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潮 如果说《海誓》曾使得小学高年级的学生阮玉英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兴趣,并有 了一种朦胧的向往,那么,1924 年底上映的一部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则使已是初中生的阮玉英对电影 有了更为浓厚的兴趣。明星公司是中国较早的制片机构之一,由张石川、郑正秋、 周剑云、郑介诚、任矜苹五人联手于1922 年3 月创建于上海。创建之初,拍摄了 数部“处处惟兴趣是尚”的谐趣片,但反映平平;乃于1923 年倾全部资金开拍由 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长片正剧”《孤儿救祖记》。 12 月的上海正是寒冷的冬季,《孤儿救祖记》却掀起了一股热潮,人们争先 恐后地涌入电影院观看这部轰动一时的国产片。阮玉英和她的两位好友当然也不肯 放过这个机会,在元旦前的一个周未,她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爱普庐影戏院。 “哎,你们说这部片子会比《海誓》好看吗?”在等待开映时,梁碧如忍不住 向两位好友发问。 “那还用说,”谭瑞珍抢先答道,“这部片子可是由张石川和郑正秋两位先生 拍的,他们都是新剧界的知名人物,他们排的新剧咱们看了不是都很感兴趣吗?这 回拍的电影一准会比‘上海影戏’那位画月份牌出身的老板但杜宇强。再说,这两 天大家在谈论的不都是这部片子吗?当年《海誓》放映时可没有这般轰动。”听了 她俩的答问,阮玉英轻轻地叹了口气,“不知这部片子的女主角演得怎么样,比殷 明珠又如何。”影片开映了,随着剧情的展开,她们的心很快就被抓住了。银幕上, 富翁杨寿昌的独生子道生不慎坠马而亡,杨翁之侄道培被立为嗣。他发觉道生之妻 余蔚如已有身孕,唯恐她生下孩子后会妨碍自己继承杨翁的财产,乃设下毒计,诬 陷蔚如不贞,杨翁信以为真,将蔚如逐出家门。蔚如有口难辩,只得返回娘家,不 久产下一子,取名余璞,蔚如含辛茹苦,育子成人。余璞年届十岁,入杨翁所办学 校就读,好学上进,深得杨翁喜爱,但却不识此少年即是自己的孙儿。一日,道培 赌输,向杨翁要钱,杨翁怒其好逸恶劳不思上迸,拒而不允,道培竟要加害于翁, 恰好余璞来游,设计相救。杨翁感其救命之恩,延请其母亲相见,至此方知实情, 蔚如的沉冤大白。杨翁诚恳地向儿媳道歉,祖孙翁媳,一家团圆。杨翁将财产悉予 其媳,蔚如感念学校育人之功,拿出一半财产,兴办义学,使平民子弟,皆受教育。 这部影片的确有许多不同凡响之处,郑正秋坚持他的“教化社会”的“长片正 剧”的主张,确立了一个比较严肃的主题:将中国传统的美德和学校教育的意义糅 合在一起,并展示了他纯熟的编剧技巧,把故事编得有声有色,曲折动人,有悬念, 有铺垫,有高潮,最后苦尽甘来大团圆,与一般市民的欣赏习惯很相吻合;张石川 在导演时匠心独运,弃文明戏演员不用而启用新人扮演主角,从而摒弃了文明戏演 员程式化的表演,演得生动真实。可见,这部影片从主题思想到故事情节,从演员 的选择到服装布景的设置等等,都明显地高出已往的国产影片,因而观众无不为之 动容。 阮玉英她们随着人流步出了影院的大门时,都还沉浸在影片的情节之中,彼此 好长时间沉默不语。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影片中的情景不断地在阮玉英的脑海中索回,余蔚如那忍 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形象一直在她眼前浮现,她对余蔚如的扮演者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并很快地了解到这位名为王汉伦的女演员的不寻常的身世。 王汉伦是继殷明珠之后的又一位早期著名电影明星,她于1903 年生于江苏苏 州葑门的一个姓彭的大户人家,其父曾历任安徽招商局、制造局督办,父亲为她取 名为彭剑青。她自幼文静,不喜交际,她的父亲把她送入了上海圣玛丽女校读书, 食宿均在学校,很少见人,若不是在16 岁上就死了父亲,也许她这一辈子也不会 与电影有任何关系。但父亲死了,家道也就中落了,兄嫂让她中途辍学,并作主将 她许配给了远在东北本溪煤矿的一个姓张的督办。出嫁后不久,她就伤心地发现丈 夫常和一个日本女人鬼混,这个原本就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出现了难以弥合的 裂痕。不久,丈夫在上海的一家日本人开的洋行中谋了个职位,于是她随丈夫一起 回到了上海。夫妻间的分歧已越来越大,她毅然与丈夫离了婚。兄嫂对此很是不满, 她遂自谋职业,在小学教过书,也在洋行打过字,而走上银幕则纯属偶然。 