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泸顺大暴动,重庆大屠杀,刘伯承困守孤城40天,壮举令国人惊骇。泸城 失守,总指挥缒城而下,一路上历经万险。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讨饭,也要找 到党!” 1986年12月,笔者随萧克老将军前往四川泸州,参加纪念泸州起义60周年的活 动,亲身感受到经过革命风暴洗礼的古城,对当年发生在中国的首起暴动给予了多 么深沉的怀念,多么崇高的评价。萧克老将军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史、军史 研究颇深,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老人家亲临泸州,察看了古城墙、龙透关等地, 累累弹痕,仍印在断壁残垣上。在研究大量史实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萧老深思熟 虑地说:泸州起义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 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说,俄国1905年的2月革命是1917年10月 革命的预演的话,那么,泸顺起义也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说得何等好啊!当人们亲临酒香飘溢的泸州,看着古城墙上的累累弹痕,便可 搜寻到刘伯承固守泸州的这一段秘史。 日历倒回到1927年,准确地说是元月20日。刘伯承以川军各路总指挥的身份到 达泸州城。 这时的泸州,虽然外部情形一时显得平静,但泸州城内部却是一种百乱待理的 混乱状态。按照原定计划,在起义以后即须主动放弃泸城,迅速通过荣昌、合川地 界,到顺庆集中,与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部会合。可是,泸州的几位起义军 首领不肯开拔。陈毅以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劝说,竟遭到陈兰亭等人 的嘲笑,说什么“洋学生不懂军爷们的事”。后来,又借口联系行军路线问题,让 陈毅离开泸州,前往合川一带。 原来,在泸州方面的部队长官舍不得泸州的金饭碗——“盐款”,不想出发, 天天说那每月8万元的“盐款”收入。这样,当顺庆方面军情十万火急的时候,泸州 仍按兵不动。12月中旬,刘伯承从顺庆急电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委托陈达三先生前 往泸州,代表总指挥鞭策泸州义军北上。陈达三是四川军界颇有名望的人物,曾任 熊克武部参谋长,时为省党部监察委员,参与策划四川军事。陈达三到达泸州以后, 既以省党部命令,又用军界前辈的身份,力促部队开拔,结果还是调不动。 在占领泸州以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兰亭部本来素质就差,参 加起义时思想很复杂。陈部聘请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暗地里从事破 坏活动,挑拨各部之间的关系,极力阻挠和反对到顺庆集中的计划。还怂恿陈部官 兵争盐款、争税收,一时闹得乌烟瘴气。陈兰亭本人也“旧病”复发,整天与地方 绅士们周旋,四处伸手抓钱、抓粮以肥私。一面暗暗与贵州军阀周西成“吊膀子”, 准备拉部队入伙。 起义军内部存在的问题,使泸州局势更加不稳定,呈现出不应有的混乱状态, 顺庆方面也失去了宝贵的援助。顺庆失败以后,又反过来使泸州变得形单影只,独 木难支。这些连锁反应,使整个起义计划遭受严重的挫折,沙州起义军面临严峻的 考验。 刘伯承到泸州以后,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全面进行整顿,为改造旧军队 作出了艰巨的努力。 