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杨烨的遭遇和"发疯" 关于杨烨,笔者在《父与子》一节中已经写过。但是鉴于他对杨宪益和戴乃迭 (尤其是戴乃迭)的后半生影响太大,他的遭遇又具有典型性,故再专门写一写他。 笔者采访杨宪益时,他曾简短地评价儿子说:" 他是个极左派" 。对比杨烨当 年的所作所为,杨宪益这么称呼他似乎并不为过。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杨 宪益对儿子的这个评价就失之于简单了。 杨烨之所以会" 极左" ,除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除了他自己要 挣脱家庭的阴影,争取个人的前途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真诚地相信了当时 的宣传,相信最高领袖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他自认为" 建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世界观" 就是要与过去的一切" 决裂" ,与自己的家庭" 决裂" ,与一切旧的意识 形态实行根本的" 决裂" (这都是当时时髦的宣传)。他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 彻底埋葬旧世界" 的" 史无前例" 的伟大的革命和创举,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革 命中去。正因为此,他参加文革,不是被迫,不是半心半意或虚情假意,而是真心 诚意的。据他的五姑杨敏如回忆,文革一开始,杨烨甚至自己出钱买了一个油印机, 自费印刷宣传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材料。这个举动和他父亲杨宪益当年自费购买油 印机宣传抗日几乎是一模一样,都是出自爱国青年的一腔热血。 但是,红卫兵的极盛期很短。很快,红卫兵就被" 工人造反派" 和" 军宣队" 取代,并立即从" 革命动力" 转变为" 革命对象" 了。1966年底至1967年年初,杨 烨和其他"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 一行数人受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委托到南 京调查两派(即所谓" 好派" 、" 屁派" )群众组织,向" 党中央" 汇报。此举后 来成为一项" 挑动武斗" 的" 罪行"(杨苡访谈,1999年5 月25日,南京) 。随着周 荣鑫被江青点名而倒台,杨烨也背上了"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反军乱军" 、 "5.16分子" 等一大堆罪名。他在大学里成了" 审查对象" ,无数次被批斗审查, 精神已经受到了刺激。1968年,在父母双双被捕后,杨烨又背着审查对象的恶名分 配到湖北鄂城一家县农机厂。在那里,他受到变本加厉的迫害。他的档案里本来就 有"5.16嫌疑" 的尾巴,加上父母的" 间谍罪行" ,杨烨立刻也成了一个被怀疑的 人。可笑又可怖的是,在鄂城这个闭塞落后的小县城里,杨烨的" 外国人" 的长相 居然成了他的大累赘(在北京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 来,走到哪儿都有人对他指指戳戳。他觉得,他的西方人的容貌出卖了他,使他再 也逃脱不了" 外国间谍" 的阴影。政治高压加上文化封闭落后的双重压迫,残酷的 现实和他的信仰形成巨大的反差,杨烨有些支持不住了。对他比较了解的五姑杨敏 如在回忆中谈到了杨烨在鄂城的一些情况: 我不知道外头人心有多险恶!他(杨烨)的脸又像外国人一样。他到了鄂城就 没有好日子了。他们(当地人)就说" 噫--来了一个外国人!" …他爸爸妈妈一进 监狱,那就是特务了。不是特务能进监狱吗?所以他就变成特务的孩子了。有人自 己偷听敌台,就嫁祸于他,说" 我没有听,是杨烨听的" 。大家觉得说的很合理: 杨烨像个外国人,他一定是偷听敌台的。……他受的审查很厉害。把他的钟表都拆 了,把他的被子都拆了,防止有特务活动。他受了很多罪。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 跟他说话。(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5日) 为了落实杨烨的" 罪行" ,鄂城县农机厂的专案人员甚至不远千里跑到北疆杨 炽插队的嘎什根公社来" 外调" 。杨炽在回忆中谈起一件她至今感到遗憾和后悔的 往事: 我哥哥可能最后有一件事比较怪我。……他刚到湖北的时候,他让我把他的书 给他寄去一些。我就把能够找到的他的书都给寄去了。可能有一箱子书吧。结果里 边有一本东西,是他上中学的时候搞国防体育活动练发报的小册子--那时候有一阵 子全国都在搞国防体育活动,包括跳伞,骑摩托车和旗语,还用摩尔丝密码练发报。 他那时候跳过伞,还练过很长时间发报,那个码记的很熟的。我们小孩在家里也练 密码玩儿--结果在我给他寄的书里面有一个小册子是这个摩尔密码。书到了以后, 人家就查他的东西。就认为这是特务活动。这(本书)就是一个根据。他有点怪我 为什么给他寄这么一个东西?!(杨炽访谈,1999年6 月25日) 一本中学生搞军体活动用的工具书竟成了特务活动的" 罪证" !专案人员根据 这件" 物证" ,大大加强了对杨烨的逼供和迫害。多年的审查批斗,严重损坏了杨 烨的身心健康。他渐渐患上了某种" 迫害综合症" 。原本活泼开朗的杨烨完全变成 了另外一个人,他变的郁郁寡合,时时处处都怀疑有人要害他。杨炽在回忆中提到, 早在1971年,失散多年的三姐妹到老二杨荧插队的河北沧州见面时,杨烨走在街上 神色总是不对头,他总觉得到处有人盯着他,到处都有人给他使坏。杨敏如在回忆 中也举了几个典型例子: 我和他(杨烨)聊天,我说你觉得他们都怀疑你,他们怎么怀疑你,给我举个 例子看。他说有一回我寄信,邮票贴倒了,我没注意。" 贴倒了是很不对的。可是 我改不过来了。" 还有一次他去修电线,要爬高,旁边有标语。底下的师傅就说" 杨烨,你把旁边的那个都撕掉,要不然你怎么做活儿?" 他就撕了。撕完了他才发 现,撕掉的正是" 毛泽东" 三个字!他觉得' 这个人是在陷害我' 。