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为了爱情 爱情与情报工作之间的联系决不是我的发明。有史以来,情报部门就利用男女 关系接近它们感兴趣的人物。倘若我能在间谍史上留名的话,那恐怕是因为我将这 一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的缘故。我手下的罗密欧式的间谍为了刺探一国的国家机密, 想方设法赢得掌握这些机密的女人们的爱情,为此在全世界臭名昭著。起初,我完 全没料到利用色情搞情报收获如此之丰。就我而言,色情手段只是一个既无资金, 又无经验的情报机构所能使用的多种手段之一。不过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很令人鼓 舞。 在摩西经第四卷里,上帝命令摩西派人去迦南搜集情报。摩西挑选了12个人, 分别来自不同的部落。其中一个人是嫩的儿子荷西阿。他甚至还有一个化名,叫约 书亚。这完全是情报机构的做法。12个人探听到关于迦南的巨人以及这块富饶土地 上的农业政策的消息后,顺便砍下了一支结着累累葡萄的葡萄藤回国复命。因为太 沉,其中两个人不得不用一根杠子把它抬回来。约书亚成了摩西的继承人后,他派 到杰里科的两位使者溜到放荡的喇合家里过夜。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行业因而首次 相遇。杰里科国王手下的反谍报人员告诉他,有两个陌生人在喇合家里过夜。喇合 看见道德卫士走近她家时,赶紧把两名间谍藏到房顶,对前来调查的人坦白说,她 确实和这两位男士睡过觉,可他们已经走了。我不禁想,喇合救了两名吓得失魂落 魄的间谍的命。在爱情与间谍这一行中,喇合的一位后继人是玛塔·哈利,一位丹 麦妇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为德国出过力。不过她是一名蹩脚的间谍,1917年 受到法国人的审判并被处决。这种人我是不会用的。 本世纪里,妇女在情报机构里的作用已超出了扮演善良的妓女或勾引者的角色。 从前男人担任的要人秘书的工作已由她们取而代之。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她们自 己也当上了政府部长,政治家的顾问或高级学者,成了国家机密的知情人。罗密欧 式间谍的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手下的第一位罗密欧始于50年代初。他化名费利克斯,真名至今无人知晓。 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时,我们定期派专人到下面各省去物色 潜在的间谍人选,挑选方法跟东德物色体育人材的做法差不多。其实派去物色体育 人材的人也属于国家安全部,只不过是另一个处。他们到小学操场上去选拔体操和 其他项目的运动员幼苗。我自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罗密欧式间谍中,我们情报局挑 选的罗密欧们名列前茅,完全不比选出的东德体育苗子逊色。 筛选过程极其严格。从党组织,大学或青年组织中选出的每100人中,经过我们 对他们的背景和档案的研究,只有10个人参加面试。最终,10个人中也许只有1人被 录用。 1952年春天,我和另一位高级官员一起来到德国东南部的一座小城市。费利克 斯当时正在当地的一所大学里主修工程学。他是一个聪明认真的人。当我们透露了 真实身份以及此行的目的时,他显得颇为惊讶,担心学业会就此中断,反应并不热 情。当时我们急需派人潜入西德,于是向他解释说,当间谍日子过得并不坏,绝对 比在国家机关的某个部门默默无闻地干一辈子要实惠得多。 像对所有新手一样,我们先派费利克斯出一次差,去汉堡,并且告诉他,这是 一次紧急任务,不是训练。我们将通过这次任务考核他在压力下的应对能力。 他同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人接上头后,下一步应当去防波堤。等候在那儿的另一 个人会把情报交给他。出发前,我们已教给他各种办法判断自己是否被盯梢。费利 克斯仔细研究了示意图,上面标出了他有可能被监视的几个视角以及如何在人群中 避开某些位置。当然,不管研究多少份示意图,也不敢保证没人监视。我们有些具 有几十年丰富经验的特工人员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没被盯梢,而实际上已在敌人监视 之中而翻了船。干这一行的一条基本规则是,永远不要以为你没有受到监视,哪怕 是最老练的间谍也是一样。 我们的这个学生一下火车就断定有人在跟踪他。他吓出一身冷汗,可怎么也甩 不掉这条尾巴。不管走到哪儿,这个穿灰大衣的人始终形影不离。到了桥上时,他 已感觉有整整一群穿灰大衣的人在后面盯梢。其实当时正值流行这种样式极一般的 灰大衣。可他并没因此定下心来,还是觉得每一个穿灰大衣的人都是对方的特工人 员。于是他向等候在桥上的接头人员做了一个事先商定好的警告暗号,并把腋下的 报纸换成某个角度,表明中止这次接头。情报也没取成。 后来,费利克斯成了潜伏在波恩的一名出色间谍。提起他的第一次砸锅,仍常 令我们捧腹。然而这件事在我考核新手试用阶段期间的表现时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 不是每个间谍生来就是詹姆斯·邦德(美国电影《007》中的男主角)。紧要关头, 只有经验丰富、谨慎小心、有条不紊的间谍才能做到处乱不惊,对面临的危险做出 明智的判断。 费利克斯利用假证件在西德安下身,开始在一家生产洗发剂和美容产品的公司 做推销员,这家公司的总部在科隆。我们希望他能设法打入位于科隆的西德反情报 机构(俄邦宪法保卫局)。可他经常去波恩推销产品。我们于是很快将注意力转到 当时由一名前纳粹分子汉斯·格洛布克任主任的总理办公室。战后他和许多人一样, 摇身一变,成了民主人士和阿登纳总理的心腹,也是喊叫得最凶的反共分子。 当时,来自阿登纳圈子内的情报质量极不令人满意。我们得不到任何真正有价 值的线索,甚至连了解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必不可少的内部办公使用的电话簿都没有, 更不用说关于电话簿上的人的情况了。为此,我们决定改派费利克斯打探总理办公 室的秘密。至于一个四处推销洗发剂的业务员如何渗透到如此戒备森严的地方,无 人知晓。但出于探听阿登纳虚实的需要,加上西德政府内部情报来源少得可怜,我 们别无选择,只有让费利克斯试试运气。 费利克斯本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每天下班的时候混在离总理办公大楼 最近的公共车站等车的人群里,看看是否能认识什么人。几次失败后,他终于认识 了一位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黑发女秘书。我们给她起了个化名,叫诺尔马。他俩成 了朋友,很快发展到热恋。费利克斯借此了解到总理办公室内的一些情况。 费利克斯与诺尔马的恋爱关系明朗后,他开始受到邀请,与她的其他同事一起 打保龄球,或是参加她的办公室组织的游览莱茵河的活动。费利克斯运用他的南方 人的魅力,或伴女士跳舞,或陪男士豪饮,成了聚会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诺尔马为 自己交了这样一位男友而欣喜若狂。她长得一点不漂亮。对我们来说,她只是达到 目的的手段。然而,人事难料。费利克斯对她动了真情。 他俩开始同居。不过通常我们绝对不允许间谍结婚。他们的身份都是假的,一 般是顶替死人或移居海外的人。在西德,申请结婚的人要向政府出示他们的出生及 洗礼证明。诺尔马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对她的未婚夫的安全审查会格外严格。鉴于 此,我们的大部分间谍不得不推托说,他们属于不想结婚的那种人,或是和原来的 老婆尚未离婚,或编造些诸如此类的谎话。 我们的第一个罗密欧顺利地工作了几年。费利克斯从未向诺尔马吐露他的真实 身份。那样他们的关系就会告吹,也许结果会更糟。一天,安插在联邦宪法保卫局 的一名鼹鼠向我们通风报信:西德情报人员开始注意到诺尔马的男友,正在审查他 的背景。