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沙滩上的音乐会 朱迪·杜拉克是我在美国交情最久的老朋友之一。1965 年我初次在美国登台, 和琼恩·萨瑟兰在迈阿密歌剧院唱多尼泽蒂的《拉美摩的露西亚》时就认识她。那 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实在难以置信!当时,原来要唱艾加多的男高音在最后一刻 变卦,他们急着找人顶替。萨瑟兰和她的指挥家丈夫理察德·波宁吉(Richard Bonynge) 在伦敦皇家歌剧院听过我的演唱,他们很喜欢,琼恩也很高兴我长得比她高。 但迈阿密方面对我不感兴趣,他们要一位知名的男高音和举世闻名的萨瑟兰唱 对手戏。我当时刚开始在欧洲发迹,迈阿密没有人听过我的名字。琼恩与理察德努 力游说他们给我机会,但直到其他男高音都加以拒绝后,剧院经理才在别无选择的 情况下雇用我。 其间的经过我本来并不知情,一直到比尔·莱特开始为我们合作的第一本书进 行研究时,才了解其中的曲折。我记得当时人在欧洲,接到来自迈阿密的电话,要 我前往演唱。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我并不在意他们为什么找我,有这样的机会 已足够让我高兴半天。 我在迈阿密的初次演唱十分成功,之后也不再有人记得他们本来并不想雇用我。 琼恩·萨瑟兰为人很和气,她没有告诉我他们曾经费了很大心力为我争取工作。不 过,她告诉比尔这段故事,比尔坚持我们应该精确地交待事情的原委。我不会对雇 用我的迈阿密人员忘恩负义,但真正的故事有其重要意义。这段经过说明,默默无 闻的歌手很难获得必要的机会,即使有琼恩·萨瑟兰这样伟大的艺术家说项,我还 是得等到所有知名男高音都无法接手后,才能获得在美国演唱的第一个机会。 当时,我并不在乎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获得工作。这是次难得的经验。 局外人很难想象初次在美国登台,就能在经典歌剧中和跨时代的顶尖女高音唱 对手戏是多令人兴奋的事。所有的事物如热带气候、美丽的城市、高架高速公路以 及古巴与美国人种的混合等等,对我来说都是那么新奇、有趣。 如今回顾起来,当时确实是元知得可笑。例如,有一天参加排演时,我看到合 唱团员开车到停车场,他们开的都是极其昂贵的汽车,如卡迪拉克、林肯、奔驰, 甚至还有一部劳斯莱斯。我在意大利的时候,一直到开始在歌剧中挂头牌,并获得 其他独唱角色后,才买得起汽车,而且买的是最便宜的菲亚特500 汽车,我们称这 型汽车叫“小老鼠”(topolino)。 我告诉别人说:“我从未看过这么多漂亮的汽车,合唱团员在美国的收入这么 高吗?”他们告诉我,合唱团是由志愿者组成,团员很多是律师、医生与商人,合 唱工作根本没有收入。 虽然我会说的英语很有限,但每个人都对我很好,让我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由于迈阿密给我在美国演唱的第一次机会,再加上这段难忘的机缘,我一直对迈阿 密怀有特殊的情感。 我们为《露西亚》的演出卖力工作,我在排演期间和许多剧团成员都维持友善 关系。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朱迪。她在费城的柯蒂斯(curtis)音乐院学过声 乐,当时就在我们的歌剧合唱团演唱。她活泼、热情,很喜欢笑,这都是我喜欢的 特质,所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并维持了三十年的友谊。 我努力建立歌剧演唱事业时,朱迪也建立了经纪人的声誉,她是美国仅有两位 女性歌剧经理当中的一位。