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整个秋冬,切尔诺梅尔金在见面时对我说:“丘拜斯有 点不对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他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没有耐心,什么都 听不进去,工作起来很不顺手。他这是在您的克里姆林宫里变成了这样,以前在我 的政府机构里他可不是这样的。” 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分析这些话语,试图弄明白政府里的状况,内心的思绪很 不乐观。 我曾抱有极大希望的切尔诺梅尔金———丘拜斯黏合剂彻底迸裂,在“出书风 波”期间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总理回避了冲突。 ……丘拜斯的最后一个支柱实际上是我,他再也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人了。 年轻的改革家们离开了政界和实业界,也就是离开了整个社会,这种孤立状况 越来越严重。 “出书风波”就是那个让年轻改革家的班子滑倒的西瓜皮。这很窝囊,也很荒 谬。 社会舆论、报界、银行家对我的压力越大,我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不会把丘拜 斯交给你们!这只是因为我没有权利屈服于粗暴的恫吓,蛮横的压力;我应当予以 抵制,只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 是的,丘拜斯( 我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 必须离开政府机构,但是,离开的时 间,离开的方式,将由我来决定,而不是别人。 尽管如此,境况依然令人伤感,丘拜斯的政治前程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被毁。 我明白,他不可能很快恢复他的权威地位,然而又没有时间舔治伤口。 “经济冲锋”还必须毫不停顿地继续下去。 一九九八年春天,我做出最后的决定:政府首脑应该由另外一个人担任,该和 切尔诺梅尔金分手了。 切尔诺梅尔金的重要优势在于他具有罕见的、善于搞妥协折衷的能力,能够调 和所有人之间的关系,任何冲突对他来说都不棘手。但是,问题在于,切尔诺梅尔 金能够“坐稳”这么多年所凭借的最主要的折衷———市场关系和苏维埃厂长兵团 之间的折衷现在已经不再可能;这种折衷已经自行了结,必须向前推进。 还有一个已是来自纯政治方面的原因。二000年我退休以后,切尔诺梅尔金 将无力控制国家,为此需要一个更强,更年轻的人。 这个想法是主要的。 一九九七年最后八个月,丘拜斯和内务部长阿纳托利。库利科夫之间的关系变 得特别紧张。库利科夫极力反对私有化,甚至反对整个自由经济。在政府会议上, 他多次地不仅批评经济改革,而且还公开发难,责备年轻改革家们制定的政策助长 滥用职权之风,导致国家衰败,滋生穷人和罪犯等等。丘拜斯的回击也同样尖锐。 在某个时刻我意识到,应当结束这场愈演愈烈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