事不宜迟,必须火速把费利克斯撤回东德!一天,诺尔马下班后,发现费 利克斯已不辞而别。可怜的诺尔马对恋人不翼而飞一定痛不欲生。然而,面对要么 营救一个间谍,要么挽救他俩的爱情的选择,我不能心慈手软。 我又一次扮演了一个善解人意的长辈。可怜的费利克斯返回东柏林后情绪低沉。 一天晚上,我和他在郊外的一处隐蔽据点喝干了两瓶伏特加,听他向我倾诉衷肠。 好在他虽然感情上痛苦不堪,大脑却没有停止运转。他向我透露了另一位女人的情 况。她中等年纪,喜欢享受,在格洛布克任主任的总理办公室工作。费利克斯觉得 她有可能发展成我们的人。 他虽然讲不出什么道道,但凭着个人印象认为,假如有一个相貌英俊,举止潇 洒的男人接近她,她也许会动心。当时正值50年代,战后女人多,男人少的现象十 分严重。渴求男友的孤独的中年女秘书们尤其感到这一点。我们于是用自己一方的 合格的单身汉填补了市场上的这一空白。 翻来覆去研究了几位候选人之后,我们最后选定了赫伯特·泽勒,化名阿斯托 尔。他是一名业余飞机驾驶员,二次大战期间曾在德国陆军元帅凯塞林手下任参谋。 被苏军俘虏后,在战俘营里改信共产主义。由于他曾是纳粹党员,又同凯塞林手下 的旧部下藕断丝连,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他满心欢喜,以一个 军人的干脆利索一口答应了我们要他打入西德的要求。 西德开始重整军备后,泽勒的几个朋友搬到了波恩。现在正是前军人在东德与 西德对峙中作出最后选择的良机。派他回西德并不难,尤其是1953年的起义失败刚 过去不久。人们通过这次事件看清,东德完全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许多原先举棋 不定的东德人此后移居西德。 泽勒来到波恩,找到一份做房地产的工作,还参加了附近的飞行员俱乐部。许 多热衷于周末猎奇的政府雇员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没过多久,他就认识了古德 龙,即费利克斯提起的那位女秘书。古德龙是我们给她起的化名。很快我们如愿以 偿。古德龙对交上泽勒这样的男友心满意足。泽勒没费多久也掌握了阿登纳与西德 情报部门头子莱因哈德·格伦之间来往的备忘录经过古德龙之手这一情况。他欣然 接受了这位女友。过了些日子,他向我们建议,他冒充一名苏联情报军官吸收她为 我们工作。咋听上去有些奇怪,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他的直觉是对的。古德龙认为苏 联是一个世界大国,却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合法的民族国家。泽勒跟她 讲述了他的战争经历;希特勒军队如何残暴以及当年从战俘营里的俄国文化军官那 儿听来的有关俄德人民的传统友谊。 我们决定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一个偏远的度假地点吸收她为间谍。如果她不干, 我们可以带泽勒迅速撤离。一般我们尽量避免在西德境内同一个西德人谈这种事。 反谍报部门惯用的一招即跟踪可疑的敌方特务,并率先通知可能被发展的对象做好 准备,然后偷拍下整个过程,用作逮捕敌方特务的物证。邀请潜在的发展对象去东 德或其他地方与东德的高级情报官员会面还有一层用意,即最后考验一下发展对象 是否真的愿意从此与我们风雨同舟。走到这一步时,无需多说什么,再迟钝的人也 会明白这笔交易的性质。 这次我们事先做了精心准备,在昂贵的瑞士餐馆请古德龙吃饭。结果这一切拉 古德龙下水的手腕证明都是多余的。她早已拿定主意,这次见我们只不过是走个形 式而已。泽勒的口才一定不一般。不过我由此悟出,许多被她们所爱的男人发展成 间谍的女人其实早就感觉到情人是敌方间谍,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正视这 一现实罢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不敢对女秘书有可能对我们的人起疑心这一点掉以 轻心。同时这还意味着,假如朱丽叶想洗手不干的话,罗密欧们必须有办法迅速安 全地撤回东德。 可惜泽勒后来染上了严重的肺病,无法再干下去。我们把他招回东德,之后不 久即病逝。我们又派其他的男间谍去勾引古德龙,但都失败了。有些女人对间谍工 作本身着了迷。与情人共享一项机密使她们兴奋,同时有一种俩人之间亲密无间的 感觉。对于这类女人,如果第一个情人出于安全原因销声匿迹,还可以派另一个男 间谍建立新的关系。有的女人只爱一个。对于她们,我们毫无办法。古德龙就属于 后一类。我们从来没有像外界谣传的那样,胁迫她们干下去。这样做的风险太大, 她们悔恨交加中很可能会重新投入西德的怀抱,控诉我们逼迫她们当间谍,从而为 西德提供攻击我们的上好宣传材料。因此,我们不无遗憾地斩断了同古德龙的联系。 然而根据她提供的情报,我们终于可以动手收拾格洛布克了。在我们的宣传攻 势下,格洛布克1963年被迫辞职。这一行动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除去了一个 敌视东德的顽固分子,又引起西德社会对众多的前纳粹分子在西德政府中任职现象 的注意。 我对手下的罗密欧们发展的女间谍能提供一流的情报的信心与日俱增。不过这 种手段使用得越频繁,被察觉的风险也就越大。肥皂泡迟早会破裂。但我没想到拖 了这样久。直到1979年,事情才败露。西德驻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代表团的女秘书英 格里德·加尔贝因替东德搜集情报而遭逮捕。西德新闻媒介将这起案件冠之为西德 历史上最大的叛国案。实情是,加尔贝的确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但并非不可缺少。 我们还有其他间谍。然而她是一位妇女这一点似乎让人想起了玛塔·哈利。“情人 间谍”这个提法于是应运而生。报界对此兴致勃勃,连篇累犊地加以报道。 3月,各家新闻社报道了北约组织秘书处的成员乌泽尔·洛伦岑叛逃到东德的消 息。北约的同事们看着她突然出现在东德的电视屏幕上,宣布要将自己掌握的北约 秘密公布于众,一个个目瞪口呆。 洛伦岑在北约总部工作了12年,最后几年在作战部。在那儿可以接触到总部的 各种计划文件以及处理危机时的详细计划。我们对她提供的有关形势分析室的工作 方法的情报尤其感兴趣。涉及政治、军事和情报方面的所有报告均汇集到形势分析 室进行分析。北约组织起草的最重要的评估报告--东西方势态研究也出自这里。 洛伦岑前脚叛逃,北约总部的一名比利时女秘书费雷特后脚也要求到东德寻求 政治庇护。东德的领导人对这些叛逃事件得意洋洋,大吹大擂。我却为此极为恼火。 这些女人在东德突然亮相固然可以满足东德领导人对外宣传的需要,但对情报部门 来说却意味着情报来源的丧失。诚然,北约组织的雇员避难东德自然要比东德人跑 到西德定居更令我们开心。然而,她们继续留在敌营中,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机密情 报远比图一时的痛快重要的多。 1979年春天,我正在某地滑雪时,听说一个名叫赫夫斯的妇女和她丈夫双双被 捕。她是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总部的一名秘书。知道她叫什么对我丝毫没有帮助。 因为在总部我们只用间谍的化名,真名只有需要知道的人才知道。我不想冒险通过 电话向东柏林查询她是我们的哪一个间谍,于是急忙赶回总部。路上一面收听西德 电台的报道,一面猜测暴露的究竟是哪一个。 赫夫斯失踪一周后,各报头版头条又刊出波恩另外两位女秘书失踪的消息。英 格·戈利亚特在沃纳·马克斯手下工作。后者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内一家研究外交、 国防、欧洲事务和两个德国之间的政策的智囊库的头头。过去10年里,她一直向我 们提供有关西德国防战略及冷战政策方面的文件。鉴于局势吃紧,我们决定将她撤 回。第二天,《图片报》头版便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库尔特·比登科普 夫的秘书也失踪了!