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 阮玉英既然决定外出求职,遂开始留心报纸上登载的各种招聘广告,然而,几 天下来却未见到有适合于自己的工作,正在她感到有些泄气的时候,《新闻报》上 的一则广告燃起了她的希望:明星影片公司即将开拍新片《挂名的夫妻》,公开招 聘饰演女主角的演员,欢迎年轻漂亮有表演天赋且有志于电影事业的女士前来明星 公司应试。 阮玉英一直爱好表演艺术,当她还是崇德女校的学生时,就曾憧憬着有朝一日 能在舞台上一显身手,20 年代初期国产电影兴盛起来以后,她又对电影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对早期的女影星很是佩服,也曾有过将来当一位像殷明珠、王汉伦一样 的女影星的朦胧愿望。尽管当时一般的体面人家是不允许自家的女儿去当电影演员 的,但并不妨碍像阮玉英这样的青年女学生做做影星梦,影星的生活毕竟充满着神 秘和梦幻色彩,对于常做着玫瑰色梦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阮玉英则有些 不同,苦难的童年使她对现实少了一份幻想,她的影星梦较少出于虚荣,更多的是 发自内心的喜爱,也正因为如此,她才与一般女学生的并不打算付诸实施的梦想不 同,她是真心愿意走上电影演员之路的,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步入银色海洋的机缘, 现在机会终于在她面前展现,可她却有些犹豫了,她暗自思忖:“明星”这么个人 材济济的大公司,会看得中我吗?“明星”光是著名的女影星就有王汉伦、杨耐梅、 张织云、宣景琳等多位,我能与她们匹敌吗? 阮玉英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明星”在当时中国影坛上的地位的确非同一般。 明星公司创办于1922 年3 月。它的成立有一定的偶然性,创办者张石川、郑 正秋虽然早在1913 年就涉足电影界,共同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 但后来都先后因故中断了电影拍摄,20 年代初,他们被风行上海的交易所热潮所 裹挟,共同创办了大同交易所。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的不景气,交易所热就如过眼烟 云,迅速退潮,许多投资者一夜之间蚀尽资本,倾家荡产。所幸张、郑及时抽身, 果断地结束了大同交易所,保住了大部资本。此时,随着20 年代初三部中国最早 的长故事片《阎瑞生》、《海誓》、《红粉骷髅》的上映,电影业逐渐升温,已有 过拍片经历的张石川、郑正秋看到电影事业“发达在所不免”,感到“影戏潮流, 势必膨胀至于全世界”,遂决定用手中的资金在电影业上奋力一搏。于是,他们联 络了周剑云、郑介诚(艺名郑鹤鸽)、任矜苹,五人共同投资,在上海贵州路大同 交易所原址挂出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公司正式成立。五人的具体 分工是:张石川任导演,郑正秋任编剧,任矜苹任交际,周剑云任文书,郑介诚任 剧务,郑正秋和郑介诚还兼任演员,周剑云兼管营业,并公推张石川主持一切内部 行政。 公司之所以定名为“明星”,乃是受到外国电影杂志“star”的启发。 后来,郑正秋又对“明星”二字加以引伸和发挥: 吾人感觉之速,速莫速于两目。世间善善忍恶,俱难逃乎吾人之所瞩。 假若日落兮月伏,举世浑浑噩噩而无明灯之高烛,凡覆载之所属,类皆未有捉 摸,岂不人生有目等于无目。必有明星点点,大放光芒,拨开云雾,启发群盲。可 见,“明星”的创办者们的抱负委实不小,他们要在黑暗的社会里,充当“群盲” 的指路明灯。 但是,公司在创办之初,尚无如此明确的制片方针。五位创办者中,除任矜苹 外,都在戏剧界摸爬滚打过多年,互相之间交谊甚深,也可称得上志同道合,然对 公司将走怎样的创作道路,意见却颇不一致。张石川注重营利,主张“处处惟兴趣 是尚,以冀博人一莱,尚无主义之足云”。[2] 郑正秋则坚持艺术应教化社会的主 张,认为“明星作品,初与国人相见于银幕上,自以正剧为宜,盖破题儿第一遭事, 不可无正当之主义揭示于社会”。郑正秋的意见未能占得上风,只得“从诸同志后, 将趣剧作尝试之初步”。[2] 电影得由演员来演,在用什么样的演员问题上,张石 川和郑正秋的意见也有分歧。郑正秋酷爱新剧(文明戏)表演,在拍完《难夫难妻 》后即回到了新剧界,他有一大批新剧界的演员朋友,此番重返电影界后,力主以 新剧演员作为明星公司的基本演员阵容。他的理由是,电影和戏剧都离不开一个 “演”字,既然都是“演”,那演过新剧的终归要比从未演过戏的要好。张石川则 坚决反对,他在拍完《难夫难妻》后又继续拍了几年电影,已痛感文明戏演员在舞 台上已形成习惯的夸张、做作的表演实为电影艺术之大敌。他俩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还是郑正秋作出妥协,公司决定设立明星影戏学校,自己培养电影演员。 