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边干边学 50年代初的德国像一张巨大无比的蛛网。各种公开或秘密的关系交织在一起, 错综复杂。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阵营里的人都有难言之隐或是秘而不宣的特殊关系。 没有一件事黑白分明。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信赖。看到的外表往往是假相。人人生 活在神经高度紧张之中,彼此相互猜疑。比利·怀尔德拍摄的反映美占区生活的电 影,尤其是《域外恋》这部片子,以及我弟弟拍摄的反映俄占区初期日子的电影, 均捕捉到了这种气氛。 两个德国均称,它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鉴于战后德国的分裂源于战胜国 之间的利害冲突,我个人觉得这一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无法实现。1953年6月东 德境内的骚乱也坚定了华盛顿和伦敦的信心:击退苏联势力扩张的战略一定会奏效。 由于受到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压力,统一的希望更加渺茫。西方把重新武装 西德,将其拉入西方军事同盟置于议程之首。尽管如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 人仍然死抱住德国统一的口号不放,全然不顾大批的东德公民移居海外。 我国领导人最关切的是设法使东德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无 法摆脱“第二个德国”与生俱来的脆弱感。一种近乎于荒诞的爱国主义崇拜应运而 生。我们设计了自己的军礼服。我本人就有5套。对一个从未服过役的人来说,成就 可谓不小。在这期间,乌布利希鼓吹的一个颇为奇怪的想法是再次使用军事象征手 段。鉴于我们曾批评西德沿袭希特勒军队的好战的民族主义传统,这一做法无异于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1951年在东柏林举行的苏联阵营内的世界青年运动会上,第一 次公开演奏了传统的军乐。我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对此深感不安。我们一直认为, 这种尚武主义与音乐的结合构成了纳粹主义的温床。当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我转过 身,问和我一起站在观礼台上的俄国犹太人作家爱伦堡对此有何感想。他像典型的 俄国人那样耸耸肩,回答说:“德国人一向喜欢正步走。” 与此同时,我们新成立不久的情报局正在埋头熟悉情报这一行。一个情报机构 刚成立时,难免会受到墨菲法则的影响。在科技领域尤其易于犯错误或是作出错误 的判断。 50年代期间,成千上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源源不断地通过当时几乎完 全开放的边境,移居西柏林和西德。1953年6月的起义之后,外流的人数大幅度增加。 起义后的3年里,民主德国1800万人口中有将近50万人逃到西德。 我们的间谍混杂在人群里进入西德并不困难。他们通常年纪很轻,坚信共产主 义。日后取得的不少成就都是靠这批人铺的路。他们到了西德后,一般被收容在难 民营里并受到盘问。不过只要事先编好一个可信的理由,比如想投奔在西德的亲戚, 夹在大批新移民里很容易蒙混过关。我们的人打出各种各样的幌子,如想隐瞒过去 曾是纳粹党员或党卫军成员的历史,但被发现了,或是发泄过对政府的不满言论。 我们甚至还把这类含有“污点”的材料放进其他部保存的关于此人的个人档案里。 即使西德反谍报机构设法搞到了哪个间谍在东德的档案,也难辨真伪。我们局不用 西德有亲戚的人,以防西德情报机构仿效我们的办法,也通过亲属关系打入到我们 内部。 每一名派到西德的间谍都执行一项预定的任务。间谍的培训采取人盯人的办法。 每名间谍的训练由主管这项任务的联络官负责。训练的内容仅限于情报工作的基本 知识以及获取我们所需情报的一些技巧。让他们掌握与自己任务无关的知识和技能 毫无意义。这样做有时反而使他们的任务不必要地复杂化,从而增大风险。时机成 熟时,我们还把间谍从西德召回东德,接受新的训练。 我们的间谍去的是西德,一个和我们有着同样的语言和文化的国家。这显然是 一个有利条件。苏联派间谍渗透到美国就难多了。