比登科普夫是颇得人心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也是该党的副 领袖。一张比登科普夫和他的笑容满面的助手布罗斯策的合影赫然跃入每个人的眼 帘。接到撤离指示后,布罗斯策镇定自若,丝毫不露声色。分手时,她高高兴兴地 朝自己的上司挥挥手说:“我去理个发。明儿见!”从此一去不复返。 各家报纸均称布罗斯策是一位“超一流秘书”。在打字和速写两项秘书专业比 赛中,她总是名列前茅。她的良好素质不仅令比登科普夫和他的两位前任极为满意, 对她从事的间谍工作也大有稗益。由于布罗斯策曾先后为三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 席工作过,时间跨度相当长,西德方面无法查明布罗斯策到底了解多少情况,造成 了多大危害。一周后,财政部高级官员曼佛雷德·莱恩斯坦的女秘书黑尔佳·勒迪 格也轻松自然地与她的老板告别,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东柏林。勒迪格是宝贵的 情报来源。她的老板莱恩斯坦是一位研究欧洲共同体货币结构的专家,也是施密特 从财政部长升为总理期间的亲密顾问。 潜伏人员的撤离路线总是事先商定好的。一般做法是通知需要撤离的间谍,经 由风险较小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或瑞士到达东德边境检查站,手持一本只有西 德护照封皮,里面空空如也的假护照。边境官员知道这一事先约定的暗号。卫兵叫 来指挥官,指挥官做个样子,挥手放行。然后把逃回的间谍领到旁边的一间小屋里, 用一台专线电话机通知我们。 我大惑不解。大多数女秘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的丈夫或同居的男人是化 名在西德定居的东德间谍。这些男人通常顶替移居海外的西德人的名字。每一个逃 跑的朱丽叶大概都是因为怀疑自己的身份即将暴露。西德当局究竟是如何发现她们 是我们的间谍的? 显然,西德人摸到了我们渗透方法的一些规律。过去我们一直傲慢地认为这些 方法是安全可靠的。我当机立断,决心一切从头开始并作出了痛苦而必要的决定, 招回更多的女间谍和她们的罗密欧。可惜,对于赫夫斯和她的丈夫,这道命令到得 太迟了。夫妇两人受到审判并被判2年徒刑。 后来才知道,1979年的一系列逮捕是联邦宪法保卫局(西德反谍报机构)首脑 更迭的结果。理查德·迈尔博士接替京特·诺劳任局长以后,大大提高了工作人员 的业务水准。成绩之显著颇令我伤脑筋。他明示部下,想升迁就得兢兢业业,光靠 关系玩儿不转了。他还搞了一套甄别制度,对所有背景有疑点的人仔细审查。 起初,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连串的挫折之间有什么联系。在笔记中,我这样写 道: “西德情报部门开始对所有回国定居的归侨或来访者再一次进行全面甄别。过 去,我们一直认为西德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现在的甄审令我们伤透脑筋。不论结果 如何,我们今后必须有所收敛,暂不派人打入西德。还要时刻牢记:我们正在冒巨 大的风险。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搏斗!敌人近在咫尺。表面上的风平浪静里蕴含着 极大的危险。间谍们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安危未卜。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承 受这一切压力,同时仍对周围环境保持敏锐的观察力。” 我始终牢记,每一次行动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信任我们并不惜豁出 命去的人。一个情报首脑如果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拿部下的死活当儿戏的话,用不了 多久就会失去他们的尊重和信赖。 我们的间谍继续纷纷落网。我仍然无法解开西德究竟采用了何种侦破手段这一 谜团。通常,一个间谍在西德被捕后,我们会在总部展开调查,弄清伪造证件的部 门里是否混入了敌人的鼹鼠。这种猜疑对一个情报机构来说是最致命的毒药。它损 害了情报工作赖以生存的基础--信任。有时甚至搞得人人自危。后来查明,我们 的一些重要耳目相继被捕原来是西德抓获了我们派过去的联络员,对他们进行审问 的结果。面临惨重的损失,我们被迫撤回大批间谍。然而我们渗透的秘密究竟是怎 样被西德发现的仍然是个谜。 最初,我们手头的唯一线索是从某个渠道得到的消息,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 机构开始全面重新审查所有入境人员。负责为国外来访者和回国定居归侨办理手续 的部门里新增添了一小批官员,其中多数人已退休。这些老爷爷们仔细查阅个人档 案,寻找某些特点。至于是什么特点,我们无从知晓,只注意到从西德收到的所有 情报里都多次出现“甄别”一词。我成立了一个直接向我汇报的工作组,负责查明 西德到底依据什么标准肃清嫌疑分子。 我们已知,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的单身男性旅客如果携带少量手提行李,或服 饰发型与身份证不完全吻合时会受到盘查。但过了很久才知道,西德情报部门嗅到 了东德人的某些特征。当时嬉皮士正在西德日益流行,在东德却受到压制。西德小 伙子喜欢留长发,尤其在外出旅行时。我们的特工人员,特别是那些培训特工的教 员们却留着短发。即便同是短发,东西德的发式也有着细微的差别。这些教员能培 养出训练有素的特工,可要他们训练出一批真正的嬉皮士可就比登天还难了。 主要火车站的便衣警察一接到乘警的报告,立即对下车的嫌疑犯的一举一动进 行监视。例如,在东德长大的人一下车都会情不自禁地走进车站附近的商店里,为 那五光十色的商品所吸引,而西德人则对此兴味索然。类似这样的细微差别格外受 到西德情报机构的重视。 经过几年的困惑之后,我们终于弄清了西德新的甄别方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泄露这一秘密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迈尔本人。他作为反谍报机构首脑走马上任后, 一心想有所作为。于是大张旗鼓地逮捕了16名由第三国混入西德的东德间谍。据各 家报纸报道说,还有40个人正在受到审查。以前我们总是怀疑西德人是否有能力从 成千上万的旅客中认出混在其中的极少数几个东德间谍。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不 再怀疑。迈尔的炫耀实际上等于把侦破我方间谍的方法和盘托出在我们面前。尽管 损失惨重,我们还是安全撤回了许多处境危险的间谍,暂时停止了渗透活动。倘若 迈尔对破获的案子不声不响,我们极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他蒙在鼓里。如 果他只是有选择性地逮捕一些间谍,或是等他们与所有潜伏特务接上头之后再收网 的话,我们的损失会更加惨重。一个情报首脑炫耀自己的结果是个人出尽风头,而 工作受挫。 如同这类大规模心理战惯用的手法那样,西德内政部不失时机地向我们的间谍 劝降,呼吁他们自首投诚,以免遭逮捕。在东西德间谍战中,这种敲山震虎的手段 已司空见惯。但这次收效甚微。大多数的耳目和间谍都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老关系, 对他们采用恐吓手法一般不起作用。我们的大部分间谍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且 都受过心理战训练。再说,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总是不愿投诚自首的。在生活中, 每个人都企望坏事不至于落到自己头上。多数时候也确实如此、倘若厄运真的降临, 逃也逃不掉。 蒂奇曾是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一位高级官员,1985年叛逃到我方。