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三位男高音:罗马与洛杉矶 普拉西多·多明戈(Placido DOmingo )、何塞·卡雷拉斯(JoseCarreras) 和我,于1990 年在罗马的卡拉卡拉露天剧场首次举行三位男高音演唱会时,我们 从未想到结果会如此受欢迎。演唱会期间正值世界杯足球赛在罗马举行,音乐会的 用意也在于庆祝世界杯足球赛。对我们三个人来说,世界杯的重要性似乎还超过我 们的音乐会。我们到罗马的目的,是要昭告世人我们对这项美妙运动的热爱。 卡雷拉斯是最早想到齐集三人合办音乐会的人,多明戈与我对这个构想都颇有 兴趣,只是一直找不出适当的时间与场合。然后,卡雷拉斯患上白血病,但又奇迹 般地复原,三个人合开音乐会似乎是庆祝他康复的绝佳方式。 多明戈与我都很喜欢这位英俊的歌手,想到他曾在死亡边缘挣扎是很恐怖的事。 有人说我对疾病与死亡似乎有超乎寻常的恐惧,或许他们说得役错,但卡雷拉斯如 此年轻,如此有才华,却因为疾病而面对死亡的考验,光是想象都令人害怕。所以, 他能战胜疾病,重新恢复健康,绝对值得庆祝。 还有一个原因使我从一开始就认同三位男高音合开演唱会的构想。媒体经常报 导我和多明戈之间不和睦的消息,这并非事实,我们的交情很好。不论我们以往有 过什么紧张,但那早就被抛在脑后,以后就一直关系良好。我认为媒体应该忘记这 些事。我们两人与卡雷拉斯合开一场友好、快乐的演唱会,便是证实彼此之间友谊 的最好方法。 在罗马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举办音乐会的构想,是由两个意大利人提出的。马利 欧·德拉第(Mario Dradi )是很有才华的经纪人,节目制作人费迪南多·平托 (Ferdinando Pinto)则与罗马歌剧院以及巴里(Bari)的培特鲁柴利(Petruzzelli) 歌剧院都有良好的关系。由于我们三人的演唱行程都排到很久以后,这场音乐会可 说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筹办妥当。起先,所有人都告诉制作人,要集合我们三个人在 一起,而且必须三人在世界杯期间都有空,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他们还是努 力推动,而且如愿达成目标。 我和多明戈都愿意从世界任何角落飞来为卡雷拉斯尽一分心力,而且,我们三 人都是最狂热的足球迷,这也让我们更乐意在球赛期间前来罗马,西班牙籍的多明 戈甚至疯狂到不愿在西班牙队可能出赛的日期安排演唱活动。 我们很幸运祖宾·梅塔愿意担任演唱会的指挥。虽然这样的快乐场合本身就能 带来兴高采烈的工作兴致,但有祖宾这样才华横溢的指挥坐镇,更能确保演出的水 准。为了争取好的开始,我们1989 年12 月就群集罗马,进行第一次排演。 和其他男高音一起演唱,对我们都是一种新的体验。虽然我了解,也佩服多明 戈与卡雷拉斯,却从未在歌剧或甚至庆典音乐会上和他们共事。这场音乐会有很多 让我们意见分歧的机会,几乎从第一天起,就有无休止的事情需要解决,但我们仍 相处甚欢。首先,我们必须决定每个人唱的咏叹调。因为可能会有两个人想唱同一 首咏叹调,所以这是个相当麻烦的问题。所幸,我们很容易就加以解决。 比较棘手的是三人一起唱的什锦歌。我们既然同台演唱,如果不一起演唱总是 说不过去,但要唱什么呢?并没有专为三位男高音一起演唱而写的音乐,因为作曲 家从来不敢这么乐观。所以,我们必须特别委托专人编写一首什锦歌。多明戈希望 由他的编曲者担任这项工作,我和卡雷拉斯都不反对。 