反之亦然。随着两个德国分裂的 日益加剧,派人潜入西德越来越难。柏林墙修建后,中间混有我们间谍的络绎不绝 的东德移民一下子变成涓涓细流。这意味着,间谍事先为自己编造好的履历更要滴 水不漏。即便如此,西德还是处于劣势。因为从西德移居东德的人寥若晨星。这样 的人一旦到了东德,马上受到严密的监视。不过话说回来,西德也不太需要派人去 东德。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大批对现实不满的东德公民中间收买人做间谍。 在西德站稳脚跟需要一系列的官僚机构的手续。为了应付这些手续,我们的大 部分间谍通常先找一份简单的体力活干上一段时间。具有某种手艺或在某个行业有 工作经验的人选因此更受欢迎。但不是所有的间谍都经过这一阶段。前面已提到过, 当时东德移居海外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理工科的学生都在我们感兴趣的公司或研 究机构里找到了工作。此外,我们还通过与西德科学家非正式的接触了解到一些情 况。他们中不少人对原子弹和生物化学武器构成的威胁忧心忡仲。广岛和长崎遭到 原子弹的袭击使他们身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批人成了我们套取情报的方便来源。 有些间谍设法打入了严格保密的单位。有的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级主管。然而, 刺探到作出重大决策的波恩军事与政治核心的内部机密则难上加难。 1953年的动荡过去之后,次年在波恩召开的西方盟国外长会议成为我们最关注 的对象。这是西方第一次在我国门口召开这样的会议。上面会要我搜集什么样的情 报,我心里没底。苏联人像往常一样要我们制定出一项具体的行动方案。抱着碰碰 运气的心理,我绞尽脑汁起草了一份行动计划,希望我的部下能够搞到大量的高质 量的情报。 莫斯科派来的特别顾问仔细研究了摊在我办公桌上的草图,然后像一名找到发 动机故障原因的修理工一样对我说:“会议期间还需要有一个‘玛莉娜’。”我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玛莉娜一词在俄语里是山莓的意思。不消说,我们的这位克格 勃朋友这里不会指水果甜食。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词在俄语土话里还有妓院 的意思。他是指我们的人应设法把偶尔走出会场的官员引到妓院里消遣消遣。 当年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色情搞情报。此事过去多年后我才摸索出了一套办 法。可我不想在苏联同事面前显得自己幼稚无知,于是指示部下火速将位于东柏林 南面的一栋我们有时用的小房子改造成一个妓院兼陷阱。客厅里安装了窃听器。卧 室的灯具里面藏了一台红外线闪光照相机。当时这类器材还十分落后。摄影师不得 不龟缩在卧室狭小的衣橱里,直到屋里的人离开才能出来。 下一个难题是物色合适的妓女。我们找到一位曾任柏林警察缉捕队队长的高级 官员(1945年到1949年期间,东德与西德携手打击卖淫和色情行业。)。他一副不 修边幅的样子。尽管卖淫这一最古老的行业在我们这个清教徒的新社会里转入了地 下,可他对妓女经常出没的地方以及如何找到她们了如指掌。不幸的是,他把我们 带到了穆拉克贷。这一带的妓女一向是柏林皮肉市场中最差的。我那时的上司干了 一辈子情报工作,对这种事早已见多不怪。他打电话告诉我:“那儿的女人,一马 克让你玩你都不想沾她们的边儿。” 没办法,我们只好把正统的理论置诸脑后,本能地求助于自由经济的刺激手段。 在卡尔·马克思大街上的一个牛奶饮食店里,我们遇到几位更有姿色的姑娘。尽管 她们白天都有一份正当的职业,但表示为了社会主义祖国,愿意晚上再干一份不那 么正当的活儿。根据制定的计划,我们派一些人分散到西柏林新闻中心以及外长会 议地点附近的餐馆和酒吧里,伺机邀请与会的官员或顾问共饮。如果谈得投机,便 把他们领回“玛莉娜”,参加有姑娘陪伴的“小型晚会”。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然而午夜时分,我的电话突然响了。出现了一个“未曾 料到的情况”。有人要求对这些女孩进行卫生检查。结果发现其中一位并不像自己 所说的那样检点。她患有淋病。我下令将她从这次行动中除名。 西方外长会议开幕了。我们布置好了的人等得心急火燎,可没有一位客人上钩。 那一年西方部长们的幕僚们品行好得不一般,因为只有一位西德记者上钩,而且还 是会议结束后的那天晚上。