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恐怖主义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93年9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白宫草坪 上签署了一项协议后两只手握到了一起,从而在实现中东和平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 历史意义的一步。一年后,这两位领导人在奥斯陆同时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人 们不禁为此欢欣鼓舞。然而在此之前的岁月里,任何人只要与阿拉法特或巴解组织 沾点边,马上会招惹上同情甚至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恶名。然而两年后,1995年11 月4日,倒在一名以色列恐怖分子枪口之下的却是拉宾。历史就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 现在流传一种说法,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支持恐怖主义的 国家之一。我本人及我从事的工作在席卷而来的批评浪潮中备受指摘,美国人的言 辞尤为激烈。当年他们自己曾长期扶持残暴的独裁政权,公开或秘密地颠覆合法政 府,从推翻伊朗的摩萨台、委地马拉的古斯曼和智利的阿连德,到支持尼加拉瓜的 索摩查家族独裁政权以及世界各地许多类似的政权。如今他们对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好像忘得一干二净。 无论是西方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结成这些不甚光彩的联盟皆出于冷战的需要。 公诸于世的国家安全部的档案无疑表明,外国情报局隶属的国家安全部曾与巴解这 样的组织合作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支持了一些出于政治目的搞恐怖活动的团体。 由于我是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局长,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我对东德政府与恐怖 分子之间的所有来往一清二楚。我也确实知道东德与西方视为恐怖组织的不少团体 眉来眼去,但正如下面要解释的那样,我并不了解重要的运作细节。我主要负责谍 报工作,即搜集情报,最好是机密情报。这属于谍报活动,不是恐怖主义。我个人 从未参加过恐怖主义活动的谋划或实施。 一国谍报首脑对本国与国外组织的关系茫然无知似乎解释不通。为了说明这一 点就不能不谈谈另外两个问题。第一,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如何与冷战纠缠到 一起。第二,国家安全部内山头林立的现象如何导致各部门之间钩心斗角,处处设 防。 我的解释不是为过去的行为辩护。我想说明,我这样做的目的也不是为我本人 开脱责任。不可否认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谋报机构向它视为合法的组织提 供了技术和资金上的帮助,其中的一些组织参与了袭击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东德 还庇护了逃离西德的恐怖主义分子。这方面的工作属于其他部门,不归我管。他们 于他们的,我于我的。再说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也不希望我卷进来,这样我可以 埋头于从国外搜集秘密情报的工作。今天看来,这未尝不是一桩幸事。 若论责任,敌我双方都有一份,各自也不无内疚。西方国家打着与共产主义作 斗争的旗帜同样干了不少坏事。这场地缘政治的争夺落下帷幕后,越南、中美洲和 非洲的一些国家已是百孔千疮。有些地方的较量就是如此的惨烈。但我要强调指出, 不管西方于了些什么,决不应成为为我们自己的不法行为辩解的借口。虽然我没有 教唆过恐怖主义分子,但我们的确培训过一些人。其中有的人日后滥用了我们教给 他们的技能。 此话出自一个东德人之日听上去似乎显得颇为虚伪。大赦国际组织的报告经常 批评东德虐待被监禁的政治犯。我不想说我国国内的审讯和拘审程序无可指摘。我 当时也没有积极呼吁过改善这些犯人的恶劣处境。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一个因 采取了过火的国家安全政策压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政权,与一个动辄采用酷刑惩罚 政治反对派人士的政权是不一样的。在第三世界,过火行为常常演变为野蛮行径。 我们和西方都曾有意无意地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是否清楚,我方提供的帮助 也许会被滥用?当然清楚。但我认为昂纳克,甚至米尔克从未有意地认可针对平民 的恐怖暴力活动。身为外国情报局局长,对以上行为我是有责任的,但却没有犯罪。 我希望读者能够从道义上做出这样的区分,这样才有助于对过去的极端行为有一个 全面正确的认识。 近几年来,关于“罪责”与“责任”定义的辩论日趋白热化。从历史的角度看 待这个问题,只有少数德国人对纳粹政权下犯下的暴行有罪,而所有心甘情愿生活 在纳粹政权下的德国人对这类暴行都负有责任。做出这一区分并不只具有学术上的 意义。罪行属于法律范畴,而责任则属良知范围。就法律而言,西德的一批检察官 查阅了全部公开的档案后,仍无法找到任何表明我曾参与暴力活动的线索,更不用 说证据了。我还先后三次以诽谤罪起诉了几家称我知道国家安全部庇护西德恐怖分 子的报社,它们的报道完全是捏造。更有甚者,美国国务院拒绝给我发访问签证, 理由是我曾与恐怖分子有来往。我没有看到任何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值得一提 的是,1990年中央情报局请我去美国时丝毫没有良心上的不安。不过时隔6年后国务 院拒绝发给我签证时恐怕并不知道有这回事)。 以上所举事例表明,即使是一国政府内的不同部门,哪怕像处理外交与外国谍 报工作这样关系密切的部门,也不一定了解各自在干些什么。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 的中央情报局也好,还是华盛顿特区雾谷的国务院也好,抑或位于曾是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首都东柏林的外国情报局也好,都不例外。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讲述给 读者,由他们去判断我是否有罪。至于我本人,我承认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不承 认有罪。 我们是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卷入民族解放运动的。受此背景影响,我们 对从事恐怖活动的民族解放组织采取了宽容谅解的态度。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切, 颇有在所难免之感。但当时并没有看出这种必然性。事情还得从非洲说起。那时东 德在其短暂的历史中刚走完了一半路程。1964年1月18日,东非海岸只辖两个岛屿的 弹丸之国桑给巴尔共和国宣布独立。这算不上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件。当时,宣布 独立的非洲殖民地如雨后春笋。除了收集稀少邮票的人外,桑给巴尔没有引起多少 人的注意。 然而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桑给巴尔宣布给予东德 外交上的承认,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外第一个不理睬哈尔斯坦主义的国家。根据哈尔 斯坦主义,西德迫使除苏联外的所有国家在承认西德或是东德之间做出选择(西德 不把莫斯科包括在内是为了强调它的观点:我们仅仅是莫斯科的傀儡。只有苏联人 才有权同时与两个德国保持关系)。桑给巴尔选择了我们。我们并没有选择桑给巴 尔。很有可能桑给巴尔的总统卡鲁姆受了本国青年组织内某些在东德留过学的成员 的怂恿才决定正式承认东德。对这一选择的外交含义,他未必清楚。 一个非洲国家承认我们除了具有广泛的外交意义外,还给谍报工作带来了新机。 也许卡鲁姆总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桑给巴尔正式通知我们这一决定的同时 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请求我们给予经济和安全上的援助,尤其是在搜集国内情 报和边防方面。显然我们在以上领域的名声已名扬四海。不过为此而扬名不是什么 光彩的事。 米尔克对桑给巴尔的承认喜出望外,开始物色一名人选,担任桑给巴尔新成立 的谍报机构的顾问。最后挑中了马克特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纳粹的布 痕瓦尔德集中营坐过牢,战后成为一名高级警官。此时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地区首 脑。鉴于当时东德与其他非洲国家没有外交关系,米尔克和我决定派一个熟悉外交 事务的人与马克特同行。我灵机一动,提议派我去。 对一国谍报机构的首脑来说,穿过与北约关系密切的国家,去一个真实意图尚 不清楚的地方是个极为大胆的念头。米尔克犹豫片刻后终于答应了,但喋喋不休地 反复强调需要绝对保密,并嘱咐我不得跟任何人透露此事,包括我的副手。他还亲 自负责安排我的保卫工作,甚至还审定一项紧急营救方案,以防我这次误人圈套。 我和马克特各携数本姓名不同的东德和西德的假护照。护照上的年龄也做了改动。 更有趣的是,我俩还被送到一位化妆师那里,为我们做了假面模。米尔克坚持要我 们一路上戴着它。不用说,我们的假面模与伪造护照上的照片是吻合的。护照上我 们的身份是成人教育专家。 1964年2月,我们启程前往桑给巴尔。第一站是开罗。马克特和此次出访的货真 价实的东德外交代表团团长坐头等舱。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假冒小小的一等秘书龟 缩在经济舱。