是很令人兴奋的事。然而,如果表现不 佳,或唱错一个音,同样也有千百万人亲眼目睹你出丑。所以,这是很恐怖的经验。 不过,电视演唱会十分顺利,我在歌剧之外的另一种演出领域上,也建立了巩固的 地位。 歌剧是一种集合团体力量的演出艺术,我很喜欢这种形态。当然,唱完个人的 咏叹调或单独谢幕接受喝采,都是很美妙的事。但基本上,歌剧的艺术成就是来自 群体的努力,必须所有的人都有最佳表现时才能达成。如果一起演出的同僚表现出 色,我也会觉得与有荣焉,就好像自己表现出色那么高兴。这就像球队一样,个别 球员或许能单独得分,但其他成员也必须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才能争取到最后的 胜利。我从1961 年初次参加歌剧演出以来,就已体会到这层关系。 虽然我喜欢歌剧舞台的团队合作形式,但演唱会仍能带来另一种不同的感动。 这不是单纯的虚荣问题。舞台上除了你与一架钢琴或伴奏的乐团外,别无他人,会 让你觉得与观众更加接近。你与观众之间没有戏剧或幻想加以隔离,直接地面对面, 不像歌剧演出时,与观众进行沟通的是作品本身,艺术家只是传达威尔第、多尼采 蒂或莫扎特艺术想象力的工具。 在演唱会舞台上,艺术家能更直接地与观众进行沟通,我很喜欢这种直接接触 的感觉。我知道有人会嘲弄这种看法,但不论是在挤满五万人的体育场或只坐几百 人的独唱厅,我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接触。甚至在观众多得不可胜数的电视转播演唱 会中,我也有这种感觉。 自从开始举行演唱会以来,我的演唱会足迹遍及俄罗斯、南美、日本、中国大 陆、东南亚与墨西哥,我不曾唱过的地方已经不多。 众多的美妙演唱会当中,有几场特别难忘,1990 年5 月在俄罗斯举行的演唱 会便是其中之一。当时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bev )已陷入政治困境,不 能公开露面。人们告诉我,他担心观众会对他开汽水,而报纸会利用机会大作文章, 或甚至电视也会大加报道。然而,我在莫斯科开演唱会时,戈尔巴乔夫来到音乐厅, 坐在一个包厢的后方,不让别人看到他。我非常感动,后来与他见面时也留下很深 的印象。 我不是政治意识强烈的人,我觉得只有深入了解事实的人,才够格有强烈的政 治意识。但我确实相信戈尔巴乔夫与里根是冷战结束的大功臣。对所有长期居住在 恐惧阴影下的人来说,能够结束敌对状态是很令人兴奋的事。 我相信冷战的落幕不是出于偶然,东西双方都有许多有力人士希望继续维持紧 张局势。我确信当今世界的生活能够大幅改善,有一半的功劳必须记在戈尔巴乔夫 身上。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对我来说是件震撼人心的事。 1991 年在海德公园举行的演唱会,势必也将长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这场音乐 会除了最前面几排座位外,几乎是免费的。只有想坐得离舞台近些的观众才需付费, 除此之外,所有伦敦民众都可以免费前来观赏。这点很让我兴奋。不幸的是,演唱 会那天下起雨来,而且毫无停歇的迹象。由于演唱会透过电视实况转播,我们无法 取消或延期,只能硬撑到底。舞台与乐团有棚子可以遮雨,但所有观众都暴露在风 雨中。这里说“所有”观众绝对不是开玩笑,因为查尔斯王子与王妃、梅杰首相夫 妇以及很多显贵人物就坐在前排,除了女王本人外,几乎所有大人物都到齐了。 演唱会开始后,多数坐在前排的人都撑起伞来,远远看去就像一大片伞海。第 一首咏叹调结束后,扩音器播出一项宣布,要求所有观众把伞收起来,因为每个人 除了眼前的伞外,什么也看不到。 这项宣布播出后,观众响起宏亮的掌声。除了前排的观众外,每个人都很乐意 地收起伞。但戴安娜王妃立刻收起伞,其他人也跟着做。从舞台上望下去,看着几 万人坐在那里淋雨,实在很不可思议。我自己舒服地站在遮雨棚下,一滴水也沾不 上身,反而觉得很不好意思,何况眼前几尺处威尔斯王子夫妇与英国首相就湿答答 地坐在那里。 