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末日 1980年,波兰成立了以瓦文萨为首的独立的团结工会。整个东欧阵营为之震动。 比邻波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感受尤其强烈,担心波兰局势的动荡会殃及自身。波 兰工会在民运中的带头作用令波兰共产党上层坐卧不安。工人罢工后,波兰共产党 再也无法自称代表所有劳动人民了。 70年代末,根据外国情报局提供的准确情报,我们了解到波兰社会不满情绪日 益蔓延。瓦文萨圈内有我们的耳目。波兰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米赫尼克身边也有人向 我们通风报信。不过波兰与东德谍报机构之间的关系始终别别扭扭。即便我们告诫 波兰当局有可能爆发骚乱,他们也听不进去。 眼看地平线上乌云密布,东柏林的国家安全部及与波兰接壤的东德各省国家安 全局分别成立了关于波兰问题的特别工作组。对外国情报局来说,当务之急是摸清 支持团结工会的西方政府、政党、谍报机构以及诸如工会之类的民间组织的真实意 图。波兰谍报机构的同事请我们帮助监视流亡海外的波兰人组织,尤其是位于慕尼 黑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在巴黎办的《文化》杂志。波兰骚乱最严重的时候,我们 征得波兰内政部的同意,直接在波兰国内搜集情报,并制定出种种宣传方针,积极 引导波兰国内的舆论。同时,我们还掌握了西德谍报机构内负责波兰海外人士部门 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从而可以针锋相对地予以还击。 然而我们预先发出警告也好,波兰政府加强对人民的防范也好,均于事无补。 团结工会是一个崭新的组织。东欧各国持不同政见者过去一向认为,任何改革必须 以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为前提。团结工会却反其道而行之,罢工工人处处与政府作 对。后者显然心虚胆怯,步步后退。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在全国实行军管只不 过延缓了局势的恶化。 1981年,我萌发了退休的念头。一来事业上已功成名就,二来1972年签署的基 本条约步履蹒跚,成效甚微。昂纳克成了又一个死抓住权力不放的年迈领导人。有 人劝我竞选中央委员,继而争取进入政治局。然而在这种气候下,我无意寻求政治 上的进一步发展。再说米尔克会不遗余力阻挡我。我把这一想法埋藏在心底,只在 日记里写道: 米尔克不明白,我对政治上的升迁已无兴趣。一则这会给自己再系上一条绳索, 限制了选择的自由。二则我们选出的权力机构徒有虚表,在里面干只会白白耗费精 力。干吗还去当那个官呢? 我开始博览群书,对各种新观点以及对我国自称的“当今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 义制度”提出的种种批评敞开心扉。其中包括魏斯所著的《抵抗之美学》。魏斯在 此书中夹叙夹议,回首往事的同时还剖析了斯大林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后果。弟弟康 尼正打算拍一部名为《三个人》的电影或写一部同名小说,讲述童年时代他在莫斯 科与弗洛赫、维克托·菲舍尔和乔治·菲舍尔结下的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30 年后,4个人在美国再次重逢。康尼参加过苏联红军,日后成为著名电影导演,东德 艺术学院院长。弗洛赫的父亲是著名德国共产党人,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此后 弗洛赫返回德国定居。1939年德苏同盟破裂后,他参加了德国空军,对苏作战。战 后他定居西柏林,成了一名建筑商。乔治是美军上尉,我猜测他也许与美国谍报机 构有瓜葛。尽管3人信仰不同,经历迥异,冷战却未能熄灭他们内心对童年友情的怀 念。 1980年康尼着手准备拍这部电影时已身患癌症,并于1982年3月病故。现在只能 由我完成弟弟未竟的事业。每天,我携带他的笔记和提纲来到办公室,一面记下我 的读后感,一面四处查找资料。我很快感到,这项工作比继续干谍报这一行更有意 义。以前发展新的间谍或策划谍报活动让我兴奋异常。如今只有埋头在这本书里时 才有这种感觉。 (我在日记里写道)奇怪的是,康尼好像就活在我的眼前。大家好像都理所当 然地认为,我会接着康尼的剧本写下去。他们对此充满希望。对认识康尼的人来说, 早日看到这本书乃是他们的一大心愿。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时间的紧迫。此事再也不 能拖下去了。 1983年初,我窥探到了华沙条约组织已病入膏盲的实情。隐藏在北约组织内的 头号间谍鲁普设法搞到了一份北约分析东西方在全球范围内力量对比的报告。该报 告对苏联体制的种种弱点以及它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日益衰弱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 我心里清楚,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存在的问题所做的分析相当准确。