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 我想,所有在维护法律的机构中工作的思维健全的人都非常清楚,斯库拉托夫 录像带事件———这只是近年来最高检察院、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办公室里那些 “斯库拉托夫们”所玩的双重或者三重游戏一个合情合理的结局。他们被赋予了权 力,却丧失了精神指向标。 当然,也有真正的行家、称职的检察院侦查人员,他们兢兢业业,就像农民种 地一样;也有辛勤调查经济犯罪的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局的工作人员,他们确实在努 力地同有组织犯罪和贪污腐败作斗争。 顺便说一句,总检察长事件还持续了好几个月。已经到了1999年秋天,进 行了第三次表决,议员们又一次投票反对他辞职。 可这个事件已经引不起太大的兴趣。其政治上的分量已经不复存在,而司法程 序则枯燥而平淡。 被解职以后的斯库拉托夫仍然继续说大话、搞揭发,但几乎没有人再在意他了。 首先,他本人看上去就很可笑。他还是坐带有闪光信号灯的黑色轿车、住国家别墅、 在警卫的保护下踢足球———看来,从这种自由惬意的生活方式中他得到了莫大的 快乐。 然而,在这段时间中,虽然斯库拉托夫同瑞士检察官卡尔拉。德尔。邦杰会过 面,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大话连篇的谈话,但他没有说出一句能把春天时由 他提起的指控向前推进哪怕一步的话。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斯库拉托夫事件上的坚决和果断使联邦委员会中 许多发热的头脑清醒了过来。 然而,当我现在又回到那年春天的这些事件的时候,我考虑的却是另外一些东 西。斯库拉托夫———不仅是他一个人———企图让许多商人、领导者以及俄罗斯 精英中的代表人物受制于他。斯库拉托夫事件的教训还在于,不能让被解了职的检 察长、刑事案件、轰动一时的调查或者道德责任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在好几年里 都悬而不决。 1999年5月,仍然是那个联邦委员会,最终做出决定,解除斯库拉托夫的 职务。有关检察长的这一光辉事件终于结束了。 近年来,特别是1998年秋天危机之后的这一年来,社会内部对稳定的渴望 大大增强,人们拒绝接受任何变化。 总统力图加快改革步伐和政治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总理仿佛成了保持这 种外部稳定和平静的最主要因素。他也这样来回答社会和公众的呼声:“给我们安 宁!” ……我是否有权退让到一旁,是否有权让普里马科夫逐渐夺取政治主动权,把 国家带回政治的“昨天”?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我坚信没有任何好处。从道德上、政治上和人性上来讲,我都没有这个权利。 我历尽艰辛把国家和人民从长队及物质匮乏中拽了出来,现在一下子又要把一切都 还原,这简直就是罪过。 同普里马科夫第一次不愉快的交谈发生在一月份。当时他提议杜马讨论最近一 年,即从现在到选举之前这段时间内的政治和解计划。这份计划的实质是什么? 总统保证不再解散杜马,不打发政府辞职;杜马有权终止弹劾程序,不表示对 政府不信任。政府无权向杜马提出对自己不信任的问题(宪法中有这样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