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军民情意东海深 1.人民军队爱人民 淞沪支队在浦东浴血奋斗的那几年,与浦东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友 情。军民之间就像东海一样情深意长。 我们的部队,发源于南汇的长沟乡,即现南汇的东海乡。我到浦东时扩展到塘西七 区,主要活动在四团仓到中心桥一带。后来又逐渐从公路北到公路南,直到奉贤的东部 界河以南地区。老根据地老百姓知道我们,新开辟地区群众就不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部 队。群众把日军称为“鬼子”、“东洋乌龟”,把伪军称为“黄衣裳”、“黄狗”,或 者干脆叫汉奸队伍;对警察之类称“柏油桶”、“黑壳虫”,因为他们穿一身黑衣服; 把土匪称为“野猫队”。我们这支队伍服装穿着很杂,军事行动大多在黑灯瞎火的晚上 进行。老百姓就叫我们是“黑衣队”。我记得有一次到奉贤泰日桥西南,青村港西北的 钟家宅时,群众还鸣锣告警呢!那时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真不少,但真正抗日的,除了 我们外就没有了。老百姓是很实际的,由于我们真打鬼子、伪军,鬼子和伪军也专门对 付我们,老百姓开始认识我们“黑衣队”是真抗日的好部队了。反“清乡”时期,国民 党的所谓“抗日”队伍,逃的逃,投敌的投敌,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五支队”,还 在这里坚持斗争。 我们淞沪支队的名声在浦东逐渐家喻户晓了。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部队每到一个地方,负 责民运工作的同志就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 还帮助群众做些翻田、挑泥、收割、打场一类的农活。住了老百姓的房子,临走要打扫 干净,水缸里挑满水,锅子里油腻洗清爽,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天天要检查, 对群众的一针一线,秋毫不犯。由于纪律严明,旧军队的一切恶习在我们部队都没有。 老百姓从不了解我们,逐步发展到与我们很亲热。我们有时请老百姓吃饺子,欢聚一堂。 老百姓看到我们缺乏咸小菜,就把自己腌的萝卜干送给我们。老百姓见了我,都亲切地 叫我“诸同志”,有的干脆称我“老诸”。有的群众,还把自己子女与我认干亲,考虑 到军民关系,盛情难却,也就答应了好几个。他们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有的还参了军。 我们处处事事先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与敌人打仗,我们尽量选择在村外,不让老百 姓受损失。敌人来“扫荡”,部队如果要撤退,首先组织保护群众安全转移。我们是以 保护老百姓为部队第一生命的。那些汉奸、土匪,欺侮、残害老百姓,我们就坚决打击、 镇压,由于我们威望高,每到一地,那些地痞、流氓等坏人,有的不得不有所收敛,有 的就逃之夭夭了。 对我们部队,在浦东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五支队到,开门睡觉”的佳话。在这兵 荒马乱、草菅人命的年代,这句话是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很高赞赏。 2.不是亲人胜亲人 我们爱护浦东老百姓,浦东的老百姓也像亲人一样爱护自己子弟兵。我们部队每打 完一仗,附近老百姓就会纷纷过来主动关心我们。有些事,用不着我们开口,群众就会 自己组织起来,积极想办法,帮我们去做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在反“清乡”斗争中,董金根同志负伤后,我将董托给了宣家桥北的方家发宅的方 培根等群众,他们像爱护自己儿子一样,护理转移。