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费城声乐比赛 七十年代末期,我在歌剧演唱方面的成绩已经远超过原先的想象。我唱遍世界 各大歌剧院,也唱过很多我想尝试的角色,虽然不是全部,但我还有时间可以等待。 我己举行过许多电视演唱会,在歌剧圈之外也有相当的知名度,唱片似乎也卖 得很好。我告诉自己,我的确已做出一番成绩,但我应该如何面对这些成绩呢?我 心中开始有这样的疑问。只要我的声音还在,我便能继续在世界各地演唱歌剧、灌 录唱片与开演唱会。我乐意做这些事,因为我真的喜欢。 可是,我也想做更多的事,特别是帮年轻歌手一点忙。 我常想办一项声乐比赛,因为我从未忘记1961 年在雷吉欧艾密利亚赢得比赛 对我而言有多重要,我的生命因为这次获胜而完全改观。比赛之前,我只是一位梦 想着发展演唱事业的年轻歌手,而同样在目标门外徘徊的人何止成千上万。 我想办声乐比赛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一向喜欢和年轻歌手一起工作。即使是现 在,不论多忙碌,我总会拨出时间,聆听别人送来征询意见的年轻歌手唱歌。如果 有时间,我还会给他们一些指导。在佩萨罗度夏的时候,和我有直接业务往来的人 会来我家开会。我有时会中断会议,去聆听带着乐谱来找我的年轻歌手试唱,这点 常令他们很生气。只要环境许可,我随时都想这么做。不过,如果能举办筹划得当 的声乐比赛,我便能更有组织、有系统地帮助他们。 1980 年元月,有一天费城歌剧公司的人来纽约看我,要求我为他们的剧团唱 一部歌剧。我说我很愿意再次到费城演唱,但我有个更好的构想。我建议我们举办 一次声乐比赛,由我和优胜者同台演出。我们可以邀请世界各地的年轻歌手参赛, 在我和其他评审面前竞争。优胜者产生后,我再和他们一起演出歌剧。所有事务都 由费城歌剧团负责筹划。 费城歌剧团的人对我的构想大感惊讶,他们根本没有料到我会有这样的提议。 但我们讨论一阵子后,他们就表示同意。我一向喜欢费城,这个城市虽然靠近纽约, 但风格大不相同,其间的差异就如摩德纳与米兰之间一样明显。我熟识费城歌剧团 的人,和他们的关系十分良好。 费城的歌剧厅叫作音乐学会(Academy of Music),有适合歌手的绝佳音响效 果,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刚出道的年轻歌手只想在试唱时力求最佳表现,他们的烦 恼已经够多,没有必要让他们再为不佳的音响效果伤神。而且费城有庞大的歌剧观 众,也有国际机场。费城歌剧团的人同意我的建议时,我起初非常快乐,后来才想 到我究竟给自己招揽了什么麻烦。 和费城歌剧团总经理玛格丽特·艾维瑞特(MargaretEveritt )一起工作的珍· 葛蕾·尼米斯(Jane Grey Nemeth)是位出色的女性,她被指派担任声乐比赛的负 责人。珍十分喜爱歌唱家,精力充沛,而且精明能干。不过,我很有自知之明,我 知道我不会把所有事都交给她去做。从第一天起,我就积极参与比赛的所有事务, 而且从未改变。虽然珍和我在许多事情上的观点一致,我想我还是常常快把她逼疯 了。 我做事不喜欢半途而废。对我来说,成立比赛后就把事情丢给别人执行,等于 事情只做了一半。这种态度多少让我变成一个控制狂,我有时也因此受到责怪。但 我很在乎自己做的一切事情,尤其重视歌唱,以及立志在这个圈子打拚的有才华年 轻人。我不能因为有精明能干的工作人员,而放手不加闻问。 我对比赛规则、参赛资格、比赛者如何申请应试,以及如何要求他们,都有许 多意见。而且,我也介入最微末的细节规划,连比赛标志的设计与申请表格的颜色 也不放过。我也要求亲自核准海报的形式,过目新闻稿的内容。 如果我就住在费城,这并不困难,问题是这些细节需要处理时,我可能在日本 或马德里。所以,在费城的珍很难让我凡事参与,不过她还是尽最大努力,让我能 够遥控介人所有事务。 