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精神危机 自从杨力行揭发了杨宪益的" 反革命言论" 以后,外文局开始了对杨宪益的日 夜轮番的批斗。大会斗,小会挖,日夜连轴转。" 革命群众" 们一定要" 挖" 出杨 宪益的反毛主席的" 反革命根子" 来。那段时间,整个社会都发了疯," 红八月" 的红色恐怖使千万人死于非命。" 勒令""打倒""油炸""灭亡" 的喊声天天都从高音 喇叭中叫出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似乎要把所有的人都淹没;在外文局,大院里天 天都有人被" 揪出来" ," 满院子都在斗争人" ,喊的喊,嚷的嚷,一片" 鬼哭狼 嚎" (杨宪益语)。外界的这一切,排山倒海般地向杨宪益压过来,使这个从不知 " 害怕" 为何物的人失去了重心。白天,他照样" 上班" ,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和 他说话;晚上他回到家里,家中也没有人理他,孩子们都和他" 划清了界限" 。儿 子杨烨甚至不再叫他爸爸,而是直呼" 杨宪益" 。他完完全全成了一个" 弃儿" 。 杨宪益在自传中有一段令人落泪的话: 我感到,我突然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弃儿。当我晚上回到家里,我发现乃迭和孩 子们照样过着她们以往的生活,很快乐,甚至有时热情高涨。她们没有受到干扰, 她们的生活和我不一样。她们也不和我说话。白天,我在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理 我,也不和我打招呼。我想,我在" 红八月" 里真的是害怕了。(杨宪益:《白虎 星照命》224 页,雷音译) 这是杨宪益一生中第一次用" 害怕" 这个字眼。在四十年代,当他奔波在川黔 路上时,他曾经历过国民党士兵瞄准他的头就要扣动扳机的险境;抗战胜利后" 复 员" 回南京的船上,他经历过船翻人亡的险境;他都没有害怕过。而这一次,他害 怕了。 杨宪益为什么会" 害怕" ?笔者认为,最要害的原因就是杨力行揭发的所谓反 毛泽东的" 现行反革命" 言行(其他的" 罪行" 都不在话下,如支持赫鲁晓夫的四 首" 黑诗" ,杨宪益当初曾故意让党书记看到这些诗以示" 抗议" ,他毫不害怕)。 当时的外文局领导得到了杨力行揭发的" 防扩散材料" 简直是" 如获至宝" ,因为 这证实了他们过去对杨宪益的怀疑和批斗都是" 正确" 的。这一次狠狠地" 斗争" 杨宪益,一方面可以说明他们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和无比忠诚,证明他们是" 执行 毛主席革命路线" 的;另一方面也" 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喘息。 当时外文局和《中国文学》的" 革命群众" 们" 众志成城、斗志昂扬" 地大会 追小会挖,逼迫杨宪益" 交代" 他的" 反革命动机" ,对杨宪益的精神造成了无比 深刻的伤害。杨宪益曾对笔者说过,他不怕大会斗,就怕小会的" 追问" ,那些追 问" 非常之恐怖" 。聂绀弩有一首写" 文革" 的诗,其中有两句著名的对子:" 文 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 ,深刻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李慎之先生在一篇文 章中说,许多人就是因为小会批斗" 熬不过这一番折磨" 才自杀的。具体到杨宪益, 他说过的那句话,在今天看来,只是一句" 大实话" 。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毛泽 东的悲剧是" 一种没有制约的权力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无限膨胀,只有' 死而后已 '"了(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载《解放文选》1210页, 经济日报出版社) 。而在1966年7 、8 月间,正是林彪宣称的" 谁反对毛主席,全 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甚嚣尘上的时候。如果杨宪益" 交代" 了他的真实思想, 那就是承认他早在文革以前就有了" 反对毛主席" 的思想,那就真是" 十恶不赦" 的反革命了。他的这些" 罪行" 在当时无比恐怖的气氛下,随时随地都会遭到" 杀 身之祸" 。 但是笔者认为,杨宪益之所以会精神失常,除了外界的高压逼迫和刺激以外, 最可怕的、真正引起他精神危机的是--正是杨力行的揭发,揭开了杨宪益自己思想 深处的矛盾:一方面,杨宪益的深刻洞察力使他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多年灾难正是 毛泽东(无限膨胀的权力)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他思想深处的乌托邦理想和他接 受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他个人对毛泽东的好感又使他认同毛泽东的" 领 袖" 地位和他的某些学说和理论(当时他也认同文化大革命)。这二者的矛盾撕裂 了他的心。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杨宪益开始怀疑他自己。他的精神失常了,他出现 了" 精神分裂" 的现象。他的耳边,永远有一个声音跟他辩论" 是革命,还是反革 命?" 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那段时期,他" 听" 到将要发生很多恐怖的事情,使 他日夜不宁。渐渐地,这种" 幻听" 越来越严重。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当我孤独一人坐在办公室里时,我感到同事们在讨论如何开我的斗争会;他们 悄声地商量,怎样打我,并要把我打死。我还感到我听见他们正在议论说,审问中 已经有人被打死了。实际上他们是在隔壁房间讨论,为的是不让我听见。但是我竭 尽努力要听见他们说些什么,并开始了幻象。