1943年8月,庙泾港伏击战后,在钟 家塘遭敌袭击,过去曾为我们送信带路的吴妹云、沈春泉夫妇俩,冒险隐藏好沈品芳烈 士的遗体和枪支,包扎掩护中队干部卫民,并转移到安全地方。沈春泉因为帮我们探听 消息,被日本鬼子发现而逮捕,当地群众以生命担保,把沈营救出来。 有一次,我们支队部的“小鬼”潘海根,在晚上行军过桥时,不慎把自己手里一支 手枪掉到河里去了。我们部队有条规定:“人不死,枪不丢。”因此,小潘吓得不敢回 来。附近农民发现他在哭,一问才知是这么回事。他们就用罱泥船把他的那支枪捞了上 来。潘海根高高兴兴地归了队。还有一次,有一位战士把机枪掉到河里了,老百姓脱光 衣服下水把枪摸上来。 在钟家宅战斗中,战士靳才林不慎将枪掉落在河里。朱家宅的“牛头”(浦东人称 买卖耕牛的中间人)朱林森的爱人和另一位妇女,见我们的战士打完仗不肯走,一问才 知是丢了枪。她们安慰他不要急,先在朱家宅隐蔽下来。第二天,她们就用罱泥船,帮 他从河里罱起了枪。但从朱家宅到我们驻地有很长一段路程,带着步枪是过不了敌人封 锁线的。怎么办?她们把枪反钉在小划船的船底,由一个姑娘装扮成靳才林的“娘子”, 终于将靳才林和枪支安全地送回部队。我们深受感动。 我本人在朱家宅的养伤,也可说是一段军民鱼水情。 在蔡家桥战斗中,子弹打穿了我的手臂下肢,伤了点筋骨,不能动弹,我决定暂时 留在朱家宅朱林森家养伤。朱家宅是个独立小宅基,宅前有条小沟,宅后有坟头,树木 竹林茂盛。宅上只有两户人家,都是基本群众。我单独一个人住进去,他们知道我是抗 日部队的,但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在那里住了十多天时间。那时搞药品很困难,朱 林森的爱人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很懂抗日爱国,不怕危险,想方设法帮我到齐贤桥 镇上去买药。有一次去取药,有人问她,你买这么多药干什么的。我听到这个情况后, 感到很可能会出事,决定尽快离开。他们要我伤全好了再走,我说时间长了,部队等着 我回去。这朱家只生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朱林森是招女婿到朱家的。出了事,我是对 不起他们的。我向他们说明情况后,第二天离开了朱家宅,先到了联络站,再由浦委委 员张晓初同志把我转移到川沙他自己家里继续养伤。 在我养伤期间,朱林森还利用做“牛头”之便,经常到齐贤桥和泰日桥镇,把探到 的敌情告诉我。所以,尽管在养伤,我对这一带的敌人动向,还是了如指掌的。我的伤 恢复较快,这都是朱林森一家特别是他母亲和妻子精心照料的结果。解放后,我曾经找 过朱林森,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由于我在朱家宅养伤,与群众建立了亲密关系。我离开后,地方党派一个同志住到 了朱林森家,公开身份是附近小学教师。在朱家宅群众掩护下,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不仅如此,老百姓中的积极分子、地方上的武工队员,有的还帮助我们锄奸呐。三 灶那里有个青年叫倪福根,当时我们四大队有个机枪手叛变了,这个家伙经常在三灶附 近敲诈勒索。我们把除掉这个叛徒的任务,交给了倪福根等当地群众。有一天,倪福根 腰藏斧头,找到了那家伙,趁其不备,一斧头劈进他的头顶。但是斧头只劈进头盖骨, 没有伤着脑子,那家伙头上有功夫,狗急跳墙,头带着斧头跳河逃跑了。倪福根等人紧 追不放,一口气趟过好几条河,最后还是把这个叛徒镇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 群众说倪福根杀了共产党游击队员,被揪斗了一番,后来我出了证明,才予以解脱。 3.陈金生藏枪遇难 浦东的群众,不仅待我们如亲人一样,还为我们运送和隐藏枪支弹药。 中心桥北的张朱家宅上,有张兆基和张志林两家,是我们最早的联络点之一。我们 通过张志林的小阿姊,经常把短枪放在那里打埋伏。张志林系独生子,又很年轻,我们 曾动员他参了军到过浙东。后来不习惯,回到家乡,但仍为抗日做了不少工作。 还有一个叫陈金生的贫苦农民,住在乔陈家宅后,捕鱼出身,有两个儿子。我们部 队初到那里时,经过访贫问苦,发现了陈金生。我就吸收他参加了秘密抗日团体。同时 参加的还有徐根海等人。