我说服老朋友安东尼奥·托尼尼参与我们的声乐比赛,以借重他在声乐与歌剧 领域的广博知识。他曾经担任我的声乐指导多年,我非常尊重他在歌唱方面的意见。 我很高兴他同意和我们一起工作,他将协助评判参赛者,并在我不方便外出旅行的 时候,代替我到世界各地鉴定歌手的声音。 1980 年4 月19 日,所有参与筹备事务的人齐聚费城的巴克莱饭店,我们在 那里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举行声乐比赛。我们说明了比赛的主旨,并向记者强调我 们需要大力宣传,尽可能让更多的歌手知道这项比赛。试听会不只在费城举行,而 且要到世界各地广为举办。 我们也告诉大家,要尽最大力量发掘有潜力的歌手。我们组成顾问委员会,成 员包括住在不同国家的杰出音乐家,请求他们推荐年轻歌手参赛。我们也发函给音 乐学校与小型的歌剧公司,尽一切力量让全世界有志于歌唱生涯的人都知道这项比 赛。 这项宣布颇引起媒体注意,有些新闻记者把焦点投注在我身上,问我积极参与 筹办比赛的事务,是否意味着我即将退出歌剧圈。我向他们保证绝非如此,但他们 似乎很惊讶一位仍然忙碌于演唱生涯的歌唱家,竟然愿意经手如此耗费时间的计划。 我是不是能从中获得很多钱呢?当我告诉他们我一毛钱也不拿时,他们似乎更惊讶。 也许这才是媒体大加报导的原因,愿意免费工作的男高音想必有些新闻价值。 不论如何,媒体的报导帮我们散布消息,我们的业务很有进展。珍也推动大家 写信给世界各地的指挥与歌手,让他们知道有这项比赛,并请他们推荐歌手参与试 唱。记者会举行后不久,我必须和大都会歌剧院的剧团在美国巡回演出,珍于是安 排我在德州、旧金山与波士顿试听歌手演唱。她同时也开始在欧洲举办试唱会。 过不了多久,音乐圈的朋友就陆续和我接触,推荐合适的人选。例如,旧金山 歌剧院的监督库特·阿德勒(Kurt Alder)向我们推荐一位冰岛的年轻男高音。所 以,我回欧洲度夏时,还特别安排在冰岛停留,没想到这位年轻的男高音为了方便 唱给我听,反而先跑到欧陆去。 那年夏天,我在伦敦、巴黎与意大利许多城市听年轻歌手试唱。珍也来到欧洲, 和声乐经纪人洽谈。不过,争取这些人的合作,要比争取其他音乐专业人士帮忙困 难得多。每个经纪人手中都有一些他们积极赞助的年轻歌手,但他们担心这些歌手 会被费城声乐比赛“发掘”,并因此丧失提拔他们的功劳。另方面,他们当然也害 怕所属的歌手赢不了比赛。 不过,我们决心要发掘世界各地的最佳年轻歌手,而我们知道,声乐经纪人能 够协助我们找到新的人才。珍很擅长说服经纪人让旗下歌手参与试唱,也有本事在 不起眼的地方发掘歌手。她甚至有办法透过领事馆与音乐学校,找来土耳其与埃及 的歌手。 初期的试唱会上,我听歌手试唱的第一件事,主要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声 音上。此外,我也尽量让他们放松心情。我知道在有影响力的人面前试唱,会带来 非常可怕的沉重压力。虽然从事职业演唱生涯的人,一定得学习克服紧张,但总不 能期待他们一开始就有大将之风。 有些歌手后来告诉我,我在歌剧界的名气让他们感到害怕,所以我尽量让他们 了解我也是血肉之躯,我会体谅所有的歌唱者。即使我不喜欢某位歌手的声音,看 得出他的前途毫无希望,我还是尽可能提供一些建议,免得他们误以为我对他们漠 不关心。 那年秋天,费城歌剧团的玛格丽特·艾维瑞特请求我为声乐比赛举行义演,我 欣然同意。毕竟,我们的声乐比赛占据费城歌剧团不少人力、精力与时间,也耗费 他们很多财力,为他们举行义演筹措资金,至少是我做得到的事。 冬天的时候,珍再次飞往欧洲,走访了慕尼黑、苏黎世、布达佩斯与米兰,不 断找寻更多的歌手。她带着一批海报前往,在年轻歌手可能路过的地点张贴,如剧 院附近、音乐学校以及所有她想得到的合适地方。1981 年2 月,也就是我们初次 宣布举办比赛的将近一年后,我们在摩德纳举行了欧洲地区的准决赛。