不过,我对他的若干编曲并不那么热烈赞同,因为我们只有几次简短排演的机 会,他的编曲有点太过复杂。我们在这方面各有些不同的意见,但问题仍然能够解 决,每个人也都很快乐。 不过,也许不是真正快乐。我们对预定春末举行的音乐会感到非常紧张,什锦 歌尤其带来额外的焦虑。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排演,但我们的演唱行程已经完全卡 死,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 我们春末来到罗马准备出席演唱会时,只剩两天的时间可供排演。第一次排演 与抵达罗马出席演唱会的几月之间,我们都各自忙着其他事情。 最后临阵磨枪的排演阶段中,我们都了解大家的准备太不充分,但我们疯狂地 工作。音乐会的消息这时已经传开,电视台也订出国际转播的计划,这不再只是庆 祝卡雷拉斯恢复健康与世界杯的轻松音乐会,而是众人瞩目的音乐盛事。 我们共同感受到的紧张气氛,也促使我们更加团结。每个人都极端努力,希望 能够达到我们在严苛的古典音乐世界所追求的成功水准。我们的努力不是外人所能 体会,我们很清楚,再不卖力,这场宣传愈做愈大的音乐会,将尽数暴露出草率、 排演不足的缺点。 我们同时还得应付一些疯狂的点子。音乐会举行之前,有位制作人居然打算像 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邀请一个评审团为我们唱的每一首歇打分数,他以为这会使 音乐会变得更有趣。谢天谢地,这个点子并没有实现。我完全赞同竞争,事实上, 我认为健康的竞争气氛,是我们前后的演唱会都能够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三个人 之间的竞争,促使我们发挥最佳的实力,而获益的当然是观众本身。然而,为我们 打分数只会使得这场盛会的乐趣荡然无存。 演出当晚的盛况几乎无法以言语来形容,卡拉加拉澡堂在特地为电视摄影机打 出的灯光照耀下,显得格外美丽,许多阳光下可能错失的建筑细节都一一浮现。在 场的观众有很多是前来罗马观赏世界杯球赛的贵宾,西班牙国王与王后也在其中。 当晚的天气温和怡人,罗马的空气也凉爽、舒适。 我们每人唱过第一首咏叹调后,我就知道大势已经底定。当卡雷拉斯在一首咏 叹调唱到一半,对着一架凌空飞过的喷气机报以飞吻时,我更知道音乐会将在轻松 有趣的气氛中度过。不过,我虽然感受到观众的情绪正不断升高,但节目进行到最 后的什锦歌之前,我仍然无法预料音乐会到底会有多轰动。 什锦歌由很多国家的轻音乐组成,用意在强调世界杯的国际色彩。其中有很多 是我们不曾唱过的熟悉音乐,如《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与《西区故事》 (West Slile Story)里的一些歌曲。什锦歌长约20 分钟,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必 须和谐地一起唱出。音乐并没有原先想象那么难,我们很快乐地以团队形式唱出这 些普受喜爱的歌曲,并把喜悦传达给听众。 我们在什锦歌的结尾,中规中矩地一起唱出《噢,我的太阳》(O SoleMio )。 到了返场曲部分,我们又唱了第二次,这回在祖宾的许可下,我们像小丑般地开玩 笑。我率先把结尾“O soloe ”两字的音符拉得很长,紧接着多明戈与卡雷拉斯也 不甘示弱,跟进仿效,不让我独自卖弄风骚。 演唱会结束时,观众变得有些疯狂,纷纷站到椅子上喊叫,据说连西班牙国王 与王后也不例外。卡拉卡拉演唱会是我们三个人生命中的大事,我甚至要大言不惭 地说,多数在场的观众可能也会觉得是难忘的经验。