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 1934 年初冬的一天,联华公司的一名剧务给阮玲玉送来了一个剧本,“阮小 姐,蔡楚生先生让我将这个本子送给你,蔡先生说,这是根据明星公司女演员艾霞 自杀的事件改编的,蔡先生有意请你担任女主角,但不知你是否会愿意,所以请你 先读下剧本再作决定。”此时的阮玲玉刚拍完《神女》不久,尚未接拍新片,听说 蔡楚生请自己拍摄关于艾霞的影片,遂想起年初时曾让大家叹息不已的艾霞之死, 不由得黯然神伤。艾霞的事,她是知道的,多么有才华的一个青年演员,竟然就自 杀了。其实,电影圈内恐怕没有不知道艾霞的,她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女明星”之 一,能兼作家与女明星这两个极不平凡的职业于一身的青年女性,实在可谓凤毛麟 角。 艾霞生于1912 年,祖籍福建厦门,原名严以南。幼时随经商的父亲居于北平, 曾就读于圣心女校。她的学生时代,正值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她接受了民主和 自由思想的熏陶,并与是大学生的表哥相恋。然而,她的自由恋爱遭到了封建意识 浓厚的父亲的坚决反对,她的恋人屈服于压力退缩了。 为了追求她所热烈向往的自由,她毅然与家庭决裂,只身南下,闯进了上海, 改名为艾霞,加入了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从而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不久她加入 了左翼戏剧家联盟。1931 年,艾霞转入电影界,人天一公司,翌年左翼电影运动 兴起,在左翼文艺工作者大举进入影坛之时,她被介绍进了明星公司,很快就因主 演《旧恨新仇》而崭露头角。 接着,她迎来了辉煌的1933 年。她在这一年创刊的《明星月报》第一期上发 表了一篇很动感情的短文,题目就叫做《一九三三年我的希望》。她在文中说道: “一九三三年也可以说是我开始新生命的时期……时代的火轮不停地转着,一切全 不息地猛进,一九三二年同一九三三年的电影,是划分时代的电影,她不是一部分 有闲阶级的消遣品,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我们既然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怎 样使她变成(有)价值有意义,这是从事于电影的人应负的责任,也是整个电影进 展的关键。”[1] 这篇短文已充分展示了艾霞作为一位左翼影人的面貌。艾霞在这 一年中的确成了明星公司新进演员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颗新星。她一连主演了《现 代一女性》、《时代的儿女》、《丰年》等多部影片,特别是她自编并主演了带有 自传性质的《现代一女性》,更显露了她的文学才华。该片描写了一个以爱情填补 空虚的青年女性在革命者的启发下觉醒的故事,在尚有文盲女影星的时代,能自编 剧本的女影星更显得难能可贵。 然而,这样的一位影坛才女在拍完《现代一女性》后却不幸再一次陷入了爱情 的迷惘之中,她叹息道:“眼泪同微笑,接吻同拥抱,这些都是恋爱的代价。要得 这够味的代价,这够味的刺激,就得赔上多少的精神,结果是什么?无聊。”[2] 爱情的失落使她颓丧,而周围黑暗的现实则令她忧伤,她失去了继续活下去与黑暗 抗争的勇气,1934 年2 月12 日,这位年仅23 岁的女演员服毒自杀了。 艾霞在孤独和绝望中死去,死后却不能得到安宁,一些黄色小报的记者们竟然 拿艾霞之死大做文章,将恶毒的污水泼向她,对这位追求进步向往自由的女影星大 加污蔑。此举激起了有正义感的影人的义愤,当时正在拍摄《渔光曲》的蔡楚生即 萌生了要为此拍一部电影的念头,通过对艾霞之死的描写来揭露黑暗的现实社会对 知识女性的残害。但《渔光曲》的拍摄使他难以分身,他遂邀请刚由戏剧界进入 “联华”的孙师毅担任编剧。孙师毅慨然允诺,很快,题名为《新女性》的剧本放 到了蔡楚生的案头。 剧务离去后,阮玲玉翻开了剧本,影片描写的是这样一个悲剧故事: 出身书香门第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女性韦明,因争取婚姻自主,不顾父母的阻 挠,毅然脱离了家庭,去与她所钟爱的那个人结了婚。谁知那人并不真心爱她,结 婚不久韦明生下一女后,丈夫就抛弃了她。韦明伤心之余,深刻地觉悟到自己应该 过一种有意义的独立生活,于是她把女儿托给了在乡间的姐姐照顾,自己只身一人 来到上海,在一所私立女子中学当音乐教师。在这所中学,韦明遇到了她旧时同学 的丈夫王博士,身为洋人办的联美银行总秘书的王博士还是该校的校董,他看中了 年轻貌美的韦明,曲意奉承,韦明不为所动,一心认真地教书,王博士恼怒异常。 