飞往开罗途中,因遇到沙暴,不得不改在雅典降落。米尔克担心我会 在北约国家境内被捕看来不无道理。马克特和我被分别带到不同的旅馆过夜。大家 当时颇为紧张。我们心里清楚,在一个北约国家,靠一本东德护照得不到任何保护。 第二天早上,我花了整整半个小时用胶水把假胡子粘在脸上,看上去多少也与护照 上的照片沾点边儿。 此后,我们又先后在开罗、亚的斯亚贝巴和摩加迪沙做长时间的逗留,最后终 于到了内罗毕。肯尼亚当局没收了我们的护照,拒绝让我们换乘飞机前往目的地。 我们猜测离开开罗后的一路上一直有人在跟踪我们这个团。因为在开罗时,我们为 了得到东非联盟(包括桑给巴尔、坦噶尼咯、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签证,必须向当 地英国官员填表申请。在机场等待期间,我们全团人员神经高度紧张。多亏肯尼亚 的外交部长,后来成为副总统的奥金加·奥廷加救了我们的驾,免于再次受到详细 盘查。奥廷加的儿子正在东德留学。他在我们一行人的名单中认出了熟悉的东德副 外长基塞韦特的名字,于是下令给我们全团放行。抵达桑给巴尔时,政府官员倾巢 到机场迎接。仪仗队仍然身着大英帝国时的军服。一支警察乐队奏起《维也纳圆舞 曲》。主人事先曾要我们给他们带一份东德国歌的五线谱。可他们学会演奏之前, 我们只能将就着用施特劳斯。这下可苦了我国这位副外长。他不得不合着轻快的 《蓝色的多瑙河》的曲子检阅仪仗队。 身为东德人,来到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桑给巴尔实在是令人愉快的事。每逢该国 重大节日,如专门为我们而设的“五一”劳动节,人们马上认出我们是东德人,把 我们簇拥到人群中间。他们对政府的宣传笃信不疑,对我们抱有莫大的期望。人群 中领唱的歌手自编歌词,歌颂美丽而又发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显然,当地人民 把东德想象成童话故事里的富饶之乡。 尽管人民群众对我们载歌载舞,我们在桑给巴尔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 曾想建立一套严格的工作制度,但毫无结果。常常是开会时间到了会场后,才发现 原来的人已被解职,换上的新人一点不了解情况。不过刚到桑给巴尔那会儿,这些 小小的不便都算不了什么。最让人难熬的是热带国家的漫漫长夜。桑给巴尔政府为 我们修建了典雅的别墅。周围有一个废弃不用的高尔夫球场,还有一个印第安人的 墓地。为了消磨晚上的时光,我们常常出去散步,沿着球场和墓地一直走到市区外。 那里是当地人住的泥瓦小屋。太阳快落山时,男人们坐在自家门前抽着烟聊天,妇 女却在地里忙着农活。 最初我们与后来任桑给巴尔谍报首脑的马孔古的关系很别扭。我们需要他坦诚 地介绍一下本国的实际需要。可总统指示他与我们交往时严守秘密,同时尽量摸清 我们的底细。马孔古保密竟保到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告诉我们的地步。他经常用 斯瓦希里语在笔记本上神秘地涂涂写写。一次我从他遗失的一页纸上才得知他的名 字。纸上写的是取消一场预定的会议。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的工作艰巨而又秘密。 辛巴。”我问厨师辛巴是谁,结果不仅问出了他的真实姓名,还了解到他过去的部 分经历。厨师告诉我,殖民时代马孔古曾在当地英国警察局里的特警队干过。 在东德,执政党的所有党员均团结在党的既定方针下。如今置身于一个政府成 员政见不一、利益各异的国家,感到十分陌生。有些官员视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虔 诚的穆斯林对他们和我们这些东德人显然疑心重重。然而无论哪一派,跟我们伸手 要东西时毫不羞涩。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马上对我们横加指责。他们常常忧伤地 带我们去看英国人遗留下的破裂的船只,陈旧的电台和磨损了的电话线,期待我们 帮他们重建全国的基础设施。 桑给巴尔的领导人分为几派。一派以卡鲁姆总统为首。他以前是海员工会领导 人,讲起话来活像一名英国工会会员。另外两派的首领分别是他的两位副总统汉加 和恩巴布。曾留学苏联的汉加狂热地支持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恩巴布则是中国模 式的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恩巴布为了显示对毛泽东的忠心,每逢国宴必要放国际 歌。唱片虽已磨损,音量丝毫不减。桑给巴尔之所以选中东德作为它的主要伙伴, 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政府成员意识形态五花八门上。没过多久,我就摸清了底细。请 我们来原来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政治上的考虑。鉴于东非联盟国家经济上依赖与英 国的传统贸易和金融往来,与两个共产党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公开交往都是不明 智的。而东德经济上相当发达,完全有能力提供谍报方面的咨询及基本器材。与此 同时,它在国际上又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不至于惹恼其他的财东。 我们来后没几个月,岛上开始盛传桑给巴尔将与坦噶尼喀组成联邦。我们对此 深表关注。坦噶尼喀的总统尼雷尔与伦敦关系密切。如果两国真的结成联邦,估计 英国政府会向桑给巴尔施加压力,迫使它中止与我们的关系。更糟糕的是,我们本 来是被请来做谍报顾问的,可东道国的谍报官员一个个却对我们守口如瓶。 1964年4月24日,我们获悉两国确实要合并。新成立的国家起名为坦桑尼亚。就 在前一天,政府官员还向我信誓旦旦地发誓没有这回事。我于是飞到较小的奔巴岛, 视察当地新建的谍报机构。听到这一消息时我正与一群新招收的谍报学员在落日的 余辉下围坐在一起,回答他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气恼 地中断了这次访问,飞回主岛。一艘东德货船为了把我接回推迟了启航时间。辛辛 苦苦干了3个月后,我不甘就这样悄然离去。我想弄个明白,桑给巴尔到底会不会背 叛我们。此外,这还牵涉到我们在桑给巴尔的经济利益。我们为该国的边防部队建 立了一支小小的船队,并派船员和机械师去东德接受培训。结果证明我们的担心是 不必要的。两国合并后,桑给巴尔的确保持了高度的自治。在政府部门大楼里,悬 挂的尼雷尔画像总是比卡鲁姆的画像低那么一点。 当时我们是诚心诚意帮助桑给巴尔,不像后来与第三世界打交道时那样掺杂了 私心杂念。我们坚信,援助桑给巴尔可以为非洲人民的自由做出贡献,使他们过上 更美好的生活。不过坦率地说,能够在英国和西德谍报机构一直把持的世界这一地 区开展工作,我们这些东德谍报人员感到十分开心。记得有一次我们长途跋涉后, 来到美国在桑给巴尔建的一个卫星地面跟踪站。地面站外面站着一个皮肤黝黑的士 兵,肩扛一杆大枪。我们走近他想自我介绍一下,他摘下枪对准了我们。不过最后 还是放我们进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资本主义世界。现在居然又钻进一个美国人 修建的卫星地面站里! 当时我们十分天真,对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的后果缺乏清楚的认识。东德派来 的训练有素的联络官和专家将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积累的谍报工作经 验传授给了桑给巴尔。在我国专家的辛勤努力下,桑给巴尔的谍报机构迅速膨胀到 可笑的地步。按人口比例计算,它很快超过了东德谍报机构的规模,而且还在不断 地扩大。我们对此已无能为力。卡鲁姆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狡猾,善于挑动大国互相 争斗。1965年,中国人大批涌入桑给巴尔。我们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侵蚀。尤其令人 气愤的是,我们应桑给巴尔政府的请求刚刚给他们搞到一批拖网船,一个携带农具 的中国代表团即抵达该国。这批援助为此黯然失色。更让人难堪的是,后来发现这 批拖网船不适于在当地的水域作业。 中国人精明透顶,很快就站住了脚。不出几周,公共场所的乌布利希画像要么 被摘走,要么在其旁边更醒目的位置挂上了更大的毛泽东画像。莫斯科对这种象征 性的做法极为重视,要求我们上报一共挂了多少幅毛泽东画像,都在什么地方。我 们于是开始了这项毫无意义的统计。 记得离开桑给巴尔前还和一个美国人有过一面之交。当地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是 木薯。每到收获季节,岛上的外国人都受到邀请,参加收获木薯的劳动。到了地头, 先是乐队奏乐,士兵跳舞表示欢迎。随后开始收割,一直干到腰酸背疼为止。我旁 边是美国驻桑给巴尔领事,一个个头不高,目光警觉,精力充沛的人。当地人把我 俩带到一边,尽可能婉转地解释说,我们错把纤小细嫩的木薯当成了杂草,将其连 根拔出后扔进了垃圾堆里。我好奇地想,这位叫卡卢奇的美国人是否知道我是何许 人。他是一位受器重的外交官,后来一直做到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尽管我们帮助桑给巴尔纯粹出于公心,扩大我们在第三世界的活动的基本动机 并没有因此消失,即继续争取更多的国家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承认。到了19 69年时,访问东德的外国友人络绎不绝,争先恐后地要求我们提供援助。叙利亚和 埃及不顾哈尔斯坦主义,打开了与东德的关系。苏丹、南北也门、刚果(布)、柬 埔寨和罗得西亚解放运动紧随其后。接待一次埃及内政部长意味着要按照米尔克的 指示,把所有的窗子都擦上两遍。国家安全部大楼的院子里还要排列好仪仗队和青 年合唱团。我开始感到这种关系成了不必要的负担,不管访问奇乡异国多么富于刺 激。米尔克和我的首要职责是确保我们在欧洲谍报战中的优势,而参加这些送往迎 来的活动占用了我们的大量精力。西德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如今一些中级官员 却被派往人地两生,政局不稳的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工作。烦恼归烦恼,发展这方面 的关系乃是我国领导人的旨意,不是我能决定的。