来自八个国 家的七十位歌手参加了试唱会,担任评审的除了我以外,还有玛格丽特·艾维瑞特、 安东尼奥·托尼尼、泰伯·卡托纳(TiborKatona )、布鲁诺·巴托雷第(Bruno Bartoletti)与阿利哥·波拉,后者是我的第一个声乐教师,目前仍活跃于摩德纳 的音乐圈。 区域试唱会的模式多少有些相似之处。多数歌手都来自同一国家,大家讲的是 同一语言,穿着也差不多。但进到准决赛后,歌手从欧洲各地来到摩德纳,比赛成 为真正的国际性活动。会场上可以听到很多语言,大家的长相也各自不同,有深色 头发的希腊人,也有金发的瑞典人,而衣着风格更是大相径庭。 珍告诉我,摩德纳附近的旅馆可以看到许多年轻的歌手,他们都很高兴能有机 会参与竞争。旅馆主人与摩德纳市民也为这些人的来访感到兴奋,并热烈地表达他 们的欢迎。歌唱是摩德纳的重要传统,摩德纳人想必也以能够在此举办重要的声乐 比赛而感到光荣。 担任钢琴伴奏的是我的好友雷欧尼·马吉耶拉。他是优秀的指挥与出色的伴奏 家,曾经担任许多大声乐家的伴奏。年轻的歌手能有雷欧尼这样的名家担任伴奏, 即使试唱没有结果,这趟摩德纳之旅便不算白跑。 试唱会最后一天,我们在美妙的摩德纳市立歌剧院为三十二位表现最佳的歌手 举行演唱会。演唱会对民众开放,并透过电视转播。我们邀请了大多的歌手参与演 唱,结果音乐会共持续了四个半小时,但没有人觉得太久。观众反应非常热烈,音 乐会结束时,大家起立为这些年轻歌手鼓掌喝采,所有人都非常高兴,尤其是我。 会后,我在离摩德纳不远的一家乡村餐厅请所有参与者共进晚餐。 参加决赛的名单愈来愈长,虽然这意味着机票与其他开支将愈加庞大,但我们 还是很高兴。毕竟,我们的目的是寻找歌手,我们已经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由于所 有的试唱都是在世界各地举行,我们不太清楚最后会有多少歌手到费城参加决赛。 美洲准决赛于1981 年3 月在纽约举行。当时的纽约下着大雪,混乱与焦虑自 然是有增无减,基于很多理由,我对有志歌唱的人总是寄予极大的同情,因为人声 是很纤细的东西。大雪当然只会使情况更加困难,但这些参赛者都非常勇敢,天塌 下来也不一定能阻止他们参赛的意愿。 试唱会在靠近林肯中心的古德曼厅举行。随后的几天里,玛格丽特·艾维瑞特、 托尼尼与我共听了来自美国二十二州与另外七个国家的九十位歌手演唱。担任伴奏 的是曾经在很多独唱会中为我伴奏的好友约翰·伍兹曼(JohnWustman )。和摩德 纳的情况一样,所有参赛者即使未能进入决赛,但能有机会与顶尖的音乐家合作, 便已不虚此行。 我们很希望在南美洲举行试唱会,因为和欧洲与美国比起来,当地很多年轻歌 手展现才华的机会可说少得可怜。假使卡罗素生在南美,恐怕也很难有机会在国际 歌剧界崭露头角。所以,我们便在圣保罗举行试唱会,由托尼尼飞往当地主持。 有趣的是,圣保罗的试唱会竟演变成当地重要的社交盛会。在这些年轻歌手的 最后演唱会中,很多不寻常的观众,如企业界领袖、政治人物与珠光宝气的仕女, 都前往聆赏。即使所有的年轻巴西歌手都未能在费城的决赛中获胜,至少我们已在 当地营造出对歌唱的兴趣。 我觉得这种现象有些好笑,因为争奇斗艳的社交盛会在我生活中从未扮演重要 的角色,我很难想象试唱与准决赛的艰苦工作会和他们发生牵连。但如果圣保罗的 社会精英愿意盛装出席音乐会,并带给年轻歌手一些鼓励,我认为这未尝不是件好 事。圣保罗试唱会共选出六位代表,参加下个月举行的费城决赛。 有关初期的试唱会,我想再加说明:就算歌手未能晋级决赛,试唱会仍有其正 面意义。因为试唱会提供参赛者难得的机会,在当地歌剧专业人员面前演唱。 举例来说,1994 年除夕我飞往奥瑞冈州的波特兰开演唱会时,预定为当地歌 手举行一场试唱会。但因为我停留波特兰的时间有限,我请求波特兰歌剧院的监督 罗伯·贝利(RobertBailev)预先为所有参赛者举行试唱会。