1927年1月24日,泸州城到处张贴着由刘伯承颁发的《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 挥部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本总指挥奉命整顿本军各路部队,现已到达泸城,从 事整理一切。除分别呈令外,合行布告,军民一体知照。此布。 总指挥 刘伯承 中华民国16年1月24日 首先,刘伯承考棚附近的原泸县道署建立总指挥部,“以便监督陈袁两部,努 力革命工作”。原来的“四、五路联合办事处”即行撤销。泸州全部军、政、财各 务,由刘伯承集中统一指挥。“总指挥为融洽各司令起见,定每日午后,在道署内 集体办公”,以协凋各部关系,加强起义队伍团结,共同商议泸州大事。并设立精 于的办事机关,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以影响整个起义军。总指挥部相当于临 时权力机构,军民一体,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刘伯承将旧的衙门彻底改组, 消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当时的报纸曾报道说:“泸县各机关右派人员均已撤 换,左派在此势力极力扩充。”为整顿泸州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维护市民的正常 生活,“警察局长一职,刘总指挥委张子良充任”。刘伯承还亲自处理不良分子, 借以整肃军纪。有一次,女师的学生反映有两名军人在小校场调戏过路的女学生, 刘伯承派人查清情况后,立即在小校场公开处决那两名违犯军纪的士兵。 2月中旬,在校场坝举行的庆祝起义大会上,刘伯承总指挥作重要讲话,庄严宣 布总指挥部成立,宣布四、五、六路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坚 持革命,“决不挂羊头卖狗肉”。“要搞三民主义,不能不要‘民主主义’,而搞 二民主义”。刘总指挥的讲话鼓舞了军心、民心,振奋了士气,许多人激动得流下 了热泪,仿佛看到了泸州的希望、四川的希望和革命的前途。 同时,刘伯承处处以自己竭诚革命、刻苦工作的精神和模范行动教育部属。他 身穿朴素的青卡叽制服,拄着木手杖(因腿部受过重伤),到各处察看,了解情况, 既不骑马、坐轿,也不带卫兵。他平易近人,对老百姓、对士兵和蔼可亲。这些对 起义军有很大的影响。过去,高级军官外出开会都习惯坐轿子,现在纷纷下轿试足, 以至于有时候空轿子整整排了一条街。市民们说:“这才像革命军的气象。” 刘伯承把加强政治工作,向起义官兵灌注进步的革命精神当作整顿泸州的根本 大计。在泸州起义以后,中共重庆地委曾以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先后派出张际春、秦 少括、彭定述、李文学、王映秋、颜努西等一批政工人员。后来,中共中央又加派 了22名党员到沙州附近搞农运工作。刘伯承到泸后,又陆续调来二三十名政工人员, 分派各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四、五、六路设政治部或党代表,各团设政 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总指挥部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的公文, 须经政工人员共同签署,方为有效。各团指导员负责向官兵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部 队阅读和学习进步书刊。每星期作纪念周,宣传国民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反 军阀。鉴于对旧军队各种弊病的深刻认识和加紧改造起义部队的需要,“刘总指挥 对陈、袁、皮三部政治工作极为注意,除由政治部进行外,本人随时监督”。