对此谍报机构只有贯彻执行。 有一段时间我们尤其重视与埃及的关系。1967年的六日战争结束后,纳赛尔总 统通过他的内政部长戈马将军表示,他希望与我们交换情报。我的副手访问了开罗, 受到隆重的接待。原来纳赛尔想请我们帮助查出隐藏在埃及政府和军队中的以色列 特务。他认为这是埃及战败的原因。 我们告诉纳赛尔,东德在以色列没有间谍。他听后大失所望。可我们说的是实 话。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33年里,东德始终未能渗透到以色列的谍报机构里。在 莫斯科的督促下,早期我们曾试图从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中发展我们的人,但一直 没有得手。我们所需的有关中东地区的情报大致上可以通过美国和西德的渠道以及 后来巴解组织谍报机构得到。我也就不再苛求。 我十分担心会陷到中东里面,无法自拔。可苏联人与以色列这个敌人较上了劲 儿。我决不会仅仅为了帮助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出口气而花费气力去搜集情报。在 我眼里,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没什么不同。我看到渗透活动事倍功半时,马上停止了 在以色列发展间谍的活动。 再说有迹象表明,埃及人提出交换情报时藏了一手。我们表示希望了解北约国 家在中东地区的谍报活动。埃及谍报首脑穆罕巴拉为此接见了我们。此公为人狡黠, 首次会面时用的是假名。我们知道他跟中央情报局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因此防了他 一手,以免他把我们想了解的情况告诉美国人。为了增加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埃及 谍报官员领我的代表参观了一家制造火箭的秘密工厂。这是一家奥地利企业在前德 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的一位同事皮尔茨的帮助下建造的。埃及人认为工厂里有人 搞破坏,想请我01协助侦破此案。我不想让人觉得我of情报局好像是一个谍报方面 的咨询机构,哪个国家出钱雇我们,就替它解决国内问题。因此回绝了埃及人。 我认为,在海外开展谍报工作必须要找与我们同心同德的人。我不赞成与那些 和苏联及东欧不是一条心的国家做临时性的交易。时隔不久,我们看出与埃及的合 作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结束了这种关系,但与戈马本人和他主管的内政部仍有来 往。1970年纳赛尔死后,新上台的萨达特指责戈马是叛徒。我们情报局在开罗的成 员减至一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内任联络官员。他主要负责大使馆内和馆 员的安全保卫工作。搜集有关美国、西德和其他北约国家谍报人员在埃及活动的任 务落到了合法驻外人员的身上,即一国驻外使馆内伪装成外交官的谍报人员。我们 在开罗的人将情报送回国内情报局主管中东事务的第3科,然后再上转负责第三世界 事务的第3处处长,由他交给我的副手耶尼克将军。耶尼克只向我汇报他认为确实重 要的内容。我们在华盛顿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里的人也是一样,先把情报报回主管 美国的第2处,然后再转给第11处处长,由他交给耶尼克。 1969年5月,距纳赛尔去世前几个月,一批进步的军官在苏丹军事学院院长尼迈 里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我们置桑给巴尔的教训于不顾,觉得苏丹是个很有希望的 国家,有可能成为我们打入中东的一个瓶子。夺取政权的苏丹革命指挥部渴望建立 自己的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并请东德提供谍报及经济上的援助。 我对苏丹所知甚少,只知道该国北部人民有着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长期传统。 苏丹人不信任埃及,因为它曾长期扮演英国在这一地区代理人的角色。苏丹北部的 穆斯林与南部地区信奉泛灵论的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使国家陷入混乱。从刚果、扎伊 尔和埃塞俄比亚涌人的难民进一步加深了苏丹的贫困。由于位于战略要地,苏丹吸 引了世界各国的谍报机构及雇佣军。这些人为所欲为,常常和自己一方也不是一条 心。 苏丹革命后不久,我访问了该国。显然,我见到的这些青年军官对他们现在需 要捍卫的社会主义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他们参加革命出于其他的原因,如渴望国 家独立,战友之情或是换一种名义加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一位军官不无自豪地告 诉我,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因为每个星期五他向穷人提供免费餐。我与尼迈里的 会晤不带个人色彩,只涉及公务。一次我陪他出席一场群众集会。只见他从吉普车 上一跃而下,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讲演期间,尼迈里多次被男人的口哨和女人 的呼喊声打断,中间夹杂着事先安排好的捧场喝彩。随后他跳上吉普车,一溜烟地 开走了,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和内政部兼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哈马达拉更熟。 苏丹的警察和谍报人员大多是英国或埃及人统治期间训练出来的,一副英国人的派 头。进出房间时,他们会在拳头和肘弯处夹一根短棒,转身时迈正步走。 我第一次见哈马达拉是在他家的花园。他身材魁梧,黝黑的皮肤泛着光亮,显 得非常健康。他一手抚摸着牧羊犬,一手招呼我进来。我与他促膝交谈。哈马达拉 冷静地向我介绍了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面临的复杂问题以及建立一支意志坚强、不 偏不倚的安全部队的重重困难。除我俩外,桌子旁还坐着一个身材略矮,身穿卡其 布军服的男人。见面时哈马达拉只是简短地介绍了他一下。他的名宇听上去像阿拉 伯人。以后东德开始与南也门打交道后,我又见到了他。他叫穆罕默德·穆提尔, 是南也门安全部门的首脑,以后任外交部长。后来因执政党内的派系斗争在狱中被 毒死。 哈马达拉是少数几位与我有着亲密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的非洲政治家之一。 他去东柏林看过我几次,对自己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阿拉伯世界与黑非洲之间 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苏丹革命前他从未去过社会主义国家,但对非 洲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有着令人惊奇的成熟想法。他非常担心尼迈里会解散革 命委员会,投靠西方。“在这件事上你们帮不了我们什么忙。还得靠我们自己解决,” 他阴郁地说。 哈马达拉的预测很快成真。1970年,尼迈里掉转航向,将哈马达拉和其他左派 人士逐出革命委员会。第二年,左派人士发动政变未遂后,尼迈里将政府内所有社 会主义者悉数逐出。当时哈马达拉正在伦敦。他不顾我们的劝告,决定飞回祖国, 重整旗鼓与尼迈里斗下去。然而他乘坐的英航包租飞机被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 迫降在利比亚。卡扎菲马上将哈马达拉和一名随从引渡给苏丹。哈马达拉被判处死 刑。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临刑前,他一边吸着烟,一边与卫兵平静地交谈。 一小时后即被处决。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又一位朋友在正义的斗争中献出了生 命。即使是今天,我仍然认为,哈马达拉的牺牲使苏丹失去了它的最优秀的儿子之 一。他的眼光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国人。在这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下,我 们无法继续作为谍报顾问在苏丹工作下去。1971年,我们撤回东德,再也没有返回 苏丹。 撤出苏丹前不久,我还和本世纪最臭名昭著的雇佣军头子之一的斯坦纳打了一 次交道(和我们贿赂过的西德联邦议员斯坦纳不是一个人)。斯坦纳1933年出生于 慕尼黑,是个地道的雇佣军头子。他干这一行始于法国外籍军团。在越南争取独立 的战争中,他所在的特种部队曾与胡志明的部队交过手。1954年法国战败后,他又 跑到阿尔及利亚战场上施展他打仗的才能。1962年,阿尔及利亚打败法国,赢得了 独立。斯坦纳首次独自涉足雇佣战争是在尼日利亚。1967年,由于不同石油利益集 团的冲突,尼日利亚爆发内战。该国盛产石油的地区打出比夫拉的旗号,宣布实行 自治。斯坦纳训练了比夫拉的突击队员,从此与欧洲、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的谍报 机构搭上了线。在斯坦纳的协助下,比夫拉成了非洲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西德 和其他国家的军火商向这一地区提供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武器,包括当时最先进的 眼镜蛇式和罗兰式导弹。斯坦纳本人有一支数千人的私人部队,打着画有骷髅和交 叉股骨的旗子。 比夫拉的冒险尝试失败后,斯坦纳又投入苏丹南部叛军的怀抱。这一举动引起 英国谍报机构的注意。英国前驻苏丹武官、南方航空动力公司的老板巴纳德和他的 一位同事杜瓦尔向斯坦纳提供了地图和无线电电台等设备。杜瓦尔名义上为西德人 道主义组织工作,实则是英国谍报机构在当地的官员。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斯坦纳靠这条线与中央情报局勾搭在一起。中央情报局 想借他之手推翻尼迈里政权。