这场音乐会由泰伯·鲁达斯(Tibor Rudas )制作,他是我生命中的一位重要 人物,这层关系我稍后会再提到。他和赫伯特及两人的太太都坐在前排,和皇室人 员淋得一样湿透。我在演唱会当中,曾对所有的朋友与在座的皇室人员作了一个姿 势,表达我对整个情况的无奈。我举起双手,试图以脸部表情告诉他们我觉得十分 抱歉。 有些观众比较幸运,他们全身裹着雨衣、雨帽,但其他人只能坐在那里任凭风 吹雨淋。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十分痛苦,因为我一向就最害怕感冒。可是,观众似乎 都不介意,整个经验也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我从未面对过更热情的观众,当时的 气氛十分美妙,我的任务是带给他们快乐,而他们到那里也是要找寻快乐。 早先我在伦敦皇家歌剧院演唱歌剧时,曾经应邀出席白金汉宫的晚宴以及其他 很正式的宴会。我在这些场合中见过查尔斯王子与黛安娜王妃,我很喜欢他们两人。 查尔斯王子喜爱歌剧,常会为了看场特定的演出,不辞老远地赶场,而且他和很多 歌剧演唱者都成了好朋友。查尔斯和黛安娜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之间的问题让我深 深感到遗憾。 海德公园音乐会开演之前,我曾经问查尔斯王子可否为他的夫人献唱一首歌曲, 他的答复是肯定的。演唱会接近尾声时,我让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对观众宣布,我 在查尔斯王子的允许下,将下面这首选自普契尼歌剧《曼依·莱斯戈》(ManonLescaut) 的咏叹调《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女人》(Donna NonVidiMai)献给黛安娜王妃。我透 过扩音器宣布这件事后,观众随即为之疯狂,因为黛安娜在英格兰非常受到爱戴。 音乐会结束后,王子与王妃到后台向我道贺。黛安娜王妃在会场上想必没戴雨 帽,因为她完全湿透,淋湿的金发垂到脸颊两侧。但即使如此,她仍然美丽如故, 依旧有王妃的风范,而且看起来十分快乐而兴奋。 黛安娜王妃十分可爱、和善与安祥,任何人看到她时,心里都会想,这样的人 周遭一定只围绕着最美好的事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我相信那个晚上我让她 非常快乐。她在帐篷临时搭成的后台休息室告诉我,我为她献唱咏叹调,是她一生 中经历过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和查尔斯王子分居后,黛安娜来到纽约,她和我都应邀参加纳尔逊与利昂娜· 尚克斯(Nelson and Leona Shanks )的晚宴。尚克斯是位艺术家,曾经为我与黛 安娜分别画过肖像。晚宴在国家艺术俱乐部举行,有部轿车会先来接我,然后再去 接黛安娜。但英国大使馆最后临时决定,基于安全理由,他们将自行接送她出席晚 宴。赴宴途中,我们的车子陷在混乱的车阵中动弹不得。我们抵达会场时,黛安娜 已经在那里。我的心情非常恶劣,因为我一向准时。我不喜欢别人迟到,当然更不 愿意黛安娜为我久等。 晚餐的时候,我们各自点了不同的东西。黛安娜点的是看起来很可口的烤虾, 我对她说:“王妃,这些虾子想必很棒,对吧?”她答说的确很不错。 过了不久,我又问虾子是否真的美味。她微笑,然后热烈地点头。最后,我只 好说:“听着,我已经试了两次都没有成功,现在只好直接开口要求,你能否分一 只虾给我?”她十分慌张,并且语带歉意地说:“很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 然后她又害羞地说,“我不习惯和别人分享我的食物。”如果这是真的,她若到我 家用餐的话,她的麻烦可大了。 我同时是查尔斯王子与黛安娜王妃的朋友,所以即使是私下时,我也不去揣测 他们之间的问题。但我猜想她现在的生活一定很难过,我相信她很寂寞。