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谍报与反谍报 如今冷战已成为历史,事后诸葛亮很容易当。什么苏联如何笨拙啦,在许多方 面如何不如其头号敌人美国啦,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啦等等。然而在整个国际关系 为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所主宰的40年里,人们根本没有这种感觉。恰恰相反,西方 国家忧心忡忡,生怕莫斯科有一天实现赫鲁晓夫发出的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 誓言。受此恐惧心理的驱动,西方的谍报与宣传机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运转着。 此外,苏联谍报工作的成就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政治想象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 谍报与反谍报工作则源于对西方奉行的击退共产主义政策以及后来里根发出的星球 大战的威胁的担忧。无论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西方阵营均怕对方夺得战略上的优势。 身为举世公认的共产党国家中最卓有成效的谍报机构的前首脑,由我总结一下 东德谍报工作的成败功过恐怕再合适不过了。 在东西方谍报人员的圈子里,我素有社会主义阵营内莫斯科的心腹之称。这种 说法也对也不对。如果它是指我每个星期一早上给克里姆林宫或克格勃打电话,与 他们商讨一周的工作安排的话,则纯系子虚乌有。如果是指我从斯大林逝世后一直 到社会主义阵营崩溃时与苏联的一些当权人物关系不同寻常的话,那倒是真的。由 于我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又是在苏联度过的,因而具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既以一个目击者,又以一个局外人的双重眼光审视整个冷 战时期苏联的思维方式以及它的秘密谋报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苏联谍报机构在美国和欧洲的收获最丰。当时它可 以依靠这些国家内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在德国和英国, 但也包括美国。苏联仿佛是一座灯塔,吸引了大批的人坚定地投身到它的谍报机构 之下。这段时期发展的一批间谍是最优秀的。在他们的协助下,苏联得以在核竞赛 中赶上对手。甚至经历了麦卡锡时代以及1945年古先科叛逃到加拿大事件后,他们 中仍有许多人没有暴露。 从我们情报局成立之日起,我们就把谍报工作视为一种光荣的职业。过去反法 西斯斗争中的著名间谍建立的丰功伟绩和积累的经验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如 索尔格与他的大名鼎鼎的助手维尔纳和克劳森。维尔纳战时曾为苏联在中国、但泽、 瑞士和英国搜集情报。克劳森曾是索尔格的发报员。此外,还有隐藏在纳粹外交部 心脏的伊尔莎·施特伯;在戈林的空军里任军官,同时又是红色乐队的头头的舒尔 策·博伊森。该小组成员还包括哈纳克和库克霍夫两对夫妇。我们情报局里就有很 多第三帝国时期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如我的几届前任蔡瑟、施塔尔曼、科 布和沃尔韦伯。他们对往事的回忆让我听得如醉如痴。我意识到,向新参加我们队 伍的人宣传老一代人的事迹,使其懂得谍报工作在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方面所起的作 用十分重要。我们还给这种做法冠以一个堂而皇之的名字:继承光荣传统。社会主 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在谍报工作上的不同做法清楚地反映在它们称呼自己的语言上。 中央情报局和西德情报局按文官制度给每一个成员定级。而我们则仿照苏联的一贯 做法,在情报局实行军衔制。国家安全部部长是四星将军,然后依次往下排。我们 甚至谱写了自己的战歌。国家安全部还有一个合唱团,通过歌曲表达我们永远忠于 党的事业的决心。有一首俄国歌曲歌颂了战斗在敌后的间谍。我把它翻成了德语。 这首歌的歌词开头是: 我们是祖国的眼睛和耳朵, 我们是无名战士。 我们的功勋无人知晓, 时刻与敌人周旋…… 随后是雄壮的合唱,歌颂战斗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人。看不见的战线一词源于 列宁建立的第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契卡。我们从来不称自己是间谍,而是用侦察 员这个路德时期的含有褒义的德语词形容自己。“特务”一词只指敌人,从来不用 于自己一方。这些不过是语言心理学方面的起码常识,但它成功地渲染了一种气氛。 受此气氛影响,东德的谍报人员常怀有一种浩然之气,视敌人为丑陋的小人。 这里要说明一下,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相比,军事化的组织手段绝对是第二 位的。西方谍报机构根本不搞这一套。就我所知,中央情报局也好,英国的军事情 报6处也好,大多数西欧国家的谍报机构也好,均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成员无论对 自己的工作还是对自己的看法非常实际,无半点浪漫色彩。我不是说这些谍报机构 的人员不称职。他们其实都是训练有素的谍报人员。我是指这些谍报机构的成员并 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么神圣,不过是辛辛苦苦搜集情报供其他了不起的人物分析 的小职员罢了。我们恐怕走了另一个极端,引入了一套军事组织结构,严格限制个 人的生活习惯并向部下灌输我们的事业是崇高的事业的观念。然而通过以上做法我 们的人员强烈感到自己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从而巩固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忠诚。没 有忠诚,任何谍报机构都无法运转。 我一向认为,很少有人纯粹为了钱当叛徒。中央情报局总是喜欢用钱去收买人。 克格勃也是一样。克格勃后来很难找到出于信仰为它当间谍的人,尤其是在美国, 只好用钱去收买。苏联最后几年谍报上的重大收获均来自自动投上门来的贪财之徒, 如头号间谍艾姆斯,而不是为了打入敌方某个部门事先挑选的特工。我们情报局通 常早在潜在的特工人员还是学生时就开始培养他们。 当然,对库龙这样的来自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叛逃者,我们不惜重金收买。可这 种情况实属例外。一些更有头脑的苏联谍报人员认识到,在西方发展潜在的鼹鼠时 必须牢记,除了钱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我喜欢称为社会主 义国家的诱人之处。我不是指有时为了帮助客人消磨时光向他们提供的妓女服务或 黄色录像带,而是这些客人在铁幕的另一边受到款待时感受到的刺激。有时,我们 邀请拉拢对象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苏联访问,尽管这类访问毫无必要。易受影响 的西德人乍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当然都是事先精心挑选好的),常常为其所见所 闻深深打动。 一次,我用此法吸引西德社会党内一位高级人士上钩。我们给他起的化名是尤 利乌斯。他是一家报社的编辑,很有社会地位,结交了不少要人,包括勃兰特和党 内的其他大员。当时他应邀参观苏联的一家发电站并考察坐落在伏尔加河畔的斯大 林格勒。我恰好在伏尔加河这一带休假钓鱼。我猜想他喜欢猎奇,于是拉他上了一 条小船,驶到一个工人家。工人一家热情款待了我们,烧了鲜美的鱼汤请我们品尝。 我充当尤利乌斯的翻译。他询问了工人一家的生活和家庭情况,斯大林格勒战役的 经过--这位工人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及政治经济现状。这位工人批评 了莫斯科。我们在一起讨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缺陷。尤利乌斯对我们的直言不 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当年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访苏时准备好的 别墅。这次访问最后流产。我在来宾签字簿上签了我的全名:马库斯·沃尔夫中将。 尤利乌斯显得有点不自在,因为他的签名紧挨着我的名字。 我们建议尤利乌斯投身到苏联争取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在敌国腹地度过的这一 短暂假日打消了他的种种顾虑。同时,他还感到一种偷尝禁果的兴奋。以后,他成 了我们在西德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政治消息来源。