后来,我到那里个别串联时,陈金生偷偷地给我讲起,他的哥 哥在大革命时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被地主告密,死在敌人手里。这引起了我 对陈金生老汉的高度重视。我决定把他作为我们的单线联系对象,马上叫他割断同抗日 团体的来往。我与他商量,请他专门为我们藏枪,他答应了。以后,我把缴获得来、一 时又用不了的武器,都秘密地交给他隐藏起来。最多时有2挺机枪和上百支步枪。陈金生 和他大儿子两人,把这些枪支用油纸包好,藏在偷偷掏空了的坟廊里。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老贫农,竟牺牲在我们短枪队的个别人手里。那时, 我正在浙东开会。我们有个短枪队在那一带活动,队长王永生吸收了一个队员。有一次 这个队员与陈金生的大儿子发生了争执,这个队员就说陈金生的大儿子抢他枪,也不问 情由,就把陈金生的大儿子当场打死了,并以此向上汇报,又把陈金生杀了,还把他的 小儿子抓起来关在支队部。我从浙东开会回来,看到关着陈金生的儿子,一时弄不明白, 问后才知道他要“抢我们的枪”。我说这不可能,我们那么多枪放在他们家里,保存得 好好的,怎么会“抢我们的枪”呢?便释放了陈金生的小儿子。这件事情,因为当时没 有讲明事实真相,解放后陈金生的小儿子又被当地政府戴上了反革命帽子。那时我在松 江军分区工作,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立即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向南汇县委讲明,他的反革 命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一想到陈金生父子冒生命危险为抗日藏枪这件事,我总是很不安,一个对革命有重 大贡献的老贫农,竟被我们不明情况的人杀害了,子女还一度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让 我以这短短的回忆,聊表我们对陈老伯伯的哀思吧!让人民永远记住陈金生老人,记住 他们父子对抗日的贡献吧! 说到老百姓帮我们藏枪,办法是很多的。开始一段时间,一般都藏在家里,认为放 在家里比较保险。其实,这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敌、伪、顽常到群众家里翻箱倒柜 “捞外快”,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都改为藏在野外。在野外藏枪,短枪最好藏,可 以放在瓮里,枪身涂上牛油,瓮里放石灰,再把口一封,朝田里一埋就行了。这种藏枪 办法,过后就是埋枪的人自己也要寻找一会,才能找得到。当时,浦东这个地方草包棺 材很多,长枪可以塞在草包棺材的顶上,也很安全。把枪藏在墓室“空廊”里,是陈金 生父子俩想出来的。他们将“空廊”整理好,倒上一层石灰,把枪放好后,将洞封掉, 外面堆上土,种上草,敌人根本找不到。 4.朱印天偷枪 为了扩大我们的队伍,我要部队的一些同志去做亲戚、朋友、同事的工作,动员适 合的同志参军抗日。 朱刚想起了泰日区野人村朱家宅的堂兄朱印天。朱印天老家在奉贤,父亲在上海经 营房地产业。他自己在上海北站当铁路检车工。1941年10月,朱印天结婚。朱刚和同乡 吴仙鹤去贺喜,动员他参加抗日游击队。朱是爱国青年,听后表示:“早知这样,我就 不结婚了。”朱刚回来后向我汇报这件事。我给朱印天写了封信,大意是希望前来会面。 朱刚把信交给朱印天后,不久,他就来部队找我。当时我们还没有去浙东,我讲了 不少抗日道理。我看看这个青年人头脑灵活,作风正派,热心抗日,交给他两个任务, 一是在上海动员更多青年来浦东参加抗日,二是设法搞些武器。朱印天回去后,为我们 动员了不少人来部队。在1942年春,他一次带了11名青年来浦东,我们开了一个欢迎大 会。这些青年,大多有文化知识,素质比较高,后来都转移到浙东根据地去了。有一次, 朱印天异想天开想动员一批外国人到浦东成立一个国际纵队。他介绍一个外国白俄来参 军,结果被白俄出卖了,到了轮船码头朱被日军逮捕。朱印天的父亲朱仲鹏先生花了许 多钱才把儿子赎了出来。朱印天出狱后,还是与我们联系,帮我们搞武器。 