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英国大使馆的剑桥人 重庆是战时首都,有不少外国人。主要是各使馆成员,也有一些来访的学者和 游客。一些老外到风景胜地北碚游览,专程访问了牛津出身的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 子戴乃迭。其中有著名英国摄影家西瑟尔·比顿爵士(Sir CecilBeaton)和印度 首任驻华大使梅农先生(K.P.S.Menon )。比顿爵士给杨宪益留下了他那个时期唯 一的一张肖像照,梅农先生则把他的私人藏书借给杨宪益,对他的中亚古代史和中 印关系史研究很有帮助。杨宪益虽然从这些交往中获益,但他从来不屑为功利目的 而交朋友。他19岁出国,在国外很快与欧洲各国的青年打成一片" 就像个英国孩 子了" 。这种特殊经历使他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有一种超越种族和国家界线的" 人" 的眼光,尽管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是一个中国人。在重庆,他认识了英国大使馆的几 个剑桥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杨宪益在自传中分别介绍他们说: 二等秘书约翰布罗费尔德(JohnBlofeld ,中文名字叫蒲乐道) 出身剑桥大学。 他是个古怪的家伙,一个热心的佛教徒。年轻时他到过五台山,在那儿当了一阵子 和尚。我在重庆渡周末与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我各种各样超自然的神秘故事,有 关于吸食鸦片的,关于越南妓女的,关于瑜珈师的,关于他早期当佛教徒的体验和 其他一些难以置信的故事。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很多中国白酒。当他喝醉时就躺倒在 地板上,唱起忧伤的俄罗斯民歌,边唱边哭。我想因为他母亲是俄罗斯人,他也有 些俄罗斯人的性格。我渐渐与他十分要好,彼此很愿意聚在一起。…… 我们通过约翰.布罗费尔德和重庆英国大使馆的其他人也成了朋友。其中我最 喜欢的是亨利.麦克艾里维(HenryMacAleavy,中文名字叫马德良) ,也是一个剑 桥人。他起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然后学习一些欧洲各国的语言,包括俄文。然 后到巴黎师从伯希和,成了一个出色的汉学家。那些日子里他经常和我及约翰.布 罗费尔德在一起喝大量白酒。……他回英国后成为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的教授, 讲授中国历史和文学。他写了几本关于清代末年和慈禧太后的书。不幸他年纪很轻 就去世了,大约是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他是个出色的学者,他的生命被他自己 挥霍掉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45- 146,雷音译)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 文明" 的欧洲变得满目疮痍,这些英国青 年人精神苦闷,沉溺在烈性白酒中以麻痹自己的神经。杨宪益深切理解他们的痛苦。 他们在一起谈论的话题总离不了宗教、存在的荒诞和人生的痛苦。这些话题的深度 往往超过杨宪益与本国朋友之间的交流。而他们的" 放浪形骸" 正是杨宪益另一个 " 自己" 的写照。当时的杨宪益虽然在几经颠簸流离之后得以在北碚国立编译馆这 个" 宽松" 的环境中安家,并从事他喜爱的学术研究。但在内心深处他却有一种幻 灭感。他在自传中写道: 当我1940年回国时,我满腔热情地希望在抗日救国的战争中尽自己一份力 量。但在国民党中国我很快就感到灰心和幻灭。我顺从命运的安排,在内地过着毫 无意义的生活,仅仅是苟活而已。我躲在北碚的图书馆里,埋头在书籍之中,或和 我的朋友们一起谈笑喝酒。战争似乎离得很远。(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 39,雷音译) 在杨宪益的生命中,修齐治平的儒家大传统总是与离经叛道的名士" 小传统" 相随相伴。时而表现为带浪漫情怀的理想主义,时而表现为愤世疾俗的拍案而起, 时而又化为烈酒与诗歌,呈现出半佯半狂半醉半醒之态。与他的英国剑桥朋友们相 比,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和汉民族平和的" 理性" 使他在" 醉" 与" 醒" 之中找到 了一个平衡点,没有走向极端。但是,他与这些英国年轻人在精神深处有某种契合。 此外,杨宪益喜欢他们心灵的真诚,也佩服他们的见多识广和卓越的才华。他很愿 意和这些坦率的英国人交往。 当然,杨宪益做梦也想不到他与这些外国友人的友好交往会给他带来灾难。几 十年之后,杨宪益在监狱中不得不把他所有的外国朋友都" 竹筒倒豆子" 地" 交待 " 了出来。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