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我的朋友 德纳一起长大的很多朋友有来往。我从世界各地演唱回到摩德纳时,常会找他 们相聚。虽然我偶尔才见他们一面,留在摩德纳的朋友之间也是如此,大家各有各 的家庭与生活,但我们都乐意偶尔相聚聊天与玩牌。 我在意大利之外也有很多朋友,而且是在事业一开始就认识的老朋友。 新近认识的朋友都留意到这点。他们说随着事业的发展,每个人会认识愈来愈 多更有趣的人,逐渐与最早认识的老朋友疏远是很自然的事。这种说法对别人来说 或许是事实,对我却不然,我大部分朋友都是成名之前结交的。 这种现象也许有个下意识的理由可以解释。我的女儿告诉过我,别人设法想和 她们交朋友时,她们常会怀疑对方是冲着她们著名的父亲而来。她们相信我一定也 有同样的问题。如果人们是这样选择朋友,实在是很可悲,我很庆幸女儿能够看穿 这点。 我自己并不太这么猜疑,但如果是我成名之前认识的朋友,我根本不用担心, 我知道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在我的心灵深处,也许和女儿一样,会对现在结识的朋 友起疑,也因为如此,我更加珍惜以前就认识的老朋友。 我与波普(Bob )、琼恩·卡亨(Joan Cahen)夫妇之间的友谊,就是这类老 交情的典型代表。波普有过不同的职业,我1960 年认识他时,他正逐渐成为专精 歌剧的职业摄影师。他们夫妇都是大歌剧迷,波普是最早利用新型高速彩色底片, 拍摄歌剧制作的摄影师之一。他拍的照片非常出色,我第一本书的封面用了一张我 戴网球帽的照片,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刚认识波普时,我正在旧金山排演初次登台演唱的《假面舞会》,和我唱对手 戏的是玛蒂娜·阿洛友(Martina Arroyo)。排演在“老北方体育馆”举行,波普 也在现场拍照。我唱完第一首咏叹调后,走过他坐的地方。他跳起来说:“如果我 能唱得这样好,我明天就把这些摄影器材扔掉。”我望着他说:“我已经扔掉我的 摄影机了。”我们成为朋友,不久我就开始到卡亨夫妇家吃饭,我厌倦旅馆的气氛 时,偶尔也会在他们家住个几天。那时候,我还单独旅行,英语也很差,我很高兴 能有这样热心、有用的朋友。每次我回到旧金山,波普与琼恩会到机场接我,陪伴 我,帮助我度过开演前的混乱时刻。我们经常一起吃饭,他们也会带我到各处闲逛 玩乐。 波普喜欢开车带我逛旧金山,这对我很有帮助,因为他熟悉整个城市,而我则 人生地疏。我比较了解旧金山后,发现他其实不怎么有方向感。有一次,我们从他 住的伯林格姆(Burlingame)开车回旧金山。这条路十分单纯,只要顺着主要高速 公路往北开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可是他犯了一个大错,不仅右转朝东方直开,并且 开过了旧金山湾。他不能在跨海公路上回转,必须开过奥克兰后才能回头。这一来, 我们已经偏离正路好几里远。 他开错路的时候,我正在睡觉,所以没有发觉。他后来告诉我,他很希望我会 一直睡到他开过奥克兰桥并进入城里后才醒来。他知道我看到他开错路,一定会毫 不客气地嘲笑他。可是,我在车子掉头开到旧金山湾桥上时醒来,刚好来得及看到 一块“离开奥克兰”的标示。 我对他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必须先绕道奥克兰才能由伯林格姆开进旧金 山?”1974 年,我首次在旧金山演唱威尔第的《露易莎·米勒》( LuisaMiller) 时,波普与琼恩邀我共度感恩节。