我们的人殷勤地陪着这位客人又吃又喝。各位姑娘也各 就各位。谁知杯盏交错中我们负责当晚行动的头头不小心误喝了为客人准备的搀了 春药的酒。当晚安排的最后一项节目是看黄色电影。这类电影在东德当然受到禁止。 不过每当我们需要时,原缉捕队队长总能给我们变出几盘来。喝了春药的这位头头 看得目不转睛。而他的猎物却对电影和姑娘毫无兴趣,躲到厨房里与女佣人聊起天 来。 第二天早上,那位记者是惟一头脑清醒的人。他已洞察主人的良苦用心,表示 愿意为我们做事。这次行动总算有所收获,不过实在得不偿失。我们给颇为失望的 女招待付了钱,打发她们回家,并严厉警告她们不得对任何人说起这次砸锅的行动。 此事后来还有一个奇怪的结局。我们派人去见这位记者时,他未露面。出来见 我们的是一位叫冯·努许斯的同事。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发行量很大的西德《明镜}) 周刊工作。这种安排是他俩事先商量好的,还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策划的,我始终不 得而知。努许斯倒是极为热心,说他认识部长周围的人。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不 过以后许多年里他向我们提供的情报同我们通过其他来源得到的情报相符。努许斯 后来当上了《快捷》画刊的总编。这份发行量很大的右翼杂志是东德的死敌。任总 编期间,他继续为我们做事。 我们开始利用莱比锡贸易交易会同商界人士发展关系,并通过他们结识保守的 政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后者认为,与东德保持合作关系可以确保两个德国之间不 致爆发全面冲突。东西德商人在莱比锡交易会上达成的交易受到西方战略物资禁运 规定的严格限制。甚至像钢管这样的基本商品也在禁运之列。为了绕过这些限制, 商人们很自然地彼此建立了秘密的联系方法,偷偷做非法买卖。东德党中央下属一 个部,专门负责从事这类秘密商业交易。以后我们情报局接管了该部的大部分职能。 我常常借用滥了的高级贸易代表或部长理事会的代表的身份去莱比锡。 我和施泰因吕克就是这么认识的。他是西德的一位钢材贸易批发商,同一些工 业巨子私交很好,如奥托·冯·阿梅龙根。阿梅龙根家族拥有的钢材公司20年代初 期率先与苏联做生意,并参与修建了满洲里的铁路。一次我与施泰因吕克一起吃晚 饭,席间告诉他我是东德内政部的一名将军。我俩一见如故。第二天上午,在西德 钢铁联合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把我作为他的同事介绍给了联合会的董事莫姆森。 有施泰因吕克陪伴在我左右,这个诡秘的上层社会小集团里似乎没有一位绅士注意 到我的在场,更不要说介意了。施泰因吕克的妻子韦尔哈恩出身于资本主义德国最 显赫的家族之一。她哥哥是阿登纳的女婿。我听说后兴奋异常。她的嫂子是西德天 主教会头号人物弗林斯大主教的侄女。 我与施泰因吕克的关系经历许多春秋。为了不使联系中断,我隔一段时间就请 施泰因吕克吃晚饭,还为自己编造了一套关于我家庭的谎话。位于劳赫凡韦尔德的 一栋小楼充当我的家。东德电视台一位漂亮的播音员假扮我的妻子。每次请施泰因 吕克来家做客之前,都把她孩子的照片挂在墙上。随着军火交易越做越大,我与施 泰因吕克的交谈也越来越有价值。70年代中期时,他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顾问,与 西德空军司令来往频繁,对巴伐利亚州的政治领袖、西德国防部长约瑟夫·施特劳 斯的活动也有所了解。我从来没有试图发展他做间谍,也没有请他为我们搞情报, 虽然他应该可以猜到我是干什么的,如果不是我的真实身份的话。我俩之间最后断 绝关系完全是我不留意造成的。起因是施泰因吕克的朋友鲍尔。 鲍尔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商人。他用西德的动物脂肪换取东德劳西茨 地区产的毛皮。干这一行当似乎很难发大财,而鲍尔显然很富有。我们的怀疑不无 道理。1945年前的某个时候,他曾在弗利克工业集团担任过高级职务。弗利克集团 战前拥有利润颇丰的劳西茨褐煤产区。我们找到了一张他在一次教会活动中与阿登 纳站在一起的照片。这张照片同他平时寒酸的小商人形象判若两人。我们怀疑,他 的背后是希望德国有一天统一的西德大工业家。他的真正使命是替他们先在东德站 住脚。根据东德的刑法,他的行为既属于特务活动,又是颠覆行为。我于是有了退 鲍尔就范的砝码。