她告诉我们, 过去10年里科隆共查出200起伪造身份证的案子。根据我的估计,1972年到1982年间, 我们共有30余名间谍爆炸(在西德被逮捕)。还有百余人被及时撤回。由于间谍一 旦撤回便再也无法派回原处,迈尔搞的甄别行动使我们损失了大约100名出色的情报 人员,可谓损失惨重! 尽管迈尔爱出风头,可他想出来的这一套破坏我方在西德间谍网及控制点的办 法还是相当厉害。下一步他开始把矛头对准我个人,到处散布我已“来日无多”的 言论。《国际先驱论坛报》登了一篇报道,题为:《米沙·沃尔夫是不是没咒念了 对放在我办公桌上的另一份西德报纸的大标题是:《沃尔夫一筹莫展》。 实情并不像报纸上渲染得那么耸听。我们的工作照旧进行。针对甄别行动我们 对原有做法进行调整的同时,并未减少间谍活动。化名为汉内洛蕾的黑尔佳·勒迪 格就是一例。当初吸收她为间谍的那个男子由于整日惊恐不安,不得不召回。为了 不失去她,我们研究了人事档案,找到另一位罗密欧候选人,一个化名格特的年轻 特工。他已经顶替一个名叫克雷斯的西德公民潜入西德境内。真的克雷斯早已移居 新西兰。 我决定亲自出马为他们穿针引线。原因之一是我很想见见这位给我们出了大力 的黑尔佳女士。另一个原因是,她说现在面临一个选择,要么随顶头上司调到财政 部去,要么留在总理办公室。她通过东德的联络员给我们发了一封密电,问如何是 好。面对如此干载难逢的好机遇,我们左右为难。总理办公室有我们的人确实至关 重要。但另一方面,黑尔佳同她的上司工作关系非常密切。他对她极其信任,把有 关预算和国内政治的材料交由她处理。若要留在总理办公室,她是否还能享受这种 待遇可就难说了。 1976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给我们这次会面提供了很好的掩 护。黑尔佳在奥运村附近租了一间平房。见面之后,黑尔佳表示愿意接受已在西德 的另一名特工充当她和我们之间的联络员。格特马上出来与她见面。晚宴上,我满 怀希望地察言观色,可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一见钟情的迹象。不管怎样,我们最后决 定她去财政部更稳妥。于是,她调到了财政部,继续向我们提供机密情报。 日久天长,黑尔佳与格特陷入情网。这一次的爱情既非逢场作戏,也非昙花一 现。1979年我们被迫召回黑尔佳后,格特也被撤回东德。两人终于可以结婚了。婚 礼在风景如画的小山城韦尼格罗德举行。我这个媒人自然当之无愧地成为受到邀请 的主宾。 不难想象,我的罗密欧们成了西方情报界绞尽脑汁研究的对象。外界也开始流 传各种各样关于他们的传说。《图片报》刊登了12位为我们工作过的妇女的照片, 旁边的大标题是:《为了爱情当间谍的女秘书》。一份周刊的封面是一个半裸的上 身,胸前佩戴着一枚东德勋章。我意识到,情人间谍的成功正使西德情报机构惶恐 不安。显然,他们试图通过新闻媒体在公众面前塑造出一群受害的羔羊的形象,大 肆渲染这些女秘书如何可怜,如何被人利用。她们年龄大致相仿,单身,渴望爱情, 在孤独无助的情形下被人推向歧途。 为了更加耸人听闻,西德国家安全机构还硬说,我们的罗密欧们冷酷无情地玩 弄这些女人的感情,稍有危险便逃之夭夭。然而,当时西德反谍报机构的第二把手 赫伯特·海伦布罗赫在一份内部报告里却说得相当坦率:“多数时候,这种恋爱关 系并非是受到压力或恐吓的结果。金钱也不是一个主要因素。这些女秘书为东德工 作通常是出于政治信仰,或是陷入情网难以自拔。” 实际上,发现类似故事《小红帽》里那个小女孩的弱小女子,然后千方百计拖 她下水的情况实属罕见。除非像派泽勒前那样,事先有人向我们提供线索。通常的 做法是,派一个小伙子去西德搜集某一方面的情报时会对他交待一句:“你会和其 他人一样有自己的私生活。不过如果一个女秘书爱上你,而且还是一个在要害部门 工作的女秘书,那就更好了。”其余怎么做就是他的事了。当然,不是每一个男间 谍都会自动迷上一位女秘书。不过别忘了,我们的间谍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对组织 忠心耿耿。为了信仰作出牺牲或忍受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根本不在话下。 我们的间谍并没有像外界盛传的那样,在东德受过什么勾引异性的特殊训练。 有的人在这方面本来就比其他人技高一筹。这些机灵鬼悟出,花前月下,大有可为。 无论是经商还是搞情报,此法一样灵验。原因很简单,谈恋爱比其他任何办法都见 效快。 当然,我们的男间谍也曾卷入到一些奇特而不幸的事件中。只有将其详尽披露, 读者才能看到全貌。我们有两个超级罗密欧。两人性格迥然不同,执行的任务也不 一样。第一个叫罗兰,是个多情种子。 安娜贝格是坐落在厄尔士山脚下的一座小城市。罗兰在市内一家颇有名气的小 剧院任院长。那些被大城市的剧院认为政治上太危险的有才华的演员或编导常在这 里落脚。罗兰因在歌德的剧中出色地扮演了浮士德而成名。浮士德渴求尝试人生中 的一切,诱惑了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纯朴姑娘,使她失身。罗兰的聪敏英俊和作为演 员的表演才华使他成为一个绝妙的罗密欧候选人。我们局在卡尔·马克思城(德国 统一后重新改名为开姆尼茨)设有一个地区办公室,其成员出名地胆大妄为。罗兰 的才干以及他对舒适生活的向往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1961年,他被派往波恩,任 务是设法接近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姑娘。她在北约指挥中心--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 任口译员。当时该中心设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 鉴于工作环境属于国际组织,罗兰冒充一名丹麦记者,叫彼得森,讲一口略带 北欧口音的流利德语。这对一个上乘演员来说不成问题。玛格丽特是一位可爱的单 身姑娘,虔诚的天主教徒,工作勤奋,很少交际。我们曾先后三次派人引诱她,均 未打动她的铁石心肠。罗兰比她还硬,居然撬开了这块石头,拉她一起去了趟维也 纳。在艺术历史博物馆里,他向这位羞涩的姑娘介绍里面陈列的意大利画家画的极 为性感的裸体像,陪她到西班牙马术学校学骑马,最后把她带到昂贵的德默尔咖啡 馆品尝美味糕点和维也纳咖啡,完全是一位殷勤的追求者。不用说,这一切费用都 记在了我们的账上。主管此事的官员有时觉得,即便是为争取像玛格丽特这样重要 的对象,罗兰的开销未免也太高了点。不过,此人很明智,他清楚地知道,间谍工 作使罗兰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还有一大笔钱可以用来享受在清苦的东德所享受 不到的奢华生活。 一天,罗兰和玛格丽特在维也纳国家剧院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之后,玛格丽特 回报给他一个热吻。“你是第一个让我这么开心的人。”她说。当夜两人同床共枕。 第二天早上,罗兰向玛格丽特倾吐衷肠,多少也有点真话在里头。他自称是丹麦军 事情报部门的一名军官,并解释说,像丹麦这样的小国常有被北约冷落之感,因而 需要有自己的情报来源。 玛格丽特相信了他。他告诉她,因为工作关系他会常到巴黎去,以后可以经常 在巴黎见面。玛格丽特欣喜万分,答应向他提供北约的秘密。俩人隔段时间就在一 家小旅馆幽会。玛格丽特详细告诉他最近参加的会议情况,尤其是有关北约军事演 习的部署和评估方面。这使我们对北约如何评价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了极好的了解。 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华沙条约组织制定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玛格丽特还提供从负责 海军和地面部队的部门得到的后勤方面的情报。她经常去这两个部门做口译。 可是这些情报仍不能满足苏联人的胃口。不消说,我们把情报都转给了他们。 