斯坦纳通过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一个邮政信箱向美国 驻乌干达大使馆内的一名叫普雷斯顿的先生提出所需的武器清单。斯坦纳自称是向 南部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非洲协会代表,在这一幌子的掩护下装备训练了一支杀 人不眨眼的游击队,在苏丹南部滥杀平民百姓,并对苏丹军队和警察发动袭击。斯 坦纳将司令部设在朱巴附近偏僻的塔芬格,还修了一条跑道。朱巴是苏丹南部的重 镇,又是来自乌干达的人员和军火的集散地。当时乌干达政府得到了以色列军事顾 问的帮助。一次当地人为我们表演节目,跳起了自己部落的舞蹈。咚咚的鼓点和舞 蹈者的旋转令人昏昏欲睡。突然,一个赤裸的身上涂抹了灰炭的老人冲我们跑了过 来,一手持短矛,一手挥舞一条鱼。我前面的几位保镖一跃而起,一个用身体挡住 我,另外两个制服了那个人。事后得知,我躲过了一次反叛分子谋划的暗杀。康拉 德在他所著的小说《黑暗的中心》里描写了非洲世界的扑朔迷离和刺激。这一次总 算让我亲身体验了一回。 我们在喀土穆与苏丹和利比亚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晤,同意帮助他们擒拿斯坦 纳。我方谍报人员首先摸清了某一天内他的确切行踪。此外,乌干达迫于非统组织 的压力不再支持斯坦纳。借助这几方面的有利条件,我们终于擒住了斯坦纳。 斯坦纳被捕后,等待他的命运是处决。应苏丹政府的请求,我们答应参与对他 的审讯。我的主要任务是让苏丹人懂得,审讯犯人(无论是斯坦纳还是其他人)的 目的是从他口中得到仍在进行的或正在策划中的叛乱活动的情报,不是通过恫吓或 拷打进行报复。可我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桑给巴尔也好,其他与我们多年保持密 切关系的国家也好,如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无一例外地滥用了我们传 授给他们的技能。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做法强调孤立敌人,对之晓以利害, 而不是严刑拷打或恐吓。可是真正做起来时,这些国家的审讯人员很少有不出格的。 传授审讯方面的技巧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派往桑给巴尔的东德专家中没 有一名审讯方面的专家。我们试图让桑给巴尔人明白一个道理:得不到证据支持的 口供没有法律价值。靠严刑逼供得到的口供没有丝毫价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全 保卫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懂得这个道理。。东德的审讯人员均受过专门的法律方 面的培训。主管审讯的第9处直属国家安全部部长。我不清楚他们法律培训的具体内 容,但可以肯定,其中包括取证手段要合法的原则。当然,审讯技巧也是培训的部 分内容。他们让一个犯人开口讲话的方法恐怕与西方同行的做法没什么不同。拷打 和逼供受到禁止。如果有逼供的现象,也是违反纪律的行为。依赖非法手段逼供的 事西方肯定也干过。一次,苏丹革命委员会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巴卡里跑到桑给 巴尔骄傲地告诉我说,总统的一名敌人向他招了供。他命令此人给自己掘一个墓穴, 然后让卫兵冲天放上几排枪。结果他乖乖地就范。埃塞俄比亚的做法最为残酷。犯 人常常受到严刑拷打并被肆意处死。这方面的消息令我们触目惊心。和西方国家一 样,我们也不无悲哀地认识到,在非洲当权者的眼里,警察和谍报机构不过是他们 在部落、种族和个人恩怨冲突中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了解情况的手段。 在如何对待斯坦纳一事上我向苏丹人耐心解释,像斯坦纳这样死硬的人,只有 他觉得自己会受到公正对待时才会开口说话。他们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让两名民 主德国的审讯员去见他。此前斯坦纳受审时态度一直十分顽固。看到两名德国人来 到他的囚室与他交谈,斯坦纳显然松了口气,虽然这两个人来自信奉社会主义的那 一半德国。他在世界各地曾与共产主义为敌。我觉得对付他的最佳办法是动之以情。 他的妻子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们设法从她那里搞到了他们的结婚相册,并安排他的 一些亲戚给他写信。我们的这一姿态缓和了他的抵触情绪。斯坦纳讲述了自己在苏 丹这场错综复杂的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最终我们从他这里对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 伪装的组织和谍报机构在苏丹境内编织的这张大网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们努力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影响的同时,西德和其盟国的谍报机构也没闲着。 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尼迈里最终倒向西方。斯坦纳也获释,到西德定居。 苏丹和斯坦纳的例子说明,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谍报活动作用十分有限。我们 每卷入一个发展中国家前,都要对战略、经济和军事因素进行分析。分析归分析, 我们和西方国家一样,卷入第三世界首先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争夺势力范围, 并试图把全球染成我方的红色。久而久之,我们认识到靠提供谍报和军事援助换取 外交承认代价过于高昂。早在我退休前,情报局的同事和中央委员会里主管谍报工 作的官员就已看出,我们原封不动地把自己的经济体制照搬到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收 效甚微。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后,无论是我们还是受援国都获益不大,完全是得 不偿失。由此换得零零星星几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外交上的承认实在意义不大。 然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我们因为与第三世界国家结成的联盟以及在那里 展开的工作不禁有点飘飘然,以为我方在冷战中占了上风。我们觉得,由于自己的 努力,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最终将使全球权力平衡向我方倾斜。勃列日 涅夫坚信,世界力量的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化。他试图在中东阿拉伯 国家和非洲之角全面推行一项支持激进左派政府的政策。 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想法与昂纳克的心态不谋而合。1972年与波恩签署的基本条 约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昂纳克于是可以自由涉足迄今为止对 我们关闭的国家和地区。对此他显示出孩子般的热忱,并萌生了成为一名国际政治 家的念头。昂纳克竭力使东德参加世界事务的心情不难理解。他这个人缺乏眼光, 但自尊心很强,渴望作为一名改善了东德普通百姓生活的领袖而名垂青史(直到临 终前,他仍可以一口气说出在他执政期间建造了多少套住房和卫生间)。他深知, 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他永远超不过他的前任、东德首位领导人乌布利希的地位。 东德外交局面打开后,他打算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超过乌市利希的成就。 我们内心很清楚,昂纳克与第三世界领导人的一系列互访以及期待有一天他可 以访问华盛顿、东京和波恩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不是冷静思考的结果。但我 们这个小国正是从这种自我感觉良好中汲取了力量。下面这句口号绝妙地反映了集 愚蠢透顶和小肚鸡肠为一体的心态:“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门里一些胆大的人把这一口号当做笑话互相传诵。 一方面,昂纳克寻求扩大我们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出于 好胜心理,渴望被苏联人视为东欧集团内最卓有成效和大胆的谍报伙伴。我们是靠 外国谍报工作赢得了莫斯科的尊重。米尔克最初对我们开展的这方面的活动并不热 心。他本人是干反谍报出身,兴趣一直在侦破隐藏在东德内的敌特,不管是真的还 是假想的。与克格勃首脑会晤时,他常夸耀东德的反谍报机构抓获了多少敌特。苏 联人对此不感兴趣,抓多少也不会让他们吃惊。苏联人对我们的器重取决于我们通 过外国谍报活动得到的有关北约国家的情报和我们在非洲,以及后来在中东取得的 成果。 因此,我们从卷入非洲逐渐发展到涉足中东,并与一些靠恐怖活动引起国际社 会注意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南也门日益成为连接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桥梁。1969年 南也门革命政权成立后,我们向亚丁派出了一个人数庞大的顾问团。我们与南也门 之间的合作范围超过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除了提供经济技术和教育援助 外,还派出了国内国外谍报领域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整个南也门任我们驰骋。当年 东德的谍报人员培训期间都曾先后被派到南也门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开玩笑说: “去学学骑骆驼。” 亚丁对我们的到来张开双臂表示欢迎。这与我们在中东其他国家受到的对待大 相径庭。