我同样清楚 地知道,那些“花岗岩脑袋”--对现实不满的人送给我国年迈的领导人这一绰号 --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改变现状。形势似乎无可救药地一天天恶化下去。我情绪低 落消沉,深感再干下去意思不大。 我将一份我方的分析意见连同报告交给了米尔克。米尔克再通过克格勃头子切 布里科夫把它转给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我们的这份“评论意见”既不能掩饰北约 报告描绘的这幅黯淡图景,又不能显得我们在一旁看笑话。为了把握好调子,我找 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助手苦思冥想。 1983年2月,我利用访问莫斯科的机会告诉米尔克,我已开始考虑退休。那年我 满60岁,米尔克75岁。我俩都该考虑找人接班的问题了。米尔克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我不肯退让。他沉吟了片刻后终于原则上同意我退休,但以上司的口吻告诉我,具 体退休时间要由他定。他已听说了我打算写完康尼开了一个头的《三个人》剧本, 嘲讽地说:“哪有谍报首脑写剧本的!”不管怎样,反正我把退休的事提到了桌面 上。 东德社会上蔓延的不满情绪透过国家安全部厚厚的围墙,开始在我们内部弥漫。 国家安全部内有专供高级官员使用的桑拿浴室。在这里说话往往更随便些。一次和 外交部的两位高级官员洗桑拿浴时,他俩流露出对莫斯科和东柏林年迈迟钝的领导 人极其失望,并透露东德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并非晴空万里。契尔年科对昂纳克接近 科尔的举动疑窦重重,担心西德人想培养一种泛德意志的民族认同意识,以取代社 会主义阵营内的团结。1984年东德与苏联在莫斯科举行高峰会晤时,契尔年科警告 昂纳克,这样搞下去最后倒霉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你不要忘了,东德与西德 发展关系时必须把苏联的安全利益置于首位,”他补充道。 这一警告显然是给昂纳克打算正式访问波恩的计划泼冷水。这两位外交部官员 告诉我,两国首脑的会晤在冰冷的气氛中结束。昂纳克因受到羞辱怒不可遏。回到 东德代表团驻地后,他一反常态,大发脾气,骂契尔年科颐指气使。返回东柏林后, 昂纳克对米尔克倾吐了自己内心的无奈和不满,表示不管莫斯科如何反对,他决心 实现访问波恩的计划。与此同时,苏联报刊开始大肆攻击昂纳克。 由于我精通俄语,在莫斯科又有许多熟人,上面让我出面疏通疏通。我给切布 里科夫打了电话,可碰了一鼻子灰。他提醒我,这种事属于党务。谍报机构无权过 问。 昂纳克访问波恩的计划搁浅后,我们与莫斯科在其他方面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 阴影,两国关系空前紧张。两位领导人谁也不想先找个台阶下。为了安排昂纳克与 契尔年科直接通一次电话,甚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巧妙的外交周旋。通过窃听 电话,我们偷听到波恩政府发言人伯林与另一位西德高级官员讨论莫斯科与东柏林 顶牛儿的部分谈话内容。“这件事越来越热闹。《达拉斯》和《王朝》两部电视剧 加在一起也不如它好看!”伯林评论说。 1984年8月,昂纳克与契尔年科的首脑会议只开了一天,并以失败告终。结果这 位总书记和数百万东德公民一样,无法访问西德。他被迫在西德问题上刹车急转弯, 发表了一个声明,称“目前的大气候”不适于召开一次东西德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因此必须暂时搁置一边。昂纳克紧绷着脸,对助手平静地解释说:“暂时搁置不等 于‘取消’。” 昂纳克觉得苏联人不仅在外交上,还在经济上处处与他作对。莫斯科逐渐削减 了向东德出口的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石油。“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昂纳克 常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对东德一没有足够的财富,二没有实力可以我行我素的事 实视而不见。为了跟莫斯科斗气,他搞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小动作,如同中国改善关 系。 此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苏联的有识之士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意识 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包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大约就 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德累斯顿地区党的领导人莫德罗。