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香港求学燕雀安知鸿鹄志(4) 南华医校是一所男女混合的学校。在当时的中国,男女合班上课,实属绝无 仅有的新鲜事。屈服于社会的流言飞语,校方把男女学生分开,坐于教室的两边, 中间设幔帐隔开。教师上课,仿佛面对两个教室,形成了一室两制的奇观。 学生实习,按规定,中国男生只准进入男病房。妇科的实习,只许外国学生 和中国女生参加,而在校学习的中国女生又寥寥无几,因此中国的学生都愤愤不 平。 孙中山径直找到校长嘉约翰,向他提出意见:“同是学生,为什么歧视我们 中国人,不许中国男生进妇科实习?” 身为美国人的嘉约翰解释说:“校方此举实乃尊重中国风俗习惯,你们中国 人向来男女授受不亲,有礼教之防,我们美国人则无须拘此。” 孙中山则问:“学生学医不是为了治病救人吗?治病救人还分中国外国吗? 中国妇女有病,中国医生能不救吗?男女授受不亲,是中国封建的旧礼教。只为 尊重中国的封建旧礼教,就违背治病救人的宗旨,学校这样做是否妥当,请校长 先生多加考虑。” 嘉约翰见孙中山说得有理,从此便允许中国男生参加妇科实习,随即教室里 把男女学生隔开的幔帐也撤除了。 孙中山在校第三年即1889年2 月,十九岁的光绪皇帝举行盛大婚礼。西太后 为了加强对光绪的监视和控制,不顾皇帝本人的反对,硬将自己的弟弟副都统桂 祥之女,比光绪大三岁的叶赫那拉氏配给光绪皇帝做了皇后,即孝定景皇后,也 即后来的隆裕皇太后。而光绪钟情的他他拉氏则被封为嫔,五年后又晋封为妃, 即珍妃。这桩婚事有着后党与帝党之争的政治色彩。3 月,西太后年已五十三岁, 秉政逾二十年。但她权欲之心不减,因为迫于祖制,皇帝婚后才不得不宣布归政。 然而,她岂肯甘心退休当赋闲之人?所以,仍在暗中作祟弄权。光绪皇帝在处理 军国大事上,均要秉承太后意旨去办。 面对着清廷的腐败,孙中山抓紧活动,多方结交朋友。1889年年底的一天, 王煜牧师带着一位青年,拿着区凤墀的介绍信到西医书院来见孙中山。看了介绍 信后,孙中山很高兴,和他交谈了一会儿,十分倾心,又去公园散步,谈论中国 的时局和革命问题,话很投机。那个青年就是陈少白。临分手时,孙中山问陈少 白:“这次来香港要耽搁多少天?”陈说:“只有一天,马上就走。”中山说: “无论如何要想法常来谈谈。”此后,陈少白时常到香港找孙中山谈论中国政局 问题,并想在香港找个半工半读的学校,孙中山劝他学医。陈说:“性情不近, 不愿学医。” 1890年1 月,陈少白又到西医书院来访。孙中山忽然对他说:“请你坐坐, 教授来了,我要去听讲。散课后,再来同你谈天。”隔了一会儿,孙中山匆匆跑 来对陈说:“康德黎(学校教务长兼教授)博士请你见面。”陈说:“我与他不 认识。”孙中山说:“有事情才请你去办。”陈说:“既然不认识,哪里会有什 么事呢?”不等陈把话讲完,孙中山就拉着他的衣袖往康教务长办公室走。康见 了陈说:“我们是欢迎你的。” 原来,孙中山曾向康德黎提出要求准陈少白入西医书院读书,所以康才向陈 说这番话。陈少白听了康德黎的话,无从致答,只说:“是,谢谢您。”离开康 教务长的办公室,陈少白责备孙中山不该强做主张。中山说:“好了,你进来念 书,大家可以多谈了。”陈少白就这样进了西医书院,他比中山低两级。 1891年3 月,正当孙中山读到大学四年级时,香港“教友少年会”创设。这 是当地青年基督徒成立的一个讲求伦理道德修养的自发性组织,宗旨在于“联络 教中子弟,使毋荒其道心,免渐堕于流俗”。会内设有“培道书室”,作为会友 “公暇茶余谈道论文之地,复延集西友于晚间在此讲授专门之学”的场所。孙中 山的信仰虽在发生变化,但对基督教并未彻底放弃。他不仅出席了成立大会,而 且写了《教友少年会纪事》一文,发表于同年6 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中西教会 报》上。在这篇文章里,孙中山从宗教伦理道德观出发,抨击了人心不一,世情 奸恶,教中某些人趋势利、慕声名,竟致讳道媚人、猥投时尚的恶行,指出青年 教徒“慎交游”、“培道德”、“消邪伪”对恪守圣道的重要性。很显然,他仍 然推崇基督教,只不过,他更多地是从宗教伦理的感化力量方面而不是从宗教神 话方面表现出他的宗教感情而已。 如果说,大学时代的交友给了孙中山以民主主义的思想养料,广泛的课外阅 读给了他科学的进化的世界观,那么,香港作为近代城市的市政面貌及管理方式, 则给他以思考改革中国社会的启示。1923年孙中山在回答自己革命思想得自于何 时何地时说,香港的市政建设给了他深刻印象并导致他进行政治上的反思。他说 : “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宏丽, 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 形迥异……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 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 安在?” 1892年7 月,当孙中山以优异成绩获得西医书院授予的医科硕士学位并领得 在香港开业行医的资格证书、告别母校时,他已经是一个准备投身于现实政治斗 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医国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