他们梦寐以求的情报是:北约军队的部署计划和对东德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时间和 目标。苏军驻东德部队总司令科舍沃伊元帅有时想用激将法从我这里套出北约的核 战计划。 “你们(指东德人)这些人如此神通广大,难道不能再搞到几组坐标吗?”他 问我。他是指北约基地在地图上的准确位置。一旦发生冲突,苏联首先要摧毁这些 基地。“我们不需要你们提供什么文件。有这些坐标就够了。在基地上扔上一颗原 子弹,我们就能长驱直入打到西德。”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一直引以为豪的是,我的部门能够提供深入的分析性质 的情报,而不仅仅是一张标出位置的地图。尽管我们竭力帮助莫斯科搞到所有位于 欧洲的战略要地位置图,但始终未能掌握全部情况。很有可能五角大楼明智地对这 类核心机密严加保密,没让他们的西德盟友知道。美国人觉得西德方面极易泄密。 他们这样想确实不无道理。 与此同时,玛格丽特和歌德故事里与她同名的姑娘一样,开始受到良心的谴责。 恰如这位伟大的德国戏剧家描写的那样,她坐卧不安,良知啃噬着她的心。当初说 服她为我们提供情报花了不少功夫,虽然是给她所爱的人,而且是一名无害的丹麦 情报部门军官。此外,继续与罗兰保持这种未婚同居的关系也使她这个虔诚的天主 教徒感到十分不自在。 我们的间谍与流行间谍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喜欢妙龄女郎,喜 欢去昂贵的地方游山玩水。于是这一对去了瑞士风光秀丽的度假胜地阿罗萨,在那 里度过了1962年的圣诞节及1963年的新年。度假期间,玛格丽特告诉罗兰,她必须 向一位神父忏悔自己的行为才有可能继续为他干下去。而且她也不愿意继续这种关 系,除非他答应结婚。罗兰说,结婚根本不可能,他为丹麦情报部门工作意味着随 时可能被长期派驻外地。 至于玛格丽特想要仔悔的事,罗兰知道罗马天主教会规定对仟悔人的仟侮绝对 保密,但他懂得一个优秀的间谍决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他于是请玛格丽特耐心等几 天,好为她找一个可靠的丹麦神父。当然,他不会去丹麦找,而是找到我们在马克 思城的分局总部。分局总部的人立刻忙作一团。平时应急的招数是不少,可没有一 条能马上变出一个会说丹麦语的神父。那头儿罗兰已经答应了玛格丽特。一个情报 机构就像一位绅士,为了不让它手下的人失信总是竭尽全力。 我们于是演出了一场真戏假做的把戏,派一名特工装扮成军队里的牧师,事先 教会他如何主持忏悔。可他对丹麦语一窍不通,于是又赶紧突击学习丹麦语,掌握 一些送往迎来的词汇,以蒙混过关。最要紧的是得去掉他浓重的德国萨克森口音, 代之以北欧口音。我们在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上物色了一个小村庄,这里有座清静的 小教堂。趁月明星稀之时,这位特工潜入岛上,溜进教堂,坐在忏悔室里神父那一 侧。罗兰随后把玛格丽特带了进来,在神父面前袒露灵魂。毋庸赘言,我们的这位 神父对她的行为表示出非凡的理解,并鼓励她在主的祝福下继续干下去。 我本来担心,整个安排可能以闹剧结尾,弄得不可收拾。没想到,这一招居然 成功了。干间谍这一行,有时稀奇古怪的花招倒能奏效,简单易行的办法却行不通。 至于道德方面,今天常有人问我,是否为这种手法感到内疚或羞愧。总的来说,我 的回答是否定的。回首往事,有些做法确实过于出格。但在当时,我们认为,为达 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罗兰被撤回东德之后,玛格丽特断绝了和我们的联系。撤回罗兰是因为我们怀 疑他已受到西德的注意和监视。玛格丽特曾跟新派去的罗密欧合作了一段时间,但 两人的关系终未能持久。她答应当间谍只是为了罗兰。他走了,她也再无心干下去。 另一位超级罗密欧和罗兰不同,属于另一种人。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对女人有魅 力。他叫赫伯特·施勒特尔,在德语里是个俗气的名字,人长得恰如其名,又粗又 壮,宽肩膀扛个大脑袋,嗓门粗。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他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 让女人着迷。反正他总有迷人之处,因为他成功地说服了两位在要害部门工作的聪 慧过人的女秘书为我们提供情报。不幸的是,对于爱上他的女人来说,他是个灾星。 两位女秘书均遭逮捕下场,而他每次都化险为夷。他的故事表明,利用罗密欧勾引 女人做间谍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局:或真心相爱,白头偕老;或以悲剧告终。 60年代初,我们派赫伯特去巴黎的法语协会。这个组织号称是秘书的摇篮。因 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多被送到这里学法语。赫伯特在这儿认识了19岁的格尔达,一 个苗条、聪明的姑娘。两人堕入情网后不久,赫伯特向她吐露了真实身份。她于是 同意想办法调到外交部,为我们通风报信。以后她积极地为我们搜集情报,成绩卓 著。1966年起,她开始在泰尔科工作。这里是波恩外交部译码中心。西德所有驻外 使馆发回的电报均在这里解译。赫伯特在波恩的掩护身份是商人。 泰尔科的内部制度说得轻点也是管理不严。那时使馆发回的报告都在收报机纸 带上。格尔达常常把成卷的纸带塞进她那极能装的手提包里,带出大楼而无需经过 任何安全检查。1968年,她被派到华盛顿工作三个月,接替休假的同事,在西德驻 美大使馆里当译码员。这段时间,她向我们提供的情报最多,比如波恩与华盛顿之 间的关系现状以及西德大使对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评价等。同年,她回到波恩后, 继续和赫伯特一块儿干。5年后,她被调到华沙。两地分居后,她和赫伯特的关系变 得紧张起来,并开始酗酒。由于担心赫伯特去华沙会引起怀疑,我们仍让他留在西 德。 不幸的是,她交了一位男朋友,是西德的一个记者。后来证明他其实是波恩的 一名特工。她把一切告诉了这位男友。他劝她投案自首。所幸的是她仍念与赫伯特 的旧情,及时打电话通知了他。她发出的信号是“去找咱们的朋友,有要紧事儿!” 这是预先商定好的警报。赫伯特因此得以在对方收网前逃到东柏林。 后来发生的事颇具戏剧性。间谍小说里常有这类描写,实际情报工作中却极为 罕见。赫伯特侥幸逃脱,回到我们这边。格尔达被藏在西德大使在华沙的别墅里, 防止她与前东德官员发生任何联系。我们得到消息,两名西德情报官员已抵达华沙, 准备提审格尔达。 那天晚上,我的紧急电话线铃声不断。我仍抱一线希望,也许格尔达会回心转 意,回到我们这边来。我同波兰外国情报机构的同事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将尽全 力阻止她离开波兰。这次行动并不简单。每当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卷入到两个德 国的间谍战之中,我都感到不自在。尤其是波兰人。他们出于民族自尊心不能容忍 我们监视他们与西德的关系。早在团结工会出现之前,东柏林与华沙之间的关系就 十分紧张。我猜想,如果这次营救行动失败,我的波兰同事,波兰情报局局长米列 夫斯基肯定会教训我一通。他是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后来担任波兰内政部长。 我们设置了最后一条“营救防线”。当西德驻波兰使团副团长亲自护送我们的 目标来到机场,即将通过最后一道边防关卡时,一位波兰特工走到格尔达面前,告 诉她波兰可以给她政治庇护。格尔达一瞬间犹豫了一下。陪同她的西德外交官吓呆 了,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因为眼睁睁让一个自首的间谍逃到共产党一边而成为外交史 上遭人耻笑的话柄。但格尔达最终摇了摇头,上了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格尔达一回到杜塞尔多夫的家,就因“特别严重的间谍案”受到审判,并被判 3年徒刑,但由于她详细交待了过去为我们搜集过什么情报而受到从轻发落。