当时南也门正在同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的邻国北也门展开一场异常激烈的 谍报战。由于我们来自一个分裂的国家,也在与自己的西德同胞打一场谍报战,亚 丁的领导人坚信,我们是最能理解和帮助他们的伙伴。苏联人为了从这一动荡地区 得到可靠情报并支持它的亚丁盟友,鼓励我们大举卷入。 此外,还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1975年,葡萄牙独裁政权垮台后,信仰马 克思主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上台执政。我们与苏联和古巴一道进入了莫桑比克。 罗得西亚和南非白人政权支持的抵运(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叛乱分子不断对新 政府发动袭击。我们对扭转局势满怀信心。东德为莫桑比克培训大批的谍报人员、 军官和警察。6年中国家安全部一共接待了1000多名莫桑比克学员。我们主要向他们 传授反谍报、加强边防以及反走私方面的知识。莫桑比克境内的培训由我们情报局 派驻该国的首脑负责。我只去过一次莫桑比克,不过通过下属的汇报对那儿的情况 大致了解。对我们来说,卷入莫桑比克的内战旷日持久,劳民伤财。我们首次面对 严酷现实:由于站在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一边,我们自己也成了被攻击的目标。 1983年,8名东德农业专家被抵运的叛乱分子杀害。我在此事发生前一年访问莫桑比 克时,形势已经相当险峻。 眼看这场冲突渐渐失去控制,苏联军方与克格勃在应对的策略上争执不休。莫 桑比克政府内的权力斗争因此愈演愈烈。我认识到,我们就加强各方之间的配合提 出的建议再好也白搭。苏联人那头没人爱听。我们于是开始收缩在莫桑比克的活动, 但仍继续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技术援助。一直到1987年才彻底停止了这类援助。 在安哥拉,我们向该国抵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三个派别之一的人运(安哥拉人 民解放运动)给予了谍报和军事方面的支持。人运成立于1961年,信奉马克思主义。 军事方面,我们乐于让古巴人在这场政治背景复杂的战争中负责战略的制定。古巴 人刚到那会儿士气还是很高昂的,对卡斯特罗派他们到世界另一个半球打仗感到骄 傲。他们肯动脑子,对游击战又熟悉,仗打得很漂亮。然而安哥拉的战争始终难见 分晓。安哥拉人民饱受战火,国家遍体鳞伤。中央情报局和得到苏联支持的古巴人 各支持一派极有可能延长了安哥拉人民的痛苦。 在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苏联和古巴谍报机构觉得我们不过是潜在的武器来源而 已。莫斯科的立场是尽量满足埃塞俄比亚人的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秘密贸易 机构“科科”接管了这项工作。我们还向东德支持的几个国家的军方领导人介绍了 什么样的西方技术和电子武器最适合非洲严酷的气候。有几次由于情况紧急,还通 过“科科”直接为它们搞到了急需的装备。 我们在安哥拉化险为夷的同时,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却日益恶化。和苏联人和古 巴人一样,我们没想清楚目标是什么就卷入了这个国家。当时埃塞俄比亚境内有两 场战争。一场是同邻国索马里的战争。索马里原是苏联的盟友,1977年转而投靠美 国人。另一场是同争取独立的厄立特里亚的战争。这两场惨烈的战争有着深刻的历 史渊源,远非我们所能影响,更不要说左右了。我们对越来越深地陷入非洲之角的 血腥争端中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一个悲剧说明了这种困境。 1973年,我国领导人决定派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兰贝茨和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 部长马尔科夫斯基会埃塞俄比亚,力促交战各派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为了显示 善意,第一步先争取使厄立特里亚人坐到谈判桌旁。这一决定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 两人于是和我的副手耶尼克一同动身前往埃塞俄比亚。 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从的黎波里乘直升飞机前往卡扎菲扎在沙漠上的帐篷去 拜访他,希望说服他对厄立特里亚领导人施加自己的影响。飞回的途中,直升飞机 不幸坠毁,两人同时丧生。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我和他们很熟。早在戈尔巴乔 夫出现之前,他们就是党内领导人中赞成改革的极少数人中的两个。尤其是兰贝茨, 东德知识分子和许多年轻党员都希望将来有一天他能接昂纳克的班。 由于兰贝茨丧生的地点颇不寻常,人们不禁纷纷猜测,这次事故也许是有人暗 做手脚的结果。我也深为关注,亲自审阅了有关这次事故的报告。后来查明,利比 亚的直升机驾驶员不具备夜间飞行的资格,但兰贝茨坚持要他当晚送他俩回的黎波 里。事故看来确实出在这里。 受此不幸事件的影响,我们更不愿意与利比亚建立直接的谍报联系。不过后来 的黎波里请我们帮助搞到军事技术时,我们根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满足了 这一要求。利比亚是这一地区少数几个有能力,而且愿意为索求的技术知识或特殊 装备慷慨解囊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我们和利比亚只签订了另一个重要的合同: 由国家安全部内负责提供保镖的司在东柏林郊外的一个秘密营地训练卡扎菲的私人 卫士。 东柏林为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举行完葬礼后,我的副手和党中央的另一位官 员飞往亚的斯亚贝巴,试图完成牺牲的同事未竟的事业,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 由于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的强烈反对,他们此行一无所获。这实际是一个苗头, 预示着我们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凶多吉少。我们本来是埃塞俄比亚正式请来培训他 们的谍报人员的。可时隔不久,我们说话已没有人听。残暴无比的安全机构内是怎 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为埃塞俄比亚出力更大的苏联人处境并不比我们好多少。 社会主义阵营内惟一似乎能在埃塞俄比亚玩得转的国家就是古巴。随着古巴人 信心日增,经验日丰,他们成了非洲大陆上最出色的谍报人员。古巴人懂得非洲人 的心态,对形势有更好的把握。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莫斯科卷入埃塞俄比亚之初即犯了一个错误:试图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它在 卷入其他国家的冲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错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极端 落后,地形地貌复杂,军事手段根本行不通。我们和古巴人认为,如果达不成政治 解决办法,开展游击战收效会更大。另一点分歧涉及我们卷入的规模。我觉得,集 中力量援助一国,如埃塞俄比亚,比四面撒网效果会更大。其实到头来怎么做都无 关紧要。我们也好,苏联和古巴人也好,很晚才醒悟到:非洲的政治家,无论其政 治色彩如何,最终都按自己的治国设想行事。我们纵然有各种打算和手腕,也难以 改变这一点。70年代末,我们减少了卷入的规模。回想起来,我们投入了如此大量 的人力和财力,收效却如此之微,令人不胜啼嘘。 美国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陷入众多难以取胜,而且是非模糊不清的冲突中不能 自拔。连美国的公众舆论都常常认为自己的政府支持了错误的一方。在争夺第三世 界的活动中,我们比西方多一点点优势。由于我们这些国家的议会毫无实权,新闻 媒介又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干些什么本国人民无从得知,至少是所知寥寥。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久,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协助 他们在这个遥远的部落国家搜集情报。这一次我不再退让。我告诉米尔克,我们在 海外已经力不从心。卷入阿富汗的冲突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一口回绝莫斯科提出的 任何请求是极不寻常的做法,但这一次我们达到了目的。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避 开这个烂泥塘是多么明智。我们的援助仅限于在阿富汗建了一家医院,并在东柏林 为圣战者组织的领导人与莫斯科在喀布尔的代理人纳吉布拉安排会谈地点。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都记得列宁在他哥哥亚历山大因谋刺沙皇被处死后说过的一 句话:“我们另走一条路。”我们信奉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理论根本不提倡 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主义。在我们眼里,这种行为和扔块砖头砸碎银行的玻璃没什 么两样。也许当时感觉很开心,可第二天银行照旧开门营业。70年代末,国家安全 部和外国情报局与一些采用恐怖主义手段的组织搭上了线。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委内瑞拉的恐怖分子兼刺客伊里奇·桑切斯(不无讽刺的是,他用了列宁的 名字),人称豺狼卡洛斯以及自称为红军派(RAF)的西德恐怖主义团体。