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分兵直下通南巴

    1932  年寒冬，徐向前率领红军攀鸟道，履冰雪，战风寒，翻越过人迹罕至的
大巴山，直下通江县城。接着，兵分3 路展开：徐向前率十一、十二师西进巴中；
陈昌浩、王树声率七十三师北取南江；王宏坤率十师东向万源。

    张国焘率总部及后方机关坐镇通江及苦草坝。一月之内，红军连战皆捷，共歼
敌3 个团，溃敌8 个团，占据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周围大片地区。

    在共产党员张逸民影响下，南江北部的土著武装任玮璋部2000  余人，起义参
加了红军。“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大巴山下一派天翻地覆的景象。
人们纷纷传说着：“红军好厉害哟！”“龟孙子田冬瓜快垮杆喽！”“红军不拿百
姓一针一线，对穷人像兄弟一样哟！”“红军首领是哪一个？”“说是有个徐向前！”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己平蜀未平”。四川，历史上就是封建统治者最难控制的
地方。孙中山高举义旗，号召推翻清政府，四川人民率先响应，发起轰轰烈烈的
“保路运动”，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这场革命，只把清朝皇帝赶跑了，
人民的斗争果实，被大地主、大军阀侵吞，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四川境内，“诸
侯”蜂起，连年混战。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和中央军鞭长莫及。只得暂时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容忍所谓“川人治川”和军阀割据的现状。红军人川前，全省分别为刘文
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刘存厚等军阀分割控制。1932 
年10  月，一心想当“四川王”的刘湘，同刘文辉展开争夺成都的大混战，全省大
小军阀多被卷人。

    12  月间，“二刘之战”再次爆发。以川北为大本营的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
站在刘湘一边，倾其主力30  个团西出成都参战，后方仅有10  几个团防守。

    红军一举进据通南巴，就是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

    通南巴地区，位于川陕边。背靠巴山天险，俯视川东盆地，层峦叠嶂，林木际
天，河川纵横，土地肥沃，地势险峻，南低北高，进可攻，退可守。

    当红军翻越风雪大巴山的时候，徐向前知道四川军阀正在混战，进军川北，有
可乘之隙。但是，红军能不能在这里站得住脚，搞块根据地，他还吃不准。

    入川一个多月，他跋山涉水，多方调查，初步掌握了川北的敌情、民情、出产
及山形地貌，深感进军通南巴是着好棋，只要政策对头，把群众发动起来，红军就
一定能够立脚生根，创造红彤彤的新天地。

    川北人民在田颂尧的残酷统治下，长年挣扎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境况中。
军阀混战，更给群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正如一首民谣倾诉的：

    “军阀梳子梳，豪绅蓖子蓖，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军阀加在
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田赋税一项，就已收到五、六十年以后了。贩
卖鸦片烟，是四川军阀的生财之道，巴中一带又适宜种鸦片。田颂尧命令农民将大
片良田变为烟田，以供其盘剥和挥霍，川北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
人间地狱。群众曾奋起抗捐税，闹公堂，吃“大户”，盼“共产”。对此，成都的
一个报刊也直认不讳：“政治的腐败登峰造极，军官的蛮横亦是不可多见的。一方
面要扩充军队以购买装备，一方面要堆集财富，在此两种欲望之下，便只有尽其剥
削人民的能事，设立种种的苛捐杂税，田赋一年征收十年、二十年，都是极平常的，
于是人民生产力经营力低落了，农村开始崩溃，军人还是安然地剥索，于是农民逃
荒，土地荒芜。这样一个背景，便正是共产党蔓延滋生的佳地。”红四方面军入川，
田颂尧继续在成都参加混战。他在川北一角割地称雄，从未和红军较量过，认为乘
虚而入的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就更不放在眼里了。追击红军的胡
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从陕南入川“进剿”，田颂尧怕请神容易送
神难，拒绝他们进来。盘踞宣汉、达县的老牌军阀刘存厚，忧心忡忡，致信田颂尧
示意他罢战成都，回兵“剿赤”。田颂尧满不在乎地回信说：“区区之灾，何以老
师费心！”他的如意算盘是，待成都之战取胜后，再搬师“回剿”，通南巴仍是田
家的天下。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之间，四川军阀本身之间，
都有矛盾。我们利用这种矛盾，一是四川军阀正在成都混战，盘踞川北的田颂尧出
兵参战，后方空虚，首尾难顾。二是四川军阀历来割地自雄，不愿意让蒋介石的势
力进川。所以，追击我们的刘茂恩部已经从陕南进万源，又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
经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的地方，爬上了巴山，但四川军阀也没有让他们进川。假定
那时没有四川军阀的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他们就会一致对付我们，红军处境就
困难得多嘛！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蒋介石就可以从汉中调部
队过来，两边一压，我们不仅很难进川，就是进去了也不容易站稳脚跟。