由于 加强了政治工作,振奋了革命精神,起义军和泸州人民又沐浴在浓郁的革命气息中。 刘伯承到泸视事,号令严明,整顿内部,措置裕如。在两个来月的时间里,就 使混乱的沙城面目为之一新。革命的泸州,声威远播,引起川中各界的瞩目。在这 一段时间里,泸州像磁铁般吸引着反帝、反军阀的各处力量。附近各州县的许多有 志青年,也纷至沓来,慕名投奔革命军。 当地人民编了一首民歌,唱道: 刘伯承,刘伯承, 忽然来到泸州城。 坏事变好事,坏人变好人。 四川军阀整百姓,匪梳兵篦害好人。 刘将军急切为律令,赏罚严明面目新。 对人多和气,买卖最公平。 昨日军民是仇敌,今日亲如一家人。 变得快!变得好! 从前滥队伍,今朝革命军。 干革命,亲又亲, 功高望重刘伯承。 人称小诸葛, 敢比诸葛强几分, 赛过当年的刘伯温。 革命的泸州,早就成了刘湘等反动分子的眼中钉。在泸顺起事之初,反动军阀 刘湘就坐镇重庆,暗地指使军阀们先镇压顺庆起义军。本来急欲南下,荡平泸州, 但迫于当时形势,还不敢立即兴师。待到刘伯承从他鼻子下潜赴泸州,刘湘深感后 患无穷,终日里坐卧不安。凭着反革命嗅觉,刘湘敏锐地感到:刘伯承等不只是打 国民革命的旗帜,而是要拉“赤化”的武装,闯共产党的天下。 素来老成抑郁、轻不外露的刘湘,表面上仍与莲花池省党部虚应故事,私下却 唆使反动分子造谣煽惑,肆意攻击。当时,武汉政府迟迟未发表泸顺起义军番号, 刘湘等就趁机诬蔑,百般低毁,说泸顺起义是“背叛长官的兵变”、“互相火并的 内讧”,咒骂起义军为“匪兵”、“逆贼”。整个重庆阴霾密布,“反共”、“讨 赤”的喧噪,一时甚嚣尘上。重庆对岸的团阀曹燮阳、申文英、卢汉臣等,以刘湘 为后台老板,组织所谓“讨赤军”,石青阳、王陵基、蓝文彬等刘湘的亲信,参与 擘划一切。连日来,市面上出现许多“反共反赤”、“拥护蒋总司令”的传单、标 语。 1927年3月中旬,蒋介石密派向育仁、吕超返川,与刘湘等策划于密室。3月19 日,吕超向蒋介石发出密电,称:“铣(16)日抵渝,刻正与甫澄(刘湘)德祥 (赖心辉)商洽一切。旬日内拟赴省与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各军 长会晤。现查各军颇有觉悟。关于工作,亦努力进行。务请时踢方略,俾有遵循。” 3月23日,蒋介石密电刘湘:“限两周内消灭川境(革命)力量。”同时,由刘湘军 部传出消息,说莲花池都是共产党,故莲花池党部的人可杀。蒋介石要刘湘在最近 以任何手段解决重庆党部,解决川省革命或比较革命的军队,以便将来助蒋扑灭武 汉中央,统一中国于蒋介石之下,刘湘可作第一功臣。如果说,在此之前,刘湘的 反革命行径还有所顾忌,那么,到了这时,刘湘则赤膊上阵,对革命人民大开杀戒, 有计划、有步骤地捕杀革命领导者和左派人士,成为进而围剿泸州起义军的急先锋, 并蓄意把四川变成蒋介石制造惨案,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演习场。 中共重庆地委为了回击刘湘等人掀起的反共逆流,维护泸顺起义的革命旗帜, 充分利用莲花池省党部的名义,在川中各界积极进行工作,宣传泸顺起义的正义性 和革命意义,巧妙地与刘湘等人周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3月31日,为抗议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罪行,在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 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发起一个市民大会,援助国民政府的外交,反抗 英国帝国主义。事先,大会筹备处曾向刘湘打过招呼,并通告警厅和卫戍司令部 (司令王陵基)。 上午9时,数万群众有秩序地分路到“打枪坝”会场集合。3万多人陆续聚集在 一起,满怀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等待着大会开始。杨闇公、李筱亭、冉钧、周贡 植、程秉渊(工委书记)、黄慕颜、陈达三等都坐在主席台上。 这时,王陵基预先布置好的便衣打手,早已混入人群,裹甲以等。