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混凝土对策 许多年后,当后人把冷战看做是庞大帝国之间的一场冲突时,当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在史书中只是一个脚注时,我的国家恐怕将以修建了一堵阻止自己人民外逃的 墙这一事实名留史册。柏林墙不仅将一座名城一分为二,还划分出争夺人类未来的 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耸立的柏林场成了战后欧洲分裂,乃至冷战本身的残酷 与荒诞的最强大象征。 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13日。此后,我一直在这堵墙后面生活和工作,致力于保 卫和完善修建了柏林墙的这一制度。在我的眼里,这堵墙既是力量的反映,又是虚 弱的表现。只有一个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坚定信心的制度才能做到把一个大都市分 隔成两半,在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只有像我们这 样虚弱和有着根本缺陷的制度才会有这样做的必要。 1989年11月9日晚上,我打开电视,听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可以自由到国 外旅行的消息。电视屏幕上,首批东德人正在络绎不绝地穿过突然开放了的边境。 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末日已经来临。像我们这样一个生存安危全系于国内稳 定的国家经受不起这样的冲击。时钟仿佛一下子停摆了。我神情迷惘,和妻子一起 看着电视上播放的东德和西德公民在柏林边界的无人区地带互相拥抱的画面。有的 人只趿拉着一双拖鞋,好像在睡梦中间人这一即将决定德国乃至欧洲命运的不寻常 之夜。 当然,东西德边界从来没有完全关闭过。对于因公旅行的东德人,它是敞开的。 这些东德人首先需要经过审查,获得“出差干部”的资格。也就是说,他们政治上 是可靠的,在西德没有直系亲属,而且接触不到任何东德的机密。70年代,随着两 德关系的改善,东德放宽了出国旅行的限制,允许退休人员出国。这样做是基于以 下合乎逻辑,甚至可以说是玩世不恭的考虑:倘若退休人员滞留西德不归,东德经 济上不仅不会受到什么损失,反而还可以因此少付一笔养老金。毋需赘言,我们在 国外的间谍以及给他们捎信的联络员也可以持伪造证件自由进出东德。 普通老百姓对可以出国的人极为羡慕。在这个没有旅游者的国度,人民极其渴 望有旅行的机会。出身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多数大学生去的地方都比我多。西方 的评论员对共产党国家的特权阶层成员说东道西时常常把这一点置之脑后。尽管我 有种种特权,却从未有幸光顾过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或是卢浮宫。 所有东德人的生活经历都很狭窄,虽然我比别人见的世面多一些。由于情报工作这 一行的需要,我先后去过东非,荒漠的西伯利亚,黑海海滨,瑞典的大森林以及具 有亚热带气候的风和日丽的古巴。我有一套不错的公寓房子,一部汽车和一个私人 司机,还可以应东欧集团内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邀请去这些国家度假。但所有这一 切总是和我的工作与职务连在一起。到头来,我对外部的大千世界同样茫然无知。 虽然我们连西方普通殷实之家所享有的舒适和自由都没有,但我个人远不至于 和普通东德老百姓一样忍受物质生活的匮乏。我们从苏联人那里继承了一套特权阶 层享受特殊待遇的做法。这一制度始于1945年。当时政府官员、科学家和其他对共 产主义事业有用的人可以多分到一些短缺的物品,我们称为定量供应。以后这种做 法形成了一套制度。一个叫“平安”的商店专门提供这类商品,它的店员后来增至 5000余人。通过以外贸部为首的一个关系网,我们享受着种种特殊待遇。这套制度 的建立是为了保证国家高级官员可以得到比本国生产的常常是质量低劣的商品更多 的东西。这套分配制度等级分明。政治局成员有供应西方商品的特殊商店。他们挑 剩下的东西给我们情报部门,然后再是其他部委和贸易机构。这一切实行起来十分 简单。高级官员的日子为此过得很舒适。面对这些特权的诱惑,我没有力量说不。 多年后,学生质问我时,我老实承认了这一点。学生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因为他 们理解这些特权给人带来的难以抵制的诱惑。不用说,如果我政治上失势的话,这 些特权一夜之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我享有种种特权,去过一些奇乡异国,平常过的却是一个官僚的生活,一 个为我的政治主子服务的仆人。最初,我们和苏联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一样晚上工 作。这是斯大林的工作时间。斯大林死后,米尔克改为白天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 常常到晚上10点才下班。不过后来我觉得,他假装呆在办公室,其实人在其他地方。 情报局内有些人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令我羡慕不已。他们执行特殊任务时自由自在, 工作时间可以自由掌握。而我每天都要跟着上司的工作时间表转。 我每天早上6点30分到7点之间起床,然后跑步,做操活动活动后背。年轻时我 就有背痛的毛病。8点15分左右到办公室。一开始我有一个司机,一个秘书。后来增 为两个秘书,一个私人助理。我办公室的几位工作人员关系非常密切,很少有人事 变动。我的私人秘书1954年到我身边工作,当时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刚3年。他跟了 我33年,直到我退休。 每天上班后我首先阅览重要文件,各科室负责人呈上的报告,有时还有间谍提 供的材料。在任的最后10年里,由于文件流量太大,我改为阅读分析处为我准备的 一份概要,其中包括机密材料,要闻和各新闻社的报道。 外国情报局下属大约20个处,分别主管以下事务:安插在西德政府各部门、政 党、工会、教会和其他机构里的间谍及他们提供的情报;军事情报;美国、墨西哥 和世界其他地区;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总部;反谍报;散布假情 报;从西德搜集科学和经济情报;窃取基础工业、电子和科学仪器工业以及航空航 天工业的技术情报;各国大使馆;边防;培训翻译等。此外,还有一个处专门负责 分析评估来自以上各部门的原始情报。 每周4至5天,我分别召见几位副手以及我个人直接管的各处处长,了解他们的 工作进展情况以及重要的活动。每份呈送给领导人的报告我都要过目。米尔克并不 修改我的报告,但有些报告被他扣压下来,没有送昂纳克,理由是:“上面看到这 些报告不会太高兴。”通常我在位于利希藤贝格区诺曼大街上的国家安全部办公大 楼的院子里与几位副局长和局党委书记共进午餐,利用吃饭时间交换情报,互通消 息。即使是在戒备森严的国家安全部大楼内,我们提及间谍时,包括国外大使馆里 的“合法”人员,也只用他们的化名,以防他们的真实身份泄露出去,陷于更大的 危险。 我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极其乏味。情报这一行说到底其实十分枯燥,从浩 如烟海的杂乱无章的情报中筛选来筛选去,只为了找到一粒使人开窍的宝石或是有 启发意义的线索。