一次,朱印天和同事胡家驹闲谈。胡对他说:“吴淞铁路站台边,日本军用仓库房 边堆放着一捆捆枪支。日本鬼子领班细川要把我调去吴淞检车,我要养家糊口,经常跑 单帮,怎么办?”朱印天一听,感到机会来了,说:“我与你调。”朱通过胞弟朱印祥 向北站日本检车区长提出与胡工作对调。检车区长当即同意。 朱到了吴淞铁路场地后,日本领班细川跟得寸步不离。枪是看到了,无法下手。朱 为了偷枪,工作特别“卖力”,对细川也特别“巴结”,看见日本执勤人员也特别“客 气”。朱会说几句日本话,就经常与他们热情寒暄一番。领班细川爱好钓鱼,朱为了投 其所好,就约他到郊外钓鱼。日本人对他由严加防范到慢慢放松警惕了。 堆放在站台的枪是战场上搜集起来运回日本去的,有好有坏。朱印天以检车为掩护, 接近枪堆,先用尖嘴鎯头钩松捆枪草绳。当日本哨兵踱步走过时,他把看中选好的枪迅 速抽出,塞进停靠在站台边的车皮底下的刹车埂上。这些枪随车皮运到了上海北站。他 事先抄下车皮的号码,回北站后再去取回。 有一次,他看中一挺较好的捷克式轻机枪,枪拿到手了,但无法把枪运到去北站的 车皮上,因为这中间有一段五六十米长的开阔地。朱急中生智,见站台上当作坐垫的芦 席满地。朱就走到日本哨兵边,恭恭敬敬地提出请求:“海达生!莫枯诺榻榻米,新焦 新焦”(军队先生!那边的芦席送给我)。日本哨兵很熟悉朱印天,就随口答应:“唷 西(好的)。”朱就拣了一张芦席,把机枪一卷。鬼子看着他,越过三股轨道,往车辆 边一放,坐在芦席上休息。当日本哨兵不注意时,他以检修车辆为掩护,把枪塞进了去 北站的车皮底下。朱为了藏枪,在北站虬江路站台附近,收拾了一间破房子,外面用铁 皮钉好,平时经常住在里面。枪运到北站后,晚上就去找有记号的车皮,把枪运到小房 子里。偷到的有机枪、步枪,为便于隐藏、转运,他把柄敲掉,只留枪身。枪越来越多, 床底下塞不下了,就偷偷藏在房子外的垃圾堆里。 谁知有一天,垃圾堆因有人倒了电石,冒烟失火。日本司令部的一个军官跑来大骂 领班,要领班翻垃圾堆。当班的几个工人平时看见朱印天在里面藏什么东西,怕出事, 马上过去把垃圾堆里的电石挖了出来,熄灭了电石烟,总算避开了这场大险。 朱印天感到30多支枪藏在北站太危险,多次寄信来浦东让我们取,但部队总是没有 来取。他哪里知道我们部队都到浙东去了。 朱决定把枪转移到自己家里。朱家在贝蒂尘路(今成都南路)185弄成庆里2号,为 了保险,他把妻子送到娘家去住。但枪如何运回呢?苏州河上所有大桥都有哨卡,白天 检查行人,晚上更严。朱想到了与日本领班细川去钓鱼,几次通过哨卡,熟悉几个日本 人。他就把枪装在钓鱼竿长袋里,绑在自行车上,外边露出竿梢,前面挂了一桶从小菜 场上买来的鲜活鱼。到了哨卡,鬼子拎拎挂在龙头上的活鲫鱼。朱面不改色心不跳,用 日本话问好:“唷西。”日本人回礼:“刹唷那啦(再见)。”就这样,一次次把枪运 回家,放在地板底下,但浦东还是没有人来取枪。 那时我已重返浦东开展内线反“清乡”,与朱印天唯一的联系人朱刚才归队,不久, 朱刚同志又不幸被捕牺牲了。朱印天寄的信,我无法知道。 由于我带手枪队由分散隐蔽转入主动出击,在浦东连打几仗,影响扩大。有一天, 朱印天的同学吴白萍,把听到我们部队在南汇、奉贤袭击日军消息告诉了朱印天。朱印 天连忙赶下乡,直接找到朱刚烈士的妻子——朱的堂妹朱新官,打听到了萧仁杰、吴仙 鹤,终于见到了我们部队的张圮同志。张圮将他领到一个村上,与我见了面。我听了他 机智勇敢的偷枪、藏枪和运枪的经过,深受感动。当时他还是一个革命青年。我高度赞 扬他。由于部队人手少,为安全稳妥起见,我对他说:“上海的武器除机枪、冲锋枪和 好的步枪外,其余不必带来。目前敌人封锁很紧,本来与我们有关系的往来上海的船只 已经中断。这些武器最好还是用老办法偷运过黄浦江,我就有办法。” 朱印天回去后,动员了沈品芳和谢展两同志,拿了三副钓鱼工具,趁他妻子一早去 小菜场机会,迅速将1挺轻机枪、4支冲锋枪、12支步枪装进三只钓鱼袋,雇黄包车拉到 董家渡码头,顺利通过检问站。到了浦东,又叫黄包车拉到郑家桥天主堂附近。他们就 到河边假装钓鱼,趁人眼稀少,麦子又尺把高,把枪塞进草包棺材顶上,做好记号。然 后,他又来部队,告诉我藏枪地址。不久,我们就把枪取回来了。 朱印天同志怀着国仇家恨,正式参加了部队,参加过许多战斗。解放后他曾任上海 南市区分安局的侦察科副科长。 5.