我们补贴了他私人办公室的部分 开销。类似这样的政治行贿基金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里也很常见。 我常对俄国同事说:“你们这些人,最有力的武器反倒放置一边不用。你们只 领客人参观发电站,不让他们接触当地人。他们也许住得很简陋,可给外国人留下 的印象胜过任何参观项目。” 苏联谍报机构曾是我们的榜样,早期也是我们在外国谍报这一行的老师。从50 年代中开始,我们常去莫斯科克格勃的第一总局会晤苏联的外国情报局负责人,并 听取克格勃首脑的情况通报。那时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在主人眼里,我们不过是来 自一个自豪的帝国前哨阵地的下属而已。 苏联方面安排我们住在专门用于接待外宾的一栋小楼里。这里曾是维克多·阿 巴库莫夫住过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可怖的苏联军事反谍报机构史墨 斯的首脑,血腥清洗了斯大林实际和想象中的敌人。1953年贝利亚死后,他也被枪 决。 这栋小楼一共有三层,属于苏联革命前奢华的建筑风格。里面有几套房间,一 部电梯,数个壁炉,还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卫生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老式浴缸。 餐厅一侧的餐具柜里摆满了精美的瓷器餐具和酒杯。一张漂亮的椭圆餐桌摆在正中, 上方低悬着一盏吊灯。我们围坐在这张桌子旁,与主人讨论世界形势。所有的窗子 挂着厚厚的窗幔。小楼里还有一个收藏俄国经典作品的典雅的图书馆(里面的书极 少有人动过),一个台球室,一间电影放映室。即使是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来到这里 也禁不住咂舌。这种旧日的资产阶级情调与暴发户粗俗的铺张浪费的混合体很合他 们的胃口。据说,阿巴库莫夫亲自拷打犯人,而且学贝利亚的做法,在大街上看到 有几分姿色的姑娘,就将其惊到家里奸污。天晓得我们受到盛情款待的这栋小楼昔 日是多么的阴森恐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情报局的新闻处设在这里。 米尔克喜欢受到苏联人隆重盛大的款待。我更喜欢在莫斯科郊外密林深处的别 墅里度过的时光;它使我想起童年。米尔克始终没有摆脱出身贫寒带来的不安全感, 非要我陪他睡一屋,称一人睡太孤寂。也许四周的林子让他感到有点害怕。晚上他 酣声如雷。我本想借到苏联出差的机会休息休息,结果苦不堪言。 1953年后,由于斯大林的去世以及他的打手贝利亚被处决,苏联领导层内出现 动荡。我们与克格勃的关系为此受到影响。接替贝利亚的克鲁格洛夫被撤换掉。新 上任的克格勃头子是谢罗夫。他曾负责在东德组建苏联的机构:在柏林开设了一个 庞大的克格勃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地安插克格勃代表并在波茨坦成立了一个 规模庞大的军事情报部。谢罗夫赞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自己的谍报与反谍报机 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一次苏联阵营国家谍报官员参加的会议上。 他是个不脱军装的人,无论是从衣着习惯上讲还是思维方式上讲。他在发言中强调 了我们所有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国。我的苏联恩师是帕纽什金。 他曾任驻美大使,后来在苏共中央里主管外国干部工作。 有一次,我同谢罗夫和克格勃派驻柏林的头子科罗特科夫乘火车去距柏林40英 里外国家安全部的狩猎区打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科罗特科夫曾化名埃德曼,在 柏林当红色乐队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员。他们两人在车上回忆起当初一起参加镇压 匈牙利起义的往事。从他俩的交谈中我感到,克格勃里的许多高级官员都参与过对 这次起义的镇压。 谢罗夫之后任克格勃首脑的是谢列平。他的高压政策只持续了3年(在此期间, 他批准了在慕尼黑暗杀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并亲自给执行这一 任务的特工人员授勋。)1961年,骄横而又野心勃勃的谢列平因卷入一场反对赫鲁 晓夫的未遂政变而下台。待人和善的谢米恰斯特内出任克格勃首脑。此前,他曾担 任过共青团第一书记, 别看谢米恰斯特内外表上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其实是一个头脑敏锐,意识形 态上态度强硬的人。1964年赫鲁晓夫最终被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时,他见风使舵, 及时站在新领导人一边。此后在克格勃内扶摇直上。他这个人整天担心社会主义制 度会受到苏联艺术家和作家的腐蚀,从内部变色。正是他一手主持了对帕斯捷尔纳 克及其小说《日瓦格医生》的围剿。他对外国谍报工作不感兴趣,交给萨哈罗夫斯 基去管。萨哈罗夫斯基在部下中很有威望,我对他也十分敬重。由于我俩年龄相差 很大,他待我如同父亲一样。 我竭力使东德情报局与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国家谍报机构的“过火行为”拉开 距离。这些国家的谍报机构也奉克格勃为师。间谍题材的电影和小说中充斥着暴力 和谋杀。实际谍报工作中,暗杀只是偶然为之,并不是什么家常便饭。我觉得任何 一方并不想蓄意杀死对方的人。死者大多数是因为被注射了过量的麻醉剂而致死, 尤其是遭绑架时。50年代西方国家拍了一些纪实黑白纪录片,大肆渲染这类死亡事 件并借此攻击社会主义阵营。鉴于这种事自己人之间一般不愿张扬,我们常常借助 西方新闻媒体了解这类案件。 这不是说,我们自己没有使用严厉手段的时候。由于50年代中期情报总局并入 了国家安全部,加之仿效苏联谍报工作的那一套做法,我们局与反谍报机构之间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如果国家安全部内负责文化工作的第20司对某个“异己分 子”(借用反谍报机构的一句术语)不放心,我们情报总局恰好又有此人邻居的档 案,我们会让这位邻居监视此人并向我们打小报告。任何与政府政策唱反调,持异 议或稍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被扣上“异己分子”这顶可伸可缩的帽子。这是斯塔 思使用的最恶劣的迫害手法之一。如果我们情报局了解某个旅居海外的东德作家的 活动和与他来往的人的情况的话,我们会把这些材料转给反谍报机构。与此同时, 我们可以通过反谍报机构了解东德居民在西德的社会关系。 以上在情报方面互通有无的做法;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均属正常工作方法, 在西方国家里也是一样。有人称,由于外国情报局与国家安全部的反谍报机构沆瀣 一气,我因此也参与了国家安全部对东德公民的监视和镇压活动。我不想否认外国 情报局与这类活动有牵连,但国家安全部内各部门之间的严格分工意味着我们局根 本就不该介入国内的反谍报工作。情报总局始终是一个专门负责外国谍报的机构。 虽然我们与反谍报机构有着政府部门之间常见的合作,涉及逮捕或判刑的国内案件 从来不归我们管。不过对这些镇压活动以及反谍报机构常常采用的严厉手段,我们 是知情的。情报总局与国家安全部下属的反谍报部门在以后的合作期间,使用暴力 手段十分少见,绝非普遍现象。高级官员既没有下令,也没有同意过这种行为。不 过确实对不同政见团体进行过分化和恐吓。这类手法对人心理造成的损害恐怕比肉 体折磨有过之而无不及。 精神摧残术几乎可以说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科学家哈夫曼就曾受过这样 的折磨。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曾被希特勒政权判处死刑。苏军把他与昂纳克 从同一监狱中救了出来。60年代末起,哈夫曼公开批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领 导人,呼吁对停滞的制度进行民主改革。警察如临大敌,封锁了他在柏林附近格林 海德的家周围的大街小巷。他的家人及前来探望他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各 种诽谤他们夫妇的谣言四起,包括确有的或编造的婚外恋传闻。我们局的一位特工 沃伦贝格还奉命混入哈夫曼的民主改革人士团体内,伺机破坏捣乱。 诗人兼歌唱家比尔曼经受了同样的摧残。他是哈夫曼的朋友,也是改革派团体 的一员。一次他访问西德后,东德拒绝让他入境,并非法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 温克勒是一名年轻的诗人兼歌手,也是哈夫曼和比尔曼的崇拜者。1979年,当 局以捏造的所谓“大庭广众之下有伤风化”的罪名将他逮捕判刑,随后又把他驱逐 到西德。温克勒后来写了一本书,讲述了坐狱期间心理上受到的折磨。1989年,我 俩在亚历山大广场上的一次呼吁改革的群众集会上相识。此后也许还成了朋友。19 93年夏天,我出庭受审期间,他赶到法庭声援我。