为了换换口味,我坚持亲自掌管10到12名间谍。据我所知,世界 上各大情报机构首脑中,这样做的人只有我一个。我得以不时地溜出国家安全部大 楼,去位于柏林郊区的安全据点或德累斯顿和其他地方与这些间谍会面。我个人更 喜欢是后者,因为外地更不容易遇到西德人。 遇到意外事件,尤其是我们在国外的间谍被捕时,以上工作习惯自然被打断。 通常我们先从新闻中得到消息。由于新闻报道有时会把一名间谍的名字搞错,我们 必须查明被逮捕的人到底是我们的间谍还是其他国家的间谍。有时,某个处的处长 会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不幸的消息,特别是有人叛逃时。平时我们已养成了习 惯,遇到这种事时一步步分析出事的原因,力图避免自乱阵脚。应付国家安全部部 长的追问已经够让人胆战心惊的了。 有人被逮捕或叛逃后,当务之急是弄清还有谁会因此陷入险境,而不是追究责 任。我们会立即用密码发报给间谍,通知他们情况紧急。鉴于间谍不可能每天都打 开收音机听广播,有时甚至有必要直接给他们的家打电话,用暗语报警。例如,如 果一位间谍是商人,暗语可以是:“下一场会不得不延期举行。”我们避免使用像 “你在德累斯顿的舅母病危”这样明显的警告暗语。此外,还使用一些标记报警, 如在一位间谍每天经过的一颗树上钉个钉子,或是在一个邮筒上画个十字。不过这 种办法不适用所有的间谍。 我担任情报局长的最后10年里,每天一般工作到晚上9点左右。每周6天,天天 如此,只有星期天休息。平时没有什么社交生活,不过我尽量做到每月至少看两次 话剧或听音乐会。访问友好国家的情报机构或接待他们访问东德的代表团对我来说 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借此逛逛博物馆,去剧场看看戏。周末一般都在位于柏林 东北方向20英里的普伦登小村的乡间别墅度过。在此其间我尽量摆脱一切公务的纠 缠,过一天老百姓的日子。1985年,我在莫斯科时的童年伙伴乔治和路易斯访问柏 林时,看到我在乡村自由走动,不带任何警卫,颇感意外。米尔克有一名贴身保镖。 有一次还命令我也带一名,可被我想办法打发走了。我的司机出于保卫我的需要受 过特殊训练,但从来不带枪。我自己的枪锁在保险柜里。 虽然我对效力的制度心存疑虑,平时过的却是一种养尊处优,位高权重的生活。 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都很难放弃这一切,主张改革。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认为任 何改革只能自上而下。此话出自一个似乎有权有势的人之口,听上去可能有点奇怪。 可我的权力只及情报局。只有这里才是我的一方小天地。 西德首任驻东德大使高斯是一位悟性极强的人,对我们的困境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曾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由个人小天地组成的社会。许多东德人对社会问题 漠不关心,对官方政策不闻不问,只顾忙自己的事,求得有自己一方不受外界干扰 的小天地。我也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那就是我主管的情报局,虽然听上去有点自 相矛盾。 听了我对自己生活的这番形容,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过的是一种可悲的官僚生活, 当初干这一行只为了贪图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错了。 我对情报局局长这份工作十分满意。我确信情报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并且全身 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我曾有意避开了担任更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职务的机会。 对上面提升我为主管新闻的官员的提议,也婉言谢绝。这一职务将使我掌管宣传工 作。甚至连我的孩子也劝我不要去,因为这会使我大接近政治领导人,从而不可避 免地产生磨擦。 1961年8月13日修建柏林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马上会有重 大举措出台。柏林东区的居民普遍悲观失望。每个星期,劳动力和商品短缺的情况 都在恶化。一天,我从一家商店外面排的长队旁走过,听到一位老太太带着浓重的 柏林口音骂道:“人造卫星可以送上天。时值盛夏却吃不上新鲜蔬菜。这就是向我 们宣传的社会主义。” 如果青年人选择在边境另一边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谁又能指责他们呢?在西 德,他们的工资收入和消费水平东德人望尘莫及。这些青年人不觉得自己背叛了哪 个国家。他们只不过移居到德国的另一半。多数人在西德有朋友或亲戚,可以助他 们一臂之力。 自从1949年东德成立以来,270万人逃到西德,其中一半人不满25岁。我不禁想, 如果我自己的孩子不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的后代的话,是不是也会远走高飞。1961 年8月9日那一天,西柏林共接收东德移民1926名,创一天接受东德人数之最。东德 好似大出血。它的劳动力大军源源不断地逃向西德。国家为培养这些人花费了大量 的财力。失去他们,东德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下降。我感觉,我们正在泥淖里挣扎。 我方公开提出的指控是,西德正在试图抽尽东德最后一滴血。这一提法听上去 显得不无凄楚。其实说白了就是,西德再现繁荣后,它对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人 们宁愿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铁饭碗,告别家人,到前途未卜的资本主义社会闯荡。 毋需赘言,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官方对修柏林墙做的解释,即关闭边界是为了预防迫 在眉睫的入侵,或是阻止敌特的渗透。但随着这堵东德正式称为“反法西斯防御屏 障”,西德则称为“耻辱墙”的修建,所有人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 我不仅明了修建柏林墙的真正原因,而且还正式表态支持修建它。我认为,当 时舍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挽救我们的国家。我们接管的一半德国历史 上一向不如另一半发达,因而一开始底子就薄,再加上后来经营不善,困难就更大。 此外,苏联军队还拆运走了东德的工业机床设备,甚至连铁轨这样的基础设施物资 也不能幸免。苏联把这些物资统统视为战争赔偿。而西德却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 重建了自己的国家。我曾幻想,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合理的国内改革,我们的生 活水平会逐步地追上西德。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迟早会显示 出来。我们那时戏言,终有一天,西德会接管柏林墙,以阻止西德人去东德。