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父与子 文革开始后(具体时间似不在66年抄家高潮之中,而在1967年夏秋,当时杨宪 益已经作为" 牛鬼蛇神" 被强制劳动了),杨宪益被抄家了。抄家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自己的儿子杨烨。杨宪益在回忆往事时,并没有主动谈起这件事。当笔者问 他时,他只是寥寥数语地说:…后来文革了,杨烨那时候已经有点神经,他要极左, 回来要破四旧,要砸这个砸那个。我说要砸就砸吧。后来还是张春福(当时《中国 文学》的左派--笔者)跑来说乃迭还是个外国专家,把东西都砸了,把照片唱片都 毁了也不合适,弄的她不愉快不合适。他出来调停,阻止了杨烨。(2001年2 月27 日访谈) 关于杨烨带领北工大《东方红兵团》红卫兵回家" 破四旧" 的事,笔者第一次 是从杨宪益的朋友邹霆处听说的。邹霆说,杨烨在行动前专门做了调查,为了避开 母亲戴乃迭,他特地挑选乃迭去友谊宾馆游泳的日子行动。杨宪益的回忆和邹霆的 说法有些不同,他说杨烨没有带领北工大的红卫兵来抄家,而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破 四旧的。他说: 他(杨烨)没有带着红卫兵,是他自己一个人跑到--回家来,要把我们的唱片 什么东西都拿走,都给弄坏。我们告诉了《中国文学》方面,他们就派了一个同志 跟杨烨商量说,你妈妈是外国专家,你爸爸的东西把它撕了毁了的话不要紧,但牵 涉到外籍专家,现在外籍人都不要动,你还是不要撕这些东西。结果就砸了几件小 东西,大部分他还要烧还要砸的,就没有让他砸。(杨宪益访谈,1996年6 月3 日) 尽管破四旧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但杨烨的主要目的还是达到了--他用实际行 动公开地和父亲杨宪益划清了界限。 父辈和儿子辈的矛盾和冲突,似乎是人类很古老的命题。两千四百多年前的古 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写的就是父与子之间命运和意志的冲突。在俄国作家屠格 涅夫的名著《父与子》中,儿子辈的代表人物巴扎洛夫对父执辈的无情批判和坚决 背弃的态度,在当时的俄国引起了社会上和文学界经久不息的争论。巴扎洛夫被认 为是" 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式的人物。然而,俄狄浦斯的弑父,是无意为之。他只 是不知不觉之中执行了神的意志;而巴扎洛夫,一个俄国十九世纪的激进革命派, 他对父执辈的激烈抨击和嘲笑,也只是表明自己决心要走和父执辈相反的道路;他 们的行为,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演出的一幕幕无数个惨剧比起来,真的 要算小巫见大巫了。在人类历史上,发生如此大范围、大规模地当众批斗甚至殴打 自己的落难的父母双亲;有如此众多的年青人公开与自己的家庭决绝,甚至亲自带 队抄家毁园的现象,可为世界第一。由于它对人心的创伤太深太巨,对人类最后的 一块栖息地--家庭的破坏太深太大,所以事隔几十年,除了少数当事人的回忆(在 有限的文章中,陈凯歌和甘铁生的回忆和杨沫儿子老鬼的小说《血色黄昏》直接面 对了这个问题)之外,少有深刻的反思文章出现。人们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年轻 人是怎么了?他们怎么会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么残忍?他们的心难道不是肉长的吗? 杨烨的那次回家破四旧,他与父亲杨宪益的关系,都要放在这样的背景中来考 察。 杨宪益和杨烨这一对父子的关系,比起上一辈杨宪益与徐燕若的母子关系来, 有极大的差别。在徐燕若的时代,尽管她因为出身贫寒和侍妾的身分受到杨家人的 歧视,使她与自己的亲生儿子地位悬殊;尽管她和儿子杨宪益这一代之间也有代沟 ;但是,她与杨宪益的母子关系,基本上没有脱离母慈子孝的中国文化传统。但到 了杨烨这一代,就发生了" 天翻地覆" 的变化。在这个时代,唱的歌是" 天大地大 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和《东方红》;流行的口头禅是" 亲不 亲,阶级分" 。孩子们从上小学开始受到的" 阶级教育" 就是:" 我们是党的孩子, 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 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一辈子干革命" 这句话 曾经是每一个幼小的心灵牢记不忘的教导;孩子们和青少年被教导要"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要仇恨地主富农资本家,要仇恨" 胡风反革命集团" 及一切" 反革 命分子" ,要仇恨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打倒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 最后,一直发展到文革的'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毛泽东那句著名的" 世上没有无 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的语录使" 爱" 这个人类最具超越性的情感也 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一切超越阶级和党派的价值观都受到了彻底的批判。" 自由、 平等、博爱" 和" 人道主义" 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要彻底把它们" 扫进 历史的垃圾堆" 。" 