我的意思 不是说她身旁没有朋友,我确信她的生活中仍有很多朋友,但她欠缺的是可以真正 放下身段,轻松面对的人。 这是名人时常面对的可怕事情。多年前,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复杂,经常必须旅 行于不同城市,出席各种歌剧、演唱会与应酬,有好一阵子,我可以感觉到同样的 事情也快要发生在我身上。我每天掉进公式化的生活当中,看到的尽是在身边为我 工作,把我送到下个表演地点的人。我尽很大的努力不让这种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想我确实做到了。至少,我身边的人不会在乎我放下身段,稍微轻松一下。 开演唱会的压力相当大,甚至比歌剧还沉重。如果参加歌剧演出时声音出了问 题,或是病得无法出场,剧院经理总是可以找到人顶替你的位置。因为经营歌剧院 的人也和歌手一样,深知人类声音的不可预测。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突发疾病, 当然可算是很严重的危机,但那是因为城市当局对我前去演唱曾经大张旗鼓地宣扬。 通常,歌剧院总是有办法自行调整。演唱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人们无法为你找个 替身,一切都必须仰赖你,可能出错的事情却多得不胜枚举。 有一次,我在匹兹堡开演唱会,负责为我打包行李的秘书妮可蕾达与拉莉莎, 忘了把我演唱时穿戴的燕尾服与白领结放进行李箱。两人都以为对方已经打包妥当, 等她们发现出了继漏后,又害怕惹我生气,所以决定自己想办法解决。 她们想出一个办法。她们打电话给即将与我一起上场表演的安德雷亚·葛利米 尼利(Andrea Griminelli ),他那时还在纽约,几个小时后才会飞来匹兹堡。她 们请安德雷亚到我的寓所拿我的白领结与燕尾服,然后带来匹兹堡。她们并恳求他 不要告诉我这件事。 但他一定忘了她们的要求。因为我后来在电话上和他讨论节目中的一个小变动 时,我问他搭哪一班飞机过来,他说:“不要担心,卢奇亚诺,你的白领结与燕尾 服已经在我这里。”“你说什么!”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音乐会再几个小时就要 开演,而我竟然还没有衣服可穿。我有点抓狂,因为如果安德雷亚搭错机,或是我 的衣服上错班机,那该怎么办。当然,妮可蕾达很气愤安德雷亚出卖她,我也对妮 可蕾达光火,每个人都生其他人的气。到最后,就在音乐会举行当天,竟然是弄得 每个人都紧张、不高兴。 不过,我有个好处。不论我对任何人、任何事光火,我很快就会忘记这回事, 不论情况有多严重,第二天一定雨过天青,烟消云散。妮可蕾达说我这人个性太过 极端,她看到我友善对待曾经冒犯我的人时,会觉得不舒服。 她无法了解我怎能忘却这个人曾经对我扯谎、背叛,甚至做出不利的举动。 我告诉妮可蕾达不要记恨,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个人只是做他们必须做的事。 我的衣服及时赶到匹兹堡,一切都进展顺利。由于在匹兹堡之前的一场音乐会 中,我曾经让安德雷亚担忧害怕过一阵子,这回他或许只是对我略报一箭之仇。事 实上,我对他的恶作剧相当严重,但有时在演出之前,人们总会找些事情来缓和紧 张的气氛。安德雷亚有支漂亮的黄金长笛,是他最重要的财产。这把长笛十分珍贵, 他极端引以为荣。音乐会开演之前一个小时,他带着长笛来到后台化妆室找我,请 我在他外出办事时代为保管。 他回来后,长笛不见了。他四处找,就是找不到。我告诉他:“很对不起,安 德雷亚,我只离开化妆室一分钟,一定是有人进来偷走了长笛。”他当然急得快发 疯,我让他抓狂一阵子后,才从我的晨袍中抽出他的长笛。这样做可说很不友善, 我的朋友吉尔多就说我有坏心眼。我倒不认为我有坏心眼,但这样的恶作剧的确不 当。因为对演奏者来说,再没有比演出之前找不到乐器更可怕的恶梦了。这就像我 在演出之前失声一样,是很恐怖的事。