第二年,温克勒不明不白地在地 中海溺水而死。 甭管什么监狱,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损害。然而犯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负责预审的人以及案结后遇到什么样的狱卒。我听手下的人说,坐过西德监狱 的人向他们讲述了单身监禁对精神的折磨。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德的监狱,但可以想 象,里面的条件一定非常恶劣。温克勒对自己被驱逐前1年零1个月的受审及狱中生 活的叙述表明,犯人的尊严根本得不到尊重。成千名坐过狱的人皆有同感。温克勒 后来组织人参观国家安全部及它管辖的监狱。我俩逐渐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沟通。 听了温克勒的经历后,我再次为国家安全部内丑陋黑暗的一面感到无地自容。 长期以来,我一直是该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在遇到扬卡时,我也是满面羞愧。他是 一位老共产党员,父亲的战友。他诉说了1956年动荡后他受到的迫害和在狱中的经 历。他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包岑监狱。1989年12月,我和扬卡主持了德共全国代表大 会,试图把统一社会党改造成一个民主社会型的政党。我参与起草了一份关于斯大 林时期以及东德历史上所犯的罪行的报告,并向东德人民表示道歉。在以后的岁月 里,我和我的继任人格罗斯曼多次说过,我们情报局不能回避自己在镇压国内人民 中应负的责任,并希望能够得到人民的宽恕。 利用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来对付持异议或是想移居海外的本国公民,完全践踏 了共产主义创始人的美好理想。改革的机会就这样被白白地浪费掉了。时至今日, 我仍为自己当初的沉默感到内疚和痛苦。 我极不赞成任何蛮干的行为。可我们有些“友好”谋报机构却不这样想。一天, 我接到保加利亚柏林站站长打来的电话,请我找个可靠的医生,帮他们处理“一件 难事”。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只肯说:“有点货想出手,担心坏掉。” 我马上明白了。保加利亚人一定是绑架了谁,而且给他注射了麻醉剂,可忘了 监测麻醉剂的药劲。我们找到一个为国家安全部做事的医生,把他送到保加利亚使 馆。这种人见过世面,不至于一上来就被吓着。大约一个小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说: “太晚了!那伙笨蛋给他注射的剂量杀死一匹马都有富余。他们把人塞到汽车行李 箱里。一没空气,二又注射了大量的麻醉剂。不死才怪呢。” 电话铃又响了。这回保加利亚的这位站长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微微发颤。刚刚不 慎结果了一名叛逃者的命,现在他自己的脑袋也有可能搬家。想必他们刚把藏在西 德的此人绑架出来,准备送回索菲亚审判。 “能把货留给你们处理吗?”他请求说。 “那可不行,”我一口回绝了他。 我俩在电话上争执了一会儿,最后决定把问题提交给米尔克。米尔克说,处理 尸体是保加利亚人的事。趁尸体未僵前,我们赶紧让保加利亚人把它拉走了。不管 我怎么解释,人们似乎也不相信我没干过这种事。我在本书中通过一些实例已经解 释了我们的手法。显而易见,一个卓有成效的谍报机构不需要卷入不得体的“湿活 儿”一类的行当或使用什么安眠药。只有那些不想相信我,或希望现实生活中确有 邦德(扮演007的男主角)这种人的人才会对我的解释充耳不闻。 不过我知道,斯大林死后,苏联人仍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研究各种稀奇古怪的 暗杀办法。连克格勃内的许多人都不大清楚有这么一个部门。除了用有毒子弹射杀 了班德拉外,克格勃还在柏林绑架叛逃人员特鲁奇诺维奇未遂时将他干掉。特鲁奇 诺维奇是俄国流亡海外人士组织--全国工人联盟--的领袖。有一回克格勃派了一个 人到东欧各国巡回兜售他们的秘密武器,如不留痕迹的神经毒气,涂在门把儿上的 触摸式毒药等。我从他那儿拿来的惟一一样东西是一小瓶“诱供灵”。他活像一个 走家串户的推销商,滔滔不绝地夸这药是“一绝”。多年来我一直把这瓶药放在私 人保险柜里,从未动过。 一天,我突然对这瓶药萌生了好奇心,请一位可靠的医生化验一下药的功能。 他回来见我时连连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这种药用后倘若身边没有医生观 察的话,你想套出真话的这家伙要不了几秒钟就得玩儿完。”他告诉我说。我们从 未用过“诱供灵”。 不论哪一方的间谍都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冷战初期,叛逃人员一经抓住,下场 往往是受到自己一方的审判并被处决。我听说的第一个被处决的东德间谍是个叫埃 莉的妇女。她是东德总理格罗提握的秘书。1948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前, 格罗提握曾是社会民主党人。他在西德的社会民主党老同事始终抱有一线希望,他 也许会与苏联人分道扬镳,从而造成东德执政党的分裂。西德一直盯住格罗提握不 放,把他作为重点拉拢对象。可格罗提渥丝毫不为所动。西德于是开始打他秘书的 主意,派了一名男间谍诱她下水,并给她起了个化名,叫“戴西”。就我所知,这 是第二次大战后东西方谍报机构首次使用罗密欧式手法去勾引一位政界要人身边的 随从做间谍。 埃莉倒霉就倒在她的案子事发前,罗森堡夫妇刚刚在美国因偷窃原子弹机密被 处死刑。谍报这行和冷战时期的其他方面一样,讲的是对等。她在与波兰接壤的法 兰克福市被处以绞刑。在这种政治气氛笼罩下,我一开始就对这场游戏的冷酷有充 分的认识,对东德国内的种种黑暗现象也看在眼里。50年代人们动辄被捕,共产党 内人人自危。我深知,任何人都可能被扣上叛变的罪名。 1967年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首脑后,情况大为好转。我终于遇到一个让我敬 佩的人。他待人不拘泥礼节,不搞小动作,与前几位克格勃首脑形成鲜明对比。苏 联人一般都很骄横,觉得自己的伟大帝国固若磐石。安德罗波夫身上却没有这种狂 傲。莫斯科领导人中,只有安德罗波夫独具慧眼,认识到1956年对匈牙利的军事干 预以及1968年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暴露了苏联的虚弱,而不是强大,并渴望今后 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安德罗波夫既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又具备优秀的个人素质,在 历届克格勃首脑中堪称一枝独秀。他的兴趣之广超过了他们所有人。无论是国内政 策还是外交政策,意识形态问题还是理论问题,他都可以领会其精髓。他不仅认识 到需要从根本上改革现行体制,还看到改革蕴藏的风险和潜在后果。 我与安德罗波夫的首次深谈是在1968年。此前不久,苏联军队刚刚镇压了布拉 格之春。他本来计划那年夏天访问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恶化迫使他延期。最 后成行时已是深秋时节。当时我们对这一事件仍感到头晕目眩,不知说什么好。我 参加过无数次大同小异的国宴,惟有这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宴会是在位于东 柏林北部潘科夫区的国家安全部的一处宾馆内举行的(东德成立之初,国家领导人 都住在这里的一幢小楼里,彼此是邻居。后来出于安全的考虑才于50年代搬到郊外 的万德利茨大院里)。 选择这个宾馆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它美观典雅,体现了我们对苏联客人的应有 尊敬,同时又不过分富丽堂皇,以致超过苏联人为我们举办晚宴的场所。参加晚宴 的德方人员是米尔克,国家安全部的11名负责官员及我本人。晚宴上的气氛十分轻 松。这也是安德罗波夫上任后带来的新气象。50年代期间,尽管赫鲁晓夫推行了解 冻政策,斯大林时代的阴影仍然没有消失。人们活得战战兢兢。这种恐惧心理此时 已烟消云散。安德罗波夫彬彬有礼,几杯酒下肚后仍不失态。他的许多同胞都做不 到这一点。周围所有人,连头脑简单之徒都明显地松了口气。这完全是一次男人的 聚会。甚至连服务员都是从安全部最可靠的服务员名单中挑选出来的清一色男侍。 不出我所料,饭桌上大家的话题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上面。米尔克始终对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耿耿于怀。在他眼里,社会民主党人是造成社会主义运动“意识形态 偏差”的罪魁祸首。这次宴会对于他乃是天赐良机,可以发泄一下对社会民主党人 的怨恨,并在客人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德共坚决支持苏联一举粉碎布拉格改革运动的 立场。他站起身讲了一通,强调需要防止社会民主党理论的“腐蚀”。布拉格改革 派就是受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人们纷纷点头称是。