正义与非正义、真理与谬误、美好与邪恶" 都被规范在" 阶级 和党派" 的条条框框之中,使人除了" 阶级" 的眼光以外没有别的眼光,除了" 阶 级" 的立场之外没有别的立场。这样的教育是一种毒化的教育,它使青年人的精神 荒漠化、粗鄙化,它培养出整整一代冷酷无情的" 以革命为己任" 的" 接班人" 。 在这一代青少年开始懂事时,他们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 分清敌我" (毛主席 语录的第一条就是"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 题" )。依照这个" 阶级分析法" ," 红五类" 子弟是" 自家人" ,是当然的" 革 命接班人" ;那些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少年要想" 革命" (这时" 革命" 的含意与前 辈们当年冒生命危险参加的革命已经有本质的不同。现在" 革命" 这个词实质上是 " 大好前途" 的同义词,只有像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 反革命" 才需要冒生命的 危险)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背叛父母,与家庭彻底" 划清界线" ,以求得到 革命阵营的容纳。在这样的教育下," 告密、出卖朋友、落井下石、打小报告" 之 风在" 站稳革命立场" 的外衣掩盖下大行其道。 1949年解放时,杨烨刚7 岁,正是小学一年级的年龄;他成长在这样的时代, 全身心地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杨烨,这个从小聪明活泼的男孩,变成了一个时时事 事以" 阶级斗争" 眼光看待事物的" 革命左派" 。杨敏如和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曾 经对笔者讲了几件事,说明了杨烨待人接物的高度的" 阶级警惕性" :1962年,戴 乃迭的姐姐希尔达万里迢迢从英国来北京探望妹妹一家(在那个年代,这件事真是 稀奇!),正在努力争取入团的大学新生杨烨对姨妈却十分冷淡。他高度警惕地与 这位来自" 资本主义国家" 的亲戚保持距离。另一个例子是,文革中,杨烨为了和 父亲" 划清界限" ,曾经亲自到姑妈杨敏如家" 调查" 父亲杨宪益的" 历史问题" 。 杨宪益是一个粗心的父亲。他一心扑在自己的事情中,完全听任三个孩子" 自 由成长" 。对于杨烨的精神世界,他很少过问,很少了解。但是他对杨烨受到的" 革命教育" 并不反对。因为从立场上,他是同情并支持革命的,他自己也投身到这 个革命中去。在理论上,他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用通俗的话说,就 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和" 人类自原始公社制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 的历史" 的学说。前面说过,杨宪益不反对用暴力推翻蒋介石的旧政权(无论是出 于他的诗人性格还是出于他对蒋介石政权的厌恶);在六十年代" 阶级路线" 大行 于世的日子里,杨宪益曾经对自己出身于" 官僚资产阶级" 家庭感到羞愧和抱歉( 杨宪益从不相信宗教" 忏悔" ,这是他唯一表示对" 穷苦大众" 抱歉的事),所以, 当儿子的前途(入团,上大学)因为他的" 阶级出身" 受到影响时,他内心有一种 愧疚。但这件事是" 获罪于天,无可祷也" ,他是" 无可奈何" 的。戴乃迭曾经为 儿子没上成" 北京大学" 埋怨杨宪益,认为他对儿子" 不关心" 。她不知道这是杨 宪益最感" 气短" 之事,是他的一块心病(戴乃迭更没想到,儿子杨烨之所以没上 成名牌大学,其主要原因不在杨宪益,而在她这个来自" 资本主义国家" 的英籍母 亲)。因此,杨宪益对儿子杨烨在文革中公开造他的反,公开与他划清界线持谅解 的态度(中国绝大多数父母对子女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背叛最终都采取了理解和宽 宏大量的态度)。当时的杨宪益,对" 革命" 依然抱着痴心拥护的态度,他没有注 意到,儿子杨烨受到的教育,在打着" 革命" 的旗号下,却" 复辟" 了等级社会的 老一套,只不过是把过去的阶级关系掉了一个个儿:过去的" 下层" 变成了现在的 " 上层" ,过去的" 被压迫阶级" 成了现在的" 压迫阶级" 。儿子杨烨其实是在" 革命教育" 的体制下承受着" 出身不好" 的压迫(这种压迫在杨宪益和戴乃迭被捕 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压迫对于像杨烨这样一个天性十分敏感、自尊而 又害羞内向的青年人的伤害之大,是粗心的杨宪益体会不到的(何况他自己也要穷 于应付越来越险恶的政治环境)。因此,杨烨在文革中公开" 跳出来" 造父亲的反 的变态反应,其实正是在这种教育体制长期熏陶下、一旦文革的" 非常" 时代到来 时的最合乎逻辑的反应(文革后的许多回忆文章只谈到了" 红卫兵" 对社会造成的 破坏,却少有对红卫兵现象的出现作深层剖析;至多有文章谈到毛泽东这尊" 神" 与红卫兵之间的关系;但很少有人清算到几十年来制造出成千上万个" 红卫兵" 的 这一条" 深入人心" 的教育路线)。 其实,所谓的" 大义灭亲" 的行为,不自文革起;远自建国初期的土改运动就 开始出现了。后来的十多年,在中共发动的大小七、八次的运动中,每揪出一批" 分子" ,就出现一批与" 分子们" 划清界线的妻子(丈夫)和儿女;其中最严重的 是" 反右" 运动,那次运动导致无数个家庭破裂。中共在" 阶级路线" 上的宣传是 :" 家庭出身无法选择,但个人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和" 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 重在政治表现" 。