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然而,“临时总理”这个战术步骤本身也隐藏着某种威胁。在担任总理的几个 月内,斯捷帕申自己以及另外许多人肯定会相信,他是2000年选举的主要候选 人。我会不会把局势搞得过于复杂?会不会装上了一颗定时炸弹? 简言之,有必要把任命普京这件事推迟一些吗? 一年快过去了,如今,当我再回首五月事件这个话题时,不能不承认,我的内 心非常沉重。许久以来———实际上是从1998年初开始———俄罗斯一直就存 在着政府危机,它已经持续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了。当然,这样的情形在世界上还 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意大利、日本和法国也有过。然而,即使在 70年代的意大利,一年之内换了几个总理,但它的经济形势还是稳定得多。 在俄罗斯,每一位新总理都会带来自己的特殊问题。例如,1998年8月的 时候,要把年轻的改革家们留下来当政是可以的。启用经理和专家来治国的基里延 科政府没有任何资源,不能同商界精英们达成协议。 相反,普里马科夫拥有很丰富的资源。几乎每一次解职都有重要原因。 可当时,1999年5月,久拖未决的政府危机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 我的头上。 然而,在经历了痛苦的思索之后,我还是决定把这场危机再延长几个月。也就 是说,向杜马提出斯捷帕申作为候选人。虽然我清楚,我同他几乎是必然要分手的。 连续三次加剧政治矛盾( 在解除普里马科夫职务和进行有关弹劾问题的投票之后) 是过于冒险了。在杜马中,斯捷帕申是百分之百通过的候选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普里马科夫的态度。是的,在提出斯捷帕申作为候选人的时候,我就清楚他将 会被解除职务,这就像一团沉重的包袱压迫着我。 老实说,这种感觉有点可怕。要知道,人们都是在直接地、实时地接受某些事 件,在现实的情景中他们会体验到高兴、不安、愤怒或者痛苦。可我却知道局势会 发生怎样的变化,而且正好在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按照某种已知的方式进行。了 解这些一点乐趣都没有,相反,只会感到沉重。我不得不对人们的命运负责,对有 时某一举动所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负责。我很清楚这种惊惶的感觉———就像在 一次平常的谈话或会面时有一条黑影突然从房间中闪过。一个行动、一次斗争事先 是否已经被操作,这总能被人察觉到。我只得稳稳地背负着这个重担,不让自己的 想法曝光。还有一点: 在我们的对手充分表现自己之后,在真正的竞选战进行到高潮的时候,普京必 须突然出现。此时他坚定而强硬的性格才能够完全发挥效力。 然而,不仅是这样的分析使我不能同普京进行最后的开诚布公的谈话,还因为 他正在领导安全委员会和联邦安全局,对我这个计划一无所知。 我真的非常珍惜他。我不只是打算给他提供一个“职位上的升迁”,而且想把 权力交给他,把自己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政治遗嘱交给他。当然,这要在 他赢得大选之后,通过“千方百计地保持国家的民主自由和正常运作的市场经济” 的大众政治方针来实现,虽然他并不喜欢此项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