轮到安德罗波夫发言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 的声音温和而坚定。一我们当时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进行军事干预,要么坐视捷 克斯洛伐克与我们分道扬镳。前者会给我们脸上抹黑,后者则会给东欧带来严重后 果。这可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抉择。” 他呷了一口水。一桌人鸦雀无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找出隐患。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的 日子不会太好过。至于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恐怕需要认真研究一下与他们的关系, 弄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 话音一落,举座皆惊。安德罗波夫的一席话冲破了不少政治禁区。首先,他没 有单以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是主张研究该国存在的实际问题。 他实际上暗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对人民的不满情绪麻木不仁,未能及时采取 措施缓和矛盾。其次,安德罗波夫对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流露 出的担忧与官方宣传口径截然相反。后者称广大奉公守法的人民群众对恢复局势稳 定以及共产党人再次牢牢掌握政权欢欣鼓舞。结尾时,他表示赞成与所有社会民主 党人接触的几句话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东德领导人与西德左翼的第一大党之间 不共戴天的现状。他的批评颇具远见。第二年,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即开始推行旨在 加深两德之间了解的东方政策。安德罗波夫不肯循规蹈矩的性格,以及在通常相互 吹捧和空谈连篇的场合直言不讳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他这番话的影响, 桌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纷纷斟满了酒杯。 这不是最后一次听到米尔克的奇谈怪论。直到70年代,他一直坚持为斯大林祝 酒。面对态度越来越冷淡的听众,他照旧邀所有人一起“为我们的导师干杯”,同 时强烈暗示苏联搞的非斯大林化是一大错误。不过这都是当着自己同胞的面说的。 苏联人在场时则换了副面孔。 和他的几位前任不同,安德罗波夫主要对外交政策和外国谍报感兴趣。他改革 了克格勃内部的管理制度,实行了一套更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在外国谍报工作方面, 他很快意识到,往驻外使领馆、贸易代表团或其他驻外机构派驻谍报官员的传统做 法不是最佳的办法,因为这些机构受到所在国反谍报机构的严密监视。根据过去我 通过派驻华盛顿使馆的谍报官员开展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不成功的经验,我们的人 刚一迈出使馆大门就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盯上了。多年后,我遇到克格勃派驻华盛顿 的头子格罗马科夫时,他却声称,联邦调查局的盯梢很容易察觉,从来没有妨碍过 他与间谍接头。披着外交官外衣搞谍报的另一弊端是有可能招致报复性外交驱逐。 也就是说,安插在使馆或类似机构里的谍报人员,极有可能在时有发生的这类驱逐 中被赶出驻在国。苏联驻外使馆人员大大超员。有一年英国一次就将苏联驻英使馆 的105名有特工嫌疑的人员驱逐出境。安德罗波夫偏重使用非法人员(派遣改头换面、 持假证件或编造的可信理由的特工潜入敌国)的做法无疑更有益于谍报工作,但下 面的人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更喜欢有个靠山做后盾。 而我们迫于形势的需要早已完成了这一转变。直到东西德签署基本条约之前, 西方世界拒绝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承认。我们反正也不具备利用使馆搜集情 报的条件,因而主要依赖非法渠道(连这个词都是从昔日老布尔什维克的词汇表里 搬来的)。安德罗波夫仔细研究了我们的做法后得出结论,今后需要减少躲在驻外 机构的安全岛里从事谍报活动的人员,改派更多的非法人员打入敌国,独立开展工 作。他还深人地研究了东德谍报机构的发展过程,要我准备一份详细的材料,举例 介绍一下我向国外派遣间谍的做法。我不胜荣幸,欣然从命。 我们与苏联人从不交换自己间谍的名字。早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制定了谍报工 作的第一要则:工作需要你知道多少,你就知道多少。做出这种合理限制是为了防 止有人叛变时,各部门之间互相推倭指责。 安德罗波夫乐于听取来自克格勃以外的情报,因而对苏联驻外使馆内外交官与 谍报官员之间的矛盾了解甚深。克格勃有时不把驻外机构放在眼里。为此,许多馆 内大使和克格勃头子搞得很僵。加上克格勃倚仗充足的经费,财大气粗,双方的关 系更加紧张。克格勃人员每人都有一部小汽车,而使馆只有高级外交官才有自己的 车子。其他外交官只能乘使馆提供的班车。克格勃人员伙食费的报销标准也高于职 业外交官。这些待遇上的差别不仅引起外交官的反感,而且还使外国反谍报机构易 于辨认出披着外交立外衣的克格勃人员。 至于安德罗波夫在政治上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日后据为己有的许多改革思想实 则出自安德罗波夫。他认识到,苏联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实行 了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且军工部门和民用部门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在美国和其 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公司可以利用政府对军工联合企业的巨额投资顺利开 发先进的民用高技术,如喷气式客机和电脑。而苏联国内一切严格保密的做法严重 地阻碍了民用部门的发展。与苏联军事部门打过交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部长们 在这方面有切肤之感。我向安德罗波夫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目前正打算落 实这一想法。为此,已成立了数个由军事和文职人员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负责 比较研究两个不同经济体制的利弊。安德罗波夫把谍报工作视为汲取西方好的经验, 从而改进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他愿意研究他国做法的开放思想与周围环境的 死气沉沉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匈牙利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内的某些人士所鼓吹 的以社会民主为标志的“第三条路”,安德罗波夫也在思考其可行性。即使在镇压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期间,他在私下场合仍与人讨论匈牙利在政治多元化方面搞的试 验以及经济自由化的思想。 我常常想,假如安德罗波夫在总书记的位置上能呆上10年,而不是病魔缠身的 短短几年,他会做些什么。毫无疑问,他不会走戈尔巴乔夫的路。安德罗波夫生前 曾希望能够摸索出一条路子,把社会化的财产置于市场经济之下,并推行政治上的 改革。无疑,改革的步子会迈得更稳健。 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安德罗波夫从未像他的前任勃列日涅夫或是 继任人契尔年科那样盛气凌人。科切马索夫回忆道,他被任命为驻东德大使后,安 德罗波夫嘱咐他说:“我们需要一位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大使,不是一位殖民 总督。”至于苏联摆脱了昔日俄罗斯帝国颐指气使的习气后是否会走向社会主义制 度成功的改革,这个问题仍有待探讨。 也许我在这里谈到的有关安德罗波夫的片断有助于消除西方人士对他怀有的困 惑。一方面,他被描绘成不露声色的开明人士,甚至还是爵士音乐的爱好者;另一 方面,西方分析家又难以把这种看法与他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强硬态度联在一起。 这其实是不得要领。我可以证明,安德罗波夫确实赞成改革,但不会照搬西方民主 那一套。他会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混乱。