很多观赏这场音乐会电视转播 的人,都是卡雷拉斯康复后初次看到他露面。他的演唱证明他已完全恢复健康,是 和过去同样优秀的艺术家。事实上,我们都处在顶尖的状态,演唱时表现出来的精 力与兴奋,更是艺术家之间卖力竞演时才会呈现的可贵精神。我们歌颂音乐,称扬 彼此,也赞美人生。 由于我们是为卡雷拉斯的基金会举行这场音乐会,我们都很乐意接受并不丰厚 的报酬。而且,这份报酬是固定费用,不包含任何唱片或录影带销售的版税与影片 重播的报酬。我们都没、有预料音乐会如此成功,更没有想到出唱片或录影带。我 们只把整件事看成一场有很多演出者参与的盛会,或是专门向某位故世同僚致敬的 音乐会。这类场合对现场出席的观众来说非常美妙,但对外在世界却罕有任何影响。 低估卡拉卡拉音乐会商业潜力的不只是我们三人,但至少我们在音乐会结束后 就已改变看法,倒是我所属的Decca/Lon-don 唱片公司起初仍不太愿意发行录音, 还是我和其他人说服他们才去做。这张唱片现在已经卖出一千万张以上,而且还继 续畅销,是古典音乐录音史上最畅销的唱片,也是所有种类音乐当中销售最多的唱 片之一。有人告诉我,历来只有12 张专辑曾经卖到这样辉煌的成绩。很显然,我 们同意接受固定费用似乎不是明智之举。 卡拉卡拉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实在太过成功,我们很快就接到许多邀约,希望 我们再办一次。似乎世界上的每个城市都希望有自己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只要我 们愿意,我们大概可以每个月在不同城市举行6 到8 次的这类演唱会,而且够我们 连续忙个好几年。例如,日本人便提出一个不可思议的价码,邀请我们到东京的皇 宫花园举办类似的演唱会。不过,我们拒绝了所有的邀约。我们知道这不是可以经 常举行的音乐盛会,而且,我们必须各自忙自己的独唱活动。 卡拉卡拉音乐会三年后的1993 年,泰伯·鲁达斯催促我们为洛杉矶的世界杯 足球赛再举办一场三位男高音演唱会。泰伯秉持他一贯的作风,开出极端优厚的报 酬价码给我们,不但费用是卡拉加拉演唱会的10 倍,而且外加录音带与录影带的 版税。卡雷拉斯与多明戈都欣然同意,但我仍然持反对意见。 我最大的疑虑是我们绝不可能像第一次演唱会那么成功。而且,庆祝卡雷拉斯 康复的兴奋心情与初次合作的紧张气氛所激发的自然旺盛活力,也几乎不可能重现。 如今再举行这类演唱会,人们一定认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出于商业立场的考虑。但 这并非事实,我们对卡雷拉斯的一番美意将因此遭到削弱与破坏。 我们三人当中,卡雷拉斯对再开一场三位男高音演唱会的意愿最高。因为他成 立了一个白血病研究基金会,自己的医疗费用也很庞大。我想到这点后,开始为自 己的顽固与不合作感到不安,所以便同意再合作开一场演唱会。 演唱日期是1994 年7 月16 日,世界杯在洛杉矶举行决赛的前夕,音乐会的 名称就叫作“安可”(Encore)!这场音乐会盘据了我一整年的心思。从一开始, 这次演唱会的基调就完全不同。第一次演唱会是在庆祝与欢乐的情境中进行,但筹 划第二次演唱会时,我们都带了律师前往。我们登上卡拉加拉的舞台时,气氛相当 轻松与悠闲,但这回的演唱会却号称是本世纪的音乐盛会。任何人的演唱行程中若 有所谓的“世纪音乐盛会”,要想把心思放在其他事情上,便不是那么容易。 为了让我们放心一些,我们预先在蒙地卡罗安排一场慈善音乐会,观众不多, 而且没有电视转播,可说是后来演唱会的彩排。这场暖身音乐会进行得很顺利,让 三人对即将来临的洛杉矶音乐会稍稍宽心。不过,若以规模和野心来看,两场音乐 会实在没有太大的关连。 