莫德罗头发灰白,说话轻 声细气,待人彬彬有礼。他平时生活俭朴,只有一套三间住房,开一辆普通小汽车, 从不去享受党内领导人拥有的种种特权。莫德罗以讲话坦率而著称,与许多头脑简 单、自以为是的党内高级干部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个惯于掩饰事实真相的党里,像 他这样直抒己见的人实属罕见。“付我这份工资不是让我去弄虚作假,”莫德罗曾 对我说过。我在苦闷之中总算遇到了一位知音。 我俩谈到冯·阿登,一位出身贵族的杰出的物理学家。阿登摆脱了种种羁绊, 在柏林郊外的一座山上建起了自己的研究所,潜心从事科研。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 因为政府部门的研究所远远赶不上他的研究成果。已是耄耋之年的阿登对国家乃至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深为关注,担心我们在与西德的科技竞赛中已被远远甩在 后面。而输掉这场竞赛的后果将是亡党亡国。 莫德罗不过是党的地方领导人,能否进入政治局并不清楚。显而易见,只要昂 纳克在位一天,我这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不可能对党的路线施加什么影响。阿 登又年纪太大,况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权力斗争毫无兴趣,只求保证自己的 科研不受干扰。我们于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莫德罗身上。 后来有人捕风捉影地把我与莫德罗的会晤说成是我们这些党内改革派人士密谋 把莫德罗扶上台,在东德实行苏联式的改革。其实我们并没想走这么远。1985年3月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我和莫德罗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可喜变化。我在日 记中写道: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老态龙钟,换了一茬又一茬。现在终于有了一位新的总书 记。人们又一次怀有希望。与以往比,这次苏共领导人的更迭似有本质上的不同。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自挖墙脚。我们内部的无能、无知、自吹自擂、以及严重脱 离人民群众等恶习给自己造成的损害乃是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 此后,我与莫德罗每年都要见上一两次面,彼此交换看法。但我并没有为他上 台在幕后积极奔走串联。如果确有此事,我现在会骄傲地公布于众。令人痛惜的是, 我和莫德罗都没有及时袒露自己内心的绝望心情。和朋友或知根知底的老同事在一 起时,我俩毫不掩饰对现状的不满。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积极地去推动改革。和 众多人微言轻的人一样,我与莫德罗坐等党内出现一位救世主取代昂纳克,为我们 开辟一条新航线。 我想退休还有一个纯粹的个人理由: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安德烈姬。我的 第二次婚姻濒于破裂。一次我去妻子克丽斯塔家乡卡尔·马克思城出差,结识了安 德烈娅。1985年,她与丈夫又来我家做过客。年轻时,安德烈妞因试图逃离东德坐 了4个月的牢。此事虽已过去多年,听她讲述这段经历时我心里很不好受,感受到本 国人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一向觉得外国情报局局长干的工作和国内镇压并不沾 边,属于正当职业。然而看到本国异己分子以及那些无非是想移居海外的人受到如 此粗暴的对待,我不禁羞愧难当。 1986年初,我找到米尔克,向他公开了与安德烈娅的关系。他听后火冒三丈。 米尔克在两性关系方面是个老古板。火消之后,他竭力劝我至少表面上维持目前的 婚姻,并表示可以把安德烈娅调到我的身边。在爱情方面,米尔克不是个有见地的 人。他最关心的还是保密。我妻子是国家安全部在卡尔·马克思城的工作人员,对 我的工作所知颇多。米尔克生怕我妻子一怒之下会向西德泄露有关我个人及情报局 工作的内情。 我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与安德烈姬结婚。米尔克气得要死。有同事透露说, 米尔克下令窃听我的电话。我现在开始体会到受到政府怀疑的普通东德人遭受的种 种不便。克丽斯塔也被置于24小时监视之下,恐怕她会投敌叛变。一次在保加利亚 度假时,她还是设法甩掉了跟在后面的尾巴,结识了一位西德商人。米尔克断定此 人是西德谍报机构派来勾引她的罗密欧。当初我想出的罗密欧手法今天反用到我的 前妻身上,真让人哭笑不得。那段时间,我做好了精神准备,说不准哪一天西德的 一家小报会突然登出前妻的照片以及我们婚后生活的细节。