我们尝 试了一次大胆的营救,但失败了。这使我极为恼火。我觉得,在处理格尔达和赫伯 特的爱情问题上,我们过于掉以轻心,以致酿成大错。此外,如何安置赫伯特也是 一大难题。他这个人根本不适合在总部工作。再说格尔达一返回西德,他就完全暴 露了身份。为了有时间想一想,我送他到保加利亚的黑海旅游胜地度假。 几周后,他回来见我。“我恐怕又给你找了个有用的女朋友!”他兴高采烈地 说。我不禁大吃一惊。 度假期间,他在海边结识了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叫达格玛。他用了另一个假 名做了自我介绍(许多年里,他换了不知多少名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 这次他又摇身变成里希特。达格玛告诉他,这次来度假是为了弥合一次痛苦的离婚 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赫伯特马上说,他也是离了婚的人,完全理解离婚给人带来 的痛苦。随后,两人堕入情网。一天下午,他在她的房间浏览那一周的新闻杂志, 忽然看到一篇报道格尔达受审的长文,还有一张他与格尔达的合照,一看就是他。 他不由得大惊失色。文章绘声绘色地把他描写成一个邪恶的化身,一个毁灭女人生 活的恶棍。他别无选择,只有向新交的女友说了实话。 所幸的是赫伯特的真诚感动了她,他们继续相爱。由于赫伯特在西德是不受欢 迎的人,我们只好在周末请达格玛到东柏林来。她当时给慕尼黑的一位新闻记者当 助手,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价值。过了一段时间,她对我们的周末款待深表谢 意,并表示愿意为我们做点事。我们建议她学法语和速写,并为她付了学费,甚至 还送她的幼女上一家瑞士私立学校。 达格玛应我们的要求搬到了波恩。但学习结束之后仍无法找到一份政府部门的 工作。我们没有就此罢手。所有情报机构中,我们大概属于最耐心的。达格玛先给 一位大学教授当助手。一年后,1975年秋天,靠了这位教授的关系,在施密特总理 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受雇的最初几周,我们在东柏林极为紧张。每逢我们的人混到这一步都是如 此,新工作单位的安全防范更严了。试用期的10周内,新雇员的履历和社会关系受 到审查。达格玛很顺利地通过了检查。不用说,我们无法再邀请她来东柏林,但安 排她去维也纳,日内瓦或因斯布鲁克与赫伯特会面。 她化名英奇,连续几年向我们递送了反映施密特班子内部的运转情况以及波恩 政府成员的情绪的文件。其中一份报告很有意思。它透露了施密特首次会见吉米· 卡特,讨论欧洲安全问题时气氛极为紧张。达格玛工作勤奋。同事们都知道她常常 主动加班。谁因家中有事无法上晚班,或假日不能值班时,她都乐于相助。趁办公 室人少之际她抓紧复印材料,或趁没人注意时偷拍下重要文件。 虽然她与赫伯特两地分居,但两人感情笃深。达格玛恨不得马上结婚。根据惯 常做法,我们劝她为安全起见不要急于结婚。由于担心她会为此洗手不干,我们又 一次演出了一场假婚礼。我们给她搞了一张使用她婚前名字的身份证,让她从波恩 飞到维也纳,再换机到东柏林。我们带她来到利希腾伯格区的一个婚姻登记处。这 里距诺曼大街国家安全部很近。 一切该办的手续都办了。主持婚礼的官员分别问达格玛和赫伯特是否是自愿结 婚,然后照例讲了一通祝愿白头偕老、忠贞不渝的套话。在婚礼进行曲中,两人互 换了戒指并在结婚登记册上签了字。他们刚一离开,这页纸就被抽走销毁了。不过, 他俩还蒙在鼓里。达格玛被逮捕后发现她的结婚证明因为手续不全而无效时愤怒至 极。 1977年,由于别人的原因,她的间谍生涯结束了。她在西德的联络员彼得·戈 斯勒受到怀疑。彼得和他妻子古德鲁恩是化名潜伏在杜塞尔多夫的东德间谍。两人 先去伦敦,在那儿摇身一变成了一对名叫安东尼·罗吉的英国夫妇,然后去西德定 居。一次,西德反谍报机构用电脑对海外归侨的档案进行突击检查。戈斯勒夫妇引 起了他们的注意。西德反谍报机构监视了他们一段时间。在一次搜查他们的房间时, 查出了藏在蔬菜篮子里和浴室内的文件。其中包括施密特同英国首相卡拉汉密谈的 记录。记录里写道,卡拉汉抱怨白宫不了解欧洲的现实,还用“傲慢、愚蠢”等字 眼形容美国人。 调查人员很快就查出了这些记录从何而来。他们偷偷拍下了戈斯勒和达格玛的 接头场面。戈斯勒夫妇又一次出门后,他们的家再次受到搜查。这一次查出了施密 特办公室为1978年伦敦经济首脑会议准备的阐述西德立场的文件。达格玛受到逮捕 和审判,被判4年零3个月徒刑。我本人受审期间,在杜塞尔多夫的法庭上遇见一位 年长的看守。他曾见过我们的一些女秘书间谍,其中达格玛给他的印象最深。他告 诉我:“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至于赫伯特,他的好日子就此完结,被迫 在东柏林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再也无缘去度假胜地谈情说爱。 加布里埃莱·加斯特是西德联邦情报局中级别最高的妇女,任负责苏联和东欧 地区的高级分析员。在男人占统治地位的这一行业里,她算得上是凤毛麟角。她对 东方阵营各国动态所做的有见地的分析摆在了科尔总理的办公桌上。科尔和她在西 德情报部门里的上司没想到的是,这些分析材料也同时躺在我的办公桌上。 加比(加布里埃莱的呢称)为我们工作最初也是起于罗密欧,但我不想把她说 成是朱丽叶,因为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妇女,她的行为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她 出生于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大学时参加了基督教民主青年运动--一个极其 活跃的右翼组织。1968年,她来到了东德,为她的一篇论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妇女 的政治作用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在卡尔·马克思城,她结识了一个名叫施密特的汽车修理工。20年后,她才得 知他的真名叫施奈德。他俩的邂逅绝非偶然。施密特是国家安全部在萨克森地区的 军官,后来晋升为少校。他的粗狂性格对来自舒适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女人极有 魅力。她觉得他的名字太老式,亲呢地改称他为卡尔利施克。施奈德契而不舍地对 她发起进攻,携她同游乡下。两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浪漫的夏天。这时,施奈德透露 了他的真实身份,把她介绍给他的上级,一个叫施拉姆的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 加比对意外地窥到东德的秘密兴奋不已。当她的新识请她合作时,她犹豫不决。 他们告诉她,如果她不答应,以后将再也见不到卡尔利施克。她终于同意了。加比 回到西德,继续在亚琛完成学业。不过每三个月来一次东德,接受间谍训练并与男 友会面。 起初,负责她的东德官员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只想协助她在波恩找一份工作, 比如在政府的某个部。就在此时,幸运之神降临了。我们并不是唯一对加比感兴趣 的人。指导她做博士论文的老师是一位研究东欧问题的知名教授,叫克劳斯·梅纳 特。他同西德情报部门有来往。据信他是为联邦情报局物色学者人选的招募人之一。 加比是她的得意门生。1973年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马上在位于慕尼黑附近的联 邦情报局下属的普拉赫研究所找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任政治研究员。 对此,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我们没有食言,让加比继续同卡尔利施克约会。