泰伯凡事都讲求大,这回更是到了忘我的地步。他将道奇棒球场包下一整个星 期,因为他打算在外野的远处搭建一套精巧的布景。如此一来,球场上最便宜的露 天看台座位,将被舞台盖住,球场本身则满是最昂贵的座位席。 泰伯委托电影《侏罗纪公园》的搭景人员负责设计布景,主题是热带丛林,舞 台两边并各有一个四层楼高的瀑布,30 只在匈牙利建造的白色圆柱,将舞台与丛 林区隔出来。舞台升离球场地面约10 尺,但必须足以承载30 只圆柱、好几卡车 的树木与植物、洛杉矶爱乐管弦乐团、一整个合唱团,以及我们三位男高音。 由于部分座位离舞台很远,泰伯又建造一个几乎有瀑布那么大的电视墙,让坐 在离舞台最远座位的人也能看清我们的一举一动。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在一个星期 内完成,泰伯于是雇用了六百人的工作小组日夜赶工。我在音乐会之前四天抵达洛 杉矶时,整个舞台与背景的搭建工作已大致就绪。我们有点担忧那两个巨型瀑布, 水花飞溅的声音对多数人来说可能相当悦耳,但对试着想唱出极弱(Pianissimo) 效果的男高音却会带来干扰。所以,泰伯同意在音乐进行时关掉瀑布。 我们开始和祖宾一起排演时,已经能够使用新的舞台。我在阳光闪耀的加州早 晨和两位同僚进行排演,可以望见身穿百慕达短裤的泰伯孤单地站在空旷的球场上, 看起来非常渺小。我无法想象600 位工人忙着在浩大的工程上进行最后修饰时,他 如何还能保持冷静。三位男高音与管弦乐团专心排练他们的节目,他则使用无线电 话操控场面,神情泰然自若。我还听说他已安排让原本要降落在洛杉矶机场的飞机 绕道,避免在音乐会当中飞近道奇球场。他实在是个不可思议的人。 演唱会之前的最后几天,在我记忆中已相当模糊。 我住在好友杰瑞·培伦奇欧(Jerry Perenchio )位于贝雷尔(BeI Air )的 豪宅。我们相识多年,不久前我还在杰瑞儿子的婚礼上唱歌。我的家人与许多朋友 都从意大利飞来,我不参加排演或想轻松一下时,就在杰瑞的游泳池畔和他们相聚。 我当时刚从欧洲飞来洛杉矶,仍然有时差上的困扰。我无法正常睡眠,这更加添我 的忧虑。基本上我的情况还不错,声音也处于良好的状态。可是,我每天不断听到 别人说这场音乐会是一次历史性盛会,心情根本无法轻松下来。 音乐会将实况转播到空前广大的观众面前,泰伯估计实际观赏的人将在十亿到 二十亿人之间。实况转播的地区涵盖全球,每一个时区都有人在听我们演唱,实在 是匪夷所思。全球实况或录影转播音乐会的国家共有一百零七个,泰伯说世界上只 有一百二十个国家,我深知以他的性格来说,他心里挂念的一定是那十三个未转播 音乐会盛况的国家。 到了紧锣密鼓的最后阶段时,我有位同僚要求更换某首咏叹调,但因为排演时 间有限,节目单又已经印妥,这项要求制造了不少的困扰。但即使在这样的混乱局 面当中,祖宾仍然能够做必要的调适,实际演出还是平安无事地度过。 我们也听说所有名人都将出席这场演唱会。泰伯卖出一批前排座位的贵宾券, 每张代价是一千五百美元,但可以在音乐会结束后,和我们以及在场的好菜坞名人 共进晚餐。 泰伯的这项构想源于为我筹办声乐比赛的珍·尼米斯(Jane Nemeth ),她曾 经为费城歌剧院举办了一次类似的筹款晚宴。泰伯在球场外的后台区搭建了二个巨 大的帐篷,安排了一场可容纳五百人的高雅餐会。也就是说,购买音乐会与晚宴入 场券的观众,音乐会结束后不必再开车到别的地方找东西吃。他们只需走到后台, 找到他们的餐桌,便可坐下用餐。事实证明这是一项绝佳的构想,因为我听说在音 乐会开始之前三个小时,道奇球场停车区上寻找车位的车阵已经回堵到两英里外。 