那一周的节目非常紧凑,除了歌剧演出外,我周 一有场演唱会,周三必须飞往洛杉矶,首度在强尼卡森的节目亮相。荷塞·卡雷拉 斯那时候在洛杉矶唱《假面舞会》,我便留在那里听他唱。卡亨夫妇也邀请和我共 同在《露易莎》中担纲的卡蒂亚·李卡雷利(KatiaRiccarelli )一起度感恩节, 我又邀卡雷拉斯飞来加入我们的聚会。 我们有很美妙的晚餐,吃的都是传统的美国菜,饭后我们聚在一起玩扑克牌, 我们玩到很晚,几乎是通宵达旦。夜深后,波普十分担心,因为隔夜的《露易莎· 米勒》演出将实况广播,他忧虑如果我们没有睡好,会表现失常,广播的成绩也将 受影响,而他就是罪魁祸首。他不断催促我们不要再玩,可是我们玩得正兴起,而 且我手风奇顺,一直在赢钱,根本听不进他的话。 牌局终于结束后,我们睡了几个小时。隔天晚上波普与琼恩开车送我进城演唱 时,我说我有些罪恶感,因为我在牌桌上赢走朋友所有的钱。我问他们可否在演出 结束后,把卡蒂亚与卡雷拉斯再带回他们家,让他们有机会报仇,把钱赢回去。波 普与琼恩欣然同意,我并建议琼恩继续担任她擅长的待宰羔羊角色。 我不想让人误以为在歌剧演出之前充分休息是可有可无的事,通常这是很重要 的事。但我们那天相当幸运,我们在旧金山的五场演唱当中,就数广播演出这场最 为出色,卡蒂亚和我的声音都处于最佳状况。我想对收听广播的人来说,我们那晚 并没有让旧金山歌剧院丢脸。也许,我一想到演出后还有待宰的羔羊与满手的好牌 在伯林格姆等着我,不禁就唱得特别带劲。 住在纽泽西的伊格蕾席亚·杰斯东(lglesia Gestone )与她的儿子麦可(Michael), 是我在美国的两个老朋友。我认识他们时,麦可大约只有十二岁。伊格蕾席亚希望 她的小男孩能认识与欣赏意大利文化,所以不时带他去歌剧院。麦可不但爱上歌剧, 而且很快就变得很内行。他有不可思议的记忆力,能够记得我唱过的每场演出日期 与搭配的歌手。伊格蕾席亚说,她只是想让儿子熟悉歌剧,让他能够欣赏意大利文 化的精髓,没想到却造就出一头“歌剧怪兽”。 刚认识麦克不久,他来大都会听我演唱。我之前几周已经唱了好几场的《清教 徒》(IPuritani ),一场《波希米亚人》,最后还有一场《清教徒》,麦可听的 正是这一场。我当时因为唱得大多,声音非常疲惫,结果在一个高音D 上出现了我 很少发生的破裂现象。麦可到后台来看我时,我为这件事向他道歉。他没有料到我 会在意他的想法,我们于是开始成为好朋友。 伊格蕾席亚是个很好的女人,但有些害羞。她常告诉我她很钦佩祖宾·梅塔, 她的敬仰之情甚至已经到了崇拜的地步。我于是对她说,如果她那么喜欢他,我可 以邀祖宾和她共进晚餐。她非常兴奋。我在纽约的公寓举行宴会时,就安排她隔着 狭窄的长桌与祖宾面对面坐着。 用餐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祖宾和她说话,她却很少答腔。她暂时离座的时候, 我跟在她背后走到大厅,问她有什么不对劲,她是否不舒服,或不再那么喜欢她的 英雄?她说她没有不舒服,祖宾对她也很好,她只是敬畏得说不出话来。 我说:“你回座后最好说些话,你看起来像在演哑剧。”我和朋友结交愈久, 愈喜欢他们,说起话来也愈坦白、直接。还有一回在某个大型宴会上,我和伊格蕾 席亚聊天时,法兰克·辛纳屈走过来和我讲话。她兴奋得不慎将手里的酒杯滑到地 上摔成碎片。我因为膝盖有伤无法弯腰,伊格蕾席亚则是吓得像尊雕像呆立在那里。 