会场的进出 口,被层层堵断,附近巷口均有重兵埋伏。城墙上下排满了穿便衣的打手,其中有 蒋介石近期派来的20多名党棍、特务,被收买的流氓、地痞,还有巴县的反动团练 士兵等等,共计数百人。王陵基、蓝文彬、曹燮阳、申文英等,则在会场一侧高地 ——“五福官”调度一切,指挥屠杀。 11时许,大会还未开始,进口处就排枪齐放。在门口维护秩序的数名童子军应 声倒地。顿时,场内骚动起来。杨闇公等在主席台上大声指挥,叫大家不要乱。在 稍得一刻安静之后,场外预伏的一大群凶手冲进来,连声狂喊“杀呀!”“打呀!” 场内埋伏者四起响应,刀枪棍棒向群众身上击去。3万多无辜群众处于四面洗屠之中, 呼天喊地叫父母的凄惨声和豺狼的打、杀声交杂在一起。面对着反动派有预谋的屠 杀,人们淬不及防,争相奔逃。冲出大门的,又被躲在巷口的士兵击倒;跌入水池 的,或被淹死域被当作“活靶子”打死;跳下数丈高城墙的,多被摔死、跌伤,侥 幸者又遭便衣的毒手。靠近城墙的斜坡上,死尸堆积,有工人、学生、商人,尤以 女生和小学生惨死最多。事后统计,死者200余人,伤者700人以上。而刘湘反动当 局,却将事先印好的布告满城张贴,说是“工学冲突”造成的悲剧。 在“打枪坝”屠杀的同时,刘湘又布置刽子手到莲花池省党部、省农会、市总 工会、妇联会、四川日报馆、中法学校、中山学校、四川师范学校、巴中师范学校、 巴县中学等地进行搜剿,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以求一网打尽。 整个重庆淹没在血雨腥风之中。许多共产党员在会场遇难。陈达三父子被枪杀 于五福宫前。冉钧被枪杀在蜈蚣岭,又遭剖尸敲齿,连金牙也被歹徒砸去。左派人 士漆南薰,也被当作“共党”逮捕,遭到割舌、剔牙、破腹,尸体被劈成数段,抛 弃路旁。杨闇公被捕后,刽子手极其残暴地割下他的舌头,挖去双眼,剁去双手, 连中3弹而亡,情形更为惨烈。接着,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傅烈、穆清、刘愿安、袁 诗尧、向希平、程优声、黄中元等也都先后被川中反动派杀害。当时的《民力日报》 说:“‘三·三一’惨案后,所谓共产党人已绝迹。即(国)民党中稍有左倾色彩, 亦不能立足。”白色恐怖,弥漫全川。 “三·三一”惨案震惊中外,刘湘等反动分子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 的鲜血,却受到蒋介石等国内外反动派的嘉奖。实际上,“三·三一”惨案是“四 ·一二”大屠杀的预演。 严酷的事实揭示出正是蒋介石和旧军阀互相勾结,把中国人民推入了血泊之中。 这时的泸州,确实变成了四川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共重庆地委的重担自然落到刘伯 承等人的肩上,莲花池省党部的工作,实际也转移到泸州。 为声讨刘湘制造惨案的罪恶行径,泸州起义军总指挥部在澄溪口河坝大校场, 举行万人大会,愤怒声讨新旧军阀相互勾结,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会上,刘伯承 发表了极为愤慨的演讲,他严峻地指出:单单悲痛是不够的,应当奋发起来,战斗 下去。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吞,含恨讨还血债,找蒋介石、刘湘算帐。 会后,刘伯承领衔发出讨伐刘湘等反动军阀的檄文,文中写道: “(衔略)钧鉴,此次英美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重酿洗劫,重庆市民 集合群众,于3月31日为反帝运动,稍有人性,皆同义愤,乃二十一军军长 刘湘,二十二军军长赖心辉暨王陵基、蓝文彬等甘心为帝国主义者之鹰犬, 视民众如寇仇,竟于是日派遣重兵大肆屠戮,城内则各街堵截,城外复遍布 哨兵。逃匿无方,呼号震地,无问男女,悉饷刀枪。尤可痛者,搜获党中同 志,如监察委员陈达三,第二十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漆南薰等,先施以挖眼 割舌,再继以剖腹剜肠。