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我知道他同一个名叫汉斯·吉努斯的人是密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努斯 曾在德国中产阶级抵抗运动与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之间穿针引线。掌握了 这一情况后,我决定与鲍尔全面摊牌。我约他在东柏林一家专门招待政府贵宾的约 翰尼斯霍夫大饭店见面。鲍尔长得又矮又胖,穿一件旧西装,简直难以想象此人是 个圆滑的间谍。施泰因吕克显然很欣赏自己新扮演的中间人角色。见面前他告诉鲍 尔,我是内政部主管经济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我与鲍尔的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 其间我打出了一张又一张牌,但一无所获。无论问到什么问题,他都对答如流。面 对我的步步紧逼,他从容不迫。甚至当我揭他的老底,告诉他我们知道他与美国人 有联系时,他仍然丝毫方寸不乱。这是我手里握有的最后一张王牌,然而却完全失 效了。 这个不修边幅的商人原来是只老狐狸。我这个年轻气盛的情报官远远不是他的 对手。由于他与上层社会关系很深,我们不便对他进行讹诈。通过这件事我吸取了 一条有益的教训:一名情报人员切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 我对鲍尔真实身份的推测很快得到了验证。下一次与施泰因吕克见面的日子到 来时,他没有露面。美国情报机构对他进行了极不客气的盘问,并告诉他我的真实 身份,警告他以后不要再与我保持联系。施泰因吕克认真记取了这一告诫。以后的 岁月里,他继续加深与德国和美国武器商的关系。当初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也恰恰 在于此。 由于我的冒失,结果失去了一个宝贵的关系。施泰因吕克本来可以继续心照不 宣地为我们做事。我们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逐渐改进了收买人的方法。我们认识 到,劝说有可能为我们搞情报的人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是不明智的。不少人出于各种 各样的动机愿意与一个敌国的情报机构打交道。若要将这种关系明朗化,他们则会 避而远之。他们其实更喜欢一种含糊不清的关系。我告诫过手下的人:如果你觉得 对方的回答会是否定的,最好别问。切忌用官僚机构的繁文礼节来束缚活人。多年 来,我们逐渐废除了苏联祖师爷热衷搞的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并取得很好的成效。 我们还想方设法打入克虏伯这个庞大的军火工业王国并试图争取洪德豪森的同 情。洪德豪森是克虏伯厂的董事会成员,喜爱艺术。他似乎比他的其他同事更了解 东德。对波恩政府压制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的立场他曾提出过批评。然而我们很快 看清了他的意图,他同我们拉关系仅仅是为了替克虏伯捞取好处。 在一次讨论德国统一问题的大会上,我们与维德曼不期而遇。维德曼是德国统 一的积极鼓吹者,也是维尔特(魏玛共和国期间曾任参赞)的一位老朋友。维德曼 表示,光在口头上反对加强华盛顿与波恩的联盟还不够,并暗示我们资助他在波恩 开个公司。我听后十分欣喜,于是和他签了一个合同,其中规定了公司上缴给我们 的赢余部分。对我们情报局来说,涉足风险资本投资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在我们 的资助下,维德曼成立了向固定工资收入劳动者提供经济援助事务所。这是一个游 说团体可以在政府各部门和其雇员中开展活动。通过这一渠道,我们与鲁道夫·克 里勒搭上了线。克里勒是西德总理府内一个部门的头头,负责防务政策和军事联盟 问题。这位极有权势的官员经常光顾我们这家事务所,开怀畅饮莱茵地区产的葡萄 酒的同时还透露一些有关德国政治内幕的小道消息。 这次成功刺激了我们的胃口。我们打算将这个事务所扩大为一个非法巢穴(情 报行业里的术语,指一项长期潜伏任务)。东西德关系紧张时,它可以成为一个联 络点。我们在事务所里安插了一名特工,负责偷录来访官员的交谈,兼接受、处理 和向国内汇报情报。我们还吸收了维德曼的女友,给她起了个化名,叫埃里斯。她 的上司在西德总理府内工作。