我们两个都站着不动,只得劳驾法兰克蹲下去捡玻璃碎片。 我对伊格蕾席亚说:“下次只给你塑胶杯。”我对朋友的一项特别要求是必须 有幽默感,能经得起开玩笑。这点绝对必要,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开玩笑。我生性 如此,完全无法控制。这也许有些孩子气,但我很喜欢愚弄别人,让对方感到困惑。 可是,我不想激怒所有的朋友,必须指定某个人承受我大部分的玩笑。伊格蕾席亚 的儿子麦可脾气很好,也很严肃,所以我选择他担任这项任务。他现在大约三十岁, 但我从他孩提时就已认识他,所以可以行使特别的权力。但不论如何,麦可接受了 这项工作。 我最常拿来开玩笑的题材是他的歌唱。麦可喜爱歌剧,对歌手,尤其是男高音 的一切了如指掌,所以他也很希望能够歌唱,但就是行不通。我试过教他唱歌,但 简直无法可想。他的嗓音很可怕,声音很响亮,但听来实在恐怖。他自己也承认。 有一次,我的朋友卡罗·贝恭吉(Carlo Bergonzi)来我的纽约寓所看我,我 们花了大半个下午教麦可唱歌,但不论怎么想办法要他唱音阶或简单的歌曲,就是 无法让他唱对一个音,实在不可思议。我们继续努力,要他唱一段上升音阶,麦可 在高音上挺住,卡罗突然高声叫着:“停!”他转身对我说:“卢奇亚诺,奋斗了 两个小时后,这是第一个唱对的音。”我后来对麦可说:“你可以告诉别人,我是 你的朋友,可是‘绝对不能’说我是你的声乐教练。”我后来对麦可的歌唱一直不 能忘怀,每次介绍他给我的朋友认识时,总不忘说他是很有才华的年轻男高音。我 介绍他认识大都会歌剧院的许多同僚,如桂尼丝·琼斯(Gwvnethjones)与泰蕾莎· 史特拉塔斯( TeresaStratas)。有一次,伟大的女高音李琪雅·阿尔瓦内斯(Licia Albanese)来后台看我。我向她介绍麦可,说他是前程似锦的年轻男高音,目前刚 要开始发展他的歌唱事业,她还煞有介事地和他寒喧一番。 “哇,这么帅的年轻人,”她说,“你说他有美炒的声音?真是太难得了!” 她很高兴认识这么一位才貌双全的年轻人,而我也说不出为什么一场小骗局会让我 如此快乐。我曾经告诉麦可,我要在演唱会上提拔他。我们准备告诉所有人是我要 演唱,等大家都进到音乐厅后,就把门反锁,然后由麦可唱整套节目。 我曾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使用他非凡的声音。有一晚在大都会歌剧院开演之前, 麦可到我的化妆室祝我好运。我们坐着聊天时,吉尔多·狄·伦齐欧也来到化妆室, 准备和往常一样为我暖声。吉尔多坐到墙边的直立钢琴前,背面对着我。吉尔多敲 出第一个和弦时,我示意麦可代我出声。麦可张嘴发出他那独一无二的美声,听起 来就像轮船在雾日里鸣响的警笛,吉尔多以为我的声音出了什么可怕的意外,差点 没从座椅上跌下来。 我甚至恶劣到要求麦可在宴会上唱歌。有一晚,他在我的客人面前折磨《曼依· 雷斯考》中的一首咏叹调时,我突然有个绝佳的主意。我要麦可停下来,他问我为 什么?我说我最近才把我的公寓租给荷塞·卡雷拉斯,他这样唱会让邻居以为卡雷 拉斯倒嗓了。 最不寻常的是,我虽然三番两次拿他的声音开玩笑,麦可仍丝毫不以为忤。他 对这项任务非常尽职,我猜想他一定认为他的朋友卢奇亚诺有些疯了,所以才愿意 如此克尽职守。 我拿麦可开玩笑的范围并不只限于他的声音,而是无所不包。有一天,他打电 话告诉我这天是他的生日,我笑得几乎不能接腔。 他问道:“卢奇亚诺,这有什么好笑?”