当场死者300人,伤者数千余众,而因伤致死及失 踪无着者,尚不知凡几。且捣毁各级党部,并及学校报馆,竟光不足,数日 大索城中,杨闇公化装仍不能逃,邓刚伤危难免饮刃,更复搜杀冉钧等十余 人。而购线密捕同志之令,迄今行之尤厉。黄巢闯献,无此狠毒,山林野兽, 莫喻凶残,诚并世所无之惨动,中外震惊之叛乱,不谓青天白日革命旗帜之 下,而竟有此别具肝肺之亡国妖孽也!至其善后之谋,则惟通电厚诬党部及 群众为共产赤化,以欺饰其罪,而不知天下之耳目之未可尽掩。且倒行逆施, 于中央委任组织川政府委员已明令发表之后,而其扩大反动局面之企图,今 进行日亟,徒以伯承等驻泸为其障碍,乃集其暴力突于4月13日向我围攻, 其意盖欲递次根本摧残革命势力,以遂其率兽食人之私,伯承等不过适当其 首耳。伯承等献身党国,十有余年,百战艰难,牺牲何惧!此种叛逆禽兽, 早思食其内而寝其皮,何幸豺虎自来,无劳猎者远涉。官兵士卒,万众一心, 誓与周旋,项踵无吝。城存则存,城亡则亡,正义所趋,毫无反顾。惟望我 中央政府,大张挞伐。各方同志,投袂而兴,歼兽性之元凶,头悬太白,吊 成仁之先烈,笑慰九泉,匪惟革命与反革命之化分,且共诸君子为效原之大 猎耳!诸志疾恶如仇,习同此理,伯承等誓竭弩钝,谨待班师,磨盾陈词, 估维亮察。” 刘湘在重庆等地实行大屠杀、大搜捕之后,又乘着蒋介石的“清党”毒焰,气 势汹汹地向泸州进逼。原先曾一度投机过革命的大小军阀,这时也加人到反动的 “神圣同盟”,在蒋介石反共的大纛下麇集起来,一哄而上,趁火打劫。 1927年4月13日,刘湘军进占泸州城东北部小市一带,与赖心辉部一起,隔沱江 窥视起义军。刘湘部李雅材师进驻立石站一带。罗伟师进驻排山拗、滩场一带;鲜 英师占胡市一带。黔军中的毛光翔师早已占领泸州东侧沙湾一线。这样,刘湘、赖 心辉等反动军队很快对泸州形成包围态势。 在敌人的包围面前,刘伯承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友诸方面的情况,召 集各路司令和营以上指挥官会议,反复讲清利弊,认真进行商议,决定先利用泸州 的天然地势据险防守,待形势发展,相机而动。因为在当时武汉虽然出现混乱。但 国民政府依然发号施令,曾设想过派兵入川援助泸州或接应革命军转战川陕边区、 会师武汉,然后再继续北伐或东征讨蒋的计划。后来,局势日趋严重,遂又改令, “刘伯承就近讨伐刘湘”,进行牵制,以防数万川军东出援蒋,压迫武汉。刘伯承 率泸州义军直接或间接地拖住川军十余万人,对保卫武汉政府的安全,曾起到重要 作用。同时,驻在万县的杨森,为争做巴蜀霸主,曾试图借起义军力量合围重庆, 直捣刘湘巢穴,这也是刘伯承、朱德利用川军矛盾,创造新局面的又一策略。然而, 当时杨森又发生了变化,开始投向蒋介石的反共阵营。朱德被迫于1927年3月乘轮东 下,前往武汉。刘伯承在泸州没有得到这一消息。以至有一段时间,泸州起义军仍 然以“打到重庆去”作为一个战斗口号。 1927年4月间,在刘伯承和起义军面前,形势的确极为严重。首先是军阀赖心辉 出任所谓“川黔联军总指挥”,卷土重来,企图夺回泸州,消灭起义军。这时, “联军”的进攻态势是;刘湘部李雅材师进据小市一线,赖部马昆出师占兰田坝, 黔军毛光翔师占沙湾,刘文辉部张仲明旅进抵龙透关。自联军占领大河沙湾、兰田 坝、碗厂、小河小市、豆芽沦岸诸地后,大小河(即长江、沱江)封渡。刘湘总计 调动了28个团的兵力,加上团阀肖镇南的数千名地主武装,号称10万人马(实有7万 多人),比起义军兵力约大10倍。整个泸州被围得水泄不通。赖心辉亲赴前线,设 总指挥部于兰田坝,自以为拥数万之军,可一鼓作气攻克沙州。 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刘伯承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其它”。凭借泸州 三面环水的天然地势,坚守泸城。刘伯承在总指挥’部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守 城部署: 第四路陈兰亭部,从小关门起向东沿长江河岸设防,阻止敌人从两江相会的管 驿嘴渡河攻城。 