罗伯再从这些年轻歌 手中,挑选出几位唱给我听。其他人虽然落选,他们还是获得很好的机会,可以在 当地剧团监督面前试唱。早年的历练告诉我,这种机会来得并不容易。 费城的决赛排在1981 年5 月,离我们向新闻界宣布创立声乐比赛已有一年的 时间。七十七位人选的决赛者从世界各地飞来费城。珍与费城歌剧团的工作人员安 排歌手在比赛期间住在不同的接待家庭里,每位歌手都有一个接待家庭。 现在想起这样的安排,我仍然感到惊讶。七十七个家庭不是小数目,在意大利 己能构成一个村庄。他们居然有办法找到这么多家庭,而且每个都乐意接待完全陌 生的外国人住到自己家中,实在很不可思议。接待家庭经常必须驾车送寄宿歌手到 城市各地,还得照顾他们,并兼做翻译。我想这是费城人,或是美国人的可爱之处。 换成是欧洲人,不论这些青年的歌声有多动人,我猜想他们都不会那么容易接纳陌 生人到家里来。 5 月17 日揭幕那天,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接待会,正式欢迎大家参加。 隔天上午,我们为很多专程到费城采访的记者开了一场记者会。有些媒体记者 还是远从其他国家过来,让我深感惊讶。记者会结束后,我们便展开工作。 第一位上场的歌手,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丽女孩玛丽·珍·约翰逊(MaryJane Johnson )。对我来说,她就是我们希望发掘的典型代表。她有美妙的声音,刚刚 开始发展演唱生涯。她已经结婚,有一个小孩,她很犹疑是否应该继续下去。不过, 她后来告诉我,她的先生说,他不想等到年老后才听她抱怨她牺牲了多美好的生涯, 所以,他催促她出来比赛。当然,这意味着她必须和先生与小孩分离一阵子,如果 获胜的话,甚至还会有更多的别离。 我坐在音乐学会中央的一张桌子旁边,剧场的灯光整个暗下来,以免舞台的歌 手因为看到我而紧张或分心。我的桌上有盏小灯,让我能够记录与评分。我还有一 个麦克风,可以不必太费力气向歌手讲话。但一位女孩事后告诉我,我的声音从幽 暗中传来,要求她唱得轻柔,唱得缓慢,或是带着更深的情感重唱,听起来有些阴 森森,怪恐怖的。她说她觉得自己像是站在大法师之前的女演员朱迪·葛兰(Judy Garland )。我听到很多人谈起灯光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听歌手演唱时,都把灯光 点亮。 我们在一整天的辛苦工作中,大概听了二十五位歌手演唱。我们都同意这些歌 手正是我们希望发掘的类型。出席第一天试唱会的《纽约时报》乐评家约翰·罗克 韦尔(John Rockwell )写道:“竞争者的素质似乎非常高。”这对参赛者与所有 工作人员都是极大的鼓舞。 比赛的工作幕僚很费心地安排赛程,尽量避免让歌手等候太久,但多数人最后 仍然在后台枯坐了好几小时,才轮到他们上场,结果当然使他们更紧张。我们设法 克服这个问题,但我也告诉他们,焦虑等候与紧张是歌唱家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每位歌手站在舞台上面对我时,我总是尽可能多花些时间在他们身上,这无疑 是使赛程拖延的主因。我会要求歌手尝试另一首咏叹调,以另一种方式演唱,如果 他们身体不适,还可以隔天再唱。也因为这个缘故,我看到珍不时在望着钟。 我在意大利听到一位非常出色的男中音,但他到费城比赛时,我可以听出他有 些不对劲。我问他:“你今天是否不舒服?也许你可以休息几天后再回来试,我们 还会在这里。”他很沮丧地说:“不,不,我很好,没有问题。”可是,他的表现 不如在欧洲出色,最后也未入选为优胜者。后来别人告诉我,他那天感冒病得很重, 却不知道是太过骄做或太过害怕而不愿承认。 年轻歌手常觉得眼前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不论如何一定得把握住。