不过,至少以安德雷亚的情况来说,我还能 把他的声音还给他。 安德雷亚和我合作演出过70 多场音乐会,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将他的成就 归功于我,但我提醒他,吹长笛的是他,不是我。安德雷亚非常聪明,很好相处, 大家都喜欢他。他对自己的事业十分认真,也知道该如何把握机会,所以他能够成 功。 安德雷亚和我一样,也曾经因为衣服出过问题。有一回,我们在中央公园举行 音乐会。他穿着蓝色牛仔裤从他的寓所过来,音乐会穿的正式礼服则放在手里夹着 的一个衣袋中。但他打开衣袋时,却发现黑长裤不在里面。当时离演出只有一个小 时,而他必须有合适的长裤才行。他不能穿着正式的黑色上装,打着白领结,然后 底下穿着牛仔裤在舞台亮相。我告诉制作单位他的紧急情况,他们想出一个办法, 告诉他说:“外面有警车,我们请警察载你离开公园回家拿黑长裤。”安德雷亚于 是搭着警车出去,但挤进公园的人潮相当可观,警车根本穿不过走在公园路上的人 群。而且,警察也知道,即使他们能载着安德雷亚离开公园,回来时的人潮还将更 加汹涌,他们也不可能即时送他回到舞台参加演出。 于是,警车又掉转头送他回来。安德雷亚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帮不上忙,我 只有我的长裤。乐团团员都需要自己的长裤,舞台工作人员则只穿工作服或蓝色牛 仔裤。开演几分钟前,安德雷亚还坐在化妆室,茫然不知所措。 这时候,一位朋友到后台来祝他好运。他望着朋友的长裤,长裤是黑的,两人 体型也差不多。这位朋友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时,他的长裤已经被安德雷亚剥下, 穿到自已身上。他终于有条裤子可以及时穿上舞台。 当你看到我们表演者在舞台上微笑、快乐地鞠躬谢幕时,一定很难想象开演十 分钟之前,我们可能还为没有裤子穿而发愁。我们也许有美好的声音,也许吹得一 口好长笛,但我们毕竟是凡人,一样会做愚蠢的事。 电视台拍摄音乐会实况时,有时候我会很在意摄影机拍摄的角度。如果取景的 角度使我显得更有“分量”,这绝不是我乐于见到的事。有一回,我穿着白领结与 燕尾服演唱威尔第的《安魂曲》,为公共广播公司拍摄影片的柯克·布朗宁(KirkBrowning) 把摄影机架在舞台的一侧,从这个角度拍过来,我刚好排在四位独唱者中的第一位。 我看过他在排演时拍的一些镜头后,简直被吓坏了。我那个时期特别有分量,人们 在影片中看到的只有我。我挡住了所有人,女高音、女中音或男低音都不见踪影, 镜头中能看到的就只有我,别无他人。 我告诉柯克必须把摄影机移到舞台的另一边,他说现在才搬很困难。但我坚持 他必须搬,否则威尔第的《安魂曲》会变成是为男高音独唱而写。最后,他只好同 意,而其他歌手也才得以现身。 人们如果以为我高兴有这样的体重,未免大错特错。事实是,虽然我有这样的 体重,我还是很快乐。这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有时,我痛恨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模 样,照镜子时,会对自己嚷着:“噢,我的天哪!”所以,我对自己在镜头里的模 样很在乎。别人为我和其他人照相时,哪怕只是随便的快照,我总是拉着别人挡在 前面。否则,我在相片上会占据太大的空间。 拍电视的情况更糟。有一回,柯克拍摄我演唱会的实况,我们一起观赏彩排拍 摄的结果。我在演唱时穿着胸前有饰钮的白色领结服装,他有许多镜头把我拍得太 过突显。观众可以看到三四颗饰钮,以及太多的上腹部。另外有一个镜头,他把摄 影机移近,只拍摄到两个饰钮,情况看起来至少好了十倍。所以,我告诉他应该采 取这种拍法。 音乐会开始之前,我在后台看到柯克,我举起两根手指对他高嚷着:“记着, 只拍两个饰钮。”我也在演唱会上使用一些小技巧让自己有安全感。大家都知道我 的白手帕。1973 年我在密苏里举行第一次演唱会时,就已开始使用白手帕来擦汗。 我发觉有白手帕在身边,会让我觉得安稳些。