她曾经把许多世界顶尖的艺术家带到迈阿密海滩市表演, 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霍罗威茨(Vladimir Horowitz )与雅舍·海菲茨(JaschaHeifetz)。 我在美国逐渐打开知名度,能够吸引足够的听众填满音乐厅之后,也很乐意成为她 主办的系列音乐会中的表演艺术家。多年来,我在迈阿密为朱迪唱过很多场音乐会, 我很高兴看到她一次比一次成功。 1994 年初,我已经有过很多大型演唱会的经验。泰伯与贺伯特向荣迪提及一 个很不寻常的构想,泰怕不仅想在迈阿密海滩市“内”办演唱会,而且要在迈阿密 海滩“上”举行。他计划主办一场类似伦敦海德公园演唱会的盛会,只有前排的座 位收费,座位后面的广大沙滩都是免费。任何人都可以坐下来听,但必须自己带毯 子来。 他也选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演唱会开演时间:周日下午四点。音乐会开演时还是 大白天,大家都可以欣赏到迈阿密海滩沿线的旅馆与海洋美景。随着演唱会进行, 天色逐渐黯淡下来,并呈现完全不同的效果。泰伯的点子可说极有创意。 泰伯和我讨论过这个构想,我非常喜欢,我尤其喜欢很多人可以免费前来聆听 的点子。泰伯估计大约会有十五万人前来观赏,而收费票只占其中百分之五左右。 我并不反对出售入场券,我了解门票收人完全有其必要。因为舞台、灯光、乐 团、合唱团甚至男高音的费用,都必须靠门票收入来负担。但我不喜欢那么多的歌 剧与音乐会演出只供社会名流与富有民众欣赏。除了我的声音外,我并不属于任何 社会名流,我也不认同这样的想法。但实况演出的费用,只有富裕的名流才负担得 起。我知道大都会或伦敦皇家歌剧院必须索取很高的门票价格,这也是我喜欢做电 视节目的原因,因为电视节目可以同样深入富有或贫困的民众阶层。 实况演出的制作成本很高,而且一年比一年昂贵,泰伯的构想似乎是个解决的 办法。他卖票给想坐在舞台附近座位上的观众,并赚到足够的钱支付开销,其他人 则可以任意坐在沙滩上听免费的音乐会。泰伯是个天才。多数人都只知道处理真实 的问题,泰伯却不会受制于情势,他能创造自己的真实情境。 1995 年元月时,我巡回南美各国,在各地的歌剧院与音乐厅举行演唱会,对 迈阿密海滩音乐会的筹备进展所知不多。不过,我偶尔会听到和我们一起旅行的鲁 达斯属下谈及,有时朱迪也会兴奋地打电话来告知一二。 演唱会的地点在第十街的海滩上,大致是在迈阿密南海滩的中段,此地的餐厅 与与路边咖啡馆都是最近几年才出现。此处的海滩十分辽阔,摆9 千张折椅后,两 侧还有足够的空间供免费的观众坐在地上。泰伯与朱迪准备使用洛杉矶三位男高音 演唱会时建造的同一舞台,我问泰伯是否也打算把瀑布一起运来,他说,“迈阿密 用不着瀑布,这里有海洋。”洛杉矶的舞台大到足以装下整个交响乐团、庞大的合 唱团、棕榈树、其他装饰以及三位男高音。唯一的问题是祖宾·梅塔很喜欢这个舞 台,他把舞台借去孟买,供以色列爱乐演出时使用。不过,他用过后还有时间可以 用海运将舞台从印度运回迈阿密。一个音乐会舞台居然能飘洋过海,为各地的庞大 听众服务,是很有意思的事。 有一天朱迪打电话给我,语气听起来相当沮丧。因为佛罗里达政府的环保单位 通知她,准备摆折椅的地方离海龟筑巢的地方太近。海龟竟然会在海滩上生龟宝宝, 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事。朱迪后来通知我,他们已把座椅区往旁挪一些,问题已经 解决。 过了不久,朱迪又打电话说:“卢奇亚诺,你的朋友泰伯真的很照顾你。” “什么意思?”“他的属下今天打电话告诉我你的拖车尺寸,强调起居室必须很大, 浴室也必须很大……真是的,卢奇亚诺!”“我很高兴他这么做,朱迪,”我说, “难道你希望外头有十万人等着我上台演唱时,我却被卡在拖车中动弹不得?”前 往迈阿密之前几周,我的心思完全放在当时正在进行的南美演唱会上。