根据“惟兴趣是尚”的方针,“明星”开办的当年拍出了第一部故事片《滑稽 大王游沪记》,由当时在新世界游乐场表演滑稽戏的英籍演员李却·培尔主演,影 片虚构了卓别林来沪游历笑话百出的情节。该片放映后倒也受到观众欢迎,公司不 但赚回了成本,还略有盈余。于是循着谐趣片的路子又一连拍了《劳工之爱情》、 《顽童》、《大闹怪剧场》等片,同时添置了一批必要的设备。但当公司的第四部 影片《张欣生》(系根据一件真实命案拍摄) 时,因其中有过于残忍的场面而遭禁演后,公司出现了严重亏蚀。“惟兴趣是 尚”走入了死胡同。 面对困境,明星公司及时更改制片方针,开拍郑正秋一贯主张的长片正剧。1923 年,公司倾全力孤注一掷,开拍《孤儿救祖记》。“《孤儿救祖记》在没有摄成以 前,明星公司因为经济的短继,已经屡频绝境,幸而勇往直前,百折不回,再三设 法凑集了几许资力,才能勉强出片,更因此而大获盈利,不过明星公司在万分危难 中挣扎,能够起死回生,确实完全靠这部《孤儿救祖记》的力量。”[4] 该片公映 后的极度轰动,使“孤儿”救了公司。该片的成功,是郑正秋长片正剧的主张与张 石川摒弃文明戏演员启用新人的做法的结合所致,此后,“明星”再接再厉,按照 这个路子一连拍出了一批以社会问题或家庭伦理关系为题材的影片。1924 年郑正 秋将鸳鸯蝴蝶派文人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改编为同名电影,在改编中,他对才 子佳人哀艳的爱情并未极尽铺张,而是着重表现礼教压迫下的女主角梨娘的巨大痛 苦和她的复杂的内心活动中情与理的冲突,从而使该片具有了较深刻的社会意义, 梨娘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丰满的艺术形象,她的饰演者王汉伦也因此声名更 盛,而片中另一位女角色的饰演者杨耐梅则以妖艳而大胆的表演蜚声影坛。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郑正秋、张石川或编或导,又拍出了多部反映妇女受压迫 的影片,将中国妇女所承受的非人的苦难一一陈现于银幕,如描写童养媳苦难的《 最后之良心》中,债主强抢债户之女为童养媳,在儿子夭亡后又逼迫童养媳抱其牌 位成亲;在描写妓女悲惨命运的《上海一妇人》中,善良的村姑沦落妓院过着非人 的生活,发出了“娼其生而为娼者,社会造成之也”的呐喊;在描写女工悲苦人生 的《盲孤女》中,受辱的女工终日以泪洗面,以致双目失明等等。这些影片,已不 像当时多数影片那样,将“好人”受苦受难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一两个“坏人”使 坏,而是指出了痛苦的根源是应该受到抨击的封建伦理制度和现实社会的黑暗,这 一点正是长片正剧的难能可贵之处,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这几部影片均由出身贫 苦的宣景琳主演,她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她自己也因此而 走红。 当然,这些影片所要宣示的正当之主义,是与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交织在一起的 改良主义,而与当时大革命时代激进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主流相距甚远。尽管 如此,这些影片还是为“明星”带来了良好的声誉,赢得了立意高制作精的好名声。 与此同时,明垦公司还摄制了一些故事情节曲折动人的影片,郑正秋曾邀著名 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请其将他翻译的英国女作家亨利荷待所著《野之花》一 书改编成中国化了的电影故事《空谷兰》,于1925 年拍竣公映,该片引人入胜的 故事和纯熟的导演技巧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营业收入高达132300 余元,创下了默 片时代票房收入的最高纪录,主演该片的女演员张织云因该片而大红大紫,名声如 日中天。 当张石川、郑正秋埋头拍片时,周剑云则在电影经营发行方面作出杰出贡献。 由于1925 年任矜苹的退出和郑介诚的去世,明星五虎将演变为张、郑、周“三巨 头”。 “明星”以其骄人的成绩,仅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中国影坛首屈一指的影片公 司。其出品,从选村立意到导演的艺术构思,从摄影技巧到演员的表演水平,均要 明显高出当时影坛的其他公司。因此,当从未拍过电影的阮玉英下决心报考这家公 司时,的确感到没有任何把握,但为了成为一个能自食其力的新女性,也为了能一 圆献身艺术之梦想,她仍鼓起勇气,前往明星公司应考。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