手帕有它本身的功能,但也是为了带 来好运道。 此外,如果我在演唱会上必须唱些新的东西,有乐谱在身边也能让我觉得好过 些。我记得1985 年第一次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大型音乐会时,公共电视台也进 行实况转播。PBS 电视台的制作人是一位叫做大卫·霍恩(DavidHorn )的好人, 他在最后排演当中向我走来,并开始将放着乐谱的谱架抽走。 我立刻把谱架抓回来。大卫说:“卢奇亚诺,你不会在实际演出时还需要谱架 吧?”我以我最拿手的意大利式美语对他说:“你拿我的谱架,我就踢你屁股。” 1981 年,一位很有趣的人物闯进我的生命,并改变了我一部分的生活,那就是泰 伯·鲁达斯。他生于匈牙利,当时已年近60 岁,曾经先后在澳洲与美国当过多年 的娱乐业制作人。他有一段时间为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制作歌舞节目,那个时候正招 兵买马到大西洋城的国际度假中心表演,在此之前他已经把法兰克·辛纳屈、桃莉· 芭顿(Dolly Parton)与比尔·柯斯比(BillCosby )等大牌艺人带到大西洋城献 艺。泰伯去拜访赫伯特,想邀请我到他的大西洋城度假饭店表演。根据我后来听到 的故事,赫伯特几乎把他扔出办公室。 读者对赫伯特或许还不够了解。他对严肃音乐与歌剧十分认真,也对我很关心。 他对我的事业成就颇为骄傲,也以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为荣。正因为如此,他对 我保护得十分周密。 每天都有各式人马造访他的纽约办公室,希望邀请我出面演唱,理由则是五花 八门无奇不有,有学校庆典、球赛活动、社交场台,甚至匹萨饼店开幕也要找我去 (去年我确实参加过一家匹萨饼店的开幕典礼,但那是一位朋友的店,而且我也没 有在那里演唱)。我在很多慈善活动中演唱,并尽量捐出报酬的10%给他们。但如 果不是赫伯特的居中经营,我可能会落得只参加慈善演出的下场。 赫伯特知道我的演唱计划已经排到两三年后,真的有时间空出来时,他也知道 我对哪一类的活动有兴趣。我完全信任他,凡是他认为不可能的事一概由他挡驾。 他第一次打交道时,总是很有礼貌,先细心聆听对方的提议,然后再提出答复。多 半时候他会加以拒绝,并解释我不能接受邀约的理由。 如果对方依旧缠着他,强调那位大人物也会在场,或提出可能说服他改变主意 的理由,赫伯特就会突然变得不客气。他把泰伯请出办公室时,正是这种情况。 泰伯后来逐字向我转述赫伯特说的话:“帕瓦诺蒂先生是歌剧史上最伟大的歌 手之一,你竟然要他在赌场演唱?此生休想!”泰伯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时,赫伯 特便叫他滚出去。赫伯特拒绝别人的方法和我不同,但他有自己的运作方式。 然而,泰伯·鲁达斯也有他自己的风格。他后来又到赫伯特的办公室很多次, 演唱会的出价也一次高过一次。事实上,从一开始他的出价就很高,但每次都得到 相同的答复:“走开!”赫伯特·布雷斯林的办公室位于西57街,和卡内基厅座落 在同一个街段。赫伯特和他的工作人员同坐在一个大房间里,没有隔间或另外的门 户,看起来就像个小型的新闻编辑部。人们进入大厅后,就直接来到赫伯特与他的 雇员坐的地方。有一天,办公室的门打开,泰伯探头进来,每个人抬头望着他。他 只高嚷着一句话:“10 万元!”赫伯特请他进来。 1981 年的时候,一场演出10 万美元的酬劳对古典音乐艺术家来说是天文数 字,不仅比平常的歌剧演出高出很多,也比我的演唱会酬劳更加丰厚。 泰伯提出这个价码时,我正在斯卡拉歌剧院演出《阿伊达》,赫伯特打电话告 诉我这回事。我颇为心动,便告诉他我乐于听听这个人的计划。泰伯知道我的答复 后,告诉赫伯特他隔天要飞到米兰见我。隔天上午,泰伯夫妇和赫伯特搭第一班飞 机抵达米兰,我安排他们听那晚演出的《阿伊达》。 我不喜欢在登场演唱之前和不熟悉的人见面,所以我们的初次见面安排在歌剧 结束后。