这实在相当 愚蠢,我已经给他另一次机会,他却不愿接受。如果他接受我的建议,他的身体可 能会复原,他若以正常的声音演唱,很可能会成为优胜者之一。 然而,评审不是只有我一位,我不能要求别人依照我几个月前记得的声音来投 票。 我们对身体不适或生病的歌手都设法通融,即使只是因为害怕上台而患得患失, 也尽可能体贴对方。有位年轻的男高音便因为紧张过度,轮到他演唱时,竟然跑到 布景储放区躲起来。珍与其他人急疯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男孩有很好的声音,所 以还分头去找他。 他们找到他后,把他拖到一间排演室做发声练习,证明他的状况没有问题。可 是他依然很害怕,坚信自己的声音已经不存在。最后,几乎是别人硬把他推上场的。 他的确唱得非常好,后来并成为优胜者之一。可是,如果不是有那些女士分头把他 找回来,可能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珍处理歌手问题的态度,和我有很大的不同。她非常保护他们,几乎就像是母 亲一样。我也很关心歌手,也了解他们的压力与感受,然而我知道,要在观众面前 演唱,非得意志坚强。在后台或日常生活中扮演歌手的母亲并无不可,可是到了台 上演唱,歌手却是完全地孤独,即使是母亲也帮不上忙。 大型的国际声乐比赛应该是每个人发觉自己能否离开母亲羽翼,成为独立歌者 的适当时机。 每位决赛者登场时,我都尽可能和他们有些私人性质的沟通。我会问些他们个 人的问题,聊些无关紧要的事。有一回,我几乎把一位女孩吓坏。她唱完歌曲后, 我看了一下名册,然后说:“这里的资料说你是位女中音。”她答说:“没错。” 我接着说:“错了。你是个女高音,明天你再回来为我们唱首女高音咏叹调。”我 可能有些自大,口气也有些气势凌人,但我自认了解声乐,有我自己的明确看法, 如果别人犯了重大错误,我不能坐视不闻。 这个女孩就是卡伦·艾斯培理安,她现在已是很活跃的重要女高音。 还有另一位菲律宾来的男高音也被我吓了一大跳。他唱完自选的咏叹调后,我 请他唱一首非常艰难的咏叹调,就是多尼采蒂歌剧《军中女郎》(LaFille du Regiment) 当中的《噢,朋友们》(Ah MesAmis)。1972 年我在大都会歌剧院唱这首咏叹调 时,曾引起广大的注意,因为很少男高音会疯狂到想去尝试这样的曲子。但这位菲 律宾男高音唱得很不错,我也很高兴能够引导别人做出超乎自己想象外的事。 我对参赛者的建议,并不局限于歌唱方面。有位年轻美丽的女高音拥有美妙的 歌声,但她登场时,却步履蹒跚,眼睛瞪着地板,歌唱时身体也未保持挺直。约翰· 伍兹曼认识这位女孩,我事后问他:“她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看起来像袋马铃 薯一样松垮垮的?”约翰说她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仪态不佳而已。我把她拉到一旁, 说她的声音很美妙,但她必须学习站直,把自己的仪表衬托出来。她很快就完全改 变过来,有如脱胎换骨一般,如今她的风范直追卡拉斯,活跃于世界各大歌剧院。 语言的混杂有时也会引起困扰。有一回,我听出某位歌手还能有更大的发挥空 间,我兴奋地从乐团位置向他嚷着“Dai !Dai !”,这是我们在运动比赛时用的 话,意思是“加油!加油!”。但意大利语的dai 和英语的die (死)发音完全相 同,这位年轻人误以为我已经判他出局,很沮丧地准备离开,还好珍知道问题的症 结,赶紧向他解释我的意思。 所有歌手难免都会紧张,但我们尽量让他们感到轻松与自在。我常和他们开玩 笑,叫他们的小名,并尽量找些肯定的话形容他们的歌唱。有两位女高音已经快要 分娩,我忍不住要问她们,先跑出来会是她们的高音还是婴儿。 