摧不垮的情报网 我们游击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必须情况明,知己知彼。这除了地方党与我们 有情报交换关系外,我们部队根据活动区的地理交通位置,活动的需要,还建立了几个 十分隐秘的交通情报站,也称联络站。有些交通站除送情报外,还承担伤病员的安置和 部队给养等任务,工作非常危险。 大团镇周围是敌我双方斗争的敏感地区。我们为了控制大团敌人动向,先后建立了 邵根发、张跃明、王顺祥、许梦根(许顺)、王金章、王顺根等情报站。林志杰家是经 常活动的交通站。许梦根由于出生于大团,人地熟悉,我们给他三个任务:第一,探听 敌伪军在镇上的动静,得到情报,立即传送;第二,替部队采办军需给养;第三,协助 支队征收主任张磊征收南四团和大团的爱国捐。他家住在蟠龙桥北施相公弄里,我们通 过他斜对面顾阿三房子里的韩桂根,开设了一个由七八个裁缝的被服厂,专门为我们部 队缝制军衣、军被。有时也为我们采办些油、盐、酱和蔬菜等日用品。 邵根发原来住在南汇中心桥一带的邵家宅。他的叔叔邵厚生是催征吏。他家还是反 “清乡”前我们与土“忠救军”马伯生谈判的地址。邵后来不当催征吏了,差使交给了 侄子邵根发。他家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后被人告密,日本人把邵 根发抓起来拷打,房子全烧光。经营救,邵根发获释,但日本人不准他住在乡下,要他 住在大团镇据点里,把他控制起来。为了生活,邵在大团开了一爿米行,实际上还是在 为我们做情报工作。 南汇七区方家宅的方培根,外号方胡子,也是重要的情报员。他家也是一个联络站。 他是地主,但支持抗日。有个叫沈正伯的叛徒,带了鬼子、伪军,从南汇的北面到南面 领捉情报员。敌人根据沈正伯指认,把方培根和他儿子一块抓去,严刑拷打,上老虎凳, 灌辣椒水,坐电刑,敌人问方认识不认识叛徒,方明明认得他,但矢口否认,回答“不 认识”。敌人把他们父子俩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方一句口供都没有。敌人无奈只好释放 了方培根父子俩。方回家后,家里的联络站不能设了,但还是为我们提供情报。我们北 撤后,国民党伪乡长闵刚威迫方为他们干事,方为保全自己只好应付。当时敌我双方斗 争错综复杂,解放后方培根被我政府作为反革命分子镇压了。“文化大革命”后,通过 全面调查,确认方培根虽然在我军北撤后追随过国民党,但没有干什么坏事,而他在抗 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反“清乡”中,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还是有功劳的。为此,我出 具证明,政府有关部门给予平反。 在敌大团守备队里,盛荣同志表面上是“守备队员”,实际上是我部的情报员。他 通过敌人“加强训练”、“准备干粮”、“收拾兵器”、“集中训话”等蛛丝马迹,判 断敌人的动向,有时从翻译官那里探知消息。一有可靠情报立即通过交通站送出来。有 一次,他在传递情报时,引起敌人的怀疑,被抓起来吃了许多苦,敌人找不到证据,只 好把他开除了事。 在南汇三区以南七区以北,有一个老情报员“杨老伯伯”,四五十岁年纪,还是陈 静在抗战初期建立起来的关系,海员出身,世面见得多,交往广,很会搞情报,而且比 较可靠,传递也快。他的情报一直要送到南汇徐家宅徐根海家的“老佣人”周梦林手中。 七区张朱家宅有个理发师也是情报员,因身份暴露,就到了部队当了我的“挑勤员”, 大家亲切地喊他“李娘舅”。东海长沟乡的郁礼仁在南汇东门开一爿裁缝店,以裁缝职 业为掩护,负责长沟乡一带情报。1944年5月19日,万祥10多名伪军起义,就是他积极活 动的结果。 我们的情报员散布到整个奉、南、川地区,深入到敌据点。只要我们部队在驻地住 下来,附近的情报员就来看我们了。有时,我把身边的“小鬼”派出去找他们了解情况, 或通知他们来部队谈情况。有些秘密情报员,住在小学里,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 我们就以参观小学为由,去与他们接头或开会。 群众给部队送情报完全出于抗日爱国之心,出于对我们部队的热爱和支持。