赫伯特在第一幕开演前到后台看我,他打电话来时,我没有完全弄清楚他 的意思,我不知道度假饭店是赌博的地方。我请他告诉鲁达斯先生,我非常、非常 抱歉,但我不能在赌场演唱。我很遗憾我的误解害他们夫妇老远从纽约飞来,但我 强烈反对在赌博的场合演唱。 赫伯特回到剧院,在泰伯身边坐下来,轻声告诉他这个坏消息。泰伯请赫伯特 不用客气,告诉他真正的症结所在。赫伯特说我对他提出的报酬很满意,问题出在 我不愿意到赌场演唱。泰伯后来告诉我,他听到这项消息时,觉得被完全打垮。但 他以他惯有的谦逊态度告诉我后续的发展。 他告诉我:“我当场就想起一个很好的主意。”他要赫伯特再去一次后台,问 我愿不愿意在“靠近”赌场的地方演唱,因为他要为我的光临建造一座特别的帐篷。 赫伯特告诉我这项建议时,我再次被他的决心与想象力打动。当然,有人热切 地想请你表演,只因为你不喜欢他的地方,还特地为你建造演唱的场所,的确是令 人感动的事。不只是这样,我喜欢积极的人( positivepeople ),这种人从不轻 言放弃,视“不”为挑战。他们要求立即知道“不”的原因,然后很有创意地用心 思考解决之道。我称这类人为P.P.。 我还有另一项疑虑。泰伯提议搭建的帐篷可能容纳比赌场更多的座位,他试图 以搭建帐篷来克服我的反对,但同时可以赚更多的钱。我看得出他是个很聪明的人。 我告诉赫伯特我会考虑这个主意,然后继续上场演唱威尔第美妙歌剧中的角色拉达 梅斯。 我演唱歌剧角色时,通常能把一切俗务摆在一旁。我一定得如此,否则便无法 演出。因为你必须集中心力才能歌唱,而表演也同样需要动员全副的注意力。即使 一切进行顺利,想要同时兼顾演与唱也几乎不可能。如果心有旁鹜,或是想着其他 的问题,便两样都做不好。所以,当我真正遭遇重大的个人问题困扰时,我便必须 取消演出,我的女儿朱莉亚娜生重病时,便是个例子。 泰伯的邀约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仍是个重要的决定。我很清楚人们知道我 要到大西洋城演唱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在台上是拉达梅斯,到了台下,却坐在 斯卡拉歌剧院的化妆室思考在新泽西的帐篷里演唱的问题。《阿伊达》第三幕结束 后,我告诉赫怕特,他可以转告泰伯我同意接受邀请。 我不否认那一大笔钱是促使我决定前往的重要因素,毕竟,歌手能够赚取丰厚 报酬的时间并不长。我当时已经46 岁,男高音通常50 岁就开始失去声音。如今 回顾起来,我和我父亲一样,算是比较幸运例子,我现在已经59岁,但声音还相当 健康。不过,这种事谁也没有把握,说不定哪天早上一觉醒来,声音已经丑得没有 人敢领教。所以,我并不觉得泰伯的厚利诱惑是我决定前往大西洋城的原因之一有 什么不妥。 不过,这绝对不是我同意泰伯提议的唯一原因。自从在歌剧圈获致相当程度的 成功后,我一直有野心想超越这个小圈子的囿限,要尽量为更多人歌唱。我相信我 有一些东西,但我不要一而再地给与同样的人。大西洋城音乐会便是吸引更多人接 受我的音乐的一种手段。 由于歌剧制作成本提高,公共广播公司等艺术机构承受的压力也不断加重,歌 剧的听众有可能会逐渐萎缩。我是真正热爱歌剧艺术的人,这种潜在趋势很令我担 忧。泰伯不仅能为我带来庞大的观众,而且很多都不是歌剧迷。 这正是我追求的目标,也是别人未能带给我的听众。 赫伯特回到泰伯身边的座位,继续观赏《阿伊达》的第四幕,并且轻声在他耳 畔说:“成交了。”泰伯后来告诉我,他非常快乐,他从未像那晚的《阿伊达》第 四幕一样,那么尽情地享受过歌剧。我自己也很快乐,部分当然是因为新计划带来 的兴奋,部分则是因为《阿伊达》进行得十分顺利。 演出结束后,他们来到后台,我和泰伯也终于见面,大家都非常高兴。 我卸下戏服与化妆后,用我的车载着泰伯夫妇与赫伯特夜游米兰,让他们看看 米兰的精华区以及我最喜欢的地方。兜风回来后,我带他们到我最喜欢的“萨伏衣 王子”餐厅,吃了一顿很棒的晚餐。 晚餐的时候,我对泰伯有更多的了解。他生于布达佩斯,8 岁的时候曾在匈牙 利国立歌剧院合唱团唱女高音。剧院付他酬劳,由于家里很穷,需要他赚钱补贴家 用,他前后共唱了7 年。