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与姚氏父子 ——从冯雪峰给姚文元的一封复信说起 陈东林 1953年12月18日,在位于上海思南路36号的中共上海芦湾区委宣传部任科长的 姚文元,收到了在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的一封复信。内容如 下: 姚文元同志: 你的信收到。谢谢你关心我的身体。 你是一个党员,我在你入党时,就知道的。你既是一个党员,我当然可以答应 你的要求,把你父亲的事告诉你。他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加入党,加入过“左联”, 也做过一些党的工作。大概在1934年被捕,大约因怕死,在南京自首了,后曾编过 一个国民党的小报纸。但自首时尚未破坏过党的组织,这是后来调查过的。抗战时 在重庆,他又和进步文化界接近,那时进步文化界也希望他在抗日的统一战线上尽 些力。此时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逐步脱离。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政治上仍是无所 谓,但对进步出版界(如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等)也帮过一些忙,所以说他现 在也还是统战的对象。 你父亲的确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又是糊涂的。他可耻地自首,人家都说是因为 怕死,这大概是真的。他胆子小,所以不敢革命,怕牺牲,而同时也不敢做大坏事 这总还算好。他选择了开书店的职业,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又弄成了商人的习气, 他那种爱钱的性格,常常使别人吃惊。而且据我所知,他常因此受辱而不觉得什么 似的。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糊涂的人。我们因为过去是朋友,后来他也还帮忙我, 掩护我,所以常常严厉地劝戒他,刺激他。他有几次在我面前流泪痛哭,好像他也 很心痛,但我觉得效果很小,仍然爱钱和糊涂。在解放后,我曾尽过稍微的力,使 他和各方的关系不致太坏,这也不是为私谊,为他个人,是为了他也仍可做些有益 于人民的事。 前一月,上海方面要我证明他曾经掩护我的事,我已经证明了。 以上是大概的、扼要的情形,想你可以明白的。你不要难过,你应该学会冷静 地去看问题,深刻地去了解过去社会的复杂性。你知道他的弱点,应该好好地帮助 他,他虽然年龄大了,也应该帮助他改变他自己的种种错误的想法和看法。我认为 你简单地疏远他,离开他是不对的,应该去接近他,把关系搞好,以便说服他。过 去的事自首,你不可再去提,以免刺痛他。问题是现在,他应该很快走“公私 合营”的路。看样子,他现在出书,销路很好,他正在“走红”,正在“私热”中, 似乎一下子还扭不过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从这方面去帮助他,去说服他。 但我的意见,只供你参考。你自己细心地研究后行事。也可以和组织上讨论。 我的信给组织上也可以,但没有必要时也不必给组织上看。匆匆忙忙,写得不能满 你意,也说不定。 祝你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 冯雪峰十二月十五日 这封复信是毛笔书写,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笺和信封。 姚蓬子与冯雪峰 1925年的春天,22岁的冯雪峰来到北京大学,借用同乡潘漠华的入学证作为旁 听生。他多次听过鲁迅的课,并自修了日文。在他周围聚集了来自浙江的10余名爱 好文学的穷苦学生,后来成为进步作家的有潘漠华、柔石、张天翼、王鲁彦。他们 常常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论文学。其中也有同乡青年姚蓬子。 1927年6月,在大革命面临失败之际,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此前 后,在浙江担任国民党疆域厅第五科科长的姚蓬子,也由宣中华介绍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1928年春,冯雪峰于白色恐怖中逃出北京,来到上海,从事翻译工作。在一 些朋友创办的水沫书店,出版了和鲁迅合译的《文艺与批评》。姚蓬子也出版了一 部诗集《银铃》。这一年,姚蓬子在上海因平心事件被捕,关押在警备司令部两个 多月。以后由其同学、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周致远保释出来。他出狱后即改 名姚一民,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工会整理委员会干事。 1930年,冯雪峰和鲁迅、潘汉年、柔石、阳翰笙、夏衍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作 家联盟“左联”,筹办“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参加“左联”并担任 执行委员的姚蓬子,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与潘梓年、冯雪峰等共同组织了“社会科 学研究社”,开办湖风书店,出版《北斗》月刊。 1933年,姚蓬子又调华北地下党工作。年底他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从天津押 解到南京。在被捕期间,姚即公开登报声明自动脱离中国共产党。1934年4月,姚蓬 子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干事、姚的堂兄周复农保释出来。以后便到国民党办的《大 江日报》当副刊编辑,并领取特务津贴,与军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在姚蓬子被捕的1933年底,冯雪峰受党的派遣离开上海去瑞金苏区。随后 参加了长征。 两人的重逢,是在1943年的重庆。在上饶集中营被敌人折磨得濒临死亡的冯雪 峰,经过组织的营救,在这一年出狱。由董必武安排到一个地方,一边休养,一边 做些工作。这个地方,就是姚蓬子的书店。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姚蓬子又靠近了进步文化界,从事一些救亡宣传工作。而 中共党组织一方面为了争取他,一方面也需要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开展统战工作。 于是,姚蓬子就成为一个浮游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两栖人。 抗战胜利后,姚蓬子又回到上海,利用一些进步作家的名声继续开办书店出书。 胡风曾经这样回忆道: 姚蓬子有一副商人的头脑。他现在虽然有出版社还有门市部,但是名气并不大, 生意也不算好,便想在鲁迅身上打主意。他向我们提出借许广平手中的《鲁迅全集》 纸型,趁纪念鲁迅先生十周年之际1946年印上几千册,版税等都可以从优。他 还发誓说:“我绝不是为了赚钞票。” 胡风先和冯雪峰商量,觉得让姚蓬子出一次也可以。因为,进步的书店都受到 了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外地已经开始禁卖进步书刊,这些书店很可能被迫停业,所 以不能再去向他们提出全集的事。姚蓬子有国民党的关系,停业还不至于。同时, 冯雪峰也说:“我们应该帮助他进步,不要让他跟着国民党危害人民。”于是,他 们就去看许广平。最后,姚蓬子在10月份将《鲁迅全集》印出了一版,是蓝土布封 面,印了2000册,后面印上了“作家书屋发行”的字眼。 