那些" 地富反坏右" 的子女们唯有相信这些宣传,才能使他们看 到自己前途的一线希望。于是,他们用" 划清界线" 和" 大义灭亲" 来" 表现自己 " 了。到了文革,由于揪出来的人太多,所以这样的" 表现" 也就层出不穷,格外 引人注目。 说起教育,可以对比一下杨宪益和杨烨父子两代人在青年时代遭遇到的截然不 同的受教育环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杨宪益的中学时代,五四运动的余风未尽, 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基本上还有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大环境(尽管有关当局对思想自 由和出版自由也有所控制),无论是革命派保皇派、左派右派中间派,无论是三民 主义共产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青年学子都可以遍览他们的书籍。 真是读书无禁区。那时,杨宪益这个中国天津的普通中学生,竟然可以直接从海外 订购欧美国家的原版书籍,这种情况在1949年以后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1934年 杨宪益到了欧洲后,他更是看到了思想文化界真正的"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的现状。 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欧洲诞生和存活,正是拜当时欧洲的这个 " 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 的大环境之赐。当时的杨宪益在这样的环境下,和其他中 国留学生一样,对" 主义" 的选择是经过比较鉴别后独立思考的结果。因此,当时 的年青人,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 主义" ,都能够" 身体力行" ,付诸实践。 而杨烨这一代" 新中国" 成长的孩子们和父辈成长的环境简直有天渊之别(不 是指物质条件,而是指文化氛围)!在国门紧闭,信息不通的" 竹幕" 后面,他们 只能接受" 废黜百家、独尊马列" 的一家之言。" 眼光闭塞,知识贫乏" 是这一代 人" 先天" 的缺陷。在他们成长的日子里,人文知识被局限在极其狭窄的框框里; 当时,连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思多夫》这样的书都被认为是" 资产阶级个人 奋斗" 的坏书,他们还有什么书可以读?!无怪乎在他们的脑子里," 英雄" 只是 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赵一曼,还有一个苏联的保尔.柯察金(尽管他们的英 雄气概的确值得佩服),六十年代的英雄是雷锋;而" 坏人" 则是黄世仁、穆仁智 和南霸天。 英国思想家伯林在一篇文章中对比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赫尔岑、屠格涅夫 和六十年代的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两代知识分子时说:虽然四十年代 的赫尔岑、屠格涅夫同样痛恨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但是他们与六十年代的一班 青年革命分子还是有" 极深且巨" 的区别。赫尔岑厌恶和恐惧六十年代俄国青年雅 各宾分子的" 好勇斗狠,狂野粗暴" 的反人文作风。认为他们" 无所忌惮,而强悍 刻忍;满腔蛮昧的义愤,但对文明与自由亦含敌意"(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 》128 页,译林出版社) 。我想,把伯林的这个分析用来对比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的青年人和他们的父辈,情况也" 庶几近之" 。只是,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 红卫兵比起上一世纪的俄国青年同道们来,人文修养和知识水平又要差一大截。 然而,尽管红卫兵" 残酷粗鲁,睥睨一切" ,是一群" 横冲直撞而不道歉" 的 人,尽管他们因接受斯巴达式的禁欲教育而显得无情寡仁,干了很多坏事;但是这 一代人的本质--在一个狭隘而纯正的层次上(伯林语)--却是无私忘我的。他们目 标远大,不计私利,崇尚艰苦朴素,鄙视物质享乐,为了理想而奋斗,勇于自我牺 牲。然而,历史使他们在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时候(红卫兵多数当时只有十七、八 岁到二十出头)就不幸成为毛泽东政治斗争(政治实验?)的工具(他们狂热心仪 青年毛泽东" 粪土当年万户侯" 和"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的气魄和情怀),后 来又被毛泽东抛弃,成了真正的牺牲品。正如邵燕祥先生所说,现在" 红卫兵" ( 和造反派)成了今天几乎" 人人可以唾骂而听不到还口" 的" 四散了的群体"(见李 辉编著:《残缺的窗栏板》,海天出版社) 。由于红卫兵在极短的时间内大起大落, 许多外国的观察家都感到大惑不解。他们奇怪的是:这些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成百上 千万的" 红卫兵" ,怎么突然就消失的一干二净了呢? 杨烨是这些红卫兵中的一分子。时代的大环境决定了他们悲剧性的命运。 当年选择拥护革命的杨宪益,会想到有一天" 革命" 这把双刃剑如此深的伤害 自己的亲生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