他在歌剧院的后台长大,舞台上的一切,不论是布景、戏 服、灯光或化妆都令他着迷。他告诉我,当多数小孩都在学地理、算术时,他却在 学习戏剧。他喜欢剧院的一切,可是到了15 岁时,他遭受一项重大的打击。 他说:“我的声音没有转变,而是跑掉了。”随后的几个月,他只能勉强糊口, 不管能找到什么样的差事他都抢着做。 他和双胞兄弟班迪学习杂技,然后混合杂技与舞蹈编了一套表演。双胞兄弟快 20 岁时,有位女孩加入他们的表演,他们自己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甜蜜芭芭 与鲁达斯双胞兄弟”。他们的表演相当成功,曾在欧洲巡回表演。他告诉我一项很 少人知道的匈牙利人特点:他们和罗马尼亚人一样,都善于表演杂耍。 1948 年共产党夺取匈牙利政权时,他们正在澳洲表演。他们三人都不想返乡, 于是向澳洲政府寻求政治庇护。但这点并不容易,因为匈牙利新政府急切想争取海 外侨民返乡,特别是那些著名的匈牙利人,而“甜蜜芭芭与鲁达斯双胞兄弟”当时 在国内已颇有名气。不过,他们在澳洲也已相当知名,同时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些 还为政府工作。有些澳洲人愿意藏匿他们,直到匈牙利秘密警察遗忘他们为止。 一年之后,三名年轻人已经走遍澳洲可以表演的地方,他们于是解散表演组合, 各自面对在澳洲维生的问题。泰伯的双胞兄弟(几年前已经去世)走人服装业,而 泰怕则开了一家舞蹈学校,专门教授年轻人他拿手的特技与舞蹈混合杂耍。他很快 就收了很多年轻学生。 可是,学生结束泰伯的课程后,他们的母亲却来向他抱怨:“你教导我们女儿 这项才能,但工作机会在那儿呢?”泰伯大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不干他的事, 但这不是他的作风。他为了帮学生找工作,就组成舞蹈团体,并寻求有酬劳的表演 聘约。他的舞者非常年轻,都在12 到15 岁之间,观众很喜欢他们。不久,他就 有好几个团体在澳洲各地表演他发明的特技舞蹈,每个团体各有10 到15 位团员。 1960 年时,他已有7 个团体在澳洲与东南亚各地表演。1963 年,他旗下的团体 增为11 个,并远到巴黎的丽都(LidO)表演。 他的生平事迹很令我着迷。泰伯带着他的青少年舞团在世界各地表演时,我正 在欧洲开展我的歌剧演唱事业,没有人想到有一天我们竟然会一起合作发展事业。 泰伯当时有个舞团在拉斯维加斯的沙丘饭店表演,人们并请他帮忙制作大型的 表演节目。他接受这项邀约,有一段时期专门为拉斯维加斯工作。后来,他也为迪 斯尼机构做了几个节目。他拿手的是场面豪华、壮观的节目。 最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不仅提供节目,还负责搭景与制作戏服。 那晚在米兰用餐时,泰伯告诉我,他不只是想和我在大西洋城举行一场演唱会 而已,他决心把我带到更广大的群众之前,观众的人数将远超过任何歌剧歌手的见 闻与想象。我从他口中知道,他对拓展古典团体的表演空间有相当的兴趣,他曾经 把祖宾·梅塔(Zubin Mehta )与纽约爱乐管弦乐团带到拉斯维加斯表演。 纽约爱乐的团员和我一样,起先也不愿意到赌场表演,但泰伯以另一个绝妙的 点子说服他们改变主意。他告诉他们,他将提供每位团员100 美元的辅币,让他们 玩吃角子老虎。纽约爱乐的团员很喜欢这个点子,立刻改变主意。 不过,故事的结局有些悲伤。泰伯夫妇和梅塔夫妇在音乐会结束后共进晚餐时, 不断有团员打断他们用餐,要求允许他们在赌场借钱。乐团成员那晚输了不少钱, 换句话说,由于纽约爱乐130 位团员的捐助,赌场收入也大大扩增。 我一面兴致勃勃地听他的动人故事,一面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他的择善固执当 中,己充分显现他的决心与足智多谋。但现在我更可以看出他不可思议的冲劲、创 意、宏观与强烈的热情。赫伯特和我有些担心他对歌剧的了解不深,但当我们提及 这点时,他向我们保证他非常喜爱歌剧。 