我们从秘鲁 进入智利,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演唱时,佛罗里达的筹备情形陆续传到我的耳里。 我听说他们必须在沙滩上铺设一层夹板,才能摆上九千张折椅。单是木材的费用就 高达五万美元,实在吓人。 朱迪说这不算什么。演唱会之后沙滩上还有场餐会,单是餐会使用的帐篷就得 花费八万美元。费用如此昂贵的原因是他们必须在木质地板底下建造钢铁支架,才 能撑起桌椅与人员的重量。这场餐会将为朱迪的佛罗里达音乐会协会募款,富有的 巴西土地开发商荷西·伊沙克·裴雷斯(Jose isaacPeres ) 已答应支付餐会的 费用,这笔开销至少要二十五万美元。 也就是说,朱迪出售晚宴餐券所获得的收入,将悉数充作举办系列音乐会的经 费。裴雷斯先生当时在海滨区有个取名叫“乡村”(II Villaggio)的公寓开发计 划,他提供这块地作为举行餐会的场所。举办这场音乐会投入的庞大资金,对城市 本身与很多在当地工作的人来说,想必都是件好事。 从迈阿密传来的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市政官员坚持朱迪与泰伯必须雇用救生员, 分布在观众与海洋之间的沙滩上。 “你能相信吗?卢奇亚诺,”她说,“市政官员认为观众听你演唱时,会兴奋 地跳下海淹死。”她当然只是开玩笑,但朱迪为所有发生的新鲜事而兴奋,海滩演 唱会愈接近,她愈兴奋,我也是如此。 市政当局认为靠近演唱会的街道无法容纳所有蜂涌而至的汽车,也没有足够的 地方可供停车。他们在各地停车场设立专用公车服务,除了迈阿密海滩市外,连远 在海湾另一头几里处的迈阿密,也都有专车可搭。民众可以将汽车泊在停车场,改 搭巴士前来会场。南海滩的街道交通全部封锁,好让公车可以顺畅地抵达。 救生员、停车场与交通策略的种种安排,说明很多人对这场演唱会贡献心力。 大家都努力想让这场不寻常的音乐盛会顺利举行。但因为以前没有过类似的经验, 他们必须预判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并想出避免问题的方法。 我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时,接到来迪打来另一通电话。她说:“我收到你的舞台 了,卢奇亚诺。”那天,她去到大船进港的迈阿密码头领舞台。她对海关人员说: “那是我的舞台,给我!”他们在沙滩上把舞台拼组起来后,工程人员预测会有大 麻烦。他们认为乐团与合唱团站上去后,舞台会沉到沙里去。朱迪打电话到加州向 泰伯报告这个危机,认为必须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以防止舞台沉到沙里去。泰伯不同 意她的看法,认为她有些杞人忧天。朱迪想说服他面对问题,两人并发生争执。 朱迪告诉我说,泰伯最后对她高嚷着:“我在道奇球场架设过三位男高音演唱 会的舞台,你还敢在我面前谈舞台的问题?”最有趣的是朱迪打电话告诉我,她刚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试听”流动厕所。 “谁赢了?”我问她。 “优胜者叫作‘群众之友’(Cowd Pleaser)”她说,“每套设备有八个隔间, 而且附有空调设施,非常理想!”但这家公司没有足够的“群众之友”可以供应, 所以她也弄来七十五套其他品牌的设备。朱迪说她现在是户外厕所专家,这是朱丽 亚音乐院不曾教她的学问。 从南半球向北飞之前的最后一星期,由于我不断听到演唱会的筹备进展报告, 感觉上就好像人已经在迈阿密似的。可是,我们所有人都生病了,根本无力顾及其 他。 不过,抵达迈阿密后,所有不愉快都被抛在脑后。我们在美丽的渔夫岛住宿区 一夜好眠后,便都恢复健康,能够重新享受一切。逗留佛罗里达的第一天,我除了 休息以及和雷欧尼·马吉耶拉复习一下演唱会曲目外,并没有太多的活动。但工作 量很快就加重,朱迪安排了一场记者会,我们并为费城声乐比赛举行试听会。 