不过有一个问题令人难堪。虽然维德曼能言善辩,却 经商乏术。事务所的日常开支大大超过了它的收入。这种情况不可能对外界隐瞒很 久。我们推断西德的反谍报机构可以看到各家公司的纳税记录。无需多久,它就会 纳闷,这家事务所的经费从何而来。一切结束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情报局总部里 的一个工作人员叛逃到西德。因为担心事务所里的这名特工会因此暴露,我们把他 撤回东德。 所幸还有埃里斯。不过她的上司后来从总理府调到科学教育部。我们对她的兴 趣也随之减少。她在该部工作的10年里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政府资助的敏感的研究项 目的详细材料。据此我们制定了自己的窃取科技情报的计划。 50年代初期,除了维德曼的事务所外,还有一位家在波恩的迷人女老板似乎也 极有发展前途。查阅东德准备大赦释放的在押西德人名单时,苏珊这个名字引起了 我们的注意。1951年她参加莱比锡贸易交易会时,东德反谍报机构以间谍罪将她逮 捕并判处8年徒刑。她的档案里职业一栏填写的是自由撰稿人,我手下人因此对她产 生了兴趣。一位上校在她尚不知自己即将获释时约见了她。走进接待室,他看到眼 前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妇女,年龄约在34yo35岁之间,虽身着国服,眉宇间却透着倔 强和自信。对于她的被捕判刑,她仍然不服,认为她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丝毫 不想取悦扣押她的人。同时,她还谈了自己对德国面临的问题以及阿登纳的亲美政 策的看法。我们的人问她,是否愿意换个场合继续谈下去。她被释放后,两人再次 在东柏林的华沙大桥上见面。她同意回到西德后向我们提供情报。我们给她起了个 化名,叫莉迪亚。 令我们欣喜的是苏珊在波恩安了家,还办起了一家沙龙。一些知名人士常在这 里聚会,讨论政治和文化。通过苏珊,我们得到了有关西德政治党派中一个极右组 织的很有价值的情报。这个名叫救援自由的组织的头目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名政 治家,叫巴泽尔。该组织通过海外人士插手东欧各国,并与奥匈帝国皇室的后代、 政治上极为活跃的奥托·冯·哈布斯堡结成同盟。巴泽尔日后爬上了基督教民主联 盟主席的宝座,并以此身份与勃兰特竞选总统。他坚决反对勃兰特试图给予东德外 交承认的努力,令我们头疼不已。 苏珊被东德逮捕之前曾与任柏林市长的勃兰特热恋过。勃兰特给她写过不少情 书。1961年议会竞选期间,勃兰特的政敌,包括施特劳斯向外界泄露了这批信件的 内容。以前我们一直把施特劳斯视为敌视社会主义的狂徒。他在公开场合也是这样 表现的。苏珊提供的情报促使我们第一次重新考虑对施特劳斯的这种成见。苏珊认 为,施特劳斯是一个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她向外界透露施特劳斯和勃兰特约定 在她家举行私下会晤时,顿时谣言四起。人们纷纷猜测有可能实现一个大联合,从 而社会民主党人战后将首次进入政府。勃兰特在回忆录里证实确实会晤过施特劳斯, 但未提会晤的地点以及他与苏珊的关系。 我常常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位妇女偷偷溜到柏林与我们秘密接头,并 向我们提供政治观点跟她更接近的组织和个人的情报。尤其是在此之前,东德曾以 莫须有的罪名将她逮捕下狱。她当然明白我们是干什么的。如果她是一名双重间谍 的话,她会设法打听我们的情报活动。可她从未问过任何问题。她只收下我们为报 销她的开支付给她的钱。除此之外,一分也不多要。为了给她去柏林找一个借口, 她还编造出一个家住西柏林的女友。 1961年修建柏林墙后,这条极其宝贵的消息来源突然中断。当时有几个一直向 我们提供情报的西德人切断了与我们的联系。她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苏珊这个人并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有迹象表明,她开始为西德情报机构工作,并同西德陆 军少校扎格纳一起消失在远东。当初苏珊就是从他这里听到救援自由这个组织的名 字的。在远东期间,扎格纳先后在几个国家担任西德武官。1968年时,苏珊已在一 名叫朗格曼的西德间谍控制的情报网内做事。朗格曼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眼线,欧 洲及远东都有他的人。