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权威的随和 如果说我跟文学有缘,其实不如说我跟文学界的一些老作家、编辑和朋友有缘。 在我的创作经历中,有一些人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荒煤就是其中的一位。 1975 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又召开了全国钢铁座谈会和机械 行业学大庆大会。我当时以天津重机厂锻压车间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后一个会议,为 一批老干部在危难之中还奋力抓生产的精神所动。他们的生活和当时的文艺创作模 式相比是那样新鲜,那样壮阔感人。会后我便写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 在1976 年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第1 期上发表。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周明告 诉我,叶圣陶、张光年、陈荒煤等老同志,看了我的小说很高兴,甚至很感动。 对一个工厂的业余作者来说,这个消息的分量是很重的。我不管他们是否被 “解放”了,他们是文学界的权威——这一点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否定不了。我的 小说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就是获得了文学的认可。 没有多久,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高涨,《机电局长的一天》成了大 毒草,要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周明告诉我,在给老先生们送第二期刊物的时候, 有的老先生还问,这一期还有没有“局长”那样的小说?我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 听了这话感到一股温暖。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一次会上说,一些死不改悔的 反动权威对《机电局长的一天》表示赞赏,难道还不说明这篇小说有问题吗? 我跟文学的缘份是不打不成交。 4 年后我的又一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天津引起激烈争议,《天津日报》 发表了14 块版的批评文章。当时我跟文艺界几乎没有联系,批评我的人我不认识, 支持我的人中有许多我也不认识。我原来所想象的文学的神圣感彻底消失了,又一 次感受到了文坛的险恶。 北京却是另外一种气候,专门为我的小说召开了讨论会。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 了荒煤,活脱脱一个寿星老,异常随和。许多人当面或背后都直呼他“荒煤”—— 有些人是他的同辈,有些人则比他年轻得多,他都答应得很自然,很干脆。这自自 然然的两个字带着尊敬和亲切。一个60 多岁的人能被人这样称呼,有这样的人缘 儿,真是福气! 我读他的文章,击水中流,踔厉凤发,语锋犀利。但他的人更像他的散文,宽 厚,慈和,有大家气派的人情味。 想不到由于荒煤公开说了赞扬我的小说的话,竟激怒了当时天津市委文教书记, 这位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说,“北京的冯牧,还有个叫陈煤荒的人支持蒋子龙……” 引得哄堂大笑,一时作为奇闻传遍文艺界。他又要批评文学,对文学却又表现得惊 人地陌生。 为了我的一篇作品,使亲切悦目的荒煤,在大庭广众被人呼为“陈煤荒”,是 一种亵渎,对作家和文学的亵渎。我为此怀着深深的歉意觉得牵累了荒煤。 1979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编辑王玉璋请荒煤作序。 荒煤一口答应,并认真地看了全部书稿,有些细节和疑问井请王玉璋打长途电话向 我核实。这份权威的严肃和认真,不只让我感动一时,还让我永远记住了。以后也 有些朋友请我为他们的书写序,从不敢草率应付。除非不答应,既答应就按照规矩 干——这是我从荒煤身上学到的。 我以前在学,今后还会继续学的是他身上那份平静自信的随和,几乎是有求必 应。 天津的作家们想请他去讲课,他不推辞。天津一批企业家也很想见见大名鼎鼎 的荒煤、冯牧,这两个名字在天津格外有人缘儿。我派人来请,一请就到。因为天 津作协没有好车,我想请企业出车,有7 家企业争着出车。因为谁出车接的谁就有 权接待,就可以把两位老作家拉到他的企业去参观、去炫耀一番。那是一次全市性 的企业家的重要聚会,当时的经济气候也很好,我真想威风一下,让7 辆豪华轿车 全部进京,作协的面包车开道,组成一个车队去接荒煤和冯牧,却又担心他们不高 兴,倘再给他们惹出点麻烦也不值得。最后规规矩矩地只派了一辆车。 后来我进京参加“荒煤文艺生涯60 年研讨会”,有十几位得到消息的企业家 托我向荒煤祝贺。并希望当荒煤庆贺文艺生涯65 年、70 年、80 年的时候,也 通知他们一声,由他们负担费用。 他们是真诚的。 一个作家能获得社会广泛的真诚是难得的,是值得欣慰的。 经历几个时代,度过60 年文艺生涯,实在值得大庆特庆。既有才华又有福气, 可喜可贺! 我祝愿荒煤老幸福长寿。 也祝愿中国文坛多有几个像荒煤老这样的福将,使中国文艺界多一份随和,多 一些祥瑞之气。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