不 久,两人在东德一处隐蔽地点庆祝订婚。施拉姆亲自到场祝贺,为他们开了一瓶俄 国香摈酒,还带来一盘录有当地情报部门首脑对他俩的祝福磁带。我们对这种关系 中含有的爱情成分始终非常重视。 加比干得漂亮极了。她使我们准确掌握了西方对整个东方阵营的了解程度以及 所做的评价。80年代对付日益强大的团结工会时,这方面的情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加比有一双敏锐的眼睛,知道我们会对什么材料感兴趣。她自己就是一位出色 的分析员。她常常在博览西德有关东方阵营和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的机密材料之后, 把我们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整理成要点。 需要原件的时候,她就用微型相机偷偷拍摄下来,藏在假的洗涤剂瓶内。一开 始,我们指示她把胶片藏在慕尼黑开往东德的火车上的厕所水箱里。后来觉得这种 办法风险太大,且无法全部送出她提供的大量情报。于是改为派一名女联络员在慕 尼黑的一个游泳池与她接头,两人利用改换房间的机会递送情报。我们事先从东柏 林通过发报用暗语告知加比具体房间号码。 与我们多年合作之后,加比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成就感。同时,她还继 续利用节假日与卡尔利施克约会。对这对成绩卓著的相思鸟我们极为慷慨,送他们 去阿尔卑斯山或地中海岸度假。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对当初引她下水的卡尔利施 克热情降温。我想,她一直没跟相貌平平的卡尔利施克断交的原因恐怕是同他保持 关系仍给她带来快感。她是一个个性极强的女人,不愿循规蹈矩,在西德找个丈夫 结婚生子。 此外,她还背负着另一个精神负担。她的嫂子收养了一个严重残疾儿。后来夫 妇俩的经济条件实在难以支持。加比不忍心看这孩子再被送回残疾院,于是不顾自 己异常繁忙的工作,承担起抚养的责任。因为担心自己有一天东窗事发,孩子无人 照看,她陷入极端苦闷之中,几次流露出想洗手不干的想法。 我决心不惜一切留住她。1975年,我破例亲自到南斯拉夫和她见面。开始,气 氛有些紧张。因为迄今为止,西德没有登过我的任何照片,我在她眼里不过是陌生 的东德情报机构头子。不过,她很快恢复了平静,和我热烈地讨论起东方政策和东 德的国内形势。她对东德的看法非常现实,不存任何幻想成分。我询问了她个人的 情况,当然是指她在研究所的工作。卡尔利施克当时也在场。我们还讨论了她如何 在联邦情报局内争取晋升的机会。我向她保证,在我的部门里她的身份绝对保密。 她可以得到我的全力协助。以后,我们又在其他地方会面,如位于南斯拉夫达尔马 提亚海边的斯普利特的一幢漂亮房子里。这儿是我们在西德的间谍休假的地方,不 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来这儿同样没什么风险。 面对西德舆论对我个人的恶意攻击以及要把我方间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恫 吓,她反而不再动摇。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在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越加坚定。和众多 经历过1968年抗议运动的西德青年一样,她坚信西德没有真正反省纳粹的历史。一 次,她寄给我一本介绍纽伦堡的书。纳粹曾在纽伦堡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战 后,战胜国在这里以战争罪审判纳粹战犯。她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旧秩序仍然隐 藏在新秩序的后面。纽伦堡审判30年后,必须继续为争取新社会而斗争。” 最初与卡尔利施克相识的兴奋过去之后,加比是否还真的爱着他,无人知晓。 但我确知,她对我们的情报部门产生了感情。与我们的合作对她来说有一种浪漫色 彩,给她带来感情和事业上的满足。听上去有点怪,其实不然。一个情报机构对一 个出色间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可以起到谈情说爱的作用。对加比来说,这种体 贴关怀尤其重要。我们注意隔段时间就请她来东德,以奖励她的出色成绩。这样的 会面给她一种感情上的寄托,每次都非常愉快。 加比与我们的两位高级官员关系甚笃。他们像父亲一样关怀着她。其中一位去 世后,她请人代她向他在东德乡村的墓地献了花。至于她和我的关系不太容易说清。 她需要感到我对她格外重视。我于是常对她表示关心。她的聪敏很惹人喜欢。我从 未和一个间谍有过这样密切的关系。 偶尔她会在信中流露出隐隐的委屈,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利用的恋人。但东 德之行总给她一种在自己国家感受不到的所属感。她会在距巴伐利亚边界不远的风 光秀丽的福格特兰地区与卡尔利施克幽会。这里既有清新的田园风光,又有19世纪 浪漫主义情调。东德的一些偏远地区常可以看到类似景色。一个叫林达的女房东照 料她的起居。林达难懂的方言和松软的当地风味的饺子都让她喜欢极了。在这里, 她听到了从未听过的东德方言,吃到了从未品尝过的风味饭菜。我们请到东德来的 西德人常为这种体验激动不已。不时地请加比到东德来好似走平衡木。一方面她可 以借此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另一方面风险也越来越大。西德规定在要害部门工作的 人,尤其像联邦情报局这样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不得到东德旅游。我们潜伏在这类 部门里的间谍每次来东德都要冒很大风险。因此,我们不得不逐渐停止这种做法, 不再请她来东德。她为此情绪低落。 一次,她在给我的信中流露出深深的忧虑,担心随着她在西德情报局内的地位 越来越高,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我感觉到,她渴望得到来自更高一级的保证,于是 邀请她来东德。她在回信中说:“不管风险多大,只要能在那种亲切的气氛中见到 你,和你交谈,再难也值得。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这样认为。”我不得不面对这 一事实:加比虽是个出色的间谍,但不大好伺候。她为我们工作期间,我先后共和 她见过7次面。 我发现,这种所属感--感到自己属于某个小团体,某个为了崇高理想而奋斗 的由优秀成员组成的秘密组织,对于那些出身中上层阶级,个性强而复杂的西德人 尤其重要。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我们吸引了大批这类家庭背景的人为我们工作。 部分答案也许就在这里。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把个人理想与为之献身结合起来的 机会。这在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里并不常见。 80年代期间,加比倾注全力分析北约组织在东西方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以及里根 咄咄逼人的反共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她和我一样,为安德罗波夫1984年逝世后苏联 阵营内越来越严重的停滞不前感到忧虑。这时,阿富汗已把莫斯科拖得寸步难行。 我们都意识到苏联外交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以及它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影响。 出乎我意料的是,从70年代末起,加比开始提出一个观点,认为自发的改革运 动有可能扩展到波兰以外的其他卫星国。