韦明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因投稿而结识了出版公司的编辑余 海涛。余海涛是一个沉默寡言、但却有着古道热肠的正直青年,韦明与他成了好朋 友。多次交往后,韦明在心中爱上了余海涛,但由于过去在爱情生活上遭受的挫折, 韦明不敢贸然表露爱意,而余海涛也爱上了韦明,但性格内向的他害怕伤害韦明, 也把爱情埋在心中。韦明还结识了自己的邻居一位工人出身的知识女性李阿英,李 阿英白天做工,晚上则在工会工人文化补习班教课。为了教工人们唱新歌,她与韦 明一起用流行曲调《桃花江》填了一首《黄埔江歌》,两人遂成为至交。 王博士见韦明不肯就范,乃设下毒计,他以向学校捐款为诱饵,唆使唯利是图 的女校长辞退了韦明。恰在此时,韦明在乡下的姐姐因农村灾荒过不下去,带着韦 明的女儿来到了上海投奔韦明。失业后的韦明只得靠典当衣物和借债暂时勉强维持 三人的生活。暗中一直盯着韦明的王博士乘机以利相诱,他带着满脸的“诚意”和 “同情”,找到韦明,拿出了一只大钻戒,韦明严词拒绝。一个平时常拉韦明写稿 的小报记者齐为德也乘人之危,动起了无耻的念头,亦受到韦明的痛斥。 这时,韦明的女儿染上了肺炎,这对一贫如洗的韦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孩 子的病情不断恶化,因交不起住院费,医院拒而不收。她写的小说虽已由余海涛与 出版公司接洽出版,但她想预支稿费的请求却遭到了出版公司的拒绝。孩子的病一 天天地沉重,惨苦的啼哭,声声刺痛着母亲的心,她再也支持不住了。为了孩子的 生命,她在六神无主的迷乱中,受了一个暗娼鸨母的摆布,要用“一夜的奴隶”来 换取救孩子一命的金钱,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又是王博士设下的圈套,当看到要污 辱她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厚颜无耻的王博士时,韦明气愤极了,奋力打了王博士一 记耳光,奔回了家。 失业的痛苦,女儿的病危,衣冠禽兽的污辱,同学朋友的误解,韦明再也经受 不住折磨了,当奄奄一息的女儿哀叫着“妈妈”,终于死在她的怀中时,韦明彻底 绝望了,她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自尽。在她弥留之际,余海涛拿着她刚出版的小说 来看她,见此情景,赶紧叫汽车送医院抢救。那个无耻的小报记者齐为德闻讯赶来, 幸灾乐祸地写出了“独家消息”发在了当天的晚报上。韦明一息尚存,满街的报贩 已在大叫:“快看女作家自杀新闻!”韦明被余海涛送进医院,经抢救她渐渐地醒 了过来,但仍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这时李阿英赶来,她和余海涛一起启发韦明要勇 敢地活下去与恶势力斗争,并把晚报上造谣污蔑她的所谓“新闻”给她看了,《女 作家的一页秽史》的标题赫然入目,韦明震怒了,并由震怒而觉醒,她用尽全身力 气喊出: “我要活,我要报复!”她要求医生拯救她,但是为时已晚,因并发心力衰竭, 她终于含恨离开了人世。 阮玲玉读完《新女性》的剧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剧本让 她感受如此巨大的震动,剧本中的女主角是一位贫困的作家,这与阮玲玉有一定的 距离,但她觉得她的心与女主角是完全相通的,她相信自己完全能演好这一角色。 她情绪激动地找到蔡楚生,“蔡先生,韦明这个角色我演定了。我知道,我并不熟 悉女作家的生活,但她心中的苦楚和绝望我是完全能体会得到的,请相信我一定能 把这个角色演好。”“我相信你,我从有了拍这部影片的念头开始,心中韦明最合 适的扮演人选就是你。”蔡楚生答道,“看了你在《神女》中的表演,我更加肯定 了这个想法。只是不知你是否愿意在我导演的影片中担任角色。所以才请你先读剧 本,我想,读过剧本后,你会同意饰演韦明这一角色的。”“蔡先生,你一定还记 着我当初曾两次拒绝过在你导演的片子中担任角色的事,”阮玲玉抱歉地说道, “说来真不好意思,我那时对你的实力尚不清楚,唯恐片子不成功毁了自己的名声, 所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必再提了。”蔡楚生打断了阮玲玉的话,“再说那两 部影片的确是失败之作,你不愿拍摄还是有先见之明的。”蔡楚生所说的两部失败 之作,那还是他初入“联华”时导演的影片,这两部影片给他的教训,现今已成为 名导演的他一直没有忘怀。蔡楚生能有今日的成就,那是经过了多年艰苦奋斗才取 得的。蔡楚生生于1906 年,广东潮阳人。童年时代在家乡读过四年私塾,即辍学 务农。12 岁时到汕头一家小钱庄当学徒。凭着刻苦勤奋的精神,坚持自学,在社 会这所大学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到十八岁,不但文学有了非常成就,而且绘画 更有了良好心得”。 