第五路袁品文部,防守沱江沿岸,阻敌从沱江渡河攻城。 第六路史光泽部,防守龙透关侧突出部分,直抵龙透关城墙脚下,阻敌从陆路 进攻。 江中大小船只二三百艘,均为起义军集中控制,并在两江沿岸一带,挖掘战壕, 安置刃钉。军民同仇敌忾,入城死守,异常严密。全城昼夜警戒极严,会津门也用 铁条封锁,不准普通人行走;南门澄溪口安设机关枪3挺,大炮1尊,会津门机关枪 亚挺。钟山安设大炮5尊,龙透关警戒更严,由该处至钟山不下20余层。城内各街口 用砖石砌成坚固工事,并用柜台做成活动障碍,准备进行巷战。 龙透关是通往城内的唯一陆地通道,地势极为险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不 知是哪个朝代留下一块“众志成城”的石刻匾额。我党在军中的政工人员就以古时 将领守关抗敌的故事,阐述“众志成城”的新含义,鼓励官兵坚持革命,团结战斗, 奋勇杀敌。敌军先后20多次前来抢关,每次都遭到义军官兵的英勇抵抗,败阵而逃。 4月下旬,敌军又组织2000多人的“敢死队”,猛攻龙透关,并以数团兵力和肖 镇南的民团沿岸佯攻,企图一举攻占龙透关,拿下钟山,打开泸州大门。起义军侦 知敌军诡计,遂将预备队移至龙透关加强防御。为控制关下的一个“死角”,伏击 敌人,总指挥部在夜间派出一个连到关外构筑隐蔽工事,潜伏以待。 第二天拂晚,当敌军“敢死队”耀武扬威攻到关下,起义军营长聂文清率部奋 勇出击,许多士兵从城墙上一跃而下,与敌肉搏。此时,埋伏在城外的勇士们纵身 而出,夹击敌军,接连3次打垮敌人的冲锋。所谓“敢死队”弃尸200余具,抱头鼠 窜。 敌军在遭到惨败的情况下,赖心辉又飞电急调刘慕贤赶赴前方指挥作战。此人 早年曾任熊克武督军署军务处长,与刘伯承共事多年,后到第二混成旅任团长,骁 勇善战,颇有斗谋,人称“刘大胡子”。但刘慕贤心地狭窄,不但不“慕贤”,反 倒嫉贤妒能,睥睨一切。往日曾试图与刘伯承一争高下,这次又当起军阀们的“马 前卒”,杀气腾腾地到泸州,想显一显“身手”。 此时已属初春时节,春雨纷纷,河水急涨,江面陡然加宽,泸州更像是邀游大 海的蚊龙。刘慕贤等纵然踌躇满志,也只能望城兴叹,连呼“天公不作美”。但赖 心辉军令如山,急于攻下泸城,刘慕贤只好又冒雨组织进攻。4月30日午后,小市赖 军同联军各部均在五峰山用大炮向城中轰击,至夜间10时狂风暴雨大作,此时大河 黔军自小关门、碗厂方向进攻,小河川军自管驿嘴、大北门、批把沟3路进攻。双方 战斗十分激烈,敌军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乘数百只快船进击,枪炮声、风雨声、 喊杀声交杂着,气焰嚣张至极,大有踏平沙州之势。城中起义军据险防守,用机关 枪快放,许多船被击漏、翻沉。敌军顿时大乱,有的饮弹而亡,有的溺水而死,亡 命冲上来的20多名歹徒,全部被起义军活捉。当时的战地报道替刘慕贤哀叹道: “昨夜大小河复发水数尺,泸城更难进攻矣。” 正在泸州守城战的激烈时刻,1927年4月27日至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 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指出中国革命令后发展的前途,确 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大会虽然通过了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宣言,但处在幼年的党, 还缺乏充足的力量,缺乏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锻炼。大会未能指明前进的道路,以 及具体地解决那些摆在党的面前的种种困难和新问题。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和彻底的清算。