他们有 的为此冒着极大的风险,有的被敌人抓去审问逼供,上老虎凳、上电刑。敌人可以摧残 他们的身体,却无法动摇他们的意志。是革命群众的赤胆忠心,构筑了打不烂的情报网, 成了我们的顺风耳和千里眼,使我们部队如鱼得水,纵横活跃在浦东平原上。 6.不畏艰险,救死扶伤 战士负伤后,我们只能请附近的乡村医生治疗。大团镇的濮光星医师不畏艰险,救 死扶伤,令人难忘。 濮光星医师,南汇大团人,青年时代接触过进步思想,日本帝国医疗学校毕业,曾 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多年。抗战开始后,他回大团私人开业。我们回浦东坚持反“清乡”, 战士受伤后,我们都设法请他来治。如打陈龙生部受伤的董金根和张正贤同志。只要我 们一请他,他总是立即出诊,尽力挽救我们战士的生命。在当时抗日就要杀头的环境下, 濮光星医师不畏敌人强暴,敢为我部服务,也是医德高尚,难能可贵的。他出诊坐的丝 网船,是两个农村妇女摇的,她们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由于部队经常转移,治疗工作也非常隐蔽。伤病员大多转移在冷落偏僻的坟山屋、 祠堂、破庙、坟场里。濮光星不辞劳苦,从容不迫地为他们做手术和换药。有时还要在 晚上进行。当时药品管理非常严格,濮医师通过各种关系去搞药,有些药是日军禁购和 禁运的。濮医师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设法采办。 1944年夏季后,我们的部队继续扩大,有了比较稳定的游击区,在三灶建立了后方 医院。浙东区党委给我们派来了医护人员陈也男、俞叔萍、俞梅萍等同志。俞叔萍是张 席珍同志的爱人。俞梅萍是俞叔萍妹妹。陈也男后来成为支队参谋杨明德同志的爱人。 他们来到部队后,我们部队医护条件有所改善。 我们部队北撤以后,一次濮光星医生在为我们战士治病时,被叛徒告密。伪奉贤县 长奚永之,会同中统特务把濮医师抓去,先押到四团圣果寺,再押奉城伪政府,对濮医 师动用了老虎凳等酷刑逼供。一方面,要他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交代其他共产党员 下落;另一方面,敲诈勒索他的钱财。濮光星医师忠贞不屈,拒不招认,说“我是个医 生,只知救死扶伤,谁去问病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敌人逼供无效,就把他押到上 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关了100天大牢。濮有个表兄,叫王栓,是伪政府的特派员,在他表 兄和我地下党的大力营救下,总算未被杀害。 解放后,濮医师在大团窑厂当医生。“文化大革命”中,濮医生受到冲击,我听到 这个消息后,立即写信给他,要他相信党,相信群众,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您 为我们部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濮医师拿了我这封 信,坚定地渡过了这一段非常时期。 7.真正的铜墙铁壁 我们部队的后勤给养也是通过群众的支持解决的。部队每天吃的菜,在群众掩护下 购买。春夏秋冬的被服鞋帽供应量很大,我们在乔陈家宅一带设了一个秘密被服供给厂, 由沈岳楼负责,主要加工制作衣被鞋帽,得到了这个地区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在南汇与奉南交界处中心桥附近,我们有一个枪械所,是由我部朱连根同志负责的。 这个枪械所也是在群众的掩护下工作的。 朱连根,铜匠出身,手艺很好。我们的手枪和步枪,由于使用频繁,撞击弹簧老化, 弹性不足,引起击发失灵。他去上海通过关系买了当时日军严控的21号钢丝,绕成驳壳 枪内撞针的弹簧,性能很好。我们原来准备请朱印天同志去上海买一台万能机床,让朱 连根修理更多枪械,因朱印天同志被日本人拘留而未成。 那时我们子弹很缺乏。因为我们全靠缴获,而日军对子弹控制特别严,子弹缴获不 多。所以,我们要求战士把空弹壳收起来,交给朱连根去翻铸。他很有办法,买了原料 自己配制火药,弹头用废铜烂铁自己烧铸,关键是引信无法搞到。