听歌手演唱是很辛苦的事,必须真正全神贯注,不能有丝毫分心,否则便会错 过重要的地方,因为有些歌手的微小瑕疵,最后会影响他整个演唱。 每个人的声音各有不同,各以无法预料的方式表现出来。我连续一整个星期辛 苦地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但难免也会有沉闷、无聊的时刻。 我了解对歌剧圈以外的人来说,这类古典演唱似乎只是一个很特殊的小圈子, 感兴趣的人非常有限。但如果大家像我一样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聆听不远千里从 世界各地飞来的几百个青年演唱,想法便可能会改变。因为他们牺牲奉献的结果, 到头来可能只是换来失望与尴尬,可是他们仍然愿意冒险一搏。何况,他们还只是 本国众多参与试唱歌手中的优胜者。可见,歌剧与演唱的圈子未必很小,这类音乐 其实已经深入人心,而且还会伴随我们很长的时间。 最后,我们终于进入最后一天的试唱,必须做出决定与选择。我们准备从七十 七位参赛者选出约三十位,参加5 月23 日周六晚间的决选演唱会。然后,再从这 些演唱者中产生我们的优胜名单。演唱会的前一天,我召集所有决赛歌手,宣布参 加演唱会的名单。 宣布名单之前,我对所有人说了一些出自衷心的话。我告诉他们,能够到费城 参赛,每个人都已是优胜者。这次比赛的优胜者未必就能顺利发展演唱事业,而有 些失败者或许反而会有杰出的生涯。因为比赛只提供机会,并不提供担保。 我尽可能委婉地安慰落选者,但我仍然憎厌这项工作。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 无法避免的事,落选的滋味绝不好受,但评审也同样为难。或许正因为如此,很多 知名的艺术家都不喜欢做这样的工作,他们不喜欢让别人难过。 我当然也不喜欢让别人难过,但我更不愿意见到美好的声音遭到埋没。所以, 我宣布了隔夜参加演唱会的廿九位歇手名单。 名单宣布之后,落选的人似乎颇能接受我们的决定,他们向人围者拥抱与道贺。 台上的每个人似乎都带着笑容,但我相信我们已经伤了很多人的心。 这次比赛的节目大部分都对有兴趣的观众免费开放,但我们决定在最后一场演 唱会出售门票。托尼尼与我定出一份以咏叹调为主的曲目,以展示入选者的声音并 取悦观众。音乐会进行得很顺利,歌手的表现让我们对自己的努力成果感到骄傲。 不过,这晚的工作并未到此结束,最艰难的一部分才开始。我们必须从29 位出色 的年轻歌手中,立即选出最后的优胜者。每位歌手出场在观众面前演唱时,托尼尼 与我坐在大厅的后排,桌上点着小灯。我边听边做记录,同时也留意周遭观众的反 应。 最后一位歌手唱完后,我们到后台进行最后一次协商。观众席上的气氛非常紧 张,我上场告诉观众,玛格丽特·艾维瑞特将宣布优胜的歌手名单。 歌手被叫到名字后,便登上舞台。我们从最后的29 位演唱者当中,选出19位 优胜者。 新闻媒体很难接受我们竟然有19 位优胜者。他们期待的是只有一位优胜者, 或是一位优胜男高音、一位女高音、一位女中音与一位男低音。要不然,就是一位 最佳意大利歌手或一位最佳华格纳歌手。可是,这与我们的作法相违背,因为我们 的目的是找出最佳的歌手群。仅仅选出一位,然后遣走其他条件同样优秀的青年, 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也不公平的事。 从77 位参加费城决赛的歌手中选出19 位优胜者,听起来似乎嫌多。但这样 抱怨的新闻记者似乎忘了在一整年的初步试唱会中,我们听过的歌手是500 位,不 是77 位。而且,如果我们拘泥严格的形式,我们可能必须在没有出色男高音但有 5 位优异女高音的状况下,仍然被迫选出一位男高音与一位女高音。我知道比赛有 这么多优胜者是很奇怪,但我仍然相信我们的作法正确。