这是由于我的极度紧张和恐惧引起的 幻听症的开始。 我回家后告诉乃迭,我的同事要谋害我,要她立刻送一封信给党的统战部,要 他们来救我。中共中央政治局统战部部长徐冰同志是我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就认识 的,解放后我还拜访过他一次。我不知道那封信是否到了他手中。后来我才意识到, 他已经帮不了我了。他也在运动中被斗了。他被指控为" 修正主义分子" 后自杀了。 (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5 页,雷音译) 笔者采访杨敏如时,她谈到了杨宪益被" 揪出来" 后" 众叛亲离" 的孤独处境, 和那一次为杨宪益送" 求救信" 的情况: 文革时,一起头就把杨宪益揪出来了。斗他。墨水洒了他一身。在外头游街。 简直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儿子就不再叫他爸爸了,就叫他杨宪益。女儿也跟 他划清界线了。都往我这儿跑。一家子都没有人理他了。 他们(造反派)威吓的很凶。说" 你是特务,我们有证据" 。" 如果你明天还 不交代,你就没命了。你就活不了了。" 他很害怕。他写了一个条儿说,如果我明 天不交代,他们就要要我的命了。乃迭骑个车就到我家来了。她绕着弯来的。把这 个条儿给我看。还不能给我母亲看见。要不得把我母亲吓死!条儿上写:" 赶快去 找徐冰!明天我要是不交待,他们就要杀死我。" 哎呀,乃迭都哭了!乃迭从来没 有一个人到我们家来的。那么慌慌张张的。我们说你回去吧,我们一定想办法。想 什么办法?没办法!我就跟沛霖(杨敏如丈夫)商量。我说" 党员不做了,你也得 救他" 。我们就打电话给统战部。统战部说徐冰你见不着了。徐冰自己都不行了。 结果他(罗沛霖)想了一个主意:晚上去找陈伯达。半夜里,国务院都电灯通明, 红卫兵在外头把着。他没见着陈伯达。这个信真递进去了。第二天就开会批判我哥 哥。说" 你还通风报信?!" (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1日) 在杨宪益口述历史时,他补充谈到了这一段的精神失常: 那时候气氛非常之紧张。嚷的嚷,喊的喊,鬼哭狼嚎的。我那时候神经就有一 点失常。患了一种毛病,幻听的毛病。我总是听到很多人在那儿骂我,很多人在那 儿斗我的声音。后来我坐牢的时候,有一个人死在牢里,是我同一个房间的,也得 了这个病。后来就这样死了。这是一种幻听,一种幻觉。……红八月的时候真是恐 怖,在北京打死不少人。把人从家里头拖出来斗,在马路上打、踢。我就听见说踢 死过好几个人。我在那个恐怖的时候就得了一种幻听。一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好像 有东西。幻觉是我跟别人总是在辩论,革命还是反革命。那个时候就想不通。我有 时候自言自语。在屋子里头自己讲话。好像是在跟特务辩论。特务假装是革命,我 就跟他辩论。我还幻觉外文局里头出现了反革命,反革命假装是革命,在那儿暗藏 有电台,用电台指挥大家的思想。然后我怎么样想办法找到电台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脑子有点糊涂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杨敏如的回忆不仅补充了一些细节,还可看出当时人们普遍的惶惶不可终日的 心态: 他老听见毛主席说' 我不是坏人' 。说杨宪益不是坏人。我很害怕。我们那个 时候晚上没人就通电话。那个时候他的电话还没去掉。沛霖就问' 你听见什么' ? 他说' 我听见毛主席就在隔壁屋子说话,议论我,说杨宪益不是坏人' 。我们说会 吗?毛主席会来保他吗?不可能吧。过了一天又问,是这么说的吗?(他说)是这 么说的。……他那个时候是不行了。这是唯一的一次表示软弱了。(杨敏如访谈, 1994年6 月21日) 杨力行" 反戈一击" 的揭发对杨宪益造成的精神刺激,从以下这件事情中可以 清楚地表现出来。杨宪益回忆说: 有一次,我认为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我熟识的某人被斗、被审问,后来他被打 死了。我向女书记提起了这件事,我说" 我为他的早逝感到难过" 。那个女书记大 笑起来,说我精神不正常。她说,这个同志好好的,吃中饭时你就可以在食堂里见 到他。我果然见到了他。(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6 页,雷音译) 这个在杨宪益的幻觉中" 被折磨而死" 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杨力行。 杨宪益的精神失常从 1966 年8 月底始,到1967年年初渐渐好转,前后持续了 近半年时间。在《自传》中,他" 回顾" 了他的疯狂状态下的" 思维逻辑" ,从中 清晰可见他受迫害的线索,给后来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我听到的声音是那么清晰,我不相信都是我的幻觉。我想,一定是有个坏人藏 在出版社的某个地方,他有一个邪恶的无线电发报机,发出的信息只有我一个人能 够接收到。但是,这个信息怎么只传给我,不传给其他人呢?我对科学很无知…… 我想,一定是某个或某几个隐藏的坏人把某种化学物质放进了我的身体中。用这种 方法,只有我可以接收这些信息,其他人却收不到。所有这些疯狂的想法似乎极端 可笑,可在那时,在我半疯的状态下,这些想法似乎很有些道理。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我不是阴谋反对国家的坏蛋。所以,当我独自一人的时侯,我就跟隐藏的敌人 辩论,或想把他找出来。到了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乃迭和孩子们睡觉去了。 我会大声对隐藏的敌人说话,要想揭穿他。有一次,乃迭还没睡着,我大声说话时 被她听见了。她认为我在说疯话。事实上,那时我真的是快要发疯了。(杨宪益: 《白虎星照命》,227 页,雷音译) 正如杨宪益所言,文革中有无数的人被迫害成了或多或少的" 神经病" 。但像 杨宪益这样完全康复,并且用清晰的语言" 再现" 发病时状况的人却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