最后,在国家安全部答 应给她一笔钱并安排一个称心的工作的诱惑下(也许她本人也不无理由地猜到了西 德谍报机构正试图用罗密欧之术拖她下水),克丽斯塔选择了留在东德。 1986年春天,我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沃纳·格罗斯曼表示已准备就绪后,米尔克 终于批准我退休。我任情报局局长将近30年,今朝挂印而去无疑是情报局内的一件 大事。我们都希望这次人事更迭尽可能顺利平稳。我与米尔克就退休后的待遇达成 了一揽子交易,其中包括在一栋俯瞰施普雷河的柏林公寓里为我新分了一套房子。 至今我仍住在这套房子里。尽管党政高级官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享受种种特权,可 说到底这些特权是与职务连在一起的。国家给予的,同样也可以收回。为了撰写回 忆我的谍报生涯的材料以供国家安全部参考以及《三个人》的剧本,我请国家安全 部为我提供一名秘书,一名司机,并在国家安全部大楼里留了一间办公室。作为交 换,我的继任人和米尔克可以随时找我咨询。 1986年11月,国家安全部隆重地为我的退休举行了欢送会。米尔克想按传统的 苏联提法简要地做宣布:“沃尔夫同志,由于身患重病……”我身体好好的,不想 以谎言开始我的新生活,因此坚持换一种更接近事实,尽管听上去有点诡秘的提法: “根据本人的愿望,沃尔夫将军从沙(国情报)总局退休。”僵硬死板的正式欢送 会后,我个人又在小范围内举行了一次风格调异的告别会。面对彼此可以掏心窝子 的同事,我颇为动情,衷心感谢他们与我的多年合作,并隐约提到过去几十年里经 历过的恐惧、无奈和艰辛曲折。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有同感。我还引用了布莱希特说 过的一句饱含讥讽的话:“一名共产党员头戴的钢盔上弹痕累累。有些是敌人的子 弹打的。” 我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场的人不禁面面相觑。他们知道,我国领导人 一直避而不提改革开放。最后,我引用了父亲写的一首题为《一个凡人的自白》的 诗结束了发言。这首小诗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性格。我觉得它也是对我的真实写照。 诗的大意是: 假如我恨得太深, 爱得太疯狂, 原谅我吧,因为我是一个凡人。 圣贤与我生来无缘。 我和安德烈妞隐居乡下,埋头阅读整理康尼描写三个人经历了冷战后仍未混灭 的友情的初稿。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心情舒畅坦然。《三个人》一书隐含地批评了 斯大林主义,歌颂了超越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深知该书出 版后,会在东德产生相当大的反响。我决心提出一个东德国内从未公开讨论过的课 题: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以及大逮捕年代的疯狂。借助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东风- -昂纳克拒绝仿效苏联在东德推行开放政策,东西德的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这本 书。 与此同时,我和一位导演朋友还合作拍了一部描写我父亲一生的电影。《一个 凡人的自白》一片即将上映前,我接到通知,其中一段内容因涉及斯大林的罪行需 要删除。我表示不能同意。然而我出国期间,影片中的这部分内容还是被砍掉了。 对这种隐瞒历史(由此类推,也是隐瞒现实)的荒唐行径,我忍无可忍。同大多数 东德人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可以见到总书记。我找到昂纳克,向他反映 了这一情况以及听到的其他一些作家的类似遭遇。他们的作品曾因涉及政治上敏感 的问题被武断地删来改去,对此他们毫无办法。和以往一样,昂纳克待我十分客气, 甚至表示,事先不告诉我和其他作家就删改作品是粗暴的做法。随后他承认,删掉 电影中揭露斯大林暴行的那部分内容是他个人的决定,并不肯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 我抱怨说,不提斯大林的罪行就无法描写30年代苏联的那段历史。昂纳克回答说: “你难道没看出来?如今苏联那边,历史一天一个样。这都是让开放政策搅的。” 我不肯就此罢休: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宣传苏联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现在突然来个一百八 十度大转弯,怎么跟人民交待?戈尔巴乔夫在东德人民心目中威望很高。说他的做 法是错误的难以服人。受他的开放思想的影响,东德人民联想到本国的舆论政策, 希望享有更大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个问题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昂纳克扬起下巴,倔强地说:“我永远不会允许东德境内发生苏联正在发生的 事。”