朱迪把试听会安排在离渔夫岛颇远的戴德郡音乐厅。朱迪筹划的新歌剧院建好 以前,这里也充作迈阿密的歌剧院,所以是评断声音优劣的良好场所。 有很多在狭小空间中听起来很美的声音,到了大音乐厅都无法发挥。这个地方 对我还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多年前我便是在这座剧院初次登台演唱《露西亚》。 我穿过通道,走向摆在音乐厅中央的桌子时,感觉非常奇怪。三十年前,我也 站在同一舞台上演唱,准备初次接受美国听众的评断,如今,我却坐在舞台脚灯的 另一侧,准备评判和我当时一样刚起步的年轻歌手。我时常忆起自己挣扎奋斗的经 过,这也是我主办声乐比赛的动机。 试唱会开始后,我和往常一样,每当有人唱完咏叹调,都尽量给他一些建议, 或要他唱些不同的曲子。有时候,我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只感谢他们的出席,然后 就直接跳到下一位。有人问我不表示意见是否代表我不喜欢这位歌手,其实不然。 这只表示我没有听到任何错误或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很多人选下一阶段竞赛的歌手, 我在试唱时都只说声“谢谢!”而已。不过,我通常都会给一点建议,或说些鼓励 的话。我要他们都很高兴来参加试唱。 朱迪在我抵达迈阿密之前,便举办初步阶段试唱过滤人选。她曾向住在迈阿密 地区的两位大都会歌剧院优秀歌手求援,一位是伟大的男低音托玛斯·斯图尔特 (Thomas Stewart),另一位是他的妻子,杰出女高音伊芙琳·李尔(Evelyn Lear)。 他们答应协助朱迪过滤歌手,三个人一天要听几十位来自佛罗里达与南部各州的歌 手演唱。 他们的成果十分丰硕。我听这些年轻人演唱时,实在不敢相信出色的歌手会有 这么多。多年前我刚开始举办费城声乐比赛时,我曾告诉住在迈阿密的老友艾默森· 巴克里(EmersonBuckley),我要到他的城市举行试唱会。 他当时回答说:“有什么用?那里根本没有歌手。”艾默森如今已经去世,但 我相信他一定会认错。有趣的是,很多试唱会上表现不错的歌手都是艾默森遗孀玛 丽的学生,玛丽在大都会演唱时期的名字叫作玛丽·汉德森(Mary Hender-son )。 费城歌剧团的珍和我都留意到,世界上有些地方的歌唱璞玉就是多于其他地方, 这通常表示当地有很优秀的声乐教练,懂得如何发掘歌手的声乐才华。 试唱会大约耗费三个小时,才能听完所有的歌手演唱。我在他们演唱时逐一评 分,得分超过特定水准的歌手,便会被邀请到纽约参加准决赛。我把他们全部叫到 舞台上,十二位应赛的年轻男女在舞台上沿着脚灯一字排开。 我告诉他们,叫到名字的人将获邀参加纽约的准决赛。我看着他们排列在那里, 心想这些人真是既勇敢又出色。 我叫出第一个名字后,其他人都趋前和他握手与微笑。我继续念出第二位、第 三位。我不太灵光的英语在某些名字的发音上有困难,但我必须承认,我还故意夸 张我的困难来增加一些悬疑的紧张气氛。我念到第五个名字后,补上一句:“以及 所有其余的人。”我不用看我的名单,就知道所有年轻人都获得足够的分数可以参 加下一回合的比赛。不过,我觉得让他们多紧张几分钟可能比较有趣。因为,如果 我只是说:“每位都已入选,谢谢!”那未免太不好玩了。我知道站在舞台上猜测 自己的名字会不会被宣读出来,是很大的焦虑,但焦虑是歌唱生涯不可避免的一部 分,体验愈丰富,帮助愈大。 试唱会的隔天是星期六,也是演唱会的前夕。我请比尔·莱特到我的旅馆来, 我要自己下厨请他吃午餐。比尔前一天就从纽约飞来,我在试唱会上看到他,但没 有机会和他谈话。他来到我住的地方后,我们先坐在阳台上,面对着大海享受一阵 温暖的阳光。然后,我进厨房开始为他煮煨饭。比尔说我的气色不错,我说:“当 然,我的体重减轻了,我的心情非常好。”比尔告诉我演唱会筹办的进展,他去过 海滩看工人搭建舞台与架设灯光、音响系统。