张国焘对泸顺起义的极不负责的态度,又使党中 央未能对救援泸州革命采取应有的措施,实际上放弃了对这一重要武装斗争的领导, 以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起义军内部,陈兰亭、皮光泽等人,原来参加革命的目的就不明确,起义之 初,他们在广大士兵和民众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共产党人刘伯承等和国民党左派 人士的督促下,暂时站在革命的一边,并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一到革命遭 受挫折,便渐渐露出旧的劣迹来了。待到敌人以高官厚禄相诱,便脱离革命,滚入 泥坑中去。陈兰亭在国民党右派黄季陆的拉拢下发生动摇,时时想把队伍拉出去。 刘伯承曾对他耐心劝导,严肃批评。又派袁品文以洽谈公事为理由,盯住陈兰亭做 工作,反复讲明革命正义,讲清利害关系,以使外邪不入。当时曾有些效果,暂时 起到稳定作用。后来,赖心辉派该部旅长马昆山又入城劝降,陈兰亭终于暗中应允。 第六路司令皮光泽,在举事之初和守城战中,还能冲锋在前,不怕困苦。但此人名 位权欲熏心,一看处境艰难,孤城难守,就向陈兰亭方面倾斜,与之打得火热,最 后也当了新军阀的尾巴。 不久,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证实杨森部已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 进攻。泸州方面原来“夹击重庆”的设想已成泡影,等待援兵也毫无希望。在这种 情况下,刘伯承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征询各方意见。袁品文等表示:“原守泸州是 等待支援,现外援无望,守城失去意义。”主张及早撤退。大多数人也都同意撤退。 刘伯承分析形势后提出,趁敌人兵力移动之前,向龙透关方向突围,从陆路经 富顺向川北方向前进。所经路线,已派人交涉,可设法冲过去。袁品文附议说: “我与当面之敌冷寅冬有历史关系,可以城换路,撤出泸州。”因这一时期江水猛 涨,有人又提出,仍按原来的设想,从水路突围:即顺长江而下,经合江、江津、 綦江、南川,退向西(阳)、秀(山)、黔(江)、彭(水),再转陕鄂。刘伯承 强调,撤退是为了保存实力,撤退方向是向武汉靠拢,各部应立即做好准备,究竟 走哪一条路线,最后按总指挥部的命令执行。 陈兰亭、皮光泽等对突围方案表示冷淡。因为他们已经私下与赖心辉达成默契, 准备就任赖心辉部的“师长”。更为险恶的是,陈兰亭、皮光泽等在敌人的引诱下, 竟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为人质,换取封建军阀的高官厚禄。 在城里,陈兰亭派参谋王熙伯到袁品文处试探。趁总指挥部副官长叶廷鸿在座 的时候,对袁品文说:“敌方要求交出刘伯承与政工人员为人质,方可解除城围。 陈兰亭、皮光泽已同意,前来征求你的意见。” 袁品文此时颇具正义感,严厉地表示反对,说:“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希望总 指挥来指挥我们。一遇着困难,就想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以后谁还敢来缠我们?!” 不几天,《革新通信社》在外间披露:“陈、袁、皮愿献祸首刘伯承”的骇人消息。 这是革命转入低潮时,上层官佐中表现动摇的一面。但起义军广大中下级军官、 士兵和群众,在泸顺起义以来的100多天激烈斗争中,逐步地认识了一些救国救民的 道理,初步有了革命的信念。在生死搏斗的守城战中,对刘伯承从内敬重和佩服。 袁品文部的二团团长许剑霜,代表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向刘伯承建议:陈、袁、 皮三人极不可靠,即应严申战地革命纪律,应将他们三人的军职撤掉,改由革命立 场坚定的同志带领部队。还有袁部的向营长,曾声泪俱下地向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 诚请求:“只要你们说一句话,我们马上就把三个鬼(指袁、陈、皮)干掉!” 在当时,如采取断然措施,可能暂时稳住内部阵营。但军队的素质,却非一日 之功所能改造。