我在杰瑞家里设法放松心情休息时,听到妮可蕾达在电话上对别人说: “没错,卢奇亚诺很为演唱会紧张,不过他同样也为世界杯焦虑不安。”她的 说法没错。我非常兴奋,因为意大利将在最后决战与巴西队决一雌雄。巴西一向都 是世界最佳的球队之一,对所有意大利人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战。不过,我也 必须承认,随着演唱会的日子不断逼近,我也变得极端紧张。 知道全世界有一半人在观赏你的实况演唱会,那种感觉实在是笔墨难以形容。 现代的通讯技术让表演者能够迅速接触到广大的群众,艺术家不再需要长期经营表 演生涯,只要很短时间就能够建立他们的事业。例如,才华横溢的西西莉亚·巴尔 托莉(Cecma Bartoli )建立知名度所花的时间,便比我当初少得多。但从另一个 角度来看,现今的事业也可能迅速毁于一旦。因为卫星与现代技术同样能够将拙劣 的演出立即传送到全球观众面前。 人们在家观赏电视时,只看到三个家伙在台上唱歌,但这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呢? 人们很难想像坐在电视机前观赏实况的观众有几亿人,任何微小的错误都将留下永 久的纪录。其中,有千百万人可能是你多年的拥护者,有千百万人可能不怎么喜欢 你,有千百万人知道你的名气但从来不曾听过你演唱,另有千百万人则根本没听说 过你的名字。所有这些人都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等着对你品头论足,期待着感动、 失望,或是看着你被撕裂…… 不过,我同意再次举行三位男高音演唱会时,已知道会有这样的焦虑。 往好的方面看,我们仍然坚守第一次演唱会的方式,最大的差异在于什锦歌有 两首,分别在上下半场的结尾出现。我很高兴这次的什锦歌不像卡拉加拉那么复杂, 我们仍然一起唱,但没有那么多地方需要和声演唱。 另一个好处是有过第一次的经验后,三个人同台演唱不再是那么陌生。 而且,卡雷拉斯现在对多明戈和我比较了解,和我们一起也比较自在。我们春 天时先在蒙地卡罗共同举行演唱会的目的,也是基于这项考虑。 为了让我们在道奇球场上有各自的地方可以休息与准备,泰伯为我们三人与他 自己各提供一部大拖车,里面的设备就像完整的房子一样。拖车围成一个圆形,中 间是一个铺着人工草皮的大庭院。拖车离舞台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又给每个人一 部高尔夫球车,方便来回行驶。 最后启程去道奇球场之前,我们就已接获警告,通往球场的路上可能会有交通 堵塞,所以我们都提前三个小时到达,并留在拖车内尽可能保持心情轻松。大家路 过化妆室时,都会向我报告外面的情况。人们告诉我,法兰克·辛纳屈夫妇几乎提 前一个小时抵达,很早就坐在座位上等候。贵宾席上的来宾还有金凯利(Gene Kel1y)、 鲍伯霍伯与葛雷哥菜毕克。美国前任总统布什与他的夫人芭芭拉,以及亨利·基辛 格也都在座。前来化妆室的访客并且告诉我,他们也看到阿诺德。施瓦辛格、汤姆 克鲁斯与琥碧戈柏。 伊托克·帕尔曼(ItzhakPerlman )当时为PBS 的广播担任讲解,所以也来和 我打招呼。在音乐会之前的兴奋状态下,全世界的新闻记者似乎都想访问我们,而 我30 年来结识的所有朋友也都想来向我致意。虽然身旁有这许许多多的事情进行 着,我坐在那里只想着一件事:音乐会是否会顺利?我是否会唱得好? 上场的时间快来临时,我淋了浴,然后穿上燕尾服,打上白领结。这时候,来 了一通让气氛变得更加紧张的电话。我有两位意大利朋友帕诺恰(Panocia )和他 太太已经来到查票口,但发现他们把入场券遗忘在旅馆里。 他们的旅馆位于比佛利山,和道奇球场刚好在洛杉矶的两个不同方向。