我问他是否了解示威抗议的队伍正在日益膨胀。他们得到了东柏林和莱比锡 路德教会的支持。几个月后,这批人成了东德不流血革命的中间力量。 “这些人都是想入非非的傻瓜。对付他们并不难。”昂纳克说。 1989年3月,在东德社会动荡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我的第一部作品《三个人》与 读者见面了。此前,东德政府刚刚查禁了一期苏联《人造卫星》杂志。这一期上登 有新近发表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研究成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分歧于 是公开化了。如今东柏林反过来倒对苏联实行新闻检查。 我决定利用这本书在东西德同时出版的机会公开站出来支持改革,反对病入膏 盲的现政权。我表示不赞成查禁最近一期的《人造卫星》杂志。当西德的一位电视 台记者问我对戈尔巴乔夫怎么看时,我回答说:“我为苏联有他这样的领导人感到 高兴。” 第二天,我听说我成了政治局成员在每周一次的碰头会上讨论的话题之一。米 尔克打电话通知我,政治局认为我的表态是对党的领导人的攻击,并决定我不得在 即将举办的莱比锡书展上就《三个人》一书接受新的采访。借用美国政治中一种粗 俗却入木三分的说法,我在帐篷里往外尿了一辈子后,现在开始体会到人在帐篷外 往里尿尿的滋味。我没有去正面顶撞政治局的决定,而是继续在全国各地巡回推销 我的书。此时正值国内危机日益加深。人民对5月份选举中统一社会党靠操纵选举程 序得以继续执政越来越反感。 当年夏天,东德人通过匈牙利新开放的边界潮水般地涌入西德。我和其他几位 深诸国家安全部的有头脑的同事一样,十分担心会爆发流血事件。酝酿了几十年的 积怨已接近沸点。我找到昂纳克的当然接班人、身材结实然而缺乏想象力的克伦茨, 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如果动用已呈如惊弓之鸟的国内安全部队对付示威者,流血事 件恐怕在所难免。这些部队只从手册上见过这种场面,根本没有对付它的经验。我 递给他一份备忘录,里面解释了下一步应采取的步骤。克伦茨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 “这个我懂,米沙,”他说,“政治局里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写的这篇东西, 我要是在政治局上念一个字,第二天我这个委员就得给人橹了。别忘了,戈尔巴乔 夫在前三任总书记期间沉默寡言了几十年才自己当上总书记的。”他的这番话与我 多年前从安德罗波夫那里听到的如出一辙。 10月18日,昂纳克和历史上所有独裁者一样,在众叛亲离之后被迫下台。没有 哪一个人出面对此承担责任。然而如果没有米尔克的积极参与,任何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领导人是不可能被撵下台的。克伦茨被扶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在电视台发 表了一通不痛不痒的呼吁和解的讲话。面对极其严峻的形势,他显得力不从心。 布莱希特有个精力充沛、深明大义的孙女,叫约翰娜·沙尔。她邀请我参加定 于11月14日在东柏林开阔的亚历山大广场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这是一次呼吁和平 变革的集会。我深知现在已不是谨言的时候了。参加这次集会的还有作家沃尔夫、 海姆和米勒以及反对派团体“新论坛”的领导人博莱和赖希。面对眼前晃动的要求 结束一党专制的标语牌海洋,我心里明白,统一社会党独揽大权的末日已经来临。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就此完结。我仍然认为,如果有一个既奉行 社会主义政策,又允许人民享有广泛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及财产权利的政府,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可以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下去,至少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竭力劝说参加集会的50万人以及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的数百万人不要使用暴力,并 谴责了目前不分青红皂白,把国家安全机构的每一位成员当做前政府奉行的政策的 替罪羊的气氛。这时,人群中开始发出嘘声。他们根本没心思听国家安全部的一位 前将军高谈阔论什么斗争要有理有节的大道理。 我不无痛苦地意识到,逃避过去是枉然的。我必须习惯为国家安全部的所作所 为以及我为之效力的制度的一些阴暗面承担责任,虽然我对这类行为既不知情,也 没有同意过。当然,对人群中有人哄我这一点我是有准备的。