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昔日曾帮过我们的苏珊摇身一变,竟成了西德联邦情报 局驻香港站的站长,代号150。东京、马尼拉、雅加达和新加坡等地的情报分站均归 她管。70年代我们搞到手的西德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里提到,她曾一次得到9.6万 西德马克的报酬。由此推断,她该不是一般等闲之辈。1968年,克劳斯·金克尔当 上西德情报组织的首脑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冒牌间谍,废止格伦的莽撞做 法。尽管格伦之后又换了两任首脑,这种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苏珊离开了西德情报 组织。据说她拿到30万西德马克,条件是不得透露联邦情报局插手西德政治的内情。 从此她销声匿迹。直至今日,她到底是哪一方的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我仍是一 个谜。 经过施泰因吕克一事的挫折,我悟出了一点:刺探联邦德国政治秘密的秘诀在 于四处撒网,广开情报来源,对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要让他们感受到无微不至的 关怀。右翼方面,我们同京特·格雷克建立了联系。他是一位爱国者,战前曾任国 会议员,因反对希特勒坐过监狱。后来参加了1944年试图暗杀希特勒的密谋集团。 格雷克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一些铁杆保守分子最终和我们站到了一起。他们反对阿 登纳企图借美国产婆之手接生一个新德国的政策,与他势不两立。格雷克公开会见 乌布利希,以表示他对阿登纳政策的不满。为此他被驱逐出阿登纳的政党。我们仍 然与他保持往来,把他作为了解基督教民主联盟圈子内情况的一个重要消息来源。 他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情报。 当格雷克的助手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的消息传出后,格雷克认识到波恩当局 十之八九也在着手准备收拾他,借此把所有反对亲美政策的人打成共产党间谍,把 他们搞臭。事不宜迟。我o]立即通知格雷克逃到东柏林。一直是保守分子的格雷克 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局。不过当时我们话说得很直率,他别无选择。如果阿登 纳决定拿他开刀,杀一儆百的话,他在西德也不可能保持社会知名人士的地位。 我们安排他在东柏林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格雷克解释说,他是出于 爱国才与我们保持联系。我国领导人对这次宣传上的胜利沾沾自喜,甚至可以说有 点得意忘形。从此他们胃口大开,只追求要人叛逃的一时轰动效果,根本不考虑一 个没有暴露的优秀间谍胜过10多个弃暗投明的间谍这一点。以前我有一个人,化名 蒂姆,真名叫施密特·维特马克。他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员,负责欧洲安全问题 的委员会成员兼基民盟青年分部防务委员会的主席。由于他的地位,他成了工业界 巨子们的红人,未来基民盟主席的人选。1954年夏天,我度完假后回来,看到沃尔 韦伯留的一张便条,通知我必须把维特马克撤回东德。我愤怒至极。为了出一次记 者招待会的风头,竟不惜牺牲一个向我们递送波恩加入北约组织详细条件的人。况 且我知道维特马克一定极不情愿放弃他在西德前途似锦的仕途,跑到东德默默无闻 地度过余生。但我无能为力。不管一个情报机构多么敏锐,它始终是政府手里的一 个玩意儿。 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告诉维特马克这个消息。我事先想好的几条政治理由一点也 没有打动他。他不满足于仅仅当一部永不停转的宣传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没办法, 我只好谎称西德反谍报机构正在跟踪他。惟一避免坐牢的出路就是立即逃到东德。 他表示,只有妻子同意才能做此决定。我们推测,虽然他妻子知道他为东德搞情报, 但不会对移居东德兴高采烈。