他说:“他们在沙滩上重建道奇球场。” 他说他看到几架小飞机拖着“欢迎帕瓦诺蒂”的标语飞过沙滩,后面则写着旅馆或 餐厅的名字。我可以从阳台上看到这些飞机,我觉得很有趣。虽然我的生活多彩多 姿,但也不是每天都有飞机向我打招呼。 比尔告诉我,靠近演唱会的整个南海滩都将封锁交通与禁止停车。所有沿岸的 酒吧与餐厅都同意降低音乐的音量,降落迈阿密机场的飞机也被告知不要飞越海滩。 音乐会场旁边设立了五十个点心贩卖站,并增加一百名警察值勤。 比尔说,迈阿密市与迈阿密海滩市到处都看得到音乐会的大型海报。迈阿密海 滩市长还在电视上说,他认为这场音乐会是迈阿密海滩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大事!不 只是文化盛会,而且是超越一切的大事。这样的反应让我无法说这里的人不够热情。 比尔告诉我的一切,让我觉得很有趣也很高兴,当然也让我更加紧张。 我们坐下来吃午餐时,妮可蕾达也加入我们,我们告诉比尔在秘鲁与智利巡回 演唱的情形。吃过饭后,赫伯特要来带我们去一个会议中心参加管弦乐排演。他已 吃过饭,但仍坐在餐桌旁和我们聊天。 突然间,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我跟他们说: “我觉得不舒服。”比尔、妮可蕾达与赫伯特的表情就好像听到我说“我现在 要自杀”那么吃惊。好吧,也许妮可蕾达没有那么惊慌,她很沉着,她已听过我很 多类似的抱怨,所以没有立即反应,相反地,她静静地等我接下去说的话。我告诉 他们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不舒服。我要妮可蕾达拿条毛巾让我围在肩上,我带着 毛巾离开餐桌,坐到相对摆置的一张沙发上。比尔问我是否要单独静一下,我说不 必,我们马上就得出发参加排演。 比尔与赫伯特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一句话也没说。我闭上眼睛,祈祷身体内 的异状能赶快消失。在我的内心里,我看到一架飞机拉着“不要生病,帕瓦洛蒂。” 的标语飞越迈阿密海滩。接着,我睡了几分钟,但很快就听到妮可蕾达呼唤我该动 身了。我起身穿好上装与披着围巾坐上车。我仍然觉得很奇怪,但说不上是哪里不 对劲。 到了排演厅后,我走进容纳整个佛罗里达交响乐团与迈阿密大学合唱团的大房 间。朱迪告诉我,很多学生的父母都从全美各地飞来,专程来听他们的孩子和我同 台演唱。我进场的时候,他们都热烈的鼓掌欢呼,让我觉得似乎已豁然痊愈。 排演进行得很顺利,但我和往常排演时一样,只以半音量演唱。只有在《噢, 甜美的姑娘》(OSoave Fanciulla)的高音时,才以全嗓高歌,以确定自己的情况 正常。高音听起来相当好,表示我的声音状态与兴致都不错,我只希望我没有那种 异样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有把巨剑悬在头顶上,更糟的是,我觉得这把剑同样 也悬在迈阿密市的上空。人们为了这场音乐会特别疏散空中交通,而且煞费周章地 进行各项安排,整个城市都在等我演唱,而我竟然以生病作为回报。 排演到《我的太阳》这首曲子时,我已觉得几近正常。唱到第二段歌词时,我 静下来让乐团单独演奏几小节。然后,我打断雷欧尼·马吉耶拉问道: “为什么不让合唱团在这里唱?”每个人看起来都相当困惑与忧虑,有人答说 他们不曾排练这首曲子,他们不会这首歌。我说:“他们当然会,每个人都知道这 首曲子。”“可是他们不知道意大利语歌词。”“没问题,”我说:“他们只需啦 啦啦啦地唱即可,重要的是音乐。”合唱团照我的要求做,而且似乎很喜欢,每个 人都笑逐颜开。但合唱指挥似乎有些沮丧,他打算把歌词印给团员,让他们在明天 以前学会。我无意惹他不高兴,这首歌有合唱团加入听起来很美、很自然。