后来,朱连根用小孩 子玩的“甩炮”火药来试验,结果成功了。他就用这种办法为我们生产了不少子弹,这 些子弹虽然不及新的,但也可以弥补不足。 朱连根的枪械所规模不大,但设备不少,不能随部队转移,工作中还要请帮手,所 以长期隐蔽在中心桥坦光头一带的群众之中。这一带敌人、暗探、便衣也经常来,但这 个枪械所,却从未遭敌人破坏,这应该归功于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 在南汇七区六灶以南,有个叫王渭香的农民。他家住的地方河浜多,坟山大,十分 隐蔽。我们把一些不能随部队流动的病号和受伤未愈的战士,交给他负责养护。平时住 在老百姓房子里,有了情况就转移到船上。他们的船是伪装好的,伪装的办法是船上装 满柴草或披戴许多芦席,船舱中间是空的,四周留有通风瞭望口。病员在里面,有吃有 睡,隐蔽安全。敌人来“清乡”,他们把船摇到敌人走不通,也不易走到的沟头里停歇, 由于河岸两旁野草秆棵茂密,不走到船边很难发现,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这样,他这 个地方,慢慢成了我们部队一个隐蔽的“流动休养所”。我们部队北撤后,王渭香还为 留在浦东的部队当过情报员,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渭香伯伯”。但 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诬陷他是什么“白衣队”,反对共产党, 结果吃尽了苦头,屁股也被打烂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出具证明,才予以平反。 80年代初,我正好在南汇,听到王渭香同志去世的消息,便赶去参加了这位老同志的追 悼大会。 像陈金生、濮光星、杨老伯伯、周梦林、王渭香等浦东许许多多的革命群众,他们 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我们的部队,上战场杀鬼子,但他们不怕艰险,不怕坐牢杀头,发挥 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克服种种困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了一切。这些英勇、坚强 的浦东革命群众,是我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我们部队与浦东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结下的深厚情谊,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尽的。这 种坚如磐石的军民关系的建立,也是我们部队的指战员,依靠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密切 配合,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的结果。 在浦东,我们部队和地方党是有密切联系的,是党统一领导下的两支形式不同的革 命力量。我们部队建立起来的秘密工作关系,根据工作需要,有一些也移交给了地方党。 地方党也以浦东抗日武装斗争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地方党工作是非常谨慎的,有着 它自己一套活动方式,平时不与部队直接发生联系,但大家有分有合,配合默契。 浦东的地下党工作的总负责人,开始是周强同志,后是陈文祥同志,我主要与陈文 祥同志联系。 地方党的工作非常艰苦。他们主要是秘密地、隐蔽地开展工作。因为没有武装力量 保卫他们,又是在敌人的直接控制地区活动,所以,工作危险性很大。他们的主要工作 是配合部队的武装斗争,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有的以教员身份,利用教育工作之便,宣 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斗争的大好形势,积极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有的为我们提供 有关各界人士的情况和许多重要的情报;有的动员优秀青年参军抗日,还向我们输送优 秀干部等等。