当时,明星公司即将开拍《孤儿救祖记》,可却到处寻觅不到演女主角余蔚如 的合适人选,因这一角色关系到全片的成败,不要说不能用男演员反串,就是素质 或气质稍差一点的女演员来演也是不成,况且现成的女演员少之又少,即便在社会 上找到符合要求的人,十之八九也没有勇气下海拍电影。 正在张石川为难之时,有人向他推荐了彭剑青(即王汉伦),张石川一见之下, 就觉得她气质不俗,一试镜头,活脱脱一位贤慧的少奶奶形象,这一角色就此敲定。 在影片中,她果然将惨遭丧夫横祸,又受谗言诬陷,仍忍辱负重,育子成人的余蔚 如的悲痛、愤懑和坚韧不拔表现得淋漓尽致,深深打动了观众。 王汉伦走上银幕虽属偶然,但她能下此决心却并非易事,这得益于她坚强的性 格(为摆脱不幸的婚姻她选择了离婚,这在那个年代也是件惊世骇俗的事)和所受 的教育,当然,生活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她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但却不 能不因此而与家人决裂。王汉伦在忆及她被明星公司录用后的情景时,有一段生动 的记载: 当我回到家里时,兄嫂就骂我。嫂子说:“我们家里过去都不许戏子坐高板凳, 如今你去作戏子,丢尽了祖宗的脸。”哥哥就要把我送回苏州祠堂里去受家礼责罚。 我说:“好!我们脱离关系就互不相干了。”我把名姓也改了。当时我颇有胆量, 脱离了家庭后更是天不怕地不怕,因此,我就取老虎头上的王字作姓,取名汉伦。 后来我去南京时,在一次宴会上与哥哥碰上面,他叫我王小姐,我唤他彭大爷,谁 也不认谁。[6] 由此足见中国最早的女演员之难。 几乎与阮玉英观看《孤儿救祖记》的同时,上海务本女中的一位16 岁的女学 生也在爱普庐观看这部影片,并且也因王汉伦的勇气和杰出表演而萌发了演电影的 最初愿望,她就是后来在30 年代唯一能与阮玲玉齐名的著名影星胡蝶(她当时的 名字叫胡瑞华)。应该说,殷明珠和王汉伦的成功,为阮玉英、胡瑞华等这些比她 们年轻了几岁的后来者冲破世俗偏见,顺利地走上银幕,开辟了一条道路。 《孤儿救祖记》成功的意义还远不止如此,它还直接导致了中国电影在20 年 代空前繁荣局面的出现。自从中国人开始拍电影到20 年代初这段时期内,电影在 一般人的眼中都被看作是一项要冒极大风险的事业,因为每拍一片,必先投下巨资, 少则数千,多则盈万,能否赚钱却无准数,加之来自欧美影片的强烈竞争,不用说 赚钱艰难,蚀尽资本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因而,这个时期中国人办的电影公司可 谓寥若晨星。但是,随着20 年代初中国最早的几部长故事片的摄制,特别是《孤 儿救祖记》的成功,一下子改变了人们对电影业的看法,尤其在一些投机商人眼中, 电影业转眼之间成了摇钱树。 “自明星公司的《孤儿救祖记》打下国产影片的天下后,所谓‘具中国商人眼 光’的,莫不视为利薮。于是大小公司,风发云涌,顿现出蓬蓬勃勃的气象,这便 是一般人所称的‘国产电影运动’。”[7] 一大批在20 年代初交易所投机热潮中 受挫的商人,转而开始在电影业进行新的投机。1925 年前后,上海的电影公司竟 达141 家之多。[8] 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热潮到来了。 上海滩上一时间影片公司林立的怪现象是与投机风的盛行相辅相成的,在众多 的电影公司中,有大赚其钱的,也不乏一片未拍空挂其名的和仅拍一部即蚀尽资本 而关门大吉的“一片公司”。从众多的电影公司如过眼烟云般此起彼伏的表面现象 来看,20 年代的电影繁荣是畸形的,然在这畸形的表象之下,却包含了一个不容 忽视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电影在20 年代可观的发展和进步。在实际上并非轻而易 举即能大赚其钱的电影行业里,在旧公司不断倒台,新公司层出不穷的过程中,有 几家公司颇具特色,引人注目,拍摄《孤儿救祖记》的明星公司就是最典型的一家, 在“明星”之后,又有“民新”、“长城”、“神州”、“天一”等公司相继成立, 并且也都有骄人的成绩,从而构成了20 年代中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在这些公司中, 一批女影星脱颖而出,如杨耐梅、张织云、宣景琳等。随着她们相继登上银幕并得 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电影女演员这一职业始为思想比较开化的人们所接受。上海 影坛已向像阮玉英这样有志于表演艺术的年轻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敞开了大门。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