实际 上,7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我们在西德的一些间谍和同情者提出疑问,是否还有 必要限制出国旅行。当时东德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改善。大多数出国的东德公民都按 时归国。但退回到1961年,我们面对的选择是:不修墙,即投降。 老实说,1961年8月,我听到修建柏林墙的消息后,和所有人一样大吃一惊。我 的坦诚肯定会损害我在东德国内的名声。我能想到的惟一解释是,参与筹划这次行 动的米尔克故意对我封锁消息。8月13日清晨,我和成百万的人一样,从广播里听到 修建柏林墙的消息,怒不可遏。我们与潜伏在西德的间谍联络的方式因柏林墙的修 建一夜间发生了巨变。鉴于我们的人以后仍需在东西德之间往返穿梭,这样的事理 应事先通知我。由于修建柏林墙的计划被捂得密不透风,我们甚至来不及事先跟边 防军司令部打招呼,允许我们的信使穿过这道突如其来的无法逾越的边界,去西德 与我们的间谍接头。 接下去的几天里,我忙不迭地给我们局的人分发匆忙准备好的通行证,使他们 可以穿过边防检查站,按时到西德与我们的人接头。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工作上的 便利。间谍这一行里人与人打交道全靠言必信这一条。一旦断了线,势单力孤的间 谍就会惊恐万状。搜集情报这台机器也会随之停止运转。 此后我们的信使再去西德必须想出更充足的理由,不然边界另一边的警察会怀 疑,他们为什么可以去西德,其他的东德人却不行。对西方情报机构来说,封锁边 界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关闭边界后,大批东德普通老百姓无法再去西德。西方各 国的反谍报机构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可以出国的少量东德人。他们通常是因公访 问的人员,如外贸官员,事先得到批准的学者等。偶尔还有一些因亲人有急事获准 去西德的普通老百姓。 我坐政府提供的轿车去东柏林市内各部门办事时,会让司机绕到柏林墙施工现 场,看一眼施工情况。面对正在修建的柏林墙,我感到既好奇,又可怖。我的直系 亲人都在东德,所以没有体验过骨肉分离的痛苦。但柏林墙造成了无数起荒诞的事 件。其中一起因沾我父亲一点儿边还涉及到我。 施普雷河上有一段供游船游览。游船从特雷普托公园驶出,最远可以开到毗邻 西柏林市的新克尔恩区,然后规规矩矩地返回东德的停泊地点。这批游船皆以德国 社会主义作家名字命名,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柏林墙竣工后不久的一天,弗里德 里希·沃尔夫号游船欢快地启航向西驶去,演出了一场那个时代不寻常的逃亡记。 一天傍晚,船上的厨师和他的家人把船长灌醉,诱他开足马力驾船全速驶过目瞪口 呆的边防警察,开进西柏林。大厨一家跳下船,涉水上岸,获得自由。船长躺在甲 板上,醉得像一摊烂泥。酒醒后,他满脸羞愧地把船开回东德。 东德的边防军看见他又驾船回来了更为吃惊,因为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这位船长的妻子绝望中于是给任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档案馆馆长的我的母亲打电话, 向她求情。 当天晚上,母亲在饭桌上问我:“你不能帮他一把吗?”我知道,在父亲眼里, 有人利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游船外逃一事一定显得很滑稽。我于是请求从宽处理这 位可怜的船长。在我的干预下,没有判他刑,但还是把他调离了柏林,在一个远离 任何边界的工业区开普通轮船。对此我无能为力。 柏林墙修起后,我主管的情报局与负责边界安全的反谍报部门之间的关系更为 紧张。间谍与反谍报部门的关系从来没有热乎过,凡是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联邦 调查局之间钩心斗角的历史的人都明了这一点。至于东德,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 此时已降至冰点。我拒绝提供一份需要过境的我们的间谍和其他告密者的名单,担 心他们会因为我无法控制的部门人员的叛逃而暴露身份。 我们花了几个星期,在某些特别棘手的问题上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后才摸索出 一套新的运作方式。我们自己一方往往卡得比西德还要严,而且更难有松动的余地。 这听上去似乎有悖情理,可却是真的。弗雷迪(不是他的真名)就是让我伤透脑筋 的一例。此公是我们在西柏林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内的最重要的耳目。我在此处隐去 他的名字是不想让他的家人知道,但瞒不过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弗雷迪属于 那种与众不同的人物,富有生活情趣,在社会民主党决策圈内极有影响。与波恩上 层人士关系密切。他不是什么国王,而是幕后决定谁当国王的人。反正对我们来说 一样有用。第二次大战结束很久后,他才被美国人释放,返回德国。那一段经历给 他留下痛苦的回忆。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他就被吸收到党的情报系统里。 1950年,我们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劳弗派他打入了社会民主党内部。劳弗后来还 是潜伏在勃兰特办公室的间谍纪尧姆的联络官。 弗雷迪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民主党的事业里。由于对东德现状悲观失望,他 不再信仰共产主义。有段时间,我们以为失去了他。不过对于我们需要的人,我们 总是鍥而不舍。我亲自接管了他的案子。他熟悉社会民主党内在对东德采取什么样 的政策问题上的争执内幕。我相信通过他一定可以得到高质量的情报。但他坚决不 肯让我们录音,也不向我们提供任何有关他在社会民主党东德局内同事的情况。该 局设在西柏林,致力于在东德恢复社会民主。我们视它为柏林墙另一边最奸诈的机 构之一。每次我把话题引到政治问题时,几乎总是以争吵告终。弗雷迪大骂乌布利 希是一个死抱着斯大林主义不放的白痴。 起初我和弗雷迪在位于东柏林南部的一间公寓房子里会面。这里是情报局的一 个秘密据点。但会面的气氛一直很僵。1955年,我想出一个主意,把会面地点改到 一幢小巧、朴实无华的乡间别墅,并利用苏共二十大后人们的乐观情绪缓和我俩之 间的关系。弗雷迪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他所犯的罪行表示赞赏。他常以胜利者 的口吻说:“你瞧,我没说错吧?我跟你说过,不变不行。”我也向他表露了我对 莫斯科的“新路线”的喜悦心情。我俩开始畅所欲言,从过去一直聊到目前党内存 在的种种问题,再到文化自由和经济。在烟雾缭绕的一间斗室里,我俩一聊就是几 个小时,辩论苏联和它的盟国的未来。我的良苦用心终于开始显出成效。我看出, 只有和弗雷迪结为朋友,他才有可能向我们提供情报。有时,他和我开怀痛饮。他 50岁生日的前几天,我约他去位于劳奇坊斯维德的一所临湖小别墅。那次不成功的 玛莉娜行动就是借用的这栋房子。那是一个夏日午后,我俩对面而坐,咕嘟咕嘟地 喝着冰镇香摈酒。周围空无一人。喝到日头西斜时,又换了一箱啤酒。为了不扫这 位新朋友的兴,我不得不舍命陪君子。事先我曾叮嘱过我的助手,不要沾酒,他负 责开车接送我们,并确保无人打扰。等会儿送弗雷迪回西德时,我俩至少有一个人 的头脑是清醒的。 