它的两个 头目分别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人们因此也称它为巴德尔一迈因霍夫团伙。我们与 这类组织的关系依具体情况有深有浅。但当时我绝不可能如实把这些关系的深度抖 搂出来。 1969年,我们驻开罗使馆里的谍报官员开始与巴解组织的阿拉法特和更激进的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头目哈巴什秘密接触。当初开始这类接触完全出自对民族解 放运动的同情。我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国家中,只有巴 勒斯坦人民未能实现自己合法的民族权利。不仅以色列,而且埃及和约旦也剥夺了 他们的家园。由于我们当时在民主德国孤陋寡闻,对阿以冲突的复杂渊源几乎一无 所知。虽然在东德尽人皆知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行径,可连我这个犹太人对以色列 建国的历史都不清楚。 1972年底,东德正式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昂纳克在东柏 林接待了阿拉法特。这次会见刚结束,我们情报局即收到与巴解组织互通情报的指 示。莫斯科对此欣然支持。当时巴解组织即将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的地位。苏联非 常希望同巴解领导人发展多方面的合作。 然而苏联人和我们热衷发展与巴解组织的关系因一件事蒙上了阴影。1972年8月 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一个名叫黑九月的巴勒斯坦恐怖团体的成员闯入以色 列运动员的住地,当场打死两名试图抵抗的运动员,并将其余9名扣为人质(我们和 全世界各国一样,对这次袭击感到震惊)。当时任西德内政部长的根舍组织了一次 营救,但因计划不周惨遭失败。所有人质连同恐怖分子均在这次行动中丧生。事后 这次营救行动在西德和以色列受到强烈抨击。发生在德国土地上的这一事件(即使 是在另一个德国)对我们东德人也是一副清醒剂。我们认识到,恐怖分子在国外发 泄他们的不满简直太容易了。为此东德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从巴解组织的政治立 场以及我方安全的角度研究巴解运动的诸项目标并提出一份政策性文件。我们情报 局也有人参加了这一小组。东德给予巴解组织内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一派半外交 地位似乎不失为防止我们自己成为这类袭击的目标的妥善做法。我们尤其重视确保 即将在东柏林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的安全。 阿拉法特和东德情报局内主管阿拉伯国家的处长在莫斯科举行了进一步会谈。 我们同意帮助巴解组织,条件是它必须结束在欧洲的恐怖活动。阿拉法特一口允诺, 并指定阿布·阿亚德(真名叫沙拉夫)今后负责与我们联系。此后不久,巴解战士 来到国家安全部在东德乡村的秘密营地,接受谍报与反谍报,操作枪支、炸药以及 游击战术方面的训练。通常向民族解放组织提供的培训无外乎这些内容。除我们情 报局外,安全部的另外两个局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一个是HA-2局(负责反谍报), 一个是主管军事使命和军训的AGM局(国家安全部部长工作组)。 作为提供援助和培训的交换,我们希望得到巴解组织掌握的有关美国谍报机构、 全球战略以及武器方面的情报。我们非常欣赏巴解组织搜集政治情报的能力。阿亚 德夸耀说,美国政府核心部门、北约组织和军火贸易圈内都有他的人。我们对此深 信不疑。巴勒斯坦人的高级知识分子散居世界各地,不只限于中东。巴解组织称, 通过这批人,他们在全球结成了一个情报网。我们信以为真,期待能从巴勒斯坦人 那里得到大国首脑会议的详细情况,打开新的消息渠道,了解苏联人一直对我们守 口如瓶的情报。总的来说,我们颇为失望。与巴解组织合作期间得到的惟一有价值 的情报是以色列与埃及达成戴维营协议前的幕后活动情况以及协议的具体内容。 不过在巴勒斯坦人的点拨下,我们的确对中东地区政治上的阴晴冷暖和各国之 间的恩恩怨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丰富了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的经验。与巴 解组织建立正式的关系还给我们在大马士革和亚丁的谍报人员提供了方便。通过他 们,我们掌握了中央情报局和西德在这一地区从事的秘密活动及其范围,还有他们 派驻这一地区的谍报官员的身份。这方面的情报非常有用。日后他们在外交官身份 的掩护下被派往世界其他地区时,休想再瞒过我们的眼睛。巴勒斯坦人还告诉我们 哪些人是西方谍报机构的耳目,我们借此可以弄清谁是哪方的人。 我们能够向巴解组织提供的情报少得可怜。他们从我们这儿没有得到过任何有 关以色列的有价值的情报,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我们的头号目标仍然是冷战期间 的正面之敌西德。而巴解组织对西德并不感兴趣。不过我们的确给巴勒斯坦人上过 课。主办训练班的部门请我们局的高级官员向来访的巴勒斯坦人讲授了搜集情报及 译码和解码的技术,并介绍了我们在反谍报方面的经验。我们当然猜到这方面的知 识有可能会传到反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突击队或培训他们的教官那里。 1982年以色列疯狂围攻贝鲁特期间,我们在当地人数不多的谍报人员发挥了超 常的作用。当时贝鲁特一片火海,有段时间莫斯科与它在当地的大使馆和克格勃人 员完全失去联系。只有东德的谍报人员仍与巴解组织领导人保持着无线电联络并可 以见到他们。我们的人扮演了苏联代理人的角色,奉命向莫斯科转达巴解对事态发 展的态度和反应。他们在炮火中冒着生命危险会见巴勒斯坦的谍报人员,传递信息。 虽然他们对中东地区充斥的你死我活的仇恨情绪早已不陌生,但以色列血洗萨布拉 和沙蒂拉难民营的暴行以及大批平民死于战火仍令他们震惊不已。 我们的爱憎已经受到莫斯科亲阿拉伯路线的影响。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使我们这 些人更加同情阿拉伯人。当然,东德国内并不提倡深入研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 的漫长历史。是否熟悉圣经(这一点在路德后的德国一直受到重视)在社会主义东 德的学校里无足轻重。由于我的犹太血统,在阿以冲突问题上我比其他人多了一点 敏感。此外,昔日阿拉伯国家与纳粹德国勾勾搭搭的历史我也有所耳闻。在中东访 问时,骑在骆驼上的人和街头小贩一听到我说德语,就跟在后面喊:“嗨,希特勒!” 每当这时,我心里便会感到阵阵刺痛。 由于我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不过米尔克除了偶尔拿犹太 人开个玩笑外,例从来没有过任何反犹言论),米尔克骨子里并不信任我。此外, 国家安全部内人人守口如瓶的保密风气注定了彼此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深交。我这个 局长能做这么久是因为米尔克知道,我深受克格勃首脑的器重。不用说,这层关系 对他也有用。得罪了克格勃他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在米尔克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善 于搜集和分析情报的行家。至于当年他在柏林街头经历过的那种真刀实枪的阶级斗 争,我却不是干这个的料。一有机会,他就把我排除在外。从我们情报局成立之日 起,他就把特工处--负责敌后破坏活动,如破坏输油管及核电站--置于自己的 控制之下。而在苏联,这类职能归第一总局,即外国情报局管。我退休后,该处划 归给外国情报局的新局长。 因此,出面与恐怖主义团体打交道的不是外国情报局,而是国家安全部内的第 22局。米尔克手下的4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之一,主管边防部队的内伯将军兼管该局。 第22局实际上是一个与我们情报局平行的从事反谍报工作的部门,并不归我管。内 伯逐渐接管了军队和警察部队里的反谍报工作,后来还负责国家安全部的反恐怖主 义活动。他为人极其和善,手下管着不少豪华宾馆。每次外国谍报机构的代表团来 访时,都受到他的热情款待。他不是那种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冷血动物,但无疑 是一个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德国统一后,他被指控参与了加腾施莱格尔被处 死一案。加腾施莱格尔先后四五次偷越边境,而且还破坏了几处边境设施。 内伯直接对米尔克负责。他的第22局实际上是一个反恐怖机构。1979年以前, 该局人数并不多。上面做出决定,扩大与所谓“开展武装斗争的组织”的交往后, 该处编制迫于需要迅速膨胀。短短几年里,它的人员增至800多人。可其中真正了解 东德与恐怖团体交往内情的不过20余人。如今已知,与该局打过交道的组织包括爱 尔兰共和军,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埃塔和豺狼卡洛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活动, 而且也从未见过卡洛斯或是其他扬名海外的恐怖主义分子。我把同巴勒斯坦人交往 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化名为罗舍尔的中东问题专家(这里不想用他的真名)。罗舍尔 与巴解组织的官员、谍报机构成员以及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哈巴什保持了有限的个 人联系。但他同阿布·尼达尔和卡洛斯完全没有来往。有关这两个人的消息他是通 过巴解组织里的熟人听到的。罗舍尔避开尼达尔和卡洛斯是因为我曾指示过部下不 得与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沾边。就我所知,他一直严格执行了这一指示。至于第22 局的关系户,他知道的都是人家有选择地告诉他的,“热”关系户根本不告诉他。 “热”关系户是指卡洛斯或其他尤其危险的恐怖分子和团体。