我说:“麦可,我认识的人何止上千, 你是唯一会打电话告诉我今天你过生日的人。”有时候他也会还击。麦可有好几个 月体重一直在增加,但他却能顺利回到正常的体重,他知道我非常羡慕。不仅如此, 他也可以在乒乓球桌上打败我。我非常生气,有一回故意把他的分数少算好几点, 他还是照赢不误。 我对麦可开过的最大一次玩笑和他的声音无关。有一次他打电话到我的公寓, 刚好安德雷亚·葛利米尼利带他的女朋友来看我。电话铃响时,安德雷亚看到我在 忙,就代我接听。麦可听到安德雷亚的声音,问他在那里做什么。安德雷亚一时兴 起,就说他没在那里,他根本就是在家里,是麦可拨错电话号码。这一来,我的兴 致很自然就被带起来了。 麦可挂断电话,又重拨了一次。这回我自己接听,但我变声答说:“安德雷亚· 葛利米尼利公馆。”我告诉麦可,葛利米尼利先生不在家,他刚去了帕瓦诺蒂先生 家,他是否想知道帕瓦诺蒂的电话号码?麦可这下完全搞糊涂了,他几分钟后又打 电话来,我现在已忘记当时怎么回答,但玩笑仍继续不停。最后,我们让安德雷亚 的女朋友也插上一脚。 我们要她打电话给在纽泽西的麦克。她假装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接线生,她 说:“我们想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打电话找帕瓦诺蒂先生。”麦可被弄得快发疯了, 但女孩继续说下去时,他开始起疑心。他问她的识别号码,她没有料到有此一问, 便无法接腔。整个闹剧大概延续了半个小时。如果这类的恶作剧证明我的确如吉尔 多所说生性邪恶,我必须接受这样的指控。但不管如何,我们的玩笑一直让我沾沾 自喜。 一周后,我和麦克约好在大都会附近的“顺利”(ShunLee ’s )中国餐馆共 进晚餐。他会开车来我的住处接我,但我突然想起用餐之前还得到大都会赴一场约 会。由于他已经从纽泽西起程,来不及通知他,我只好在公寓大楼的柜台留张便条 给他,要他直接到餐馆和我碰面。我晚到了几分钟,这不是常有的事,刚好碰见麦 可走出餐厅,看起来很不高兴。 我说:“你这是怎么搞的?我只不过晚了五分钟。”原来他看到字条后,就直 接到餐厅来。但餐馆的人说我没有订位,他们不认为我会来。麦可说:“我很确定, 这一定又是你的恶作剧。”我说我怎么可能会对他做这种事,但却暗中记住,以后 可以对他玩这一招。这将是个绝妙的玩笑,但我必须先等一段时日,待麦可忘掉这 件事后才能派上用场。 多年来,我在许多城市都停留过很长的时间,并且在每个城市都建立了持久的 友谊,使我每次都乐意重返这些地方。这些城市虽然不是我的家,但也不是陌生的 地方。如果我很久没有造访某个城市,我会透过电话连络,和城里的朋友维系健康 的情谊。每个朋友群当中,总有一两个人会认识所有的朋友,我常常从世界不同角 落打电话给他们,以了解每个人的近况与消息。 在纽约为我扮演这个角色的人,是三十年的老友温贝多·波耶利(UmbertoBoeri)。 他是圣雷摩来的意大利人,早期在摩德纳读医学院,但我不是在家乡认识他,我后 来才透过米蕾拉·佛蕾妮,在歌剧圈中与他结识。温贝多在纽约当小儿科医生,对 歌剧非常内行。他成为我亲密的朋友,我可以随时从任何地方打电话给他,打听纽 约朋友圈的近况,了解谁的健康不佳,谁的小孩准备考试,谁在工作上获得晋升。 我在城内的时候,会邀请温贝多与所有纽约的朋友来我的寓所相聚,由我煮面 食请他们。有时候,我也去他们家,但通常是他们过来。因为我在纽约时,多半天 气已非常冷,我也尽可能不出门。 有时候,我因为不了解朋友的生活细节而感到遗憾。