如今我们知道他是何等敏锐与聪慧的人。指挥家吉奥尔格·索尔蒂(GeorgSolti) 也是匈牙利人,他曾经告诉我,匈牙利人有本事跟在你背后走进旋转门,却早你一 步出来。和任何匈牙利人共事,一定得小心提防。我们开始建立关系之初,赫伯特 和我决定以大西洋城的音乐会当作试金石,作为未来是否继续与泰伯合作的考量依 据。事实证明,过去14 年来,他一直是非常好共事的人。他总是信守承诺,对待 每个人都很公平。我从未和泰伯一起走进旋转门,以他的观点来看,这也不是个好 主意。 我们在米兰共度一个最愉快的夜晚后,我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当他回到大西 洋城时,国际度假中心的老板要他忘掉搭建帐篷的计划。他们告诉他,这项计划的 成本太高,他们不相信帕瓦诺蒂或任何歌剧歌手能够吸引足够的观众填满广大的空 间。他们并且说,我无法吸引他们希望争取的大群赌徒前来捧场。 泰伯确信他的点子会大获成功,他告诉赌场主人,他愿意自掏腰包支付一切费 用:除了搭建帐篷与舞台的费用外,还包括灯光、音响系统、四千张椅子以及应付 庞大观众所需的一切事项。 当然,如果他支付这些费用,演唱会若有盈余,自然也得归他。看着他逐步付 诸行动,也一一印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距离音乐会还有一个月时,泰伯开始在纽约、费城与邻近城市的报纸刊登大篇 广告。他开放电话与售票处接受订票后,四千张票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售馨。泰伯 知道售票的速度后,便想办法扩充帐篷,再额外容纳另五千名观众。这些票一天之 内又全部卖光,情况非常惊人,人们甚至为了买票而排队四个小时。 那种饥渴的情形,就好像大西洋城的民众一辈子不曾听过男高音演唱似的。我 非常高兴国际度假中心的人对门票销售的判断完全错误,不过,也不能怪他们太过 悲观。我必须承认,在泰伯冒险证明自己判断正确之前,我自己也很担心他的看法 可能有误,其他人的判断才是正确。 音乐会当天的气氛紧张的不得了,据说大西洋城的旅馆房间全满。高度兴奋的 热度当然令人更紧张,但从另方面看,也有助于激励自己达到最佳的演唱水准。不 论如何,演唱会进行得十分美妙,观众、泰伯和我自己都非常满意。我在演出结束 后,总会尽量接见想到后台来看我的人。那个晚上,我在我的化妆室签名签了三个 多小时。有些索取签名的人看起来似乎相当面熟,我想两个小时前我就已在他们的 节目单上签过名。 我和泰伯、赫伯特与一群朋友出去庆祝时,已经非常晚。泰伯说他希望这只是 我们关系的起点,他准备在世界各地的体育场与会议厅为我举办演唱会,带来尽可 能广大的观众。他说,他的梦想是要引导歌剧走出少数精英的圈子,进到广大民众 之间。他说,一般民众长久以来一直误以为古典音乐只属于少数人所有,他将利用 我作工具,证实这种想法并不正确。他要把我带到有足够空间的场所,让每个人都 买得起入场券。 我同意有很多人都因为观念错误,而被排除在古典音乐的领域之外。我相信只 要他们有更多的接触机会,一定会喜欢古典音乐。 泰伯和我成功合作多年之后,也试图与其他表演者进行类似的计划,他征召著 名的欧洲青年管弦乐团以及俄罗斯与美国乐团的团员,组成世界青年管弦乐团,1995 年5 月在柏林的布兰登堡城门举办了一场巨型的音乐会。他准备带着他们在世界各 地巡回演出,为世界祈求和平。泰伯的点子一向不会太小。 大西洋城那个晚上,大家都非常快乐、兴奋,我很喜欢泰伯说的所有事情。他 已经向我证明他有能力举办大型的盛会。我喜欢有梦想与宏伟构思的人,更喜欢能 够将梦想与构思化为事实的人。泰伯在第一场音乐会中已经告诉我,他有能力实现 他脑里构筑的蓝图。那晚不仅促成我们之间的事业关系,友谊也跟着衍生。泰伯为 我带来很多美妙、不可思议的经验,我对自己在斯卡拉歌剧院演出《阿伊达》时所 做的决定,也感到无比的欣慰。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