喝到此时,弗雷迪已滔滔不绝,无休止地发泄他对联邦德国日趋美国化的不满, 并嘲讽西柏林的政治新星勃兰特的政治观点和私生活。将近午夜时分,我们开车返 回柏林市。我吩咐司机把车停在距离边界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我和弗雷迪一脚低一 脚高地穿过静寂无人的特雷普托公园走向边界哨卡。刚走到边防警察可以听到的地 方,弗雷迪突然放声唱起革命歌曲,“我们肩并肩向前走”和“国际歌”。我一下 子惊醒过来,用很不够同志味的生硬语言喝令他闭嘴,然后吩咐司机把我们拉到另 一个边防站,让他下了车。我嘱咐他尽量别惹人眼目,遇到边防警察盘问,非说不 可时再开口。然后躲在阴影里,看他过境。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已经完全醉了,根本意识不到他的言行会有什么后果。 我尤其担心西德一侧的某个边防警察会认出他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而且注意到深 更半夜他喝得醉醺醺地穿过边界。即使没人怀疑他是间谍,此事一旦传出去也会成 为丑闻,足以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他摇摇晃晃走向边防站前又一次转过身,胜利般 地冲我招招手,喊道:“咱俩下次再喝个一醉方休!” 我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对他无可奈何。弗雷迪返回西德后的头几天里,我提 心吊胆地浏览报纸,看是否有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可这酒鬼的运气好得出奇,啥事 也没出。 知名人士穿过官方的边防哨卡来东德见我们一向极具风险。弗雷迪后来逐渐改 变了对勃兰特的看法,成了这位年轻市长的亲密助手。他再也不能冒险在光天化日 之下来东德见我们,不管是醉还是醒。我们只好另辟他径,为安排同他的会面精心 制定了一个执行起来极为复杂的计划:利用西方盟国穿过东德领土到柏林的过境通 道。 我们推断西德的反谍报机构一定和我方一样,严密监视这条公路上的来往车辆。 双方的执法人员记录下每一辆车驶上这条公路的时间以及它离开公路,抵达西柏林 或西德边境的时间。同时,这条公路的时速严格限制在每小时100公里,从而几乎可 以准确地计算出从头到尾走完这条公路所需的时间。沿途除了短暂停下来传递一下 情报外,其他什么事也甭想干。 此外,我方的交通警察还通过摄像机监视沿途上的所有停靠站和弯道地段。我 极不情愿让反谍报部门插手我的具体工作,故决定不跟他们打什么招呼,让他们的 人在我与间谍会面时暂停监视。征得弗雷迪同意后,我们想出一个更刺激、更自在 的会面方法。这一方案是否行得通,我心里七上八下,并无把握。不过间谍天生爱 冒险,不管他职务有多高。偶尔有机会让我卷起袖子,冒冒险,仍然很有吸引力。 我们与弗雷迪商定,傍晚时分再从柏林出发,等我们见面时天色已暗。而且每次来 东德的时间定在去波恩出差的时候,这样不容易引起怀疑。 弗雷迪动身离开西柏林前不久,我坐着一辆挂着科隆牌照的深蓝色奔驰汽车驶 离东柏林。司机携有伪造的西德证件。由于西德那边没人知道我的模样,因此无需 化装,只不过换了一身商人通常穿的衣服。出了柏林市后,我让司机在柏林一慕尼 黑过境公路上的第一个服务站停下来,给车加满了油。我买了一杯东德淡而无味的 咖啡慢慢咂着,直到看见弗雷迪的车从服务站前驶过。 这次经历甚为有趣。我给东德卡车司机递了几根西德产的香烟后,他们把我当 成了西德人,开始对东德的生活发起牢骚。我这个东德高级官员能听到东德老百姓 的真实想法实属难得。倘若他们知道听他们诉苦的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高级官员, 一定会吓得半死。我记得一位卡车司机听说我是来自鲁尔区的一位推销商后,咒骂 起东德高级官员的特权。“我们国家的那些大官们八成活得不比你们差。不同的是, 你们还干出点名堂,那些人却一事无成。”听了这番话,真正的沃尔夫浑身不自在, 可仍点头称是。 弗雷迪按规定的100公里时速刚刚驶过服务站,我和司机马上在车上亮出特别标 志,表明我是一位那帮卡车司机朋友刚刚嘲骂过的高级官员,可以超速开车,以15 0公里左右的时速飞驰上路。根据事先对时间和距离的计算,我们赶上弗雷迪的车时, 正好离公路上一个专供森林卡车和警车用的出口不远。两辆车驶离公路,进人林子 里,避开了监视用的摄像机和公路上的其他司机。身躯硕大的弗雷迪悄然无声地以 最快的速度溜进我的车里。与此同时,我的司机坐到了他的驾驶座上。两辆车关上 前灯,驶离这一秘密出口,重新摸上公路。地面摄影机或是空中交通管制飞机完全 看不到这一幕。我和弗雷迪意识到这次行动大功告成时,兴奋不已。“这比搞政治 有意思多了!”弗雷迪一副余兴未尽的样子。 因为可以超速行驶,我和弗雷迪在车上有足够的时间交谈。汽车沿着高速公路 飞驰。我俩边开边聊。弗雷迪递给我一些材料。我还可以借此机会向弗雷迪面授机 宜。下一个出口快到时,我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在另一处停车场停下车,等我的司机 开着弗雷迪的车追上来。弗雷迪再次把自己的车开走。不过这一把戏有个问题。除 了我们外,玩弄这种招数的还大有人在。以后西德情报机构也开始加人了这一行列。 还有数十个把东德人藏在车的行李箱偷偷带到西德的组织。我方反谍报机构再度对 这条公路上的非法的出口和服务站高度重视起来,网越收越紧。我担心,高度警惕 的东德反谍报人员迟早会察觉我与弗雷迪的会面。没法子,我只好改变初衷,要求 有关部门在我或我手下的人与间谍接头时,暂时关上监测器。 这种办法实行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怀疑,西德情报机构已经找到了一种监视我们 的新对策。如果我方的监视器关闭10分钟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其中必然有诈。西德 一侧的边防站就会随之加强戒备。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做法,宁肯冒点风险, 也不再事先通知反谍报机构。我每次都做得滴水不漏,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的反谍 报人员始终被蒙在鼓里。不仅见弗雷迪用此法,见波恩的另一位有价值的耳目也照 此办理。这位名叫博尔姆的观点开明的政治家向我们提供有关西德议会的情报。 弗雷迪几年后因病去世。一次在过境高速公路上与我会面后,没两天即心脏病 发作。他的体质恐怕再也承受不住极其繁忙的政治活动,大吃大喝的生活习惯以及 与我们的秘密交往造成的重荷。尽管合作之初我们的关系疙疙瘩瘩,他从未流露出 海意。他干这一行干上了瘾,为自己是个特殊人物感到十分惬意。作为诚实的雇主, 我们总是为间谍的妻子准备好一笔抚恤金,即使她们事先并不知情。弗雷迪就从来 没有向他的妻子透露过半点有关他与我们的事。为此我们只得派一个人把钱送给她, 硬着头皮向她解释因为她丈夫生前曾为东德效过力。她是否怀疑过弗雷迪,我无从 得知,但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平静。我从情报这一行学到的一点是:女人对自己 丈夫的了解远比她们丈夫以为的要深。 柏林墙刚修起后的一段时间里,乡下的部分地段的边界仍有缝隙可钻。我不失 时机地向西德赶派了一批搜集科技情报的间谍,其中有些人甚至未受过充分的训练。 现在伪造身份更为困难。西德当局开始要求移民提供更多的证明身份和履历的详细 材料。西德借助电脑更容易把移民提供的材料与其他国家或本国不同部门保存的档 案资料做比较。