他不可 能回去拿票,即使有人从旅馆送过来,也不可能及时赶到。这实在令人受不了。 以我们的临时电话系统,想要找对人放我的朋友进场并不容易。而且,我们还 必须弄清楚他们的座位在哪里。当时的情况可说是一团乱,出现在这个节骨眼尤其 令人手足无措。我的好朋友专程从摩德纳飞来听这场音乐会,我帮他们安排一切, 包括弄到很好的座位,而帕诺恰竟然给我出了这个状况,把门票留在旅馆里!妮可 蕾达不断打电话想办法,最后问题还是解决了。帕诺怡可能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但 我还是真想把他宰掉。 几分钟后,妮可蕾达有事回到后台,她告诉我乐团团员正在专卖摊位前,排队 购买泰伯提供销售的纪念品。纪念品的项目包括T 恤、咖啡杯甚至椅垫,所有东西 都印着音乐会名称“安可”、我们的名字、地点与时间。妮可蕾达觉得很惊讶,洛 杉矶爱乐的团员竟然提着乐器排队买当晚的纪念品,这实在是很大的恭维。 由于音乐会将透过电视现场转播,必须准时开始。登场的时刻终于来临,祖宾 调整一下白色领结,他往外探看满坑满谷的观众,然后回头对我们说: “今晚这里有极佳的室内乐气氛。”我上台唱第一首咏叹调时,那种感觉实在 难以形容。由于有电视转播,我们等于是为全世界歌唱,而眼前道奇球场的这一大 片观众,似乎就是全世界的缩影。隔天的报纸说当晚在座的观众有五万六千人,但 我的感觉似乎远不止此数。 这场音乐会事先的宣传与形成的压力实在太过庞大,以致于其他两位同僚演唱 时,我也像自己演唱时那么紧张。但我们各自唱完一首咏叹调后,我就知道大家都 处于极佳的状态,音乐会将圆满成功。不过,单是唱得好并不足以保证音乐会的成 功,特别是这种不寻常的盛会。不论压力如何沉重,你都得表现出怡然自得的模样。 音乐会真正开演之前,人们很难判断一切是否会进行顺利,气氛是否会合宜。 但节目开始一小段后,我已感觉到真正的气氛已经酝酿出来。节目推进到上半场结 尾的什锦歌时,我已完全放松心情,自己也开始尽情享受。 第一首什锦歌是对好莱坞致敬,其中的歌曲包括《月亮河》( MoonRiver)在 内。唱这首歌是为了纪念我刚去世的朋友亨利·曼西尼(HenryMancini)。我几个 月前才飞来好莱坞,参加一场向他致敬的音乐会。曼西尼一生成就非凡,为电影写 过许多美妙的音乐。当时他的情况看起来已经不是很好,我很高兴好莱坞在他生前 就向他表达深切的敬意。 我们也向金凯利致敬,唱出从他最伟大电影中选出的插曲《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 ),另外还有法兰克·辛纳屈的《夺标》(My Way)。 每首歌曲之后,我们都以手势向我们致敬的在座明星致意,两人都起立鞠躬答 礼。站在那壮观的舞台上向自己年轻时代的英雄致敬,是何等令人感动的时刻。但 我不能想得太多,我们还有很多歌要唱。 音乐会结束后,很多人告诉我,他们看到我在舞台上嚼东西,问我到底在嚼什 么。他们说我看来像是在嚼口香糖,可是他们无法相信我会在全球转播的节目上这 么做。他们的想法没错,我即使在家也不会一个人嚼口香糖。 我很遗憾咀嚼的动作竟然如此明显,但愿不曾妨害别人聆赏音乐。我实际上是 在嚼一小片自认对嗓子有益的苹果。我试过各种东西,希望在音乐会当中保持喉咙 健康,包括柠檬、橘子、喉锭以及不曾或缺的矿泉水,当时我认为最有效的东西是 苹果。我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事实上,我认为根本毫无效果,以后也不会再尝试。 音乐会的下半场和上半场同样顺利,我们三个人当晚的心境可能比第一次演唱 会更加轻松、愉悦。