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面对收割 在我为出版《蒋子龙文集》整理自己的作品时,突然感到我正面对着的是一次 人生的收割。 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样,哪个品种欠收,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场院里。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 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土地的面目,看出自己的真相。 收割是喜悦的,也是严酷的。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获。 回想我和文学的缘分,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文学的即兴式的,后来能成为作 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外力的推促——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其他的生活理想破灭 后往往喜欢投奔文学,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旦被文学收容下来,麻烦 就会更多,于是人生变得丰富了,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最后被彻底地放逐到文学 这个活火山岛上来了。 因此,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关心它的文学。 于是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文学的想象力得益于现实, 又不能见容于现实。 我尝过由上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也知道被报纸一版接 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因小说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不要说有些读者会不理 解,连我本人也觉不可恩议,翻开不久前出版的《蒋子龙文集》,每一卷中都有相 当分量的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过“争议”。“争议”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真正含义是被 批评乃至被批判。这些批评和批判极少是艺术上的,大部从政治上找茬子,因此具 有政治的威慑力,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气氛。 值得吗?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是现实拖累了文学?还是文学拖 累了我? 这就是我以及文学无法脱离的时代。 说来也怪,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像狗一样在追赶着我,我稍有懈怠,后 面又响起了狂吠声,只好站起来又跑。没完没了地“争议”,竟增强了我对自己小 说的自信心,知道了笔墨的分量,对文学有了敬意。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丢失的了, 在创作上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当一个人经常被激怒、被批评所刺激,他的风格 自然就偏于沉重和强硬,色彩过浓。经历过被批判的孤独,更觉活出了味道,写出 了味道。我的文学结构并非子虚乌有的东西,它向现实提供了另一种形式。 当然,我也获得过许多奖励。其实批评和奖励都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东西,它最 大的功能是督促我去追求一种更强有力的叙事方法。 无论读者怎样评价我的作品,它都是我的别传,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一个投影。 我唯一能说的是对得住自己的责任和真诚。经历了争争斗斗,七批八判,如同庄稼 经历了自然界的干旱、雨涝、风沙、霜冻、冰雹,仍然有所收获,仍然保留了一份 坦诚,一份自然,人格文格仍然健全,我忽然又生出了几分欣慰。 艺术说到底,还不就是求真、存真嘛。 面对自己,发现这十几年来对创作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二个阶 段。 从1979 年到1983 年算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写得积极严肃,快而多,我的 大部分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阶段写的。写了以《开拓者》、《拜年》为 代表的一批工业社会领导层里的人物和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代表的年轻人。往 往这一篇还没有被“批深批透”,我的新作又出来了,使某些人批不胜批。这个时 期我的情感以忧、思、愤为主,文学的责任承载着现实的严峻,视真诚为创作的生 命。尽管这真诚有点沉重,有时锋芒直露,对前途倒并未丧失信心,甚至对有些人 物还投以理想的光焰。就这样,形成了这一阶段我的创作基调,或者说我已经意识 到自己的风格了,并有意强化这一风格,追求沉凝、厚重。跟文学较劲,努力想驾 驭文学。 自1984 年至1989 年,想摆脱自己的模式,扩大视野。文学不应该以题材划 分,作家不应该被题材局限。这个时期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 “饥饿综合症系列小说”。这个时期的情感和创作基调是沉静,沉静中有反思有热 望。冷静地观察和思索,并未使我脱离现实,相反倒更重视文学的现实品格了。冲 出工业题材的束缚,对工业社会的熟悉更有助于我探索和表现工业人生。我的文学 天地开阔了,能够限制我的东西在减少,创作的自由度在增长。 ——这个阶段对我是至关紧要的。走出了自己的阴影,也走出了别人的阴影。 这很难,但很值得,没有这个阶段的变化就不会有今天的“收割”。 我想人的所谓的“昙花一现”(像昙花那样烈烈轰轰、辉煌灿烂地一现也很了 不起,不应该受到嘲讽,也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就是不能突破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 格和题材的局限,从始至终都是“一段作家”。 自1990 年以后,我不再跟文学较劲,不想驾驭文学,而是心甘情愿、舒展自 如地被文学所驾驭。超脱批判,悟透悲苦,悟出了欢乐,笑对责难和褒奖,写自己 想写的东西。自觉正在接近文学的成熟期,进入创作的最佳阶段,各方面的准备都 做得差不多了。 这次“收割”实际是在我的播种期进行的,它只占了我很少的一点精力,并不 影响正常的耕作。况且,收割后的土地会渴望着新的播种。 春种秋收,乐此不疲。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