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德刚想出对付我方渗透的办法,我们又有了新的 对策。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较量。例如,我方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我们的人可以冒 充死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人。可谁也无法担保一位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哪天不会突然 出现,戳穿我方间谍的假身份。随着西德反谍报机构逐渐扩大电脑联网并改进其功 能,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最终我们放弃了这种冒险的做法。 与此同时,我还要穷于应付自己一方提出建立统一档案的人。我的顶头上司, 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千方百计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份包括所有间谍情况的综合材料, 但被我一口拒绝了。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到我卸任那天。我可以骄傲地说,在我任 职期间,整个情报局内没有一份关于所有间谍的材料。我严禁用卡片索引或电脑光 盘储存所有情报活动的细节,而是另外建立了一套程序。只有掌握了3到5个关键细 节后,才能确定一个间谍的身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在完全不了解其他细节的情况 下单独核实。我们的确建立了数十万人的档案卡片,其中包括许多酉德人。他们中 有联邦议会议员,企业巨头,盟军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等等。每个处还保存有我方人 员的卡片,一般最多不超过60到100人,包括间谍、信使、耳目等。每张卡片上记有 化名、地址、工作范围和档案号码。这个号码是指装有某个间谍详尽材料的全套档 案。每个处的这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位可靠的高级军官保管。任何人想查阅档案都 必须向这个保管人说明理由。战时或局势高度紧张时,保管卡片的军官负责把有关 间谍的档案从国家安全部转移到临时的总指挥部内。 任何未经获准查阅这些卡片和档案的人为核对一个间谍的真实身份必须要在浩 瀚的文件堆里查找。为了把一个间谍的化名与真名对上号如此明目张胆地查阅文件 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倘若这些分散存放的档案都输入电脑光盘里,查找起来就 会轻而易举,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的办法虽然麻烦点儿,可对我来说根本不 是什么问题。一批最重要的间谍的名字早已印在我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脑海里。自从 我当初使用蜘蛛网模式理清战后德国现存的间谍网之间的关系后,每遇到新的间谍, 只需记住名字即可,很少有时候会记不清一位间谍的真实身份或任务是什么。档案 分散保管因此加强了我们的安全。遇到内部有人叛变时,叛逃的官员掌握的情况无 非是他亲自经手的案子,外加从同事那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平时我们严厉告诫部下 聊天时不要涉及自己的工作。可在一个大机关里这种事终归难免。 50年代,我们争取到许多出身贵族家庭的西德人为我们做事。他们中间,有些 人为德国贵族阶层未能阻止希特勒上台感到内疚,想赎自己的罪。有些人战后感到 失落。新的联邦德国甚至禁止他们沿用世袭的封号。许多人对阿登纳采取的反德亲 美的立场深感不满。他们仍渴望参与国家事务。不少人似乎把与我们的合作视为某 种秘密外交活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觉得自己是叛徒。 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被马克斯·海姆出卖。海姆是情报局二处负责搜集西德 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情报的科长。柏林墙修建前两年,他叛逃到西德,和 盘供出我方掌握的有关波恩政府内各党派的情况,并协助西德反谍报机构破获了我 们的几个间谍。 冯·汉施泰因即其中一个。他曾利用自己在西德的显赫地位同各方面重要人士 建立了联系。他的爷爷和爸爸均是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汉施泰因最初也想像前辈一 样,当一个有绅士风度的学者。二次大战前,他靠写历史小说为生,小有名气。战 争期间,他拒绝应征入伍,躲藏了起来,最后被苏联人俘虏。在俘虏营里,他转而 信仰共产主义。以后他在德累斯顿定居,为共产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工作。冯·汉施 泰因夫妇奉命潜入西德前,把自己在德累斯顿的别墅和地皮无偿赠送给了国家。后 来这幢房子转给了国家安全部。定居波恩后,他凭借自己人道主义的观点和家庭知 名度很快在西德最大的一个人权组织里担任了领导职务。阿登纳负责安全事务的特 别部长海因里希·克罗内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负责两个德国之间关系的部长莱 麦尔均是他的朋友。他还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社会民主党东德局的情报,并渗透 到众多其他的反共组织里。被西德逮捕后,他被判了6年徒刑。虽身陷囹圄,他仍不 肯闲着,发展了3名囚徒为我们工作。刑满释放后,冯·汉施泰因要求定居东德。1 965年,他在东德病逝。 海姆出卖的另一个人是冯·埃普伯爵。他的父亲早在纳粹运动初期就是希特勒 的支持者。埃普想通过为我们做事洗刷自己家庭的耻辱。我对他的被捕当然感到痛 心,但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这位伯爵当初找到我们,表示愿意接受从事恐怖活动 的任务。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将秘密情报搞到手的谨言慎行式的人。 他听后大失所望。 1969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得的票数超过战后任何一次选举,从而为跃为 执政党铺平了道路。在此之前,我们迫切需要了解波恩政治风云的变幻。就在这个 节骨眼上,冒出一个古怪的间谍,工业大亨波斯特。我跟投身东德情报工作的各种 人都打过交道。他们走上这条路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理想,有的是贪财。 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波斯特这样感人,甚至可以说是正直的人。他长得短小精悍, 精力充沛。我首先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俩交谈时,他只有一只眼睛看着我。另一只 眼在战争的最后一天被一颗在他前面爆炸的手榴弹炸瞎。 我们是通过波斯特的表哥卡尔·博姆认识他的。