庞大的压力起初当然令我们紧张,但登场开始演唱后,音乐会 的气氛却是再美妙不过。卡雷拉斯事后向《时代》杂志的记者解释音乐会成功的原 因时说:“听众喜爱自然发生的事情,我们三个都是喜欢即兴应变的拉丁人。”我 想他说的没错,而且演唱本身也相当不错。 所有安可曲都结束后,我坐上高尔夫球车,从舞台驶向拖车。我驾车经过时, 舞台人员与乐团音乐家都鼓掌或拍拍我的肩膀。进到拖车区时,庭院的灯光不是很 亮,但我可以看到赫伯特挥手要我停车。他和一位微驼、戴着方格软呢帽的老人一 起。我把车子停在赫伯特身旁。他试图把我介绍给这位老人,但四周围着很多鼓掌 道贺的人,我只听到他说“霍伯”,没有听到“鲍伯”。虽然当时的灯光昏暗,他 又戴着帽子,我还是认出他那张不可思议的脸。 我跳下车,紧紧地握住鲍伯霍伯的双手说:“谢谢,霍伯先生,感谢你带给我 们的喜悦。”有时候,我也会做正确的事。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如今大都已经模糊,我只记得很高兴一切总算顺利落幕。 很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没有犯任何重大错误。我有几次在歌词上出错,但以我的发 音来说,大概也不是太明显。 音乐会之后的晚宴上,我邀请来自意大利的朋友坐在我这一桌。我原谅忘了带 入场券的帕诺恰,我们共同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很多陌生人、老朋友以及电影或 电视上熟悉的面孔,都过来向我道贺。我很想亲吻所有人,那种一切顺利结束的如 释重负感,是别人所难想象的。 隔天,卡雷拉斯、多明戈与我一起观赏世界杯决赛。球赛十分刺激,但意大利 因为一个罚球败北后,我当然难过的不得了,那种场面实在令人心酸。 我尽量很有风度地面对败战的事实。我告诉妮可蕾达说:“让巴西赢球也好, 我们意大利人已经拥有太多美好的东西,而巴西人却可能为任何芝麻小事自杀。” 我自认对这件事相当理智,没有让自己太过沮丧。但几个月后,我在纽约告诉朋友, 我如何达观地接受意大利输球的事实,妮可蕾达却再也按捺不住。他说:“卢奇亚 诺,你或许不是太难过,但直到我们搭上飞机离开洛杉矶的八个小时当中,你却不 曾开口和别人说过一句话。”也许我是有些难过,但我克服这项失望的速度,至少 比我从洛杉矶演唱会复原来得快一点。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一直不能很快回复正常。 我经常带着同样的焦虑醒来,对下一个步骤、下一个位置与下一首歌忧心忡忡。 我从洛杉矶飞往每年度假的佩萨罗海滩别墅。但即使好几天无所事事地闲晃, 整天坐在阳台上望着海,躺在吊床上,或是与家人共同进餐,洛杉矶演唱会之前将 近一年的焦虑,却依旧挥之不去。这种感觉持续大约两周,才慢慢地消失。 从每个角度来看,这场音乐会都是一大成功。即使是看不惯这类铺张音乐会的 乐评家,也对我们赞扬有加。很多报纸都报导我们从这晚的演唱得到巨额的报酬, 这点当然也是事实。但如果有人觉得一晚的工作拿这么多钱似乎太过分,我必须引 述毕加索的话作为答复。曾经有人批评毕加索对某张画的索价过高,因为那张素描 仅需三分钟就可以完成。他答复说:“对不起,不是三分钟,是三十年又三分钟。” 人们常常问,我们是否会再举行另一场三位男高音演唱会,我全心表示赞同。我曾 经担忧我们无法再创卡拉加拉的情境与气氛,但洛杉矶演唱会已证明我顾虑太多。 如果有20 亿人乐意看我们一起演唱,而我们三个人也享受一起表演的乐趣,那又 有何不可呢?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