安德罗波夫的改革会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 改革,伴随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种种局限性。但我认为,这种改革会更加有条不紊, 更见成效。 我对安德罗波夫的敬佩并不意味着他对我总是有求必应。1978年我设法通过双 方交换被捕间谍救出纪尧姆即是突出的一例。我当时揣度,波恩只有从苏联那边换 回一条大鱼,恐怕才会交出纪尧姆这会抬高他们作为全球外交游戏中主要一员的身 价。同时,考虑到西德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还可以再搭上几名被捕的西德间谍, 以增加这笔交易对西德的诱惑。我在一个信封背面漫不经心地写下可能交换给西德 的人的名字,不禁意识到这笔交易的关键,也是难题,系于夏兰斯基。更确切些说, 系于克里姆林宫与他结下的不解之仇。 夏兰斯基连续5年为争取苏联犹太人的权利奔走呼吁,与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 一道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心目中的偶像式的人物。疾恶如仇的索尔仁尼琴著有描写政 治犯流放生活的《古拉格群岛》一书。萨哈罗夫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苏联 的原子弹之父,后来投身人权事业。夏兰斯基获此名望既是个人魅力的结果,又有 幸运的因素。他碰巧遇到对他深表同情的记者。像他这样执著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 又何止几百。可他们却默默无闻。这名腼腆的学者因为名扬海外成了克格勃和苏共 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很熟悉莫斯科对付敌人的做法,知道他们常常以驱逐不喜欢 的人了事。索尔仁尼琴被押上了飞机,送到西德。萨哈罗夫被流放到国内的高尔基 城(安德罗波夫的决定)。所以干吗不照章办理,把夏兰斯基也驱逐呢?然而安德 罗波夫不这样想。 “沃尔夫同志,难道你看不出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他回答 说。“此人是个特务(安德罗波夫认为夏兰斯基与中央情报局有染)。更重要的是, 他是犹太人,在为犹太民族说话。我们国家遭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大多了。倘若现在 对犹太人让步,下一个又该轮到谁?伏尔加河流域的德裔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还是卡尔梅克人或车臣人?” 安德罗波夫是指被斯大林逐出家园的少数民族。斯大林的用意是将潜在的敌人 从他们的故土上连根拔掉。克格勃用“异己分子”一词形容这些少数民族。我以前 从未听到过这个词。苏联领导人觉得这些少数民族心存不满,脑后有反骨。据安德 罗波夫估计,这批人的人数高达850万。 “在眼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不能轻率地试图解决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如果同时打开所有阀门的话,人民发泄起不满来会势如雪崩,一发不可收拾。”安 德罗波夫又解释道。安德罗波夫终于向我吐露了真言。苏联人在人权问题上顽固不 肯让步的真正原因原来是害怕,害怕过去斯大林将国内少数民族视为异己的做法会 激化苏联的民族矛盾。夏兰斯基于是不仅是苏联犹太人的象征,而且也会成为许许 多多“异己”民族的象征。 今天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夏兰斯基是中央情报局的人。然而当年安德罗波夫 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他尤其没有任何必要对我撒谎。除了怀疑夏兰斯基涉嫌从事间 谍活动外,安德罗波夫还有更重要的考虑。他如此坦率地谈到苏联隐含的少数民族 问题,令我大为吃惊。安德罗波夫接下去说:“夏兰斯基会成为所有犹太人的一面 旗帜。由于过去斯大林的排犹行为,这些人对苏联国家积怨甚深。他们在国外还有 着势力强大的朋友。眼下不是释放他的时候。”谈到苏联的衰弱时他同样坦率。他 提起14年前我俩见面时他曾说过,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标志着苏联开始走下坡 路。 我几次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同意交换夏兰斯基,都失败了。一听到夏兰斯基的 名字,他就变得焦躁不安,大声说:“他是个特务。没什么好讲的。”我们的谈话 就此告终。 最终,纪尧姆还是因健康欠佳的缘故提前获释(他和安德罗波夫一样患有肾病)。 不管西德人多么不情愿,他们不得不算一笔账。倘若纪尧姆死在狱中,他们用这具 尸体是换不回己方有价值的间谍的。此外,昂纳克接替乌布利希后非常重视这个问 题并向施密特暗示,除非此事得到解决,否则他也许会限制交换俘虏以及两德之间 家庭成员的团圆。 1980年,我随米尔克飞赴莫斯科,借东德国家安全部成立30周年之际向克格勃 的一些高级官员授奖章时再次见到安德罗波夫。无论是克格勃还是东欧集团各国的 情报机构均非常重视这类仪式。双方基本上是一来一往。每逢他们纪念日时,他们 向我们授勋。轮到我们的节日时,也向对方人员授奖。苏联阵营内各国之间彼此授 来授去,最后没人记得克格勃的头头脑脑得到过多少奖章。克格勃总部专门雇了一 个人,负责确保出席这种场合的克格勃官员不至于戴错奖章。我们这一次授给安德 罗波夫的是一枚金质奖章,以纪念克格勃与东德国家安全部在过去30年中的兄弟般 的合作。当时他正住院,但还是在医院里接受了这枚奖章。 1980年是苏美关系剑拔弩张的一年。北约组织声称,由于苏联在俄罗斯西部和 东德部署了SS-20机动导弹,它必须对此采取反措施。1979年下半年,北约决定, 除非1981年12月底以前苏联通过谈判同意从我国撤出这批导弹,否则它将在4个欧洲 国家部署核导弹,其中包括西德。这将使冷战双方直接受到近在飓尺的可以打到欧 洲大部分主要城市的导弹威胁。此时北约规定的期限已过,东西德一片愁云惨雾。 一些评论员把当时的形势比做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在战争乌云密布的 情形下,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保守派人士把这种看法斥为左派的危 言耸听。但我知道,施密特会晤昂纳克的特使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人们对可能发生一场核对抗忧心忡忡。施密特私下会见昂纳克的经济顾问、在 两德事务中经常扮演中间人的米塔格时抱怨说,华盛顿正在给西德施加越来越大的 压力。“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我们必须经常保持联系。”施密特还告诉米塔格,恐 慌会急剧升级。但昂纳克应该知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可以信赖的。“西德一方 决不会胡来,”他最后说。换言之,两个超级大国玩这场战争游戏时,我们德国人 应该彼此对话,保持头脑冷静。 安德罗波夫认为,美国人正竭力想占有对苏联的核优势。他提到卡特总统、他 的顾问布热津斯基以及五角大楼人士曾声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苏联发动第一次 核打击。“现在不是我们示弱的时候,”他说。安德罗波夫还对苏军同阿富汗的穆 斯林原教旨主义叛乱分子作战时伤亡日益增大感到不安。我试探地问他今后在阿富 汗问题上有何打算。他只肯说:“现在已经没有退路。” 安德罗波夫骂得最狠的要数施密特总理。施密特已同意接受北约的双轨战略: 一面谈判,一面计划在西德部署核导弹。“这个人是个两面派,”他抱怨说。“实 际上他是站在美国人一边的。跟这号人不应有任何高层接触。”我猜想他是指昂纳 克与施密特之间的私下往来。刚才他同米尔克私下交谈时一定涉及到这个问题。这 种接触经常背着苏联人,为此他们一直很恼火。莫斯科对东方政策带来的东西德关 系的松动满腹狐疑,想牢牢控制东西德关系改善的步伐。安德罗波夫和外长葛罗米 柯尤其处心积虑地想阻止昂纳克访问波恩。国际风云越是险恶,昂纳克和施密特越 是努力改善他们的个人关系。两人通过一条电话专线保持联系。与此同时,西德陆 续不断地用金钱换回一批又一批东德犯人的自由。这种交易成了最能反映两德关系 状况的一面镜子。 我们通过波恩的情报渠道获悉,西德与北约的关系颇为紧张。当初莫斯科和华 盛顿不与各自的盟友商量,单独就限制洲际导弹力量达成协议时,是施密特首先提 出欧洲防御的问题。如今他弄得骑虎难下,自食苦果。卡特呼吁西德和美国一道抵 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将矛盾激化到了极点。施密特本来就貌合神离的政府分裂 成赞成抵制和反对抵制的两派。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士告诉我们,施密特可以以辞职 要挟,迫使内阁批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决定。