我可以从电话中知道他们 家庭的讯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所知不多。他们来看我演出歌剧,演出后会来后 台和我打招呼,见见我的工作伙伴。可是,我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几乎一无所知, 我试着想象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时,脑海不会浮现任何景象。这不是朋友相交应有 的方式。 例如,我只知道温贝多在曼哈顿上城东区的一家诊所工作,但不知道诊所是什 么样子,有多大,人们在里面做什么。所以,有一天我告诉温贝多,我想去看他的 办公室。他很惊讶,但他说他有更好的主意。他的办公室不久将办一次圣诞宴会, 我可以在那时候去,这样就可以看到他的办公室,也能见见他的同事。 我喜欢这个主意,但必须再考虑一番。我这几年举行过多场大型音乐会,还参 加三位男高音的演唱会,如果我在一群陌生人当中露面,势必会引起骚动,整个宴 会也将遭到破坏。我倒不要紧,其他人却会大受影响。我喜欢认识新朋友,但可不 想扫别人的兴。我告诉温贝多,我可以参加他办公室的聚会,但他不可以让别人知 道我要来。我猜想如果他们事先不知道我会来,他们就会把我当普通宾客看待。温 贝多也同意这个想法。 宴会当天,温贝多开车来接我时,我已穿戴完毕等了他十五分钟,准备随时出 发。他说本来以为我一定会改变主意不去,可是我却说:“走吧!”我们抵达医院 后,便上楼到举行宴会的房间。门口有位女士在接待宾客,温贝多说她是医院的行 政主管。这位女士看着我的脸和我握手时,吓了一大跳,然后说了类似“帕瓦诺蒂 先生,很高兴你加入我们”这样的话。 进入房间后,我很高兴别人没有特别注意到我的存在。温贝多说观察其他宾客 看到我时的表情变化,是件很有趣的事。他们起初没有注意到我,慢慢地他们瞄了 一下,立刻又惊讶地回头再望一眼。咦,这家伙在这里干吗? 歌剧歌手为什么跑来参加医院的圣诞宴会?最后,有些人挤到我旁边来。但他 们都很和气,宴会很快就回复正常。 我们停留了一阵子,和一些人聊过几句后,我要温贝多带我去看他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在楼下,我在桌子后方的座位上坐下来,问他这是否就是他看病人的地 方,还问他病人坐在哪里。 他觉得我凡事好奇,八成是疯了。他说如果我连病人的病历都想看,他可不能 从命。我说从今以后,如果他从办公室打电话给我,或说他工作得很晚,我便可以 想象是怎么一回事。我不希望对朋友的日常生活一无所知,也不喜欢有东西阻挠我 了解正常人过的正常生活。 温贝多常提起纽约北方山区的一家旅馆,他经常去那里度周末调剂身心。他说 那个地方漂亮而悠闲,没有受到破坏。这家叫做“摩洪克山庄”(MohonkMountain House )的旅馆位于湖边,属于旧式的客栈,由同一家族经营了很多年。我不仅好 奇,还有点羡慕,所以我告诉温贝多,我也想去那里度个周末。 我们研究了一下我的记事本,我唯一不需要演唱或出城办事的周末是在10 月。 他说10 月是秋色最美的季节,很难订到房间。不过,他打电话给旅馆,说帕瓦洛 蒂常常听朋友提及这家旅馆,很想亲自来见识,而他只有这段时间才在纽约。他们 非常帮忙,安排我们住进几个景观最棒的房间。 我喜欢这家旅馆的一切,包括宽敞的房间、巨大的餐厅与前厅。这里的食物不 错,服务态度似乎属于另一个时代。