(杨敏如访谈, 1994年6 月25日) 从杨烨举的这两个例子来看,他的担心决不是多余的。当时的中国,因为一张 领袖头像的邮票贴反而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分子" 或者因为无意中撕掉了毛泽东语 录而被关进监狱的事例多的举不胜举(前面已谈及,六十年代初外文局一个干部不 慎把印有列宁头像的邮票多切去了一点即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种社会环 境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的:" 人类必然会疯颠到这种地步,即不疯颠也只 是另一种形式的疯颠" 。在全社会都处在" 另一种形式的疯颠" 之中的时候,往往 神经正常的人也会被逼疯(杨宪益及无数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即是雄辩的例 子)。因此,杨烨的所谓" 多疑症" 完全是周遭环境逼出来的,是一种" 时代病" 。 正如福柯在《疯颠与文明》一书中所说:" 疯颠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 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颠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颠的历 史。"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在以" 阶级斗争为纲" 路线的统治下,动辄得咎的中国 人,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会出现类似的" 神经病" 。 可是,杨烨与众不同的是,他不像别人,凡事能够实行" 中庸之道" ,适可而 止,且能跟随潮流而变化;杨烨在骨子里是一个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人,对他想不 通的问题他要追究到底。这一点和他的小妹妹杨炽区别就很大(杨炽曾对笔者说过, 出于一种" 自我保护" 的机制,在家庭遭难时她往往会把最可怕的现实问题" 排除 " 掉,不去细想。这种性格使她在灾难面前受到的伤害不像她哥哥那么大)。当初, 杨烨公然和父亲划清界限,并" 挺身而出" 抄了自己的家,就出于这种" 顶真" 的 性格;现在,他又顶真地追究起一系列问题来。他要弄明白,为什么他有了一个外 国籍的母亲,考大学时就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他生了一张外国人的脸,就 会被怀疑是间谍?为什么他这么真心拥护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反而处处受到猜忌 和排挤?为什么他这个共青团员在工厂里不能发挥所长?为什么他的发明创造得不 到赏识(回北京后,杨烨写了一篇数学方面的论文,他的五姑父--国家级电子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对论文评价很高,认为其中有新发现,显露了杨烨的科研潜 质和学术水准。但当时的政治气候不行,学术研究还完全提不到日程上来,身为电 子工业部科技司副司长的五姑父也无能为力。可杨烨误会了五姑父的意思,以为是 他" 政治上不可靠" ,才不用他的发明。这对杨烨又是一个打击)? 杨烨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进行这种追究,他以某种" 病态" 的方式揭示现实的荒 诞,与现实对抗。杨敏如举了几个例子: 有一天,杨烨忽然到我家里来了。我说你干嘛来了?有事吗?" 没事,我家里 头来了外国人。"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在电视里看见接见外宾,就说" 把这 个关掉" 。他觉得不能跟外国人联系,可怜极了!他到我这儿看书,就只借鲁迅、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有别的,就说" 五姑你怎么能看这种书?你怎么能看这种书?! " ……他不是一下子就疯了的,反正有点怪。这时候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也 有个姑娘很喜欢他,我们就跟他提,他说" 五姑你了解她吗?你了解她家里吗?了 解她思想吗?不了解怎么谈" ?" 还是这毛病。(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5日) 杨烨在恋爱问题上的执拗不是他的异想天开,完全是现实在他头脑中的反应。 当时中国人的恋爱和婚姻,完全受制于" 阶级斗争" 的条条框框。择偶的首要标准 是" 政治条件" 如何。杨烨在这个问题上的乖癖表现,毋宁是一种" 以毒攻毒" 的 方式,来对抗不合理的现实。 杨烨与现实对抗的最极端表现莫过于他突然宣布自己是英国人了。在连续失眠 多天以后,某一天早上杨烨突然开始说英语,再也不说汉语了(他从小一直说汉语, 父母从未教他说过英语)。这一举动使所有的亲人震惊。据杨敏如回忆,杨烨这一 变化的" 灵感" 来自于美国专家韩丁的女儿卡玛。她在来看望杨烨(他们从小就认 识)的时候的一番话打开了杨烨的思路。她说(大意)国籍是一个人身份的标记, 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入中国籍,也可以入美国籍。杨烨也有这个 自由。因为他母亲是英国籍。这一番话对杨烨有醍醐灌顶的作用,使杨烨一下子顿 悟到终于找到了他一切问题的关键:因为他有一半" 外国人" 的血液,所以他在这 个既排外又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永远不会被当作" 自己人" ;既然他的血统不能改变, 他只能改变国籍,才能改变自己" 永远是外人" 的命运。经过连续多天彻夜不眠的 思想斗争之后,不屈不挠的杨烨终于做出了成为" 英国人" 的决定。而且,倔强的 杨烨" 一不做,二不休" ,他不仅从此只说英语,不说汉语,而且从此不吃中餐只 吃西餐了。他这一惊人的举动对全家震动极大,加剧了家庭的矛盾:母亲和奶奶整 天惊惶不安,魂不守舍;而父与子之间,逐渐形成了几乎不可弥合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