我不喜 欢凡事拘泥不变,在我们的节目中加进一些变化,也能帮助我忘掉自己的怪异感觉。 不过,排演结束后,我仍然觉得不对劲。我走进他们安排的化妆室,请赫伯特 与朱迪来看我。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不舒服,因为我胸口作痛,我有些害怕。任何人 如果像我这么重,心脏便经常是必须注意的问题。朱迪说要帮我找位医生。 排演现场有位著名的迈阿密律师史丹利·雷文(StanleyLevine )和朱迪在一 起,他是朱迪董事会的成员。他说他认识一位很好的医生史都华·哥特立普(Stuart Gottlieb),他是城内最好的医生之一。他们开始打电话,但那天是周六下午,哥 特立普医生在高尔夫球场上打球,不过,他们还是透过行动电话与呼叫器找到他。 医生同意到我的住处探诊,但我坚持他不可告诉别人去处或为谁看病,而且, 他不可携带医生的皮包,只能把必备的器材放在海滩袋或普通手提袋里。我不希望 有人知道医生进入我的住处。由于我很忧虑我的心脏,医生说他要带一位医务人员 与一部心电图机器过来。我说没问题,但医务人员不可穿制服,只需穿普通运动服 即可。 媒体对隔天的音乐会大肆报导,如果他们认为我生病或不能出场演唱,我可以 想象他们会渲染成什么样子。对媒体来说,事情出错总是远比顺利进行更加有趣。 不管我遭遇的是什么状况,我可不想引起轩然大波。 回到渔夫岛的住处后,我便上床休息。医生不仅带着医务人员到来,连他太太 与迈阿密海滩的助理消防队长也一起过来。哥特立普医生为我详细检查,我告诉他 我的胃与胸腔之间不舒服,可能是心脏有问题或是消化不良。 我说:“感觉上好像整个世界都坐在我身上。”他问我说:“这种痛苦很少出 现吗?”我承认并不是那么不寻常,我说: “你看看我,我喜欢吃。”我告诉医生,我可能有点发烧。医生忘了带温度计, 我要他摸摸我的脸。 他的太太就站在我的床边,她说:“我是个母亲,让我亲你的额头。”她给我 一个长吻,然后说:“有点热。”医生也同意我有点发烧,他确定我的问题是轻度 的感冒,准备开给我一些抗生素。我说我自己也有抗生素,他认为没有问题。他也 开给我一些治疗胃部不适的药,我很快就睡着,并且睡得很好。 隔天醒来,我立即想起这天有场很重要的演唱会。然后,我也记得前一天曾经 生病,我问自己现在的情况如何?我摸摸胸部,也摸摸胃,丝毫没有疼痛的感觉。 我有点不相信,觉得太好了。我立刻打电话给哥特立普医生向他道谢。外面的天空 一片晴朗,万里无云。 坐车前往南海滩之前,我当然还是无所事事地耗着。几周以前,我曾经问朱迪 届时如果下雨怎么办。她毫不犹疑地答说:“杀了我自己。”气象预报当天的天气 相当凉爽,但不会下雨,雨水要隔天才会来。我觉得这还不大保险,如果他们说下 个月才会降雨,那就安全多了。 这天的天气好得不可思议,只有在阴影下才会有点凉。观众坐在阳光下,可以 享受完美的佛罗里达温暖天气。但我必须在遮荫下歌唱,而且我害怕再次生病。这 并非不可能,有时你上台时觉得很好,演出当中可能就开始感到不对劲,谁也没有 把握什么时候会开始出现异状,或多快受到影响。 所以我决定穿得温暖一些。也就是说,虽然雷欧尼、乐团与合唱团都穿正式的 礼服,我却不穿传统的白领结与燕尾服登场。女高音辛席亚·劳伦斯为了这场演唱 会,特地买了一套漂亮的白色长礼服,可是我却穿着厚外套,围着古奇羊毛围巾, 头上还戴着平顶圆帽,我知道穿这身装束出现在演唱会上相当荒谬,但保持健康唱 完所有曲子远比穿的得体更重要。 我出场走上舞台时,面对的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景象。我的前面有九千位观众 坐在折椅上,他们两侧与后方挤满了十到十五万的免费观众。放眼所及是一片人山 人海,更刺激的是,浩瀚群众的右边便是真正的汪洋大海。舞台面向南方,太阳则 落在我的后方,照亮这令人惊叹的景观,海洋也更显蔚蓝与鲜明。我可以看到泰伯、 赫伯特、比尔、朱迪与妮可蕾达坐在前排。