    红军总部设在通江县城，徐向前和前线指挥部住巴中。部队经过两个月的艰苦
转战，有了落脚地，有了粮食吃，有了衣服穿，涤尽满身征尘，面貌焕然一新。战
士们兴高采烈地说：

    “红军就是离不开山，离了大别山，到了大巴山。”“有山就有红军，通南巴
可真是落脚的好地方！”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决定：抓紧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
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充分做好迎击敌人进攻
的准备工作。徐向前根据周围的敌情，将三个师部署于巴中、南江一线，对付田颂
尧的反扑；以一个师部署于通江及其以东地区，牵制刘存厚部，并保障战略后方的
安全；另以少许兵力监视陕南的敌人。

    川北没有经受大革命洗礼，共产党的活动一直处于薄弱状态，群众对共产党知
之甚少。红军新来乍到，要立脚生根，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徐向前和陈昌浩要求各
部队组成工作队，分片包干，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级红色政权
和群众组织。徐向前在一次干部会上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
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要使
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
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工作队的干部、战士按照徐总指挥的指示，深入到老乡
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很快就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
农民渴求土地和粮食。

    “打倒土豪劣绅”、“土地归农民所有”、“破仓分粮”、“平分土地”等口
号，有极大的动员力、号召力。有了红军撑腰，“精巴子”们敢于起来向地主老财
讨还血泪债了。土豪劣绅丧尽往日的威风，被农民踩到脚下。每次开仓分粮，就像
赶集似的，从四面八方涌来衣衫褴褛的人群，互相诉说着红军的恩德，欢天喜地，
领回了分得的粮食、财物。1933  年2 月中旬，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
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通过了《川陕省
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正式成立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将现有地区划为红江、赤
江、赤北、南江、巴中五县和巴中特别市及陕南特区，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
赤卫队、儿童团、宣传队、俱乐部、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代耕队、耕牛农具
合作社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从县城到乡村，结成一张纵横交织的巨网，
把大多数贫苦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依靠这些组织，红军的粮食、兵员、服装、运
输等问题，都较好地得到解决。少数地主武装的叛乱活动，也及时被粉碎了。川北
妇女勤劳而勇敢，是一支革命生力军。徐向前率红军刚翻过大巴山，就见打赤脚的
女孩子跑来，主动给部队带路。田野里、山坡上，见到的多是妇女在劳动，砍柴、
背粮、挑粪、耕田。有些妇女身后背着娃娃，照样干活。妇女们挣扎在水深火热中，
流行的说法是：“马有笼头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只有男州，没有女县。”
她们不仅受军阀、地主、官吏的剥削压迫，而且受夫权的统治。男子大都染有抽鸦
片的恶习，“瘾君子”的劲头上来，卖儿、卖女、典妻，使妇女的命运更为悲惨。
红军来了，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规定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她们见到
了天日。第一次省工农代表大会，就有30  多名妇女代表出席，有11  名被选进省
苏维埃机构工作。广大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踊跃参加妇女委员会，参加红军。
方面军组建了妇女独立营（后改编为独立团），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唯一正规妇女
武装队伍。

    川北的土匪很多，啸聚在高山密林间，打家劫舍，绑架杀人，群众恨之入骨，
叫他们“棒老二”。红军入川后他们与逃进山林的恶霸地主、散兵游勇狼狈为奸，
经常偷袭红军，残害革命群众。各种封建会道门组织也在土豪劣绅的操纵下，发展
会员，囤集枪支，伺机发动叛乱。巴中有个“盖天党”，会员达2000  多人。徐向
前、陈昌浩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令各部队剿灭土匪，解散会道
门组织，一批土匪和会道门头目、骨干，被活捉公审。群众高兴地说：“有红军在，
我们再也不怕‘棒老二’了！”为了分化敌人，红军总部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
浩的名义，致书刘湘、杨森、刘存厚等人，提出互不侵犯。陕南的孙蔚如部是西北
军的，与蒋介石有矛盾，与川军井水不犯河水，是红军的重要争取对象。红军总部
曾派出徐一新等去陕南与孙蔚如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默约。

    2 月的川北，春意盎然。葱绿的群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爆竹一
声除旧岁”，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来临了。通南巴的人民在欢庆翻身解放的节日里，
自编自唱一首山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  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半夜三更出太阳. 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从此伸腰杆，穷人掌印坐天堂，  有吃有穿比蜜甜。

    昂首阔步挺腰杆，  锄头下面开金花，压迫剥削一扫光，  锄头下面长粮棉。

    财主见了把头低，  大爹干活哼小调，老爷见了躲一旁，  婆婆走路像风旋。

    乾坤扭转来，  这场喜事是谁办？

    世道变了样，  巴山来了徐向前。

    节日对于徐向前己几乎是陌生的了。多年戎马生活，使他从未安安静静地过一
次新春佳节。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欢度春节的情景，只保留在对童年生活的回忆里。
春节，他正在巴中县城的一座房舍里，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对付敌人反扑的作战计划。
外面的节日气氛，像是与他无缘。几名参谋不声不响下棋、看书，谁也不去干扰总
指挥。谁都知道总指挥的习惯：在他集中精力思考作战计划时，最需要的是沉静。
只有电台工作人员送来电报，才能暂时打断他的沉思。