他俩从小在纽伦堡市一起长大。 童年时代,博姆在波斯特眼里俨然是一个大哥哥和生活的楷模。他跟表哥无话不说。 纳粹上台后不久,博姆因为是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在达豪集中营关了6年。少不更事 的波斯特不明白为什么把他崇敬的表哥从身边夺走,一直盼望表哥回来的那一天。 父母多次向他暗示,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有时是回不来的。但他仍不死心。 博姆刑满出狱后,波斯特的父亲在自己门脸儿不大的照相馆里给他找了份工作。 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这是很有勇气的举动。不过街坊四邻都知道波斯特的 父亲是个埋头苦干的生意人,从不沾政治的边儿。30年代,照相馆的生意越做越大。 战争爆发后,老波斯特的生意更加红火,为身着戎装的青年拍下一张张照片。这些 照片往往是他们的妻子和亲人保存的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第二次大战期间,博姆因参加过共产党被编入最危险的罪犯大队。纳粹把他们 认为思想上不可靠的士兵都编到这支部队里,派他们执行自杀性的任务。然而博姆 大难不死。波俾特则在前线的一支防空部队里服役。战后两人重逢后,商定一起成 立一家出版社。波斯特日后告诉我:“博姆向我讲述了他对一个新型的和平社会的 憧憬。1945年后的日子里,社会上盛行虚伪之风。他却不怕受迫害,大胆陈述己见, 我感到痛快极了。博姆的为人体现了表里如一的品质。” 战后,博姆继续公开地宣传共产主义。美国占领当局因此拒绝给这对兄弟发营 业执照。博姆一怒之下,离开表弟,跑到东德。波斯特来到父亲的公司工作。他是 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在他的领导下,公司规模10年内扩展了10倍。他用他的那 部分公司利润分成买下了位于纽伦堡郊外的一家印刷厂,西德成立后,它成了规模 最大,效益最好的印刷厂之一。 博姆事业上也很成功,虽然是在另一个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社会里。他在文化部 管辖的东德印刷行业里担任文化出版局局长。该局里派驻有情报局的人,一至两名 安全部出版处的官员。到底是博姆介绍他们认识波斯特的,还是像我当时听到的那 样完全是巧遇,我不得而知。反正50年代中,这两位官员在莱比锡贸易展览会上结 识了年轻的波斯特。与他交谈后发现,他理解东德对西德重整军备的关切。我们的 人于是建议他打入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向我们提供有关该党的情报。 这一下可惹恼了这位惯于独断专行的企业家。波斯特约见了表哥,并向他表示, 他很乐于协助东德了解更多的西德政治情况,但不会当它的傀儡。说来也巧,我那 年夏天在捷克的温泉疗养胜地卡尔斯巴德刚好遇到博姆。他在那儿正接受降血压的 治疗。“我表弟个性很强,不会随波逐流,也受不了别人的指手画脚。可他想就两 个德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交换看法。你干吗不直接找他谈谈?”他问我。 我第一次见波斯特是在博姆位于东柏林郊外的周末别墅。波斯特不客气地批评 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现状。我试图向他解释,许多过火行为都是对付西德威胁的 结果。他摇摇头,大不以为然,活像是视察一家经营不善的工厂的管理学咨询专家, 指出我们的问题主要是人为的。从边界警察粗暴地对待外国旅游者,到造成经济一 蹶不振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就拿那些糟糕的国营商店来说吧。如果交给我管, 我可以让它们和我在西德的摄影店一样,买卖兴隆,财源滚滚。” 当时,我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对待一切社会主义事物只看其光明的一面的水平 上,对波斯特如此尖锐的批评感到很难接受。听着他不加掩饰地-一数落我们的种 种失败和缺陷,我颇感恼火。然而在有些问题上,我不得不承认他讲的有道理,如 我方宣传内容极端枯燥无味,而且以偏概全。 尽管波斯特对东德的弊端看得很透,他仍认为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它 的福利制度和反法西斯传统比西德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他在自己的企业里推行 劳资合营的做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这种政治倾向。波斯特和我们的许多商人间 谍一样富于幻想。一分钟前,他可以就是否向德国市场引进日本照相机和电器产品 作出全面严谨的分析。他正是靠这一战略一跃成为百万富翁。转眼之间,他又沉湎 在对一个更合理、更合乎正义的社会主义欧洲的幻想之中。 我对他日常的具体工作十分着迷,渴望从他这里更多地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对这一制度口诛笔伐,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它。而波斯特却想拉着我讨论马克思 主义理论。也许我这个社会主义者的躯体内有个资本家拼命想挣脱出来。而波斯特 的情况正相反,一个社会主义者竭力想钻出一个资本家的躯体。反正我俩成了好朋 友。我们的友谊并不限于情报工作。 波斯特告诉我,他讨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军国主义色彩和信奉的那一套普鲁士 价值观,实在做不到与这些人为伍。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使他想起二次大战前保守 的天主教中间党。面对希特勒的威胁,该党毫无作为。他最后加入了自由民主党, 一个战后成立的政治上属于中间派的政党。企业家通常选择该党,作为自己政治上 的归宿。波斯特以自由民主党员的身份,利用各种关系探听西德重要人物的观点, 如日后成为西德总统的瓦尔特·谢尔和自由民主党党魁蒙德。蒙德并没有怀疑波斯 特是间谍,但知道他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联系。有些社会知名人士严守一条微妙 的界限:一般交往可以,替外国搞情报不行。 1963年,年迈的阿登纳终于被迫辞职。他的继任人维格·艾哈德邀蒙德入阁。 蒙德这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主张他的小党与保守党人的政府组成联盟。我知道蒙 德同情缓和的观点,于是劝说波斯特说服他的朋友加入政府。蒙德最终同意进入内 阁,任德国事务部部长。我觉得他在这个位置上更易受到我们的影响。 我们绝对不会笨拙地直接请一位部长当我们的耳目。只要他与为我们提供情报 的老友和同事无话不谈,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甚至还给蒙德起了个化名,叫埃尔 克。东德垮台后,像这样载有某知名人士观点的档案上起有化名的情况造成极大的 混乱。人们误认为,情报局档案里有某人的化名卡片就意味着此人自愿做我们的间 谍。其实有不少人处于灰色地带,只被列入消息来源而已。我们不想过于强求他们, 担心这样做反而会使他们意识到不能背叛祖国,从此断绝与我们来往。 当初我们打算从西德外交部长根舍的经历中查寻是否有不利于他的材料时,也 给他起了个化名,叫郁金香。