我们根据安插在西德重要政府部门 的间谍提供的情报获悉,施密特对美国人向他施加压力极为恼火。美国对苏立场趋 于强硬迫使他取消原定对东柏林的访问。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念念不忘与 东德保持联系,对参加超级大国的游戏不感兴趣。他坚持自己出面,直截了当地宣 布取消预定的东德之行,而不是设法把昂纳克逼到不得不主动撤回对他的邀请的境 地。 一旦谈判破裂,我主管的情报局负责向莫斯科提供美国将于1982年在欧洲部署 的美国潘兴2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地点及技术参数的情报。说句老实话,我对美国核 战略的了解远胜于对苏联在东欧部署的导弹的了解。这主要归功于我在北约组织内 部的头号间谍鲁普。虽然我们是莫斯科的头号盟国,而且部署在最靠近前线的导弹 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但苏联人机动式SS-20导弹的部署地点对我们也严加保密。 苏联人的这种目中无人的行为惹恼并疏远了不少本来对其忠心耿耿的东德人。只有 举行假想北约对我们实施首次核打击时的特别备战演习时,才叫上我们情报局的人 参加。 随着美国重新扩充军备以及更为咄咄逼人的里根政府上台执政,我们的苏联伙 伴焦虑不安,担心会遭到核导弹的袭击。俄语里称为核袭击。东德情报局接到指示, 查明西方是否有这类突然袭击的计划。为此,我们专门抽调一批人,成立了一个特 别形势分析中心和紧急指挥中心。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员必须受过军事训练并参加 受到假想袭击的演习。我和大多数有头脑的人一样,觉得这种战争游戏实在是浪费 时间。可上面的命令一向不容置疑,这一次也不例外。我不再相信欧洲会爆发核战 争。但我的确认为,世界两大敌对制度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对抗会进一步加 剧。同时,我越来越怀疑,双方的主要政治家是否理解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并 抓住变化带来的机会。我开始萌生退休的意念,想转入写作。然而剑拔弩张的形势 令我难以脱身,不得不三番五次推迟做出决定。 别看莫斯科外表气壮如牛,我深知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将使苏联处于极为不利的 境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轮谈判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对吉米·卡特的当选我们毫无准备,最初手头上有关他的材料少得可怜,只知道他 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花生种植主。波恩的耳目告诉我们,这位新上任的总司令同样 没有引起西德人的重视。我们听说后感觉才好了一点。卡特上台后宣布了破记录的 高达15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于建造MX和三叉戟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新核潜艇 以及拥有100000余人的新预备师。莫斯科对此惊恐万分。一位苏联著名核战略家私 下对我说:“我们拼经费可拼不过他们。谢天谢地,多亏我们在其他地方比他们强!” 此时,东德与西德已绕过各自的主子,消除了政策上的部分分歧。社会民主党 政府内担任议会党团主席的实权人物赫伯特·魏纳对美国的核战略政策忧心忡忡。 为不使波恩与东德的联系中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通过他的助手维南德得到 一份他起草的机密文件。他对华盛顿的真实意图的满腹狐疑可以从中窥见一斑。魏 纳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人:“中央情报局在两个德国之间挑唆战争。这不是什么新 发明。中子弹就是专门为鲁尔区和柏林设计制造的。我和施密特一样信不过卡特。 倒不是怀疑他居心叵测。问题是他什么都想试试。这种态度很容易引出乱子。” 前面提到过,我认为魏纳知道他的助手与东德有染。他本人对共产主义制度早 已心灰意冷,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人。但他清楚地向我们暗示,为了捍卫德国的利益, 稍有核冲突的苗头,他会立即通知东德,不管他本人会冒多么大的政治风险。他还 通过安排双方交换间谍的律师福格尔进一步发展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最 终魏纳对昂纳克的信任恐伯超过自己党的领袖。我们甚至通过西德方面的人得知, 魏纳留下遗嘱,他死后私人文件存放在东德。 美国政策不可理喻的转变令我们忐忑不安。与此同时,这段时间苏联外交政策 的反复无常也令我们头痛不已。昂纳克思想上刚刚转过弯子,准备根据新的东方政 策调整对西德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时,莫斯科即发出了刹车的信号。 专门负责与我个人联系的苏联谍报官员布达欣向我提出的问题表明,尽管两国 官员频频举杯祝酒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莫斯科与东柏林的关系注定是聋子的对 话。建造一条穿过东德领土的汉堡至柏林的高速公路也好,修一条东西德航运河道 也好,或是与西德的产业巨头克虏伯或赫希斯特谈判生意也好,每次苏联人都表示 怀疑和反对。通常这会导致又一次推迟双方期待已久的昂纳克与施密特的会晤。 昂纳克有一种幻觉,以为他可以单枪匹马地解决这类问题。加之东德国内模仿 苏联对其领导人搞的个人崇拜对他大肆吹捧,更使他飘飘然。他从魏纳处得知苏联 人与波恩背着东德秘密会谈后,漫不经心地说:“没有我们在场,他们什么也决定 不了。”历史证明这是他的一大失误。 我自己也是棋错一着,过分依赖苏联而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苏联是我生 活学习过的地方,我对苏联毕生怀有深厚的感情,同苏联谍报官员交情颇深。受此 影响,我以为克格勃把我们情报局当成一个平等的伙伴。我知道莫斯科从我们这里 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大量情报:如有关他们正面之敌的政治和军事情报,美国国家安 全局编写的电子侦探的技术手册,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姓名与工作方式以及数量惊人 的科技情报。由于忙不过来,这位苏联联络官不得不增加一名助手帮助处理收到的 这些情报。而我们从苏联人那儿得到的情报则少得可怜。不过苏联谍报机构的高级 官员对此状况供认不讳,并尽自己的力量设法改变这种现象。加上莫斯科的任何变 革都是步履蹒跚,我竟昏昏然认为莫斯科始终会把我们置于他们外交政策的首位。 斯大林、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一直是这样。因此,1989年戈尔巴 乔夫决定把我们交由北约组织处置时,我们仿佛当头挨了一棒,瞠目结舌。 话说回来,对苏联人俨然以占领国自居,毫不顾忌东德人感情的行为,我们已 习以为常。昂纳克常常向莫斯科表达他对在东德领土上集结大量的武器、军队外加 现在的核导弹的关切。然而他实际具有的影响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大。对这一点, 我看得很清楚。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可自欺欺人当时恰恰是我们这 个苏联帝国前沿阵地的生活特点之一。1979年,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导弹之争愈演愈 烈。苏联威胁说要在东德部署更多的导弹。一天,米尔克对我说:“我们才不会花 费巨资为他人做嫁衣裳,砍树伐林,为坦克和导弹发射器腾地方。等着瞧吧。什么 事也没有。无非是继续谈判罢了。” 不用说,当运载体积庞大的苏制SS-20导弹的车辆借着夜幕的掩护伪装成运载 木头的汽车隆隆开进东德时,东德马上乖乖地伐林开路。 也许我不适当地抬高了安德罗波夫。毋庸赘言,他当然做过错事。即使钦佩他 的人对他的一些做法也不能接受。剥夺索尔仁尼琴的国籍也好,将萨哈罗夫流放到 高尔基城也好,不肯释放夏兰斯基也好(这些都是他本人做出的决定),皆出于同 一心态:维护苏联的稳定高于一切。他对不出格的政治多元化形式的兴趣仅限于旁 观匈牙利“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我们其他国家半嘲半讽地给它起了这个名 字)的实验。与此同时,在苏联国内照旧实行严厉的统治。不过他在中央委员会内 推行改革时比戈尔巴乔夫更为谨慎。他一手倡导的反腐败运动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 度继任人中无人企及。 安德罗波夫将克留奇科夫提升为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的决定虽在情理之中,却 不明智。从1956年安德罗波夫在布达佩斯工作时起,克留奇科夫一直跟随在他左右。 