    入川以来，徐向前不断考察通南巴的地形，地图上的一些山岳、河川、隘路、
村庄，都深深留在他的记忆中。如果敌人发起进攻，采取什么作战方针？主力向哪
里集中？决战的战场选在什么地方？如何组织反攻？都是他日夜思索着的问题。

    红军总指挥部电台室，也弥漫着紧张、严肃的工作气氛。电台是红军的耳目，
首脑机关的神经中枢。早在1931  年，党中央就从上海派了受过专门训练的宋侃夫、
王子纲、徐一新、蔡威等到鄂豫皖苏区，组成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小组。当时红军
没有电讯器材，主要靠从敌人手里缴获：有时也通过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从城市里购
买。徐向前异常重视电台工作的建设，规定各部队缴获的电讯器材一律上交总指挥
部。他经常同电台工作人员吃、住、行军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
际困难。特别是在艰难的西征转移途中，他十分注意电台小组的安全，选最好的马
给他们用，突围时派部队保护他们，被敌人切断时无论如何也要先把他们接应回来。
现在电台小组探知田颂尧即将回师进击通南巴的信息，正不分昼夜侦听敌人电讯联
络，分析敌人的种种动向，随时向总指挥部传递。从情报获悉，四川军阀的成都混
战暂告结束，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田颂尧宣誓就职后，委任二
十九军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主力部队开始东调。军情越来越紧急了。方
面军总部决定在通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粉碎敌人进攻的对策。

    徐向前总指挥带上参谋和警卫人员，翻山越岭，从巴中赶到了通江。通江是座
一面傍水、三面临山的小县城。人口不多，只有几百户人家，远不及人烟稠密、商
业兴隆的巴中县城那样繁华、热闹。在城里有座小巧玲珑的公园，红军来到后命名
为“列宁公园”。站在公园的小山包上，就能俯瞰县城的全貌。尽管这里十分偏僻，
交通不便，但却有座修筑得相当坚固、讲究的天主教堂，矗立在县城中心，与一些
破旧不堪的民房成了鲜明对照。离教堂不远，是座颇具规模的孔庙，正殿和两厢的
偏殿足能容纳四五百人。西北军委和方面军总部的办公机关就设在教堂和孔庙里。

    军事会议在列宁公园张国焘的办公地点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
陈昌浩、王树声、曾中生、周纯全、傅钟等人。表面看来，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
是三巨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但实际上，大权在握的是张、陈二人，张国
焘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的身份，一贯搞家长制统治。陈
昌浩虽然最年轻，但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活跃人物。他能写能讲，又是方面军的
总政治委员，说话很有份量，有时连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几分。有一次，陈昌浩签
署布告，把自己的大名写在前面，张国焘名列第二。张国焘看后自然不舒服，但又
不便质问陈昌浩，曾私下对别人念叨：“是军委主席大还是总政委大？这样签署布
告行吗？”平时，陈昌浩拿定主意要干的事，张国焘一般都同意，如果徐向前持不
同意见，他们就两票对一票，使徐向前孤掌难鸣。但是，张国焘和陈昌浩对徐向前
的军事才华又不能不倚重和依赖。只是在政治方面，很少要徐向前参与重大问题的
决策。徐向前分工管作战，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因这次要确定抗击敌人的战略方针
和部署，张国焘才要他赶回后方参加会议。

    从实际出发，规定战略战役方针和战术原则，是徐向前用兵的重要特点之二。
他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周围的敌情、川北的地形特点和敌人可能进攻的主要方向，
建议以“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方针打破敌人的围攻。

    即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凭险坚守，节节抗击，逐次向心退却，
诱敌深入，消耗和疲惫敌人；待敌人兵力分散、疲劳沮丧攻势衰竭时，我军再举行
反攻，重点突破，两翼迂回，一举歼敌。针对有的人留恋以往的战法的思想情绪，
徐向前说：“这与鄂豫皖不同，那里的情形适合打运动战，搞“围点打援”，搞远
距离奔袭，这里就得靠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要搞新的打法。我们的退却是为了
反攻，退却的终点要看情况而定，必要时准备放弃通江，但是绝不能离开根据地，
退到巴山以北去。”他的发言，引起了热烈讨论，许多人深信徐向前的指挥才能。
完全同意这一新的作战方针。会议确定作战事宜由徐向前负责，政治动员、群众工
作、后方工作、肃反工作、支前工作由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等人负责。

    会后，徐向前即返抵巴中前线，向各师进行具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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