1989年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根舍自幼在东德的哈 雷市长大,对我们的手法比较熟悉。他猜到自己会是我们严密监视的对象,因此平 时与人交往格外谨慎。我们自然查了他个底朝天,阅读了他写给哈雷老友和家人的 所有信件。每次他来哈雷,均被置于监视之下。有人提出根舍在哈雷上学时曾与苏 联占领当局有染后,我们彻底调查了此事。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根舍年轻时没有 干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 波斯特应我们要求加入了自由民主党后不久,即向我们提出一项不寻常的请求。 他想成为东德统一社会党的一名党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为此征求了熟 悉党章的同事们的意见。他们告诉我,严格地讲,一个不是东德公民的人不能成为 我们的正式党员。连党的西柏林支部也是作为另一个组织注的册:西柏林统一社会 党。 我反驳说,对一个献身于我们事业的西德人,我们党不能拒之门外。于是破例 吸收波斯特入党。经过了两年预备期的考验后,他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成为 党内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百万富翁党员。我们让他看了一眼自己小小的红色党证, 但没交给他,而是锁进保险柜里,留在东柏林保存。他显得有点失望。我安慰他说: “党证可不能走哪儿带哪儿。万一你的钱包丢了,落到警察手里,发现大亨波斯特 居然是一名东德共产党员那还了得!” 鉴于波斯特认识许多商界和政界要人,我们决定给他派一名联络员,这样他可 以随时把情报转给我们。波斯特根本不认为自己是间谍,也不会接受任何秘密工作 的训练。联络员化名奥普蒂克,假称当年从东德逃到西德。为了不引起外人对波俾 特家里住进一个陌生人的怀疑,他扮成波斯特孩子的私人教师。然而奥普蒂克远远 不止是一个信使。他在波恩也有自己的关系网。此外,德国工业学院和各企业家协 会里也有他的人。除了波斯特提供的情况外,他还加入补充。以后他俩提供的情报 量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增派一名特工协助波斯特和奥普蒂克。 60年代初,我们开始为波斯特的安全感到担心。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私人秘书 诺伊曼透露了他的秘密活动。这步失着恐怕与他天真而又傲慢的性格有关。身为腰 缠万贯的企业家,雇有成干的职工,拥有数栋别墅,还有一架供他驱使的私人飞机, 他以为生活就该称心如意,手下的人就该忠贞不贰。可他错了。 不过迄今为止,一切还算顺利。我和波斯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探讨如何引导产 业界和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克服波恩政府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设置的障碍。根据 这一主义,西德不给予任何承认东德的第三国外交承认,迫使他们两者之间必选其 一。如此一来,大批国家纷纷却步,只有亲苏联的国家承认了东德。从某种意义上 讲,我们与波斯特这样的人保持往来有点像是一条与西德接触的外交渠道,尽管西 德当局并不知情。 当时西德的新闻媒体强烈反对缓和政策。波斯特建议办一份新闻杂志,促进两 个德国之间的缓和。我心里直嘀咕,一个门外汉能搞起来吗?出乎我意料之外,波 斯特居然办起一份电视广播报副刊,起名叫《RTV》,以此为一份发行量更大、政治 上更具影响的杂志做准备。 1967年,厄运终于降临了。波斯特被他的私人秘书诺伊曼出卖。令我们震惊的 是,出来为检察官作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派去的奥普蒂克。无疑,这家伙是为 了自保。 波斯特被捕后,在一项声明中仍坚持认为,他与我们的合作不算背叛行为。他 在这份富于戏剧色彩的声明中说: 不错,我是一个百万富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既是德国自由民主党党员, 又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党员。我捐钱给自由民主党人参加竞选的同时,又 向统一社会党交纳党费。 我家在西德,去过东德讨论政治问题。难道这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可惜他的这一逻辑没能打动西德检察官。法院判他2年零9个月的徒刑。整个审 判期间,波斯特始终举止安详。当问到与我的交往时,波斯特回答道: “沃尔夫将军待人和蔼可亲,又让人觉得若即若离。他乐于开诚布公地讨论各 种观点,哪怕是与官方观点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他和我是一类人,身着剪裁合体的 西装,谈吐风趣幽默。坦率地说,不是所有东德官员都像他那样。 以后许多年,他对我的这番描绘一再为各家报纸所引用,还附上一张看上去温 文尔雅的男人照片。此公当然不是我。到底是何许人,我始终不得而知。由于西德 人找不到我的照片,这些报纸只好随便找个人将就一下,演出一场移花接木的把戏。 今天,波斯特摄影连锁店的霓虹灯招牌在前东德的各大城市中心忽明忽暗,和 前西德领土上的其他波斯特连锁店毫无二致。我的这位朋友渴望市场经济有一天在 东德领土上蓬勃发展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俩一生的悲剧在于,实现这一愿望的 代价竟是我俩不同程度上所信仰的东德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 关闭边界意味着,我们情报局的工作方式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很不 幸,也更加昂贵。同提供情报的人接头,间谍的往来旅费以及发展新耳目都需要外 汇。而外汇却越来越难搞到手。向间谍提供技术帮助,购买侦听器材、高频无线电 放大器、译码机和其他我们迅速落后于美国和西德的设备也离不开硬通货。最佳的 办法是买一台最新设备,然后仿造。然而几乎所有这类设备都被列入美国人控制的 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单子里。我们必须想办法通过关系搞到这些设备, 又丝毫不留痕迹。此外,报销潜伏在西德的间谍的各项花费以及拉拢潜在的告密人 也少不了外汇。这方面我从来不吝啬。西德人喜欢自己成为一国情报机构追逐争取 的对象。出手越大方,他们越有可能受宠若惊,答应我们的要求。倘若我手下一位 在西德的间谍设法结识了波恩某个政治家,外交官或商界人物并请他喝酒吃饭的话, 他去的餐馆不见得很豪华或时髦,但肯定有档次,属于那种趣味高雅的有钱人去的 地方。餐馆里的葡萄酒也得是上乘的。要让任何思忖是否向我们提供情报的身居要 职的西德人感到,他是在与一个言而有信、财大气粗的机构打交道。我决不会像一 些苏联同事那么抠门儿。他们对钱斤斤计较是出了名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小家 子气。 早期,我们为了应付以上各种需要四处搞外汇,并没有固定的来源。随着情报 局编制的扩大,工作面也越铺越大。到了修柏林墙时,过去的筹款办法已不能满足 我们的外汇需要。正是出于搞到外汇的需要,我结识了东德的金融怪才沙尔克。