第22局里只有极少数 人知道这些关系户。我们局里没有一个人了解这方面的活动。 罗舍尔认为得到的情报对我们的谍报工作有价值时,才向我汇报消息的来源。 通常对方会提出要我们提供培训和其他方面的援助。我把以上要求上报给米尔克, 由他拍板决定。此后就没有我什么事了,因为具体培训由别人负责。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庇护的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大多数都是借阿拉伯国家外交官 身份的掩护进入东德的。这方面的事不归我管。我跟第22局的矛盾源于政治上的考 虑。我担心它的活动可能会对我们局产生不利的后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第 22局侵犯了我的地盘。世界上任何一国官员对此都会理解。它等于是又一个与我们 平起平坐的从事外国谍报活动的机构。我料到它对我本人及国家都没有好处。日后 果不其然。 天长日久,我们看出巴解组织不过是想利用我们。我们想约束他们活动的愿望 亦成为泡影。我们还担心,站在巴解组织阿拉法特一边会招致其他派别的报复,为 此逐渐开始接纳并训练巴勒斯坦各派的战士。最终阿布·尼达尔也包括进来。罗舍 尔通过阿拉法特手下的谍报人员了解到,阿布·尼达尔一派手段残忍。根据他的建 议,我拟定了一项备忘录,反对与尼达尔有任何来往,结果石沉大海。东德的教官 向他讲授了发射苏制火箭的技术。 每当我们想做出友好的姿态,而又不致陷得太深时,就采取邀请对方来东德度 假或留学的方式。哈巴什在德累斯顿有一套房子,每次他来探望在当地科技大学上 学的女儿时就住在这里。 1979年,米尔克指示安全部的研究员起草了一份秘密报告,题为《关于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以及他们设法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参与谋划对西欧国家采取的暴力活动的企图》。报告列举了我们正在援助的组织所 从事的大量恐怖主义活动,并指出,巴解组织及其盟友正计划利用他们进出东德的 便利,从这里对他国发动恐怖袭击。东德与西柏林近在飓尺的地理位置和进出西柏 林的方便对他们极为有用。日后,前西德外国谍报首脑迈尔在他所著的一本书里透 露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并指责我纵容恐怖主义。但他巧妙地省略了报告中最重要的 结论部分。结论告诫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从事这类活动会带来政治上 的风险并损及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 米尔克要求起草的这份报告因此非但没有对这类活动表示赞成,反而提出了警 告。 然而国家安全部的几位领导并没有讨论过这份报告,也从来没有正式讨论过第 22局的工作或是我们与恐怖组织的关系是否合适的问题。我偶尔听到过有人发牢骚。 显然,在东德与潜在的恐怖分子合作一事上安全部内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些人只是 服从命令,并不去多想教给巴勒斯坦人或南也门人这些技术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些 人提出异议是出于实际的考虑,担心自己惹一身臊。米尔克非常害怕我们与巴勒斯 坦人的关系在外界曝光,尤其担心东德与其他国家举行敏感的首脑会议前夕我们培 训支持巴解组织的消息走漏风声。为此,我们常常临时接到通知,暂停这类训练活 动。同时还恳求伊亚德放弃暴力。这种办法临时用来抵挡一下尚可,但从长远讲不 会有任何结果。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东德本土成为开展恐怖活动的基地。然而自从国家安全 部认识了豺狼卡洛斯后,这一目标几乎无法得到保证。卡洛斯是我们所有客户中最 难对付的一个。1979年,他通过与南也门的关系首次来到东德。他本不是什么了不 起的人物,可善于哗众取宠。西方媒体于是把他吹得神乎其神。其实我们情报局根 本管不了他,而且据我所知,连见都没见过他。下面我想讲讲这个卡洛斯,以说明 我们干了件多么蠢的事;好比是揪住老虎的尾巴想降服它。 我们一眼就看出,卡洛斯喜欢东柏林。十之八九是因为同他栖身的其他地方相 比,东柏林的生活更加舒适,夜生活更丰富。他在东柏林的帕拉俾特饭店开了一个 套间。这家饭店是西方游客喜欢下榻的地方。我方保卫人员为此提心吊胆。卡洛斯 出国旅行持一本叙利亚的外交护照。他惯于来东德前一两天才通知我们。实际上国 家安全部后来限制了他来东德的次数。 我和手下的同事对卡洛斯很不感冒。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材料,他属于那种富豪 子弟转而成为恐怖分子的人物,说话咋咋唬唬,做事毫无顾忌。跟他合作的人因此 常常招惹上麻烦。他在东柏林期间,东德的反谍报人员一直对他的行踪严加监视, 并劝他老老实实呆在饭店自己的房间里。可他全当耳旁风,晚上一人跑到酒吧开怀 畅饮,与女人调情,还大模大样地在皮带上别着一把手枪。所有妓女都向国家安全 部汇报。尽管如此,抛头露面对他仍有风险,我们还怕别人认出他来。 我们巴不得让他尽快离境。可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和卡洛斯这样的恐怖分子 打交道最棘手的一点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主次关系常常颠倒过来。最初卡洛斯对 我们的协助表示感谢。一当他感觉到我们对他来东德不够热心时,马上恼羞成怒。 他开始像威胁敌国那样威胁我们,警告劝阻他来的人说,他要把东德在海外的机构 作为袭击的目标。1982年,他的西德妻子马格达莱娜被法国逮捕后,他要我们协助 她越狱。遭拒绝后,他威胁说要攻击我们驻法国大使馆。结果我们落到不得不加强 驻法使馆防范的可笑地步。 为什么我们会容忍参与恐怖活动的人?亲自与他们打交道的米尔克认为,“在 最紧急关头”也许用得着这批人。他是婉指爆发一场与北约的全面战争。我从来没 有听到他直截了当地这样讲过。他的理论似乎是,我们结交或庇护的恐怖分子,如 红军派,可以成为敌后的一支力量,开展针对西方的破坏活动。倘若有人征求我对 这种鲁莽之见的看法的话,我肯定会表示反对。和平时期我们尚不能约束像卡洛斯 这样的人在东德境内的活动,战时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可以靠得住 或是用得上?依我看,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我觉得米尔克实际上是受了两方面的影 响。一方面,他在西德和苏联面前有一种自卑感;另一方面,他又患有晚期自大狂 症,想在国际上受人重视,为此不惜同巴解或红军派这样的组织搅和在一起。 尽管巴解和其他组织向我们保证不从东德领土上发动恐怖主义的袭击,这样的 事情还是发生了两起。1983年法国在柏林的领事馆被炸。1986年拉贝勒夜总会又被 炸。这两次事件可以说是我们允许恐怖分子偶尔把东柏林作为一个活动基地的必然 结果。米尔克压根儿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然而这些恐怖分子现在根本不服他的管。 国家安全部对这类组织的活动能够稍加限制的一个办法是规定他们能够带进或 带出的物品。’这类组织的成员和所有入境的人一样,在机场要接受安全检查,而 且常常被查出携带或转运武器。鉴于枪不离身已成了这些人的第二天性,边防部门 决定允许他们携带枪支。 1986年4月5日,位于西柏林的美国军人经常光顾的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两名美 国士兵和一名妇女被炸死,150余人受伤。美国人声称利比亚驻西柏林的使馆策划了 这次袭击,并报复性地轰炸了利比亚的军事基地和可疑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地。白宫 还称东德政府事先至少知道利比亚人有此打算,如果不是具体细节的话。 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事件实际上也是国家安全部严重玩忽职守和怯懦行为的结果。 内伯负责的边防军曾报告说,利比亚外交官进入东德时行李中夹有炸药。我们对他 们的真实身份以及和同恐怖主义分子的关系已了如指掌。中东地区的东德反谍报人 员在此之前已经向我们报告说,利比亚计划在西柏林搞一次爆炸。因此完全有理由 怀疑这些炸药正是为这一用途做准备的。 德国统一后,经调查证实,我负责的外国情报局对拉贝勒夜总会爆炸事件和19 83年法国驻西柏林领馆被炸事件事先并不知情。但至今仍有一个谜未解:美国人事 先究竟掌握多少情况?他们是否有可能避免拉贝勒爆炸事件?爆炸发生后不到一天, 里根总统即宣布美国掌握了利比亚参与这一事件的确凿证据。虽然这些所谓的确凿 证据不过是俄国人提示的结果,仍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这次爆炸的主要策划者, 一个叫什里迪的人在美军查理检查站加强戒备期间多次在东西柏林间自由穿行。尤 其不祥的是,安全部内所存文件援引巴解组织人士的暗示,什里迪决不单单是一名 利比亚恐怖分子,而是秘密受雇于美国人的特务。 里根总统讲话后10天,即下令对利比亚进行大规模报复。160架飞机一共投下6 0多吨炸弹。这次空袭的目标卡扎菲本人虽然安然无恙,数十名无辜的平民却因此丧 生,百余人受伤。袭击拉贝勒夜总会的行为令我们不少人感到厌恶。但有谁能判定 下面哪一桩是更严重的恐怖行为:杀害西柏林的士兵和那位妇女,还是杀害人数远 远超过他们的利比亚平民? 第22局除了保护在东德的外国恐怖分子外,还负责照顾东德庇护的红军派成员。 红军派产生于6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和德国政治传统中的暴力倾向。该派从事恐吓、 暗杀西德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经济界要人的活动,试图以我们东德共产党人早已 放弃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红军派领导人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在西德监狱里自杀。然 而时至今日,他们的追随者仍认为,他们是被当局害死的。德国统一后的年月里, 我的名字和这些红军派成员连在了一起。