美中不足的是,我向旁边的年轻侍者要柠檬汁 时,他带给我一小碟汤汁,我尝了一下,味道很可怕。我问他: “这是什么?”他说:“柠檬汁。”“不是新鲜柠檬汁,是罐头的。”他承认 的确是罐头柠檬汁,我则趁机给他上了一课。我告诉他,美国的食品店一年到头都 供应新鲜柠檬,每个柠檬只需二十到三十分钱,摆进冰箱可以存放好几星期的时间, 而且个个都十分鲜美。为什么这么漂亮的旅馆竟然会供应尝起来像铝片的罐装柠檬 汁给宾客呢? 这位可怜的男孩十分尴尬,但我真的觉得如此出色的旅馆竟然供应这样的东西, 简直太可笑了。待者被我数落过后,每次从厨房出来,就带给我们一碟柠檬片。我 们用完餐后,整张桌子都是满满的柠檬碟子。我觉得这更突显他们的不对,他们的 厨房一直都有新鲜柠檬,他们竟然还端出铝汁来。 只要能力所及,我喜欢尽量帮朋友忙,可是有时候反而会帮倒忙。例如,纽约 时报的美食评论家布莱恩·米勒(BryanMiller )有一次要写篇有关我与美食的文 章。为了帮他做研究,我便带他去我最喜欢的一家纽约餐厅“圣多梅尼哥”(San Domeni—co),这样我们就可以边吃边讨论美食。这家餐厅和我中央公园南侧的寓 所很近,经营者是我的朋友汤尼·梅(Topny May )。 汤尼是那不勒斯人,已经在纽约工作多年。 米勒一个月前就和我约好用餐的日期。我们坐下来用餐时,菜起先上得很好, 但侍者为我倒了一杯酒后,味道尝起来不对。我问他是什么酒,他说是“兰布鲁斯 可”(Lambrusco )。我确定不对,因为“兰布鲁斯可”是比较淡、带点气泡的葡 萄酒,来自我的家乡附近。“兰布鲁斯可”是我最喜爱的酒,我知道真正的味道应 该是怎样。我退回这瓶酒,要了其他酒喝,汤尼几乎想把我宰掉。 他非常生气我居然当着《纽约时报》的美食评论家面前退回东西。我的看法是, “圣多梅尼哥”的所有东西一向都美味可口,他绝不会想以低于餐厅标准的东西让 我和《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品尝。但汤尼后来告诉我,他宁可我带着微笑把不对的 酒当醋喝下,也不许我当着重要的评论家面前发表任何不利的言论。 更糟糕的是,汤尼为了弄来这些酒还特别花了很大的功夫。他知道“兰布鲁斯 可”是我偏爱的酒,而且我告诉过他,在意大利以外地区很难找到好的“兰布鲁斯 可”。为了讨我欢心,以及感激我把时报的评论家带来他的餐厅,他特地为这餐饭 运来一箱“兰布鲁斯可”。我不知道他为了这些酒如此煞费周章,也很抱歉让他丢 脸。可是,我怎么知道葡萄酒也会晕机呢? 通常,我总是尽可能体贴别人,只有在音乐、食物与葡萄酒方面,一向是直话 直说。汤尼说过他喜欢顾客直言不讳,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某道菜时,他们只是付帐, 然后从此不再回来。他宁可人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哪里不对劲,他会设法改善或补 给他们其他菜。如果顾客仍然不满意,他不会让他们付钱。他认为美国人都害怕批 评,但餐厅主人其实宁可顾客多表示意见,让他们有机会留住客人。话虽是这么说, 我现在知道汤尼还是宁可我在《纽约时报》的美食评论家面前少发议论。 由于我的收入颇丰,我现在有能力帮助朋友解决金钱上的问题。对我来说,这 是财务宽裕的最大好处之一。早年经常为钱发愁的日子,如今仍然鲜明地活在记忆 中,我不能不为朋友的困境想点办法。问题通常都和医药费用有关,这类开支如今 动辄十分惊人。但有时候,我的朋友也会有我个人无力解决的庞大财务困难。 