整个革命的形势,也不可能立即扭转。相反,若贸然从事,反倒会 招致更大的混乱。特别是大敌当前,如对他们断然处置,必将被敌人所利用,给革 命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带来损失。刘伯承临危不惧,深谋远虑,极为冷静地说。“革 命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泸州是不会沉下去的!” 刘湘对泸州军民恨之入骨,对刘伯承更是必欲杀之而后快。他以5万元巨额,到 处通缉悬赏刘伯承。同时,邀集各路联军,于5月中旬在连鱼洞密议,召开分赃会议。 在一切准备妥当以后,刘湘于5月21日发布对沙州的“总攻击令”。集中全部大炮、 连山炮和新式武器装备,甚至还邀请英国军舰配合,疯狂进攻,镇压泸州革命。 但是,当联军团团围攻沙城的布阵中在况场与龙透关交界地区,却露出一条小 小的缝隙。原来是在这里布兵的刘文辉部张仲明旅长按兵不动。 刘文辉因仰慕刘伯承的才华,这时也利用大军压境的优势,私下派人进城“谈 判”许诺“虚师长之位以待”。当所谓“谈判代表”前来诱降的时候,刘伯承正气 凛然地对左右说:“难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军阀吗?!想劝我当军阀的走狗,真是痴 人说梦!”说后,命令部下将“谈判代表”赶出城外。 鉴于当时形势,党中央多次指示刘伯承前往武汉。许多党内同志和左派人士, 见总指挥处境非常危险,纷纷劝说刘伯承转移,以免“玉石俱焚”。 在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为顾全沙州人民的利益和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决定分 头进行撤退。首先,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目标大的左派人士,以各种名义差 遣出城,有组织地先行疏散,又将地下工作布置妥当,做到隐蔽精干。然后,从容 地召集营以上官佐讲话,强调沙州起义的正义性,褒奖全体军民坚守护城,誓死保 卫革命成果,跟蒋介石、刘湘等新旧军阀作斗争的壮烈之举。教育起义军官兵认识 革命事业的艰巨性,发扬百折不回、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他庄严地宣告说:“泸 州弹丸之地,我国民革命军抵抗数万军阀队伍,坚定40余日,足以自豪矣!” 1927年5月16日傍晚(即农历4月16日),刘伯承偕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诚、参 谋周国干,移到泸州城西南侧的龙透关下。刘伯承在第六路第二团的临时指挥所 (凉棚)内稍停片刻,向该团副团长李际权询问情况,然后,从容地由龙透关缒城 而下,悄然出走。 泸州顺庆起义从1926年12月1日,到1927年5月16日(刘伯承出走),时间长达 167天(顺庆起义只有14天),终于失败。但是,泸顺起义却创造了中国革命暴动的 崭新模式,革命者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虽败犹荣。 1982年春天,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查到1927年7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 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军(此时称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发布“嘉奖令”, 称:“该军效忠党国,转战川中,困守孤城,撑持累月,虽四面皆敌,而百折不回……” 可是,有谁知道,在“嘉奖令”发布的时候,刘伯承军座正在崇山峻岭中躲避 追兵,大有断炊之虞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