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一九九一年或者一九九二年,我被迫与盖达尔的政府班子分手。 盖达尔把改革转交到切尔诺梅尔金的手中。 开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缓慢的、谨小慎微的、充满矛盾的经济改革时代。 然而,不能只用原地踏步这样一个概念来作为对这个时代的总结。银行体制和信贷 体制开始运作,私有化开始实行,出现了商品市场,产生了第一批俄国商人的阶层。 对于我们这个数十年来人们不敢违背上级的意旨、已经忘却主动性和竞争性的 国家来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不仅是经济、政治领域的革命,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 革命。 切尔诺梅尔金担任总理历时五年。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是充实、多事的 几年。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切尔诺梅尔金到戈尔基来见我,谈了一些 一般的、不愉快的话题:工资的拖欠,执行预算的艰难状况。稍作停顿,我深深吸 了一口气,说:“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我对您的工作不满意。”“这是什么意 思,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切尔诺梅尔金这个老练的、一切都心中有数、经验丰富的机关权势人员,用绝 望的目光看看我:“我考虑一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高大、沉重的门在他 的身后慢慢地关上。 我对那个即将退职的人公正吗?每次这都是一个令我最痛苦的问题;解除他人 职务的时候,每次都是如此。宣布解除职务其实是我的工作中最不愉快的部分。你 要与之分手的那个人未必能够理性地认识到,这当中没有任何私人的东西,我纵然 不比他更加沉重,至少也和他一样沉重。他未必能够理解,当我看着他的眼睛说 “您应当离开”,这是最沉重的精神负担。即便他能理解,但还会感到委屈……委 屈之感更为强烈,要知道,每次我都留了下来,走的都是别人。 解除睿智的、忠诚的、正派人的职务是总统最沉重的十字架。 然而,切尔诺梅尔金的退职却是特殊的,也许是我感到最棘手的一件事情:切 尔诺梅尔金多次救过我,帮过我。但是,现在沉湎于恻隐之心……从道德上说,我 没有这个权利,我应当把政权转交给别人。交给谁?暂时还不清楚,我在考虑。 怎样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加准确一些……切尔诺梅尔金是个强者,他的强大力量 在于拥有适应现实生活的能力,在充满复杂、矛盾情况的改革过渡阶段,这一品质 确实非常重要。 在俄国艰难的处境中,适应能力也许在历史上就是最珍贵的特点,根本特点。 但是……我们已经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而下一位总统,我觉得,他应当有不同的 思维,不同的世界观。 当时,恰恰就在我们谈话之前不久,切尔诺梅尔金还相信自己拥有进一步发展 的政治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