他们在群众中宣传我们部队,爱护支持我们的部队,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 系,为部队建设和游击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一直认为,我们在浦东的抗日斗争 形势所以能够这样好,这与地方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8.“兄弟会”组织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广大群众抗日,我们部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民运工作,如 组织“救国会”等群众性团体。我们还根据当时农村的特点,在浦东组织了“兄弟会” 这样一种群众性的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成为党团结广大农民的桥梁和纽带。 当时,浦东的政权被敌人控制着,建立革命政权还不够条件。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组 织形式,既容易被农民接受,又能隐蔽地把那些农村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我想起了在 香港中华印刷厂组织“兄弟会”的办法,通过“兄弟会”团结了一批工人骨干。我想何 不也在农民兄弟之间,搞一些“兄弟会”呢?“兄弟会”者,是劳苦兄弟大众联合起来 的意思。浦委姜杰同志也很赞成这样做。这是我们浦东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种新形式。 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叫黄川农的来支队部找我,要我介绍他到浙东去参加游击队。 一见面,原来他是香港中华印刷厂凹版课的黄清荣。他就是“兄弟会”的骨干,罢工积 极分子。他也大吃一惊,想不到“诸亚民”就是厂里的朱复。久别重逢,分外亲热。他 告诉我,他是南汇人,连柏生的亲戚,要去浙东找连柏生参加抗日队伍。我说:“老兄 弟,去浙东是干革命,在浦东也能干革命,还是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干吧!”他说:“你 准备叫我干什么呢?”黄川农当时还不是党员。我对他说:“你现在回去先把你家乡周 围的青年朋友,像我们工厂那样,以‘结拜兄弟’为名,组织‘兄弟会’,做发动群众 的工作。”他答应了。 黄川农回到家乡陈行、龄楼一带,以做生意贩卖粮食、棉花为掩护,正式筹建“兄 弟会”。先在同姓中组织,然后扩大到异姓。在组织方式上带有一点传统色彩,但活动 内容是发动群众,支援和加入抗日队伍。“兄弟会”开会,我去作形势报告,宣传抗日 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兄弟会”的“老大”都是我们的“骨干”。黄川农有时也随我 们行动,一起研究“兄弟会”活动方式。这样“兄弟会”组织如雨后春笋,逐步扩展到 奉、南、川地区。 “兄弟会”组织起来后,发挥了很大作用。它实际上成为我们部队和地方党的外围 组织。有些地方的党组织,是通过先建立“兄弟会”,然后在“兄弟会”中选择优秀分 子建党。 在奉贤柘林地区开辟工作的党员,先在盐民中建立“兄弟会”,前后发展30余人, 不久就开始建党。有些同志,是先参加“兄弟会”,然后参加我们抗日队伍,入了党, 成为党的骨干,如川沙的张震言、王新章等同志,南汇的朱伯英等同志。平时“兄弟会” 还为我们传递情报,遇到战斗任务,“兄弟会”成员化装成“小商”、“小贩”摸到据 点里去,侦察敌情。“兄弟会”组织隐蔽,敌人是很难识破的。有时他们直接参加我们 战斗,有时执行锄奸任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