人们告诉我,佛罗里达州长会来到现场,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利·威塞尔(ElieWiesel )、西尔维斯特·斯塔洛内(Sylvester Stal-lone )以及格洛莉亚·艾斯特凡(Gloria Estefan)也都在场欣赏。 观众向我热烈致意,我也一如往常高举双臂回答。欢呼声终于平静下来后,我 觉得必须对自己的怪异装束有所解释。我做势表示自己觉得冷,我拉高领子,拍拍 自己,然后对着麦克风说:“冷。”观众乐得拍手叫好。 我开始唱第一首咏叹调后,知道自己的声音安然无恙,演唱会将顺利进行。能 够保持良好的声音状态并避免生病,让我感到如释重负,并激发我唱得比平时还好, 观众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 辛席亚和在南美巡回演出时一样,唱得极为出色。听到观众对他们不熟悉的优 秀歌手反应热烈,总是让我感到很高兴。起初,他们的反应是出于礼貌,并不十分 热烈。我可以了解这种现象,因为他们主要是来听我唱,不是来看他们没听过的女 高音。这就和介绍一位朋友给其他朋友认识一样,因为他们喜欢你,他们也愿意亲 近你的朋友,但不会立即表现出来,他们会多等候一会儿。辛席亚唱过第二首咏叹 调后,观众的掌声便转趋狂热。 上半场的节目以《波希米亚人》第一幕的终曲作结束。我唱了《冰冷的小手》, 辛席亚唱了《他们叫我咪咪》(MiChiamanoMimi),然后我们合唱最后的二重唱《 噢,甜美的姑娘》。我在结尾的高音C 上感觉非常正确与稳定,所以拉得比平常更 长。观众非常高兴,辛席亚、泰伯、朱迪与赫伯特也都非常高兴,但最快乐的还是 我自己。 中场休息之后,太阳已几乎降到海岸沿线的旅馆后方,下半场节目就在夕阳余 晖中进行。这时的光线愈来愈美丽,海洋上的变化尤其壮丽,我有时候甚至很难集 中心神歌唱。太阳西沉后,舞台的灯光跟着打开。光源的变换为音乐更增添美丽的 视觉效果。辛席亚、雷欧尼和我以及所有人,都使出浑身解数,而大自然也伴随我 们做了一场美丽的演出。 下半场的节目曾经暂时偏离意大利曲目,我唱了选自法兰兹·雷哈尔(Franz Lehar )轻歌剧《风流寡妇》(TheMerry Wid-ow )中的咏叹调《我心只属于你》 (Yours ls My Heart Alone ),辛席亚则唱了同一歌剧的咏叹调《维莉亚》(Villa) 以及《波吉与贝丝》(Porgy and Bess)中的《我的男人已远走》(My Man'sGone Now )。之后,我以两首选自《曼依·雷斯考》的两首咏叹调,把节目拉回意大利 的领域。我们唱到安可曲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但舞台的一边投射着旅馆与餐 厅的灯光,另一边的海洋则反映出长长的聚光灯影,景致还是同样的美丽。《我的 太阳》是我的第二首安可曲,合唱团在我要求的部分加入唱着“啦啦啦啦”,效果 非常好,我相信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并未真的唱着歌词。我猜想歇手可能害怕无法掌 握意大利文发音,所以宁可正确地“啦啦啦”,也不愿冒险唱错歌词。 唱完最后一首安可曲后,我举起双手请观众安静下来。然后我发表一段简短的 演说,表达对这场难忘演唱会的感想。我想要感谢整个世界,但首先我必须感激迈 阿密海滩中的邀请,使得这场海滩演唱会能够化为事实。我也感谢朱迪·杜拉克与 鲁达斯组织的精心企划与克服万难,更感谢观众的热烈欢迎。然后,一切便画上完 美的句点。 我离开舞台时,后台已经挤满了人,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回到拖车休息室。西 尔斯特斯塔隆已预先请人传话,他想在音乐会之后和我单独说几分钟的话。