我在迈阿密海滩市的朋友朱迪·杜拉克就有过这样的麻烦。她主办的几场音乐 会卖座不佳,但她依旧得支付艺术家全额费用。朱迪没有从国家艺术捐助基金或其 他政府机构获得任何补贴,结果累积了庞大的收支赤字。 我知道她有这样的问题后,便要赫伯特通知她,我愿意为她的迈阿密音乐会协 会义演,我还找来我的朋友伊札克·帕尔曼(Ltzhak Perlman)与佛拉底米尔·阿 什肯纳吉(V1adimirAshkenaZy )助阵。我们每个人都免费演出,这样一来,所有 音乐会赚的钱便可以帮助偿付朱迪的债务。 这场音乐会非常美妙,我们在排演或实际演出中都获得很大的乐趣,唯一的麻 烦出在朱迪身上。她不断地道谢感激,几乎快把我逼疯。她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么令人感动的事。起初,我也很严肃地答复,我说世事难料,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需要她伸出援手。我不是故意要说漂亮的话,我的确是这么想, 我这一生一直很幸运,但我知道运气随时都可能转变。朱迪知道我的话很认真,但 她仍然谢个不停。 最后,我想出一个办法让她改变话题。当时,帕尔曼、阿什肯纳吉和我正在舞 台上进行最后的排演。朱迪在我们休息时前来探班,她立刻又开始说她如何感激那 一套,但我打断她的话。我对帕尔曼说:“告诉我,帕尔曼,你有没有和朱迪上过 床?”他愣了一下说没有。 我又问阿什肯纳吉:“你呢?”他也摇头。 “好啦,我也没有,”我说,“那我们都在这里干嘛?”多年来,我在纽约的 司机一直是位很有意思的牙买加人温斯顿·达理(Winston Daley )。每次回到纽 约,我最期盼的事情之一就是再见到温斯顿,并听听他的风流韵事。我告诉他我们 1995 年将深入南美各国巡回演唱时,他很不高兴我们竟然没有把牙买加排进行程。 他不断提起这件事,他说如果我去演唱,大家一定都会很兴奋,他在当地的家人也 经常听到他提起我的事我问泰伯能否把牙买加排进行程。他看了计划后说,牙买加 是个小岛,门票收入不足以支付筹办大型户外演唱会所需要的开支。我问如果我放 弃我的演出费是否行得通?他说这当然就不一样,于是我们便把牙买加排进演出行 程。我当然也邀请温斯顿前往,我看得出他和家人都非常高兴。 我有很多好友的原因之一,是我对人的态度很好。我不任意评断别人,如果他 们做了坏事,我也假设他们的动机是善良的,妮可蕾达年纪还很轻,只有二十来岁, 她这方面的态度和我有很大的不同。我常看到她在见过某些人后,会说些“这个人 不聪明”,“这个人不好”的话。 我对她说:“你为何这么说?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你必须自己去发觉。 你不能浪费时间看不好的一面,否则你会只看到坏的,见不到好的一面。”我 姐姐说我太容易原谅别人,她和妮可蕾达有时会指出某些人对我做过的坏事,然后 问我如何还能继续与他们保持友善关系。我相信这些人当时一定觉得自己是做了应 做的事,他们并不比其他人坏,仍然有他们好的一面。 例如,我的马术展中有位筹办人将我们筹募的公款全部带走,我被迫负责偿付 这笔钱,可是,我仍然让他在节目单上挂名为创办人之一,遇到他时,也依旧像对 朋友一样打招呼。 许多人都说我疯了。或许真有一点,但我觉得人生苦短,有些人只是比其他人 略微幸运一些,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