她的看法尤其令我惊愕,因为它与我自己 最近萌生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但那时我还不愿,也不能公开我的看法。现实高官 方的宣传越来越远,与马克思的理论也南辕北辙。我对时局感到困惑,尽量强迫自 己不去想这些事。 加比在事业上青云直上。下面的例子反映了她所受到的极大信任。1986年,她 奉命为西德总理准备一份关于西德公司涉嫌参与在利比亚建造一座化学武器工厂的 报告。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事件。一年后,她被提升为西德情报局苏联阵营政治司 副司长。这是由妇女担任的一个极为高级的职务。我们让她自己决定提供什么情报。 和她的西德同事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专家绝对信任。 生活在这样一个镜子世界里,人们自然会问:加比究竟是哪一方的研究员?我 可以说,她既为我们,也为西德情报局提供了完全客观的分析。她知道我们的兴趣 所在,三言两语就把我们需要的情报归纳出来。她的报告一般不超过4到5页。也许 她为了填补感情上的空白才一心扑在研究上,不管是为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最重 要的是,通过加比,我们掌握了西德情报局在东欧及东德问题上的思想动态,从而 使我们能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加比为我们工作是出于坚定的个人信念。但和潜伏 在其他要害部门的间谍一样,只有为敌人器重的人才有可能接触到我们需要的情报。 根据加比提供的消息,我们还掌握了一些可能潜伏在东德的西德情报局特工人 员的线索,虽然这方面的情报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西德的所谓“黄 条情报”扩大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了解。黄条情报是指西德情报局搞来的关于自己 盟友的情报,主要通过西德设在西班牙在大西洋海岸科尼尔一加的斯附近的一个代 号“北极海”的监听站得到的。“北极海”建于30年代纳粹与佛朗哥政权关系密切 时期。这项代号为“佳肴”的监听行动监听美国大使馆与中央情报局地面站使用的 欧洲与西非和南北美之间的通讯线路。西德情报局里所有涉及其盟国的情报上都加 有一条黄线,确保它们不致被误转给盟国,以免在伙伴面前泄露天机。受过专门训 练的西德情报人员和警察用解码技术可以破译14个友好国家的无线电信号。西德情 报局和土耳其情报组织有密切的合作关系。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西德是惟 一能够替英国破译阿根廷无线电通讯的国家。由于西德的这种技术能力,加上我们 通过加比和其他间谍对这种能力的利用,我们搜集起情报来更加便利。西德人偷偷 摸摸干着这种窃取美国盟友情报的勾当,我们则坐收渔人之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之后,加比暴露了。我后悔莫及。当初让她早点脱身就 好了。那样她可以隐藏得更深一点。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有出半点纰漏。1990年 初,当我们认识到德国统一势在必行时,我的继任人把她叫到萨尔斯堡通知她,我 们的工作即将结束。所有涉及她与我们合作的文件已经销毁。 然而,统一临近之时,一些曾在东德情报局干过的人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到西德 的起诉,不惜出卖他人。我们的一位高级官员,卡尔·格罗斯曼上校(与接替我的 外国情报局局长沃纳·格罗斯曼同性)的背叛最为恶劣。虽然他并不直接了解加比 的身份和活动,但他向西德方面提供了他偶尔听到的一次谈话,即西德情报局内的 一位高级女官员是我们的间谍,她有一个残疾的孩子。 这点线索足以置她于死地。1990年下半年,她正要跨过德奥边界,最后一次与 主管她的东德情报官员见面时被捕。东德情报部门这次召她好像是要授予她长期服 务奖。直到最后,她还对这类显示我们对她的尊重的活动极为重视。 不少人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女人愿意为我们工作。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书刊更 是层出不穷。她们在加入我们组织之前均是在西德政府部门里工作的西德公民。有 些人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信仰。但大多数人不过是堕入情网,爱上一个男人之后才 答应为我们工作。她们深知,有一天她们也许不得不离开家人,放弃西德优越的生 活条件,逃到东德避难。东德对她们极为陌生。它在外界的名声也并不那么好。可 她们中的不少人在离开间谍这一行之后在东德确实又开始了新生活。 赫夫斯因为拒绝收回要求移居东德的申请,在联邦德国一直服满刑期。最终被 获准与她在东德的丈夫团聚。布罗斯策和她丈夫在东德的图林根地区定居并收养了 一个孩子。以后这对夫妇又生了一个孩子。布罗斯策为此欣喜异常。英格·戈利亚 特与丈夫在柏林附近的乡下过着恬静的生活。黑尔佳·勒迪格和丈夫一起搬到柏林。 丈夫去世后,她仍住在那里。我只见过她一次,是在1996年夏天的一次生日晚会上。 自然,要这些曾为我们工作的女人逐渐适应另一种社会制度相当困难。我们的 政策是安排好她们的生活,让她们过得舒适而又尽量不引人注目。在为一个机密情 报部门工作多年之后,这种结局显得格外冷清。布罗斯策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整天缠着当地党的负责人,要求给她分配工作。最后他们给了她一个难做的差事, 到一家棉纺厂当车间主任。她在那儿抨击“大锅饭”造成的效率低下,并根据自己 在西德的经验对工厂的管理做了许多改进。 我并不认为我们成功的秘诀与西方外国情报机构的窍门有多大的不同。利用罗 密欧搞情报的情报机构当然不止我们一家。西德情报局在美国安插了一个间谍,化 名卡尔·斯托尔兹。1990年,他想办法认识了波士顿一家国防工业公司里的高级女 秘书。诱她下水后试图吸收她为间谍,为波恩搜集美国在基因切片技术方面的情报。 他偷偷把她同意为德国窃取工业情报的谈话录了音。当她胆怯退缩时,他拿出录音 带恐吓她。结果她自杀未遂,弄得无法收场。 1984年,西德情报局的另一位罗密欧被派到巴黎去勾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 工作的一位东德官员的妻子,然后胁迫她递送有关东德政府政策以及东德在联合国 表决前立场的情报。我们在大使馆的安全人员察觉之后立即将这对夫妇送回国,没 有造成任何损失。与此同时,奥斯陆还出了另一件不寻常的事。挪威的反谍报机构 通过窃听电话得知,东德驻挪威大使的妻子与一位挪威妇女有同性恋关系。我们从 其他渠道获悉,西德情报人员准备以此要挟大使夫人。无奈之中,只得把这对大使 夫妇匆匆撤回东德。 这一章讲述的罗密欧并非风流浪子唐璜,更不是希腊神话里的美男子阿多尼斯。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走在街上可能不会引起路上行人的任何注意。回想他们为 我们作出的贡献以及由此付出的代价,令人感慨万分。其中几位付出的代价尤其沉 重。他们的正常生活被打乱,爱情被葬送,事业毁于一旦。令我至今悔恨的是,罗 兰与他的玛格丽特的关系发展得太深太久,而我们却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及时阻止。 我们为达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并非回回无懈可击。但西德人在这个问题上大肆谴责我 多么不道德实在令人生厌。只要世上还有间谍这一行,就会有罗密欧去勾引接触机 密的轻信的朱丽叶。毕竟我主管的是一个情报机构,不是寂寞男女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