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采取 别种作法,那就大错特错。 经过比赛筹备幕僚、各国支援人员、费城众多义工与接待家庭,以及所有参赛 者等几百位人员一整年的辛劳,我们终于选出19 位有良好机会从事职业演唱的歌 手。而其他58 位落选者,至少也旅行到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城市与职业音乐家合 作,有机会在合格的歌剧声乐评审之前接受评估,并与其他同等级的青年歌手互相 切磋、观摩。 我坚决认为优胜者一定得获得演出机会,否则赢得比赛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所 以,从最早宣布创立比赛开始,我们就表明优胜者将有机会在完整的歌剧制作中演 出,而我将免费饰唱剧中的男高音角色。此外,有几场演出还将在电视上播出。 我对歌剧圈知之甚深。我知道仅仅由帕瓦诺蒂费城声乐比赛优胜者担纲的演出, 不可能吸引太多的注意。歌剧听众都希望听到一些大牌的歌手。我们创设比赛的目 的,是要发掘有才华的歌手,并协助他们奠定事业根基,但在他们打响自己的名气 之前,和我或其他大牌歌手同台演出,无疑可以吸引更多的注意。 那时候离我在雷吉欧艾密利亚赢得阿基雷·培利(AchillePeri )比赛已有整 整25 个年头,那次胜利让我有机会在观众与评审面前演唱,对我的事业发展非常 重要。所以,我也必须让我们的优胜者有相同的机会。想在困难重重的歌剧圈出头, 演出歌剧无疑比赢得比赛重要得多。帮助年轻歌手获得演出机会,让我觉得自己是 在偿还当年别人助我一臂之力的欠债。我一向都希望能还清欠债。 我们足足又等了一年,才能够和优胜歌手合演歌剧。1982 年3 月底,我们全 部重返费城,开始排演《波希米亚人》与《爱之甘醇》,两部歌剧都由吉安·卡洛· 梅诺第(Gian Carlo Menotti)导演,担任指挥的则是杰出的意大利音乐家臭利维 耶罗·德·法布里第斯(Oliviero de Fabrittis )。 法布里第斯当时已年逾八旬,健康情况很差,费城的歌剧是他最后的指挥演出。 我无法形容和年轻歌手一起演出是何等美妙的事。这次经验让我回想起初次在 雷吉欧艾密利亚唱《波希米亚人》的情形。当时,我们都还没没无闻,完全不必考 虑如何保护声誉,只管尽其在我地表现。就如同费城的优胜者一样,我们因为终于 能够上台演唱而快乐、兴奋。排练时,大家的兴致十分高昂,他们所感受的强烈快 乐感染了我,我们之间并建立了美妙的同志爱。 在压力足以令人窒息的国际歌剧圈中,我时常怀念当年的感觉。和刚起步者合 作《波希米亚人》时,我很希望年轻歌手能把我看待成另一位同僚,而不是什么歌 剧明星。在某方面,他们确实如此,但在其他方面,我们之间却总存在着一种无形 的隔阂,让我感到很难过。不过,即使他们不能把我当平常人看待,夹杂在这些前 程似锦的年轻歌手之间,我多少还是重温了25年前在雷吉欧艾密利亚所怀抱的那种 期待与憧憬。 歌剧演出成绩不错,观众的反应很热烈。而且,还出现许多令人兴奋的事。由 于在歌剧圈中,大牌歌手和人门新人同台演出的情况相当罕见,PBS 公司决定电视 转播我们的《波希米亚人》演出。摄影工作由我的朋友柯克·布朗宁担任,他可能 是所有歌剧与古典音乐节目中最有经验,也最有才华的电视导播。布朗宁精心拍摄 的电视歌剧版本并赢得1982/83 年艾美奖的杰出古典电视节目。更令人高兴的是, 这部影片成为PBS 电视网有史以来最多人观赏的歌剧节目。 1983 年12 月7 日,费城市长因为我们赢得艾美奖以及我们对费城的贡献, 颁给我们一个奖。他感谢我们让费城成为国际注意焦点,并提醒人们注意费城丰富 的文化传统。我则利用这个时机,宣布一项连我们都渴盼获悉的消息:我们决定继 续举办第二届声乐比赛。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