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挫败张国焘的阴谋 当时的敌情是,蒋介石的主力尚在四川,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其 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上。东北军于学忠部尚在两当、徽县地域,甘南兵力 十分空虚。如果已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能按原计划迅速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 夏洮战役,占领甘南,打开一个新的大好局面。 可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继续膨胀,处处同中共中央离心离德。他率领左路军 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 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继续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 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 洼(今麦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部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 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 9 月3 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 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茫茫草地, 前进不能”,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据欧阳 毅回忆,朱德和刘伯承对此坚决反对,并亲自到河边派人测试河水的深浅,认为部 队完全可以过河,多次提出要部队按原定计划同已抵班佑、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共 同北上。但张国焘不予理睬。9 月5 日,他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 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 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持消极态度。 那时,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潘州的一个喇嘛庙里,离党中央驻地不远。毛泽东、 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同志,几次三番到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劝说陈昌浩等改变态 度,坚持北上。但陈昌浩无动于衷,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行事。张国煮不仅不率 左路军北上,反而于9 月8 日电令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 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1935 年9 月8 日深夜,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领导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 浩、毛泽东、王稼祥等7 人开会,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会后联名致电朱德、 张国焘、刘伯承,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 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并列举4 条理由说明“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 将极端不利。电报在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之后,恳切写道:“务望兄等熟思审 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以上所陈,纯从大局 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 是9 月8 日22 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却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示:“一、 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 已备否?”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定,并作出了部署。9 月9 日,中共中央再 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 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 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 中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 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 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 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 行北上。 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潘州镇汉官衙门)以后,又办了两件事:第一件, 找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 二件,给带领宣传队在包座三十军慰问演出的红三军宣传部长刘志坚发报,要他见 电立即返回红三军驻地。 就在中央决定北上的那天夜里,张国焘在命令右路军南下之后,于9 月9 日24 时又致电党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声称:北上会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红军南下更 好,提出“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要求中央考虑。实际上张国 焘这时已经下令右路军南下,此电提出的所谓建议,显然是为了欺骗中央、掩盖其 胁迫整个右路军南下的企图。党中央于9 月10 日凌晨率第一、第三军出发北上。 叶剑英对于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曾作过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 大概在1935 年9 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 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 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 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已西那一带等他。 9 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 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 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 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 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 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 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 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 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 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 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甫下的电报, 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 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 限十天之内粑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 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 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 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 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 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 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 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 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 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 大农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 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 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 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 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我回 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 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 不会引起怀疑。①就这样,叶剑英当晚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毕占云、吕继熙、 陈茂生等人,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 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 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 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据胡立教回忆, 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凤趣地说: “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在一个叉路口,叶剑英 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 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秦邦宪拉了他一把,说,参座,你还不快走! 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夜黑路不熟,叶剑英和杨尚昆,赶上第 三军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 东高兴地说: 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便朝第一军 所在地俄界进发。 9 月10 日凌晨,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 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区。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阅 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 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 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 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立即北上。..”中央走后,张国焘于10 日凌晨4 时 又致电中央说,已得悉中央率第三军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公开抗拒中央 命令,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同日,党中央再次向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发出“指令”:张国焘令右路军南下,显系违背中央屡次之决定及电文。为不失时 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俄界前进。四军、三 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团(第一、三军)后前进。”并指出:由于 张国焘不能实行总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 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 挥之”。 此时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等公然站在张国焘一边。他送信或致电第一、 第三军领导人并转全体人员,要他们反对中共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 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 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 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 “即率队转回阿西”。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 领导人,同时,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陈昌浩发党中央单独 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 等等。据当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于1982 年11 月24 日回忆,陈昌浩命部队 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许世友请示徐向前, 徐向前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的这个 决断,避免了两支主力红军的冲突,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以大局为 重、以团结为重的恢宏气度。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除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 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 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据杨尚昆、 伍修权、吴烈等回忆,当时李特等人在第三军后尾大吵大闹,阻挠北上,毛泽东、 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出来见他们。毛泽东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 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说了一段很诚挚很感人的话:你们 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北上,不愿意留下的就回。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 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 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了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 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说罢,告别而去,重新上 路了。 但仍留下少数人保护道路、桥梁,准备随时接应四方面军同志北上。 中央北上后,陈昌浩还强行扣留胁迫一方面军的干部南下,不许他们跟中央北 上。如李伯钊等几十名去四军、三十军演出和教歌归来的干部,一到巴西就被陈昌 浩下令包围缴械,软禁起来,迫令南下。陈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总指挥部和红 军大学对没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军的干部则采取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 态度。 9 月11 日,叶剑英和大家到达俄界。同日,党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 再次电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张国焘置若罔闻,抗拒命令,反诬中央逃跑,制造分裂。他公然继续致电一、 三军领导人,恶毒诬蔑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行动。 9 月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 及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叶剑英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 误的决定》。决定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战略方 针、退却逃跑以及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 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和团结红 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这个决议没有向全军公布,只发至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将 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 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第二天,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由俄界地区 出发。14 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再一次要张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 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 同意,私自把部队向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 的表现”。 但是,张国焘顽抗到底,一意孤行。他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 后,对朱德、刘伯承等进行迫害,另立“中共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 来、博古、洛甫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宣布对杨尚 昆、叶剑英“免职查办”,直至狂妄地要求取消党中央。他的反党篡军的罪恶活动 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国焘早在1924 年5 月就出卖革命,叛变了中国共产 党。这一次反党篡军的罪行,只不过是他叛徒本性的一个十足表现而已。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