大革命时代,他置身革命潮流之中,参加了店员工会,并于此时开始对戏剧产 生了浓厚兴趣,从而违背了他父亲希望他成为经商能手发财致富的愿望。 大革命失败后,他只身来到上海,经朋友介绍,在一家电影公司做了个“相当 于打杂地位的职员”,由宣传广告、撰写字幕、当剧务做起,逐步熟悉了电影制片 流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电影艺术,每天上班,“连三等车也不乘坐,跨开大步来 回,而将这点省下来的钱,择买廉价而比较有意义的书籍和到起码的小电影院中去 实习”。他的阅读涉猎甚广,文学名著、社科书籍和科学书籍都在他的阅读范围之 内,并兼攻绘画书法,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编导生涯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1929 年,蔡楚生结识了他的同乡知名导演郑正秋,得到郑的赏识,因而得以 进入明星公司,并师从郑正秋学习导演,他曾作为郑正秋的助理导演、副导演参与 拍摄了《战地小同胞》、《红影泪》等六部影片,郑正秋也因此而成了对蔡楚生导 演艺术风格影响最大的人。 1931 年,蔡楚生加入“联华”,开始了他独立执导影片的创作生涯。第一部 作品为描写一对知识青年屈服于封建家庭的压力而酿成的爱情悲剧故事,该片虽具 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但上映时恰逢“一·二八”事变爆发,影片低沉的格调与当 时激昂的抗日情绪极不协调,因而引起正直舆论的批评。他独立执导的第二部影片 则是表现浪子回头的故事《粉红色的梦》,影片浓厚的粉红色和脂粉气与国难当头 人民在痛苦中呻吟的时局更显得格格不入。蔡楚生这最初的两部影片都曾邀请阮玲 玉主演,阮玲玉当时正值名声节节上升之时,她对初出茅庐的蔡楚生的导演能力一 点也不了解,因而担心弄得不好会使自己好不容易奋斗得来的声誉毁于一旦,因而 婉言相拒。这两部影片果然都招来了批评,但批评所针对的并非导演的能力,而是 作品的思想倾向。聂耳在《电影艺术》上以“黑天使”为笔名撰写《下流》(末流 之意) 一文对该片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恳切地告诫蔡楚生“不要再做艺术家的迷梦”, 殷切地希望他“能很快走上一条正确的大道”。[3] 批评使蔡楚生猛然醒悟,他后 来撰文描述了自己醒悟的过程: 实在的,由于这两个盲目的制作接触到现实的“碰壁”,我清醒过来了。 我深刻地认为一个编剧导演人不应仅仅是随便把一个故事搬入胶片就算完事, 而他最少应该是一个作家,一个有独特的作风、正确的认识、而为大众所有的作家 ;我开始像一个迷路者在摸索我的前程。 接着,我就决定我以后的作品,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而尽可 能地使她和广大的群众接触。[4] 从此,蔡楚生开始了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不 倦探索,下层人民的苦难境遇成了他创作的主要题材,他的影片与郑正秋的影片一 样,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作品的内容总是富于民族生活特色的,他的作品的人 物总是富于民族的思想感情气质和文化心理的,他的作品的表现形式总是中国的广 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5]1933 年,蔡楚生编导了《都会的早晨》,这是标志着 他思想转变的力作,该片通过对有血缘关系但生长在贫富两个不同家庭的一对兄弟 所走的绝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描写,透过家庭伦理冲突,揭示了阶级对立的现实。 接着,蔡楚生在第二年又编导了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渔光曲》,在海边长大 的蔡楚生通过对他所熟悉的渔民的苦难生活和青年知识分子改良中国社会的梦幻破 灭的描写,艺术地展示了残酷的社会现实。该片于1934 年的盛夏季节公映,观众 冒着60 年不遇的酷暑踊跃观看,创下了连映84 天的空前记录。 与蔡楚生成功的同时,阮玲玉在1933 和1934 年期间主演的多部影片也把自 己送上了艺术生涯的巅峰,此时的阮玲玉回想当初对蔡楚生的拒绝心中很有些自责, 她希望能有一个弥补的机会,而蔡楚生正好适时地提出了拍片的邀请,且又是这样 一部令阮玲玉感受到震撼的片子,因此,在1934 年冬季第一股寒流抵达上海之时, 蔡楚生和阮玲玉这两位著名的影人开始了一次在电影史上堪称典型范例的导演和演 员间的成功合作。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