如同我本人和外国情报局对阿拉伯恐怖分 子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样,我们对东德庇护红军派一事也同样两眼一抹黑。 在国家安全部的帮助下,一些红军派成员改名换姓,在东德开始了新的生活, 如阿尔布雷希特、克拉尔和迈尔一维特。西德指控阿尔布雷希特把一个暗杀小组领 到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德累斯顿银行首席执行官蓬托的家里。克拉尔和迈尔一维特则 参与了绑架和杀害德国工业家协会主席施莱尔。3名红军派成员,菲特、尼古拉和西 普曼从西德逃到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政府征得他们同意后通知了东德。最终我们根 据米尔克的指示把他们接到了东德。 许多同情红军派的左翼人士在西德发表声明,宣布与它断绝关系。此后的一年 里,该组织走向败落。红军派的头目担心当局会大规模逮捕其成员,于是做出决定, 任何人如果不想干可以自由退出,不必担心会受到报复。第22局的一个小组负责具 体安排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参与这项工作的官员名字一律对外保密,连我也不知 道。外国情报局同重新安置红军派成员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米尔克一向喜欢把只 有他知道的事抓在自己手里。从工作角度上讲,他没有理由对我保密。但鉴于第22 局直接归他管,他也没有理由一定要告诉我。反正我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条,离红 军派成员越远越好。他们中有些人很可能已被西德谍报机构收买,借机混入我方内 部。 如果确实存在红军派恐怖分子从东德领土上对西德境内目标发动袭击的危险的 话,我肯定会从反谍报机构那里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可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我们鼓 励这些前成员在东德尽量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每个恐怖分子都为自己在东德安身准 备了一套托词,如因为参加激进的社会主义团体的抗议活动受到西德警方的骚扰, 或东德有年迈父母,想和他们住得近点,等等。事先他们都受到警告,不得泄露过 去参与恐怖活动的历史。可人毕竟是人,总想找谁诉说一下心里话。有些人在东德 成家后向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坦白了过去在红军派里干的坏事。这批人在东德的工厂 和机关里与周围的新同事有一点明显的不同。他们丝毫不掩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例如,1989年东德垮台后,报上报道了马格德堡市一个叫菲特的人怒斥她所在的厂 的党支部成员过分热衷于与西德统一货币!与恋人在东德顶北部定居的施特恩贝克 向我们反映,她去的那家工厂的同事不相信她的话。大家底下窃窃私语,猜测她是 从西德撤回的国家安全部特工。 决定庇护前红军派成员恐怕是出于同一心理,即担心自己有可能成为他们袭击 的目标。不过在处理红军派的问题上,米尔克还有一层用意。他想通过窝藏这些前 恐怖主义分子令西德难堪。一些红军派成员在叙利亚和南也门接受了使用更先进的 炸药和武器的训练。每年还举行一期特训班,训练他们使用苏制RPG-7型反坦克炮。 东德还在自己境内为仍住在西德的前红军派成员举办了培训班。已公开的资料表明, 1981年到1982年期间,一小批人还接受了扫射奔驰轿车乘客座位的训练。一头活的 牧羊犬被系在座位上充当靶子。结果是犬被击毙,汽车被炸毁。教官然后告诉受训 的恐怖分子如何清理现场。 起初米尔克觉得通过红军派成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西德。与此同时,把他们请 来不失为自我保护的一步棋。然而国家安全部训练前红军派成员的例子证实了我的 看法,米尔克仍然没有打消在一场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中利用这些人的念头。他觉得 完全有可能爆发这样一场战争。 西德谍报机构当然猜到这些照片被张贴在邮局的通缉要犯躲到了东德。看到这 些叛逆社会的西德青年,昂纳克和米尔克很有可能想起了他们昔日在德国秘密反抗 希特勒的青年时代。不过和这些人相处一段后恐怕就不会再有志同道合的感觉。他 们中大多数人出身中上阶层家庭,骄横任性。反抗的方式也缺乏当年德国共产党及 其谍报机构在纳粹德国坚持开展秘密工作时显示出的勇气和机警。在狱中服刑的红 军派成员波尔据信是该组织恐怖活动的重要策划人之一。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在东 德受训的情况时说:“那些理论课程和宣扬世界和平的说教真让人受不了。与其听 这些课还不如去读《新德意志报》(东德共产党机关报)。我们与东德教官之间的 关系一直很紧张。到了后来,双方恐怕都互相厌恶透了。” 如何区分自由战士和恐怖分子通常取决于你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我们曾向南 非境内的解放运动--非洲国民大会--提供军事和资金上的援助。对此我终生不 悔。支持非洲国民大会并没有任何战略上的考虑。我们并不期待他们有朝一日会上 台执政。我们认为,它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是正义的解放斗争。许多年后,当我看 到曼德拉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承担起治国的重任时,对当年的判断不禁哑然 失笑。 不过帮助非洲国民大会不能说没有一点政治动机。我们希望加强该组织内的左 翼力量。具体做法上无论是我们还是苏联都要格外谨慎小心。处理不好就会加剧解 放运动内部自由派与亲共派的分裂,反而对一贯反共的白人政权有利。我们和莫斯 科一致认为,争取非洲国民大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佳办法是尽量做到有求必应。 这样他们就会把我们当成自己事业中的盟友。 从70年代中开始,东德开始训练非洲国民大会的游击队员。这属于军事合作范 围,而不是谍报合作,由AGM(国安部长工作小组)和肖尔茨将军主管。两批人数在 40到50之间的非洲国民大会的战士在位于东德乡村的一所党校接受了训练。不隶属 于外国情报局的东德军事谍报机构负责安排他们的行程。不用说,他们的行程属于 机密。一般经坦桑尼亚或安哥拉飞伦敦,然后换乘东德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东柏 林。我们的人觉得,这是一条摆脱南非谍报机构监视的最佳路线。事实证明果然如 此。 非洲国民大会的人员在东德接受军事训练的消息始终没有走露过。70年代末我 才了解到这一情况。当时南非共产党主席斯洛沃通过东德党中央请我们帮助培训少 量的非洲国民大会反谍报人员。他解释说,非洲国民大会内部有可能会混人南非政 府的特务。而他们对反谍报一窍不通,无法建立一支反谍报队伍防止渗透。昂纳克 办公室把斯洛沃的信转给了我们,信上批有一行字:“总书记已经同意。” 柏林外的波茨坦有一所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法律学院。我们在该院的一个特别 系为8至10名非洲国民大会成员提供了培训。建立这所学院是我们情报局想出来的主 意。它有多种用途,都与国家安全部有关。退休的谍报官员在此讲授各种课程,从 基础国际知识到反谍报技能。在一位从反谍报局借调过来的将军的细心指导下,这 些非洲国民大会的学员学习如何发现潜在的鼹鼠,如何迷惑敌人并将他们抓获,同 时又不暴露自己。 培训班每隔3到5个月办一期。我们向他们介绍了敌方谍报机构采用的种种手段 以及审问心理学。这些南非学生学起来如饥似渴,恨不得把一切都记在脑子里。培 训内容还包括了一些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员们非常客气地表示,这不 是他们前来培训的目的。此时我们已经通过这类合作摸到了一条基本规律;把我们 的世界观强加在合作伙伴身上是不明智的。我们本来期待着通过与非洲国民大会建 立联系,有朝一日能够使我们派往国外的间谍披上合法的外衣。具体设想是,我们 可以先派他们去南非,然后在我们当地谍报人员的帮助下改换身份。1988年前后这 种办法刚刚开始有点眉巳因而无从得知它是否行得通。 在思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恐怖分子提供援助的问题时,尤其是法国领事馆和 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事件,任何与此有牵连的人都无法回避个人的责任或罪责。死者 并不是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倒下的战士。他们既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甚至也不同 意我flJ高度重视的安全理论。这类袭击,如1993年一个恐怖主义团体爆炸世界贸易 中心的行为,显示出一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时应负的责任。然 而这些都是事后之见。我们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的合作是一 个复杂的政治谋略的组成部分。我个人参与了这一谋略的制定,对此要负个人的责 任,而且也深知这一点。开展这类合作是东德领导人的旨意,它们与过去卷入第三 世界的活动一样,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冷战期间,双方在这场无所不用其极的冷酷的对峙中也曾怀有一些良好的愿望。 审视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以及和许多人视为恐怖组织的关系时,我希望我方 的良好愿望能够留下一点痕迹。·我们不应因卢蒙巴、切·格瓦拉、阿连德、拉宾 以及千千万万只有亲属才记得的受害者洒下鲜血而却步不前,而是应该从曼德拉当 选为南非总统以及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握手言和中汲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