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好像这的确是个人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历史来说,它远远超出 了总统的日常需要和他的未来生活状况的范围。对于俄罗斯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具 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 在俄罗斯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国家领导人从未主动交出过权力。 我们为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一套国家官邸供其终身居住(即“莫斯科河”五号总 统别墅,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喜欢的,他提出过要求,希望把这套房子给他居住), 除此之外还为他和家人配备了小轿车以及医疗保障,并发给退休金。 1991年有关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保障的那个决定还包括了其他一些重要条款。 首先,它为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从事新的社会政治活动的可能性。“戈尔巴乔夫 基金会”得到了一整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带副楼的建筑。 后来,媒体曾经使用过不少尖刻的言辞对此进行评论,说由于戈尔巴乔夫为所 欲为,我取消了对他的保卫,以及提供给他使用的小汽车和别墅。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他自己把“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一部分用房出租了。因此我们收回了这部分面 积,并把它提供给了另外一个单位———人文大学———使用,但这不是出于政治 意图。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为了给基金会增加收入,他们不得不把这部分房屋出 租出去。但把属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房屋用于商业目的是与决定相抵触的。 我明白,在戈尔巴乔夫辞职之后的9年间,他在世界舆论面前巩固了自己作为 一位充满智慧的政治人物的声名。 我的桌上曾经不止一次两次地出现过报告,称戈尔巴乔夫在国外旅行时以及在 其所写的书中总是批评新俄罗斯的政策,总想利用对叶利钦的批评捞取政治分数。 也有人想鼓动我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惩罚”,但类似话题都被我非常坚决地制止了。 坦率地说,在戈尔巴乔夫辞职后的最初几年里,我的感觉并不轻松。当我了解 到他在国外对我以及对俄罗斯的内部事务所进行的议论时,心里非常恼火。 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惟一保证使戈尔巴乔夫不受侵犯的人是我。当时, 要使他被社会当做替罪羊和“头号政治犯”来看待极其简单。许多早期的民主派人 士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的摇摆不定。而且,按照官场惯例,人们总是把过去所有的 错误都推到已经下台的领导人身上。总之,他是当时国内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 但是,无论如何每次我都强迫自己用意志力去消除不断涌上心头的厌恶感,去 忘掉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 我很清楚,尽管我们俩互相不满意对方,但戈尔巴乔夫是否具有正常生活的条 件,是否能够自由表述他的观点,是否可以参加1996年的总统竞选,这一切对 于他自己、对于整个俄罗斯以及新的民主进程都非常重要。 1996年之后,当我的助手们第一次拿来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在克里姆林宫 举行的某项活动的文件让我签字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再也找不到那种已经习惯 了的对立情绪。相反,我感到一种轻松。我想,我们之间会有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