胡风回忆当时的矛盾心情说: 说实在的,我和雪峰看了心里都不舒服,鲁迅先生的书是不应该由他出的。但 当时没有其他办法,出总比不出好,同时,让许广平的生活富裕些,也是必要的。 回到上海,冯雪峰仍然住在姚蓬子的书店里。 姚文元与冯雪峰 由于30年代初期工作的需要,冯雪峰和姚蓬子过从甚密。姚文元1931年12月11 日农历十一月初三生于上海。出生时冯雪峰就见到了他,冯雪峰还多次抱过姚 文元。直到1943年重新住在姚蓬子书店,他一直把姚文元当作小孩子。 上海解放以后,冯雪峰赴北京出席了开国大典,又回上海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 会委员和上海文联副主席等职务。1951年他奉调北京工作,和姚文元就没有再见面。 1953年,上海开始普选人民代表,姚蓬子作为统战对象,被列为候选人。姚文 元起初很高兴,但区委统战部随即向他了解姚蓬子历史,问他知道不知道父亲曾经 做过中共干部……姚文元就写了一封信到北京问前辈和上级冯雪峰,到底父亲过去 是怎样一个人。于是,就有了冯雪峰的那封复信。 姚文元接到复信,不啻头上响起了个霹雳。原来父亲“进步作家”的光环,一 下子化为“叛徒”的阴影。他感到自己的前途一下子黯淡了。 1952年,《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重新出版了《红楼梦研究》。1953年5月, 《文艺报》介绍了这本书,称其“做了细密的考证、核刊,扫除了过去‘红学’的 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山东大学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文章问《文艺报》 能否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文章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文 艺报》于1954年18期作了转载,由冯雪峰起草的编者按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 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 的。”这个态度是比较温和的。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认为李、蓝文章“是30多年 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10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冯 雪峰不得不写出《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公开发表。12月,他的《文艺 报》主编职务被免去。 姚文元立即想到,自己和冯雪峰的关系已经非但不能帮忙,还会引起负面作用。 于是,1955年1月,姚文元在改组后的《文艺报》第1期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分 清是非,划清界限》,这一年,他共发表了十几篇激烈揭露批判胡风的文章。 1955年3月,他在向领导汇报姚蓬子的历史问题时,又特意加上一笔:“由此我 怀疑到一个问题:冯雪峰和姚是多年住在一起重庆、上海的,当我向他了解父 亲情况,他把信写给我时,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都告诉我呢?” 1957年8月27日,在“反右派斗争”中,《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集团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的标题,历数了冯雪峰的“罪行”。次 日,根据周扬、夏衍等人的决定,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到上级书面通知: 你处月日报来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 派骨干分子。 1958年1月,冯雪峰被撤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由文艺一级降为三级。 《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冯雪峰后,姚文元立即开始构思一篇批判冯雪峰的长文。 1957年12月,这篇题为《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的文章匆匆草成。 1958年2月在《文艺报》发表。冯雪峰在文坛销声匿迹,而姚文元则声名大振。到1 965年,他共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批判文章,政治上也青云直上。 1965年,姚文元写出了著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革” 的序幕。1967年1月1日,他又发表了另一篇重头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随 同胡风、冯雪峰被他点名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还有夏衍、阳翰笙、林默涵、邵荃麟 等当年激烈批判冯雪峰、胡风的文化界领导人。这样,从30年代争论“国防文学” 还是“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起恩怨不断的一代文人,在姚文元这 个无名鼠辈的“金棍子”下,得到了一律“平等”。 1967年,胡风关在成都芦山县劳改局看守所里。元旦过后十几天,看守所长手 里拿着一份报纸进来,上面赫然登载着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胡风看后很是生气,他愤怒地说:“再判我14年,我也不会向姚文元这类拉虎皮当 大旗的人投降的。他想达到一箭双雕”他长叹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哪里 是讲文艺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儿子居然评起周扬来了” 身陷逆境的冯雪峰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也为周扬等人打抱不平。他激愤地说: “‘四条汉子’,在鲁迅文章中,无非是说‘四个男人’。现在成了政治概念,一 切坏事都往他们身上推。他们哪里有那么大的能力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都是党 员,都是干革命的嘛!” 有人为冯雪峰抱不平,说1957年把他划右派是周、夏一手干的,他却说:“他 们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不能全怪他们。”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于病中逝世。执掌文化界生杀大权的姚文元没有忘记冯 雪峰,他批示说:“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于是,草草开了一 个追悼会。 1979年4月4日,冯雪峰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第四届文代会结束后的11月19日, 在西苑饭店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宋庆龄、邓颖超等送 了花圈,王震、胡耀邦、宋任穷、邓力群等1000多人出席追悼会。而姚文元这时已 经在监狱等候历史的审判。 摘自《党史博览》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