对我来 说这不成问题,但我知道很多人等着向我打招呼,他们都想进来。不过,斯塔隆有 他的办法。我们谈话时,他的保镖就在外面站岗。 朱迪在演唱会之后安排的餐会,和泰伯组织音乐会的方式一样令人叹为观止。 帐篷里面有类似白色丝巾的村里,甚至还悬挂着吊灯。每张餐桌都陈列着花束,中 间摆着一个穿燕尾服、打白领结、满脸胡须的大胖子海报,好让迈阿密的民众有机 会看清我穿着适当服装上舞台的模样。 整个餐会大约有八十张餐桌供赞助者进餐,另外还有一张特别垫高的长桌,让 我、朱迪、泰伯、佛罗里达州长、迈阿密海滩市长与其他要人坐。我再次简短致词, 朱迪、迈阿密海滩市长、朱迪董事会的主席以及餐会主人荷西·裴雷斯也都讲了一 些话。 这一整天似乎凡事都出奇地顺利,但到头来却有件事出了大错。音乐会刚结束 之后,泰伯立刻对我非常生气,因为我没有在舞台上对他个人表示感激,他气得连 餐会都拒绝参加。比尔隔天为这本书访问他时,还听到泰伯痛骂我是可恨、不知感 恩的家伙。 这件事让我觉得很遗憾。因为从一开始,这次演唱会就是泰伯提出的主意,朱 迪也乐于承认,他是唯一有举办这么大规模活动经验的人。泰伯告诉朱迪该如何做, 而她也的确做得很好,但真正了解该如何创办庞大户外活动的人仍是泰伯。我相信 朱迪下回会知道该怎么办,但第一次一定需要泰伯的经验。 所以,这次演唱会的最大功劳应该归泰伯,他有充分的理由生我的气。 毕竟,向某个人的组织道谢,和向本人道谢并不是同一回事。我唯一的借口是, 任何人不打草稿直接向成千上万的群众讲话时,想把意思精确地表达出来,并不是 件容易的事。我很高兴泰伯几天后就原谅我,我相信他了解我真正的感受。 不过,就算我没有适当表达我的感激,至少有个人已衷心向他道谢。在演唱会 结束之后的后台上,迈阿密海滩市市长对泰伯说:“你必须原谅我现在要做的事, 但你对我们的城市实在贡献太大,我一定得这么做。”市长抓住泰怕,把他的头压 低,然后在他的额头上亲吻。 演唱会隔天早晨是元月23 日星期一,我们醒来后就开始整理行襄,准备前往 里约热内卢。朱迪前来道别,她送我一条古奇的围巾作礼物。我没有丝毫不适的感 觉,已准备好长途飞行前往南美。我们似乎是不久前才来到迈阿密,但很快又坐在 飞机上看着窗外的城市愈变愈小,直到除了海洋已别无他物。 我们住进里约热内卢的伊帕尼玛(lpanema )饭店后,朱迪还打电话来,告诉 我迈阿密海滩市警察局长在电视上接受访问,表示演唱会当中没有任何人被逮捕, 没有任何不良行为,也没有酒醉闹事的案件发生。这在历来的大型公开演唱会当中, 是史无前例的事。我猜想他既已额外安排一百一十三位警员值勤,一定也期待会有 些事情发生。 朱迪并且说,坐在沙滩上的人潮绵延了半里长。听众带到沙滩上吃的不是平常 的啤酒和花盐饼(Pertzels),而是葡萄酒和乳酪,也许这和我是意大利人有关。 此外,观众在演唱会结束之后,都自己清理现场,朱迪雇来清理垃圾的十六个人, 隔天并没有太多的事情好做。人们不仅没有闹事,甚至在远离舞台的人群最后方, 虽然听众实际已看不到什么,他们在演唱当中仍然一直保持绝对的肃静。隔天的报 纸也都提到这点。 朱迪由此获得一项美好的结论,她认为观众的良好纪律证明艺术有教化的效果。 我喜欢朱迪的原因也在于此,她会思考与反省真正发生的事,她知道我们的海滩音 乐会并不只是场演唱会而已。朱迪是个哲学家。 还有一件事也让她很高兴。虽然演唱会的构想源于泰伯,但迈阿密市认为她是 推动我举办这场演唱会的功臣,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激,市政当局特别将2 月15 日 订为朱迪·杜拉克日。 比尔也打电话来,说迈阿密仍然陶醉在音乐会的气氛当中,整个城市还努力想 恢复过来。他说:“他们不再去想安德鲁飓风,卢奇亚诺,他们现在谈的是帕瓦诺 蒂飓风。”感谢上帝与哥特立普医生,我很高兴当时并没有病倒。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