安德罗波夫知道克留奇科夫熟悉外交政策,一定觉得把外国情报局交给他一手栽培 的这个人可以防止情报局的人看问题鼠目寸光,再次陷入钩心斗角之中。 克格勃卷入阿富汗之后,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内的威信日益增高。苏军入侵后, 他组织了随后的一系列特别行动,获得好评。但他缺乏安德罗波夫的洞察力,气质 上也不适于做第一把手。一旦得不到师傅的指点,这位聪明称职的第二把手马上会 茫然不知所措。1982年我去苏联祝贺他出任克格勃首脑时,克留奇科夫流露出对安 德罗波夫近乎崇拜英雄似的景仰。晚宴上,他向我背诵了安德罗波夫写的几首诗。 我这才知道安德罗波夫原来还写诗。诗写得很有水平,调子忧愁而悲伤。风格上似 模仿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主要是感叹逝去的青春或旧日的爱情。听了这些诗,我 对安德罗波夫更加肃然起敬。不过一个克格勃首脑忙着背诵新当选的苏共总书记写 的爱情诗总让我感到有那么点滑稽。 每次我去莫斯科,克留奇科夫总是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小屋里,给 我倒上满满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问:“有什么情况没有?”米尔克在场时, 就远没有这么直截了当了。双方都要走一遍政治过场,没完没了地为伟大的革命成 果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干杯。这两个谍报首脑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各自国家的 情况并不妙。这些话出自他俩口中让人感到有点怪兮兮的。 每回见克留奇科夫都免不了看一场戏。他是剧场的常客,为看过莫斯科上演的 主要剧目颇为自豪。每次看戏,他都要拿一份节目单。收集的所有节目单一律存放 在他的办公室里。因此落了个兴趣高雅的名声。其实他频频出入剧场同他的收藏嗜 好不无关系。80年代中期一次他访问东德时,我觉察到了这一点。当时魏玛国家大 剧院正在上演《浮士德》。尽管克留奇科夫的德语十分蹩脚,却非要看一场演出。 无疑他知道这是一出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戏。《浮士德》演出时间长 达8小时,连我这个母语是德语的人都没有耐性把它看完。不过为了德苏友谊,我甘 心舍命陪一回君子。开演大约一小时后,我偷偷溜了一眼身边的客人,发现他正闭 目打盹儿。显然,歌德也让他吃不消了。第一幕演完后,他显得懵懵懂懂,一副没 看懂的样子。“这个剧我已经了解了个大概。下面的不用看了,”他对我说,然后 紧攥着节目单离开了剧院,对自己的收藏中又多了一份节目单感到心满意足。 虽然我不像尊敬安德罗波夫那样尊敬克留奇科夫,但和他相处得很好。1991年 8月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听到他为推翻戈尔巴乔夫发动了一场拙劣的政变的消息后,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苏联谍报机构和苏共党内有不少人对戈尔巴乔夫打算给 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广泛的自治权限极为不满。所以我对政变本身并不感到惊奇。让 我难以置信的是这场政变手法的滑稽可笑。克格勃里的老熟人向我发牢骚说,他们 事先甚至没有接到通知。政变发生后,一切显得杂乱无章。政变的策划者束手无策。 无怪乎我的这些老熟人们拒绝公开对它表示支持了。 克格勃的优势之一在于:它的成员感到自己是由克格勃和兄弟谍报机构组成的 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克格勃自身也存在一些弱点。其中头重脚轻的党的官僚 机构以及克格勃内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当推为首。后者反映出,尽管安德罗波夫和 克留奇科夫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格勃仍然未能完全走出斯大林和贝利亚的阴影。 然而克格勃精心向其成员灌输自己是优秀分子中的一员的观念只反映了它的一 面。另一面则是长期以来对出生入死为它工作的间谍无动于衷,没有任何感激之情。 这些间谍常常在失去价值之后被克格勃抛弃或冷落一边。苏联阵营谍报这一行内以 信义著称的东德成了莫斯科甩包袱的地方。几名暴露了身份的间谍都被莫斯科推给 了我们。这给我们增添了财政上和安排上的负担。因为苏联阵营内的财会制度总是 对苏联有利。每次苏联把一个没用的间谍推给我方时,他带来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付 给他找一套舒适的房子以及一份合适的工作的费用。 克格勃和格鲁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手下都有为它们干的东德人。虽然我 们两国和两个谍报机构之间关系密切,可苏联人仍喜欢用自己找的人,而且对我们 守口如瓶。只有事情败露后,我们才获悉某个间谍原来是东德人,通常在西德或北 约组织为苏联搜集情报。这些人服刑期满或用被俘的西德间谍交换回来后,苏联人 期待我们照顾他们今后的生活。这种事十分棘手。一旦一名间谍在西方暴露,就再 也无法派往国外。再说我也不想让这些人在可以接触到机密或是可以旁听到敏感消 息的国家安全部的任何部门工作。 最让人伤脑筋的是,这些人通常患有忧郁症或其他的心理疾病,因为苏联对他 们个人做出的牺牲既无感激之情,又对他们弃之不理。许多人受此冷遇后,感到苏 联主子怪罪自己不慎落网。其实大部分人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捕,通常是由于安排他 们与苏联联络员(西方称信使)接头时不够谨慎小心,或是莫斯科那头出了叛徒。 苏联人对这些暴露了身份的人如此冷漠,令我失望。他们饱尝艰辛,却往往连一枚 奖章也得不到。 窃得原子弹秘密的福克斯就是这样一位间谍。我对他极为敬重。他向主管制定 核战略的贝利亚提供了英美在钚弹和铀-235方面的详尽的研究成果,为苏联研制原 子弹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帮助莫斯科造出原子弹的第二功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他为躲避纳粹移居英国,在哈韦尔研究中心研究核技术。福克斯和索尔格、菲尔比 属于同一类人。和他们一样,福克斯自愿运用自己的知识为苏联服务。三个人都深 信,只有在苏联的帮助下才能战胜希特勒。福克斯听到纳粹德国的科学家正在研制 原子弹的消息后,开始把自己掌握的机密透露给苏联。 福克斯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加深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45年7月16日美国 在位于新墨西哥州沙漠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就在现场。事后他迅 速将这一消息捅给了莫斯科。仅仅8天后,战胜国在波茨坦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杜 鲁门总统向斯大林暗示美国已发明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时,斯大林引人注目 地没有显出吃惊的神色。 自1950年在英国被捕起,福克斯遵照苏联军事情报局的指示在此后的30多年里 一直保持沉默,既没有写回忆录,也不接受采访,哪怕是苏联或东德新闻机构的采 访也一样遭到他的拒绝。1959年被英国释放后,福克斯定居德累斯顿。然而此后很 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人甚至不允许我们接近他。到了70年代,苏联人终于同意我们 情报局的科技部可以偶尔向他咨询一下能源方面的问题,但不得涉及他过去的谍报 业绩。 这个曾为窃取核机密做出非凡贡献的人如今却在东德闲居,不时应我的同事的 请求回答一些比较各种冷却系统优劣或核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对自己过去的伟大功 绩却只能三缄其口。每想到此,我内心极为不安。我曾组织人员将我方优秀间谍的 生平和业绩拍成电影或写成传记。一是作为对他们的纪念,二是借此在情报局内培 养一种集体荣誉感和继承传统的精神。福克斯无疑是一部绝好的教材。我当然不能 在没有得到上面领导人的批准的情况下就去找他。经过我再三做工作,昂纳克终于 同意由我出面说服福克斯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拖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获准拜访 他。和我同行的还有情报局内一位懂核物理的高级官员。自从他定居东德后,我们 俩是除克格勃和格鲁乌外唯一获准采访他过去经历的人。1983年我们采访福克斯还 有一个前提,即采访内容只能供情报局内部使用。我们说服福克斯接受给他录相。 这盘录相带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唯一一盘采访他的实况录相。 采访地点是柏林市的一家宾馆。当时,作为德共中央委员正在出席党中央会议 的福克斯在这里下榻。