我们于是劝维特马克返回汉堡前先给她写封信。我们 的信使赶在他之前火速回到汉堡,先把消息告诉了她,使她精神上对这一突如其来 的打击有所准备。面对要么丈夫受辱坐牢,要么在东德一栋临湖的漂亮房子安家, 开始新的生活,她选择了后者。 1954年8月26日,维特马克在东柏林的记者面前露面。他透露说,阿登纳在外交 和安全政策上有重大隐瞒。按照以往在这种场合的做法,我们还让他透露一些通过 其他来源得到的情报,以增强宣传效果。这一口是苏联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即 波恩正计划建立一支拥有24个师的陆军。这完全不符合波恩政府在公开场合表示的 立场。 维特马克被安排到外贸委员会当副主席。我始终为把他召回东德的决定感到遗 憾。我常常怀疑,我们是不是为了一条大标题而葬送了一位未来的国防部长。格雷 克成了全国民主党内的一名干部。该党代表东德的退伍军人、手工业者和小企业家。 可怜的格雷克只好在这个闲差上度过晚年。 当年轰动一时的叛逃到东德的事件完全不是我们策划的。叛逃者甚至根本就不 是我们的什么情报来源。他的职业反倒是侦破我们的间谍。此公乃是西德反谍报机 构(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头子,名叫奥托·约翰。今天很难感受到这一事件在当时 掀起的波澜。那时,所有德国人的履历和忠诚仍受到他们昔日敌人的怀疑。左派人 士在社会上仍享有威望。 约翰本人反对纳粹。在参加了一次纪念1944年7月20日反对希特勒的未遂政变十 周年纪念活动后,他从西柏林消失了。失踪前,有人最后看到他与一位老相识,妇 科科学家沃尔格穆特博士在一起。1954年7月ZI日,他在柏林郊区的苏联军事基地再 次露面。有证据表明,他俩同乘沃尔格穆特的车到了东柏林。 西德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指责共产党情报组织蓄意挑衅,绑架了约翰。说 来也巧,正当波恩政府发言人宣称约翰不是自愿离开联邦德国的时候,这位情报头 子却在东德广播电台上斩钉截铁地说,他来东德完全是自愿的,因为阿登纳已沦为 美国人的工具。美国人“出于与东德士兵打仗的需要,拥抱那些丝毫没有从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灾难中吸取教训的人。这些人正在等待时机,为1945年的失败复仇”。 他还披露说,西德情报网使用的人主要是纳粹分子。这番话出自他的口极有分量。 然而,和冷战白热化时期发生的许多事件一样,这件事也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 单。下面我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一怪诞事件的始末首次公之于众。 约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是解开这一疑团的关键。战时他参加了纳粹反 谍报机构内一个密谋暗杀希特勒的抵抗小团体。通过别人的引见,他结识了后来暗 杀希特勒未遂的冯·施陶芬贝格。他接到的任务是弄清如果预谋者干掉希特勒的话, 盟国是否可以接受他们的求和。约翰当时在中立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为德国的商业 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工作。他与当地的美国大使馆,特别是与美国武官霍恩 撒尔上校搭上了线。霍恩撒尔上校在艾森豪威尔司令部最高层有熟人。约翰还通过 英国驻里斯本大使馆向英国传递口信,寻求它的支持。 许多年后,约翰告诉我,他认为金·菲尔比扣压了他的口信。菲尔比是克格勃 安插在英国情报机构里的一名鼹鼠,当时正权极一时。俄国人坚决反对德国国内的 反希特勒人士与西方盟国达成的任何交易,担心保守势力推翻希特勒后会团结一致 抗击俄国。“我交给菲尔比的文件一定被他塞到卷宗里什么地方了,”约翰对我说。 “伦敦八成根本没看到过这些文件。”此时菲尔比早已作古。 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流产后,密谋小组的成员受到残酷的捕杀。约翰设法从马德 里经里斯本逃到英国。记者德尔默收留了他,在自己的广播公司里的评估部门给他 找了份工作。战后,在审判冯·布劳希奇、冯·伦德施泰特和冯·曼施泰因三位德 国陆军元帅时,约翰向英国提供的证据还被作为参考。考虑到这一背景,他被任命 为位于英占区科隆市的西德反谍报机构的首脑就不足为奇了。 