沙 尔克身材魁梧,方下巴,宽胸脯,说起话来声如洪钟。60年代中,我的副手弗鲁克 将军介绍我认识了他。弗鲁克任国家安全部庞大的东柏林司司长期间,曾与两位东 德商人打过交道,一个叫戈登堡,另一个叫维施纽斯基。西德人一般以为东德没有 私人企业家。其实并不然。只不过东德的私人企业家在社会上居于不显要的地位, 并且受到国家的密切监视。到头来大多数商人都听命于国家安全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有限的出口赚取到的外汇始终远远不能满足它的外汇需 要。戈登堡和维施纽斯基提议,东德政府允许他们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作为交换 条件,他们向国家上缴一定份额的利润。沙尔克当时是两德间及对外贸易部里的一 位踌躇满志的官员,与两人达成了这笔交易。利润提成部分经沙尔克之手转交给统 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用于资助西德和其他国家的某些政治组织。然而聪明过人的 沙尔克决不甘就此罢手。从60年代末起,东西德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缓和。东德领 导人利用对外贸易部内负责这项工作的原班人马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机构,由 沙尔克负责。该机构的任务非常简单:通过一切手段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搞到外汇。 我们需要有一个熟悉西德股票市场、金融规则和隐含条款的中间人。沙尔克无 疑是最佳人选。他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所欲为。与他打交 道的西德商人和政要哪儿知道,沙尔克其实是国家安全部里的一名上校。他的真正 老板是米尔克,同时还直接向接替乌布利希的党的领袖昂纳克和负责经济事务的政 治局委员冈特·米塔格汇报。沙尔克成了一名“负有特殊使命的军官”。通过与情 报局科技处的密切合作,沙尔克搞到了属于禁运物品的西德造计算机和其他高技术 产品。我们局帮助沙尔克判断哪些西德供应商有可能愿意卖东西给东德。东德的工 业部门和军方愿意出比市场价格高出一倍的钱。 沙尔克把他一手把持的这个机构命名为商业集团,简称科科。这个名字起得妙 极了。不仅全名听上去体面,对西德人来说,简称听上去也很活泼引人,散发着时 代气息。在沙尔克的领导下,该机构迅速扩大。沙尔克本人不久即以“捞外汇的人” 远近闻名。 获取外汇的主要来源还是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德政府及一些主要教会之 间的秘密谈判。我方要达到的目的非常简单:以人换货。对于到手的货,我们既可 以自己用,也可以转手卖给别人,赚取外汇。1964年到1990年期间,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一共释放了3万3千名政治犯和ZI万5千余名公民,让他们与家人团聚。与此同时, 西德付给东德34亿马克。其中大部分钱经沙尔克之手。 1989年以前,除了酉德狭小的金融圈子内的人外,普通西德人对沙尔克的背景 一无所知,甚至连科科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东德人更不待言。我个人主要通过莱 比锡贸易展览会与沙尔克打交道。对我来说,这次展览会是从西德商人中物色潜在 的发展对象的大好时机。展览会期间,我的副手弗鲁克将军负责国家安全部的所有 情报活动。弗鲁克摆出一副玩弄他人于股掌之中的神态,无视情报工作之大忌,在 豪华的阿斯托里亚大饭店进进出出,俨然一位贵宾。每天晚上都可以看见他坐在饭 店餐厅深处的一张桌旁,身边簇拥着东德的商人和外贸代表,包括沙尔克。 沙尔克在国家安全部内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所有部门都有求于他,渴望从他 这里了解情况,捞到一些器材设备和经费。这中间如果有人利用财会制度上的漏洞 贪污易如反掌。1982年,米尔克和沙尔克同意加强对国家安全部与科科交易的管理。 以前是国家安全部的下属部门根据沙尔克的推荐直接与西德公司打交道。现在改为 统由沙尔克负责。每年,沙尔克和他的两位副手再加上我开一次会,研究下一年的 工作安排。通过科科我每年可拿到大约100万西德马克,用于特殊采购。这笔钱不到 我们局每年外汇开支的十分之一。其余部分来自国家预算。 国家安全部还利用沙尔克成立的数十个冒牌公司做掩护,从事各种活动,从进 口汽车到将东德政府收藏的艺术品偷偷运给西方的经纪人,以充实国库。国家安全 部的主要预算用于技术工作,如伪造护照、特殊用途的摄影室等等。上述公司则协 助我们搞到禁运物资,如化学品和微电子设备。东德领导人还可以从沙尔克这里弄 到小汽车、录像机、高级家具和其他奢侈品。 我和沙尔克关系一般,只与他在黑海海滨度过一次假。他谈吐风趣。想想他原 来不过是一名东德贸易官员(通常是些乏味平庸的人),如今一跃成为挣脱了无聊 的意识形态之争的赫赫有名的人物,令人刮目相看。在他眼里,东西方之间的冲突 不过是给做生意添点麻烦而已。经商才是他最爱干的事。不管什么人,对他都有用。 他是个工于心计的人,本质上为人冷酷。 1983年时,沙尔克已红得发紫。昂纳克和米尔克托付给他一项最敏感的财政任 务:挽救东德免于破产。昂纳克为了收买人心,增加了消费品的进口,并在他热衷 的住房建设项目上投入巨资。东德收支因此出现严重逆差。沙尔克谈成了一笔价值 10亿西德马克的贷款。东德得以用这笔钱偿还拖欠西德银行的债务。经过巴伐利亚 肉类进口批发商美尔茨兄弟俩的通融,施特劳斯同意为这笔贷款担保,条件是东德 放宽西德人去东德探亲的条件。美尔茨兄弟从东德进口优质牛肉(如此一来,牛里 脊肉几乎从商店绝迹,虽然东德牛肉产量很高)。沙尔克和施特劳斯成了政治上无 话不谈的朋友,常在一起谈论上层社会的轶闻趣事。沙尔克将听到的情况再向国家 安全部汇报。我认为,这桩集货款、肉类出口、进境条件和政治情报为一体的怪诞 交易毕竟还是利大于弊。不过,不少人恐怕在这期间利用规章制度的空子发了横财。 德国统一后,一些法院为了弄清这桩交易中哪些活动属于非法调查来调查去, 始终一无所获。一些人批评施特劳斯为这笔贷款担保,因为东德借此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导致东德最终覆灭的原因并非是火烧眉毛的财政困难,而是整个制度政治经济 上的破产和人民的背弃。 回首过去,我常想,会不会有另一种结局。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不关闭边境, 东德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坚持到1961年后很久。经济上面临的巨大压力, 外加只是一个国家的一半所内含的脆弱性(而且历史上一直是德国较不发达的一半) 注定了我们的命运。然而我方沿边界线筑起混凝土墙之日,即埋下了东德覆灭的种 子。切断我国人民与更吸引人的另一半德国的联系不失为蛮横有效的一招,但只是 权宜之计。从长远看,这是一场灾难。西方借柏林墙这一发人深思的象征攻击东德 政权失道寡助,并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同情和共呜。我认为,这也是决定了冷战结 局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我们这一方如何运筹帷幄,施展外交手腕或是极尽间谍之 术,都无法改变这一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