他的外貌很难使人相信他是一位超级间谍。他属于漫画家笔 下那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宽宽的额头,戴一副夹鼻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警觉的 眼睛。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我,听我连珠炮似地向他发问。所有见过他的人,包括 他在英国爱丁堡研究核理论时的恩师和同事博恩教授,对他那凝视的目光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博恩教授记得,福克斯上大学时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小伙子,一双大眼 睛透着忧伤。可一谈到理论物理,他马上像个孩子一样兴奋,目光变得炯炯有神。 他可以一连几小时滔滔不绝,阐述量子学理论以及他本人在研制原子弹上做出的杰 出贡献——找到了钚弹内心聚爆的变分法。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间谍,”福克斯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对苏联保守原 子弹的秘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这样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毁灭潜力的东西,所有大 国都应该有。一方倘若可以挟这样的威力威胁另一方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憎的事, 跟巨人在小人国里为所欲为没什么两样。我从没觉得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莫斯 科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我倒觉得不这样做反而是不可饶恕的玩忽职守。” 1941年,福克斯通过他的朋友,经济学家库琴斯基与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 取得了联系。此后,军事情报局给他派了联络员。联络员经常变化,他最喜欢的是 库琴斯基的妹妹乌尔苏拉,化名鲁思·维尔纳。足智多谋的维尔纳在外人眼里不过 是一位家住牛津,有着两个孩子的性格恬静的母亲。实际上她是苏联在英国的最重 要的间谍之一。日后她被授予苏联上校荣誉军衔,成了得到这一殊荣的惟一一位女 性。维尔纳常和福克斯一道骑车到邱吉尔家族位于布莱尼姆的邸宅附近的林子里接 头,把福克斯交给她的文件藏在自行车的椅垫下面。福克斯没有受过任何情报工作 的训练,也不肯学无线电密码或用微型照相机拍照。需要的资料他要么复印一份, 要么自己查阅有关资料后,凭着过目不忘的强闻博记能力复写出一份。传递情报的 手段也简单得令人吃惊,以谍报人员的眼光衡量,甚至可以说是稚嫩。没有什么秘 密投递点,情报一律都是亲手转交的。倘若反谍报机构在一旁冷眼监视的话,这会 是送上门的礼物。所幸的是,当时英国没有对福克斯产生任何怀疑。福克斯对俄国 人的联络员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不像鲁思,和我在一起时显得很紧张。尤其是 其中一个,不停地左顾右盼,看是否有人盯梢。我在这种事上纯属外行。可像他这 样东张西望反倒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还不如大大方方些好。” 福克斯被捕后,维尔纳居然设法逃出英国,回到东柏林。日后我俩成为好友。 一次她坦率地告诉我说,她曾扫了一眼福克斯交给她的机密材料,可一个字也看不 懂。“上面全是一串串的方程和符号,而且写得又小又密,看上去和天书没什么两 样。” 而苏联正是凭借着这些天书般的符号和方程提前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从而改 变了世界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福克斯没有跟我们讲过他个人在苏联研制原子弹中 起了多大的作用。直到他去世前两年,莫斯科才明确告诉他这些情报的实际价值。 拖得这样久是为了给西方造成一种假象:为苏联窃取核机密的间谍不止他一个。其 他人仍在潜伏中。直到克里姆林宫允许出版库尔恰托夫教授的回忆录后,才不再隐 瞒事情的真相。库尔恰托夫在书里证实,根据福克斯提供的情报,他得以借鉴美国 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时的成功经验,从而将研制的时间缩短了好几年。 我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1950年他被捕一事时,马上意识到我触到了一块30年 未愈的伤疤。福克斯在我们面前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面部表情的紧张和不时 的抽搐反映了内心感情的剧烈波动。说到被捕的情形时他显得悔恨沉痛,仿佛在做 第二次忏悔。 我相信,对于他来说,最大的痛苦是自从1959年获释以来,一直没有机会当面 与负责他的苏联谍报官员谈谈他的发现。我不理解,为什么过去20多年里莫斯科从 未表示过愿意见他。对他过去所做的工作,苏联方面既不予以承认,也没有显示出 一丝一毫的感激之情。甚至连他被捕的原因问都不屑一问。他为苏联工作完全出于 信仰,并为此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科学家的前程。苏联对他保持的沉默仿佛一块压 在心头上的巨石,叫他喘不过气来。 福克斯对自己遭受的冷遇没有说什么。我猜测苏联人对他如此冷漠的原因恐怕 是怀疑福克斯在受到英国反谍报机构军事情报5处审问时出卖了派去跟他联络的人和 其他间谍。但我相信,不存在任何可以证明福克斯叛变的证据。 福克斯告诉我,他意识到英国人开始怀疑他后,自信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视线。 1946年英国科学家阿伦·梅因间谍罪名被捕后,英国的反谍报机构找他谈过话。但 他的印象是所有认识梅的科学家都受过盘问,而且自己回答问题时没有露出任何破 绽。“1950年,风声越来越紧。哈韦尔核研究中心的头头几次召我谈话,英国谍报 官员也在场,”他回忆道。“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不会出问题。不过从他们知道 我父亲来到东德定居这一点看得出,他们已对我立案侦查。这也是盘问我时间到的 一个问题。问到最后,他们开始提及从纽约得到的情况。显然中央情报局把我的材 料转给了英国人。” 这种难堪的局面持续了一段时间。苏联人为什么不在哈韦尔的头头已怀疑福克 斯的情况下设法把他从英国救出实在令人费解。我猜测他们是想继续在哈韦尔中心 淘金,通过福克斯窃出尽可能多的核机密,所以才没有及时将他撤出。他的安全被 置于一边。此事过去这么多年后福克斯仍然创伤未愈的原因也在于此。 福克斯最终栽到了简单的心理把戏上,而不是确凿证据上。哈韦尔核研究中心 的副主任,也是他的一位好友与他开诚布公地谈了他有间谍嫌疑的问题。这位朋友 直截了当地问福克斯有没有这回事,并强调说,如果福克斯否认对他的指责,哈韦 尔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会坚决站在他的一边,维护他的清白。 我估计这是英国反谍报机构借助它的一整套出色的个人心理分析手段精心想出 的一招。他们看出福克斯不怕盘问。再问下去,也不会打开什么缺口。于是决定完 全改变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他们感觉福克斯这人极重友情。这才请副主 任出马,借他之口问了上面的问题。他们知道,当着朋友的面撒谎对于福克斯来说 会很痛苦。英国人这着棋没算错。 面对朋友的追问,福克斯难以启齿撒谎,支吾了几句后便哑口不语。“从那一 时刻起,我一直恍恍惚惚。为了把这件事甩在脑后,我拼命工作。同时,也有一些 有利的迹象。哈韦尔中心的所有保卫官员都不相信我是叛徒,而且拒绝再对我调查 下去。逮捕我的那一刻来临时,我脑子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完了。” 福克斯对谍报这一行的无知令我吃惊。他甚至没想到搞清楚会受到什么样的惩 处。“我仿佛在梦中一样,沿着一级级台阶走上法院的被告席。他们问我:‘你知 道如果判你有罪会是什么下场吗?’我回答说:‘我想是死刑吧。’因为我以前不 知从什么地方读到过,间谍都被判死刑。他们说:‘错了。是14年徒刑。’我听后 不禁长舒了一口气。这时我才知道自己不会死,还有出狱的一天。” 9年后,他被释放出狱。苏联人把他送到东德。他一定曾期待苏联人起码会去监 狱接他。可从迈出监狱大门那一刻起,他就像一个包袱一样被甩给了东德外交官。 1983年我采访过他以后,昔日莫斯科负责他的两位官员巴尔科夫斯基和费克利索夫 才获准探访他,向他转达了苏联对他过去所做贡献的一份迟到的感谢。 福克斯是一个生性敏感脆弱的人,不具备从事谍报活动的素质。他不肯对朋友 撒谎固然反映了他正直善良的一面,但对于一名间谍来说却是一大弱点。福克斯的 行为应了英国作家福斯特说过的一句话:“叛国易,欺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