约翰与美国人扶植上来的外国情报局首脑,前纳粹分子格伦和阿登纳身边的其 他纳粹分子决算不上是天然盟友,与阿登纳本人也是貌合神离。阿登纳和许多西德 保守派人士一样,认为斯道芬伯格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是冒险主义。约翰本来想在新 组建的外交部里任职。后来他告诉我,去外交部根本不会有任何出路。那里到处是 当年围着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转的外交官。更刺痛他的是,格伦的副手拉特克 被调到了反谍报机构,显然是为了监视他。1954年时,他已感到不堪忍受。因此7月 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在东德露面被人看做是叛逃显得顺理成章。实际情况完全 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比这古怪离奇百倍。约翰压根儿就没想叛逃。身为苏联间谍的 沃尔格穆特博士决定趁他的朋友情绪低落时把他诱骗到东德。我的克格勃同事发誓 打赌说,他们没有授意沃尔格穆特这样做。但我可以想象沃尔格穆特对自己的联络 官说:“我可以把约翰拉过来。”这位苏联情报军官听到后一定半信半疑说:“好 啊。你把他领到这儿我才相信。” 有一点确凿无疑。最后见到约翰的人讲,他看见约翰坐在沃尔格穆特的汽车里, 深更半夜穿过边境进入东柏林。经过调查这一点已得到证实。我猜测约翰要么喝得 迷迷糊糊,要么喝了他的朋友下的迷魂药。有人看到他俩那天晚上醉醺醺地钻进一 个又一个夜总会,为怀念死去的抵抗运动朋友狂饮。等这位身不由己的旅客一觉醒 来时,发现已身陷苏联军营。这对西德反谍报首脑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我想苏联 人这一惊吃得也不比约翰小。因为他们叫来了克格勃驻柏林站站长皮托夫拉诺夫将 军,还有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部下面的新闻委员会的代表图尔加里诺夫,共同商量 怎样最大地利用他的价值。约翰深知,他已铸成大错。如今攥在了苏联人的手心里, 返回西德只有死路一条。不仅丢官,还要坐牢。 约翰公开露面给西德反谍报机构造成的震动逐渐平息下来后,苏联人和以往一 样,把损坏了的物品当包袱甩给了我们。约翰当时神情恍惚。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给 他找一些朋友,从而可以使他得到安慰。我们介绍他认识了东柏林市首席建筑师亨 泽尔曼,还有我在柏林广播电台时的熟人吉努斯。吉努斯也认识约翰在反纳粹抵抗 运动里的一些老熟人。国家安全部为他提供了保镖,以防西德情报机构把他绑架回 西德。可这些保镖未尽到职责。约翰来到东德17个月后,和来时一样又一次悄然无 声地消失了。一次他去洪堡大学开会,中途离开会场去见一位叫亨里克森的丹麦记 者。俩人钻进亨里克森的汽车,穿过伯兰登堡大门一溜烟地开回了西德。 此事发生在1955年。37年后,1992年4月的一天,我与83岁的约翰坐在一家餐馆 里。隔窗眺望,当年他逃离东德的地点洪堡大学一带就在眼前。回到西德后,他因 背叛国家罪被判处4年徒刑。他说起此事仍然怒不可遏。实际上,他只服了18个月的 刑。这表明西德并不能确定他犯罪的严重程度。至于“叛逃”到东德一事,他告诉 我说:“我当时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已在苏联军营。我从来没想过去东德。”约翰 说他在东柏林始终过不惯。一年后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设法找人帮他逃回 西德。 这些名噪一时的叛逃到东德的人员到头来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不错,由于 一名西德叛逃人员的揭露,阿登纳不得不承认他正在考虑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昔 日纳粹分子在波恩政府内卷土重来的内幕经过大庭广众之下的曝光也上升为西德政 坛上讨论的问题。然而,西德还是很快加人了北约组织。我们阻止西德加入西方联 盟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甚至连延缓它的加入都未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