不过那一天总的感觉 是痛快极了。我为自己终于站出来讲出心里话感到如释重负。晚上回家后甜甜地睡 了一觉。这是我几周以来睡的第一个好觉。 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项10点计划。此后,特别是 12月4日这一天在莱比锡每个星期一举行的集会上,开始出现零星的呼吁德国统一的 标语。然而那一天在东柏林,没有人喊出这样的口号。讲演人和参加集会的群众各 自阐述了对祖国未来的不同想法和观点,但大家有一种强烈的同舟共济的感受。今 天想来,那一天恐怕是我们憧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末日。此事过去5天后,我在波茨 坦的一家作家俱乐部正在参加《三个人》一书的讨论会时,门突然被人撞开,一个 小伙子喊道:“边界开放了!”沧桑之变,竟在这一瞬间。一夜之间,我毕生献身 的世界土崩瓦解。当天晚上,千家万户的电视机里播放出柏林墙坍塌的画面。这道 曾巩固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混凝土屏障没过多久沦为一块块碎石,被人们当做纪念品 收集。从现在起,我不得不去适应一个新的世界。迄今为止,它一直是我的敌人。 在这个世界里,我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来自破灭了的乌托邦的逃难者。 1990年1月15日,一群愤怒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有备而来的,冲进我曾服务过的 国家安全部内,抢走了里面的档案。这批材料随后落到西德谍报机构手里。其中部 分经过精心挑选的内容被泄露给了新闻媒体。由于一般老百姓只听说过米尔克和我, 每天针对我的攻击谩骂之声几乎不绝于耳,尤其是在前西德红军派的恐怖分子受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庇护一事上。对于攻击我的人来说,找不到可以证明我个人与红 军派成员打过交道的证据无关紧要。凭我在国家安全部里的一个部门干过这一点就 足以给我定罪。 夏天,报复空气越来越浓。一项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人员大赦的法案在 波恩议会上受到阻挠,未获通过。我毫不怀疑,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之日,也是 我被捕入狱之时。征求了律师和朋友的意见后,我决定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希 望能够在国外继续想办法保护我的老部下。他们中最后一批人于1990年4月离开国家 安全部。动身前;我给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外交部长根舍及勃兰特分别写了信,表 示决不想再次漂泊海外: 德国是我父母的祖国。经历了海外的长期漂泊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自 己的事业和追求。柏林的地下长眠着我的父母和弟弟。对我来说,德国是我奋斗过 的地方,是我力量的源泉,也是我爱过恋过的地方。我在德国这块土地上既做出过 贡献,也有过失误,做过错事。我在写给联邦检察官冯·施塔尔的信中说:. 我和东德谍报机构的其他成员参与冷战的方式与其他谍报机构成员没有什么不 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冷战似乎还在继续,非要决出个输赢胜负不可。败者的下 场就是受到无情的报复。 我想清楚无误地说明,虽然我可能会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一旦得到可以受 到公正审判的保障,我会毫不犹豫地返回德国。与此同时,我还把这一决定告诉了 克格勃柏林站站长诺维科夫。他微微一笑,说克格勃已经知道西德当局企图以免于 起诉我为条件换取我向他们泄露机密,并对我拒绝合作的立场感到欣慰。他没有透 露克格勃是怎么知道的。诺维科夫向莫斯科汇报了我们会晤的情况。几天后,我收 到他的一个口信,说任何时候我遇到危险都可以找克格勃。 我和诺维科夫一致认为,危急关头我和妻子自己想办法逃离德国,以避免造成 苏联人插手的印象。必要时,我可以拨一个秘密电话号码,克格勃会助我们一臂之 力。事到如今,这已是我们能够指望的最大协助了。我当时仍心存一线希望,在欧 洲避上几个星期的风头后,待德国国内的迫害浪潮平息下来即可回国。 9月28日,距德国统一还有6天,我和安德烈她悄悄打点好行装,动身去奥地利。 我们持的是真护照,开的也是自己的车。我可不想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违法行为被 人抓住,因此出国旅行从来不持假证件。我们像夏末去山区度假的旅游者一样,驾 车驶向德奥边界。边防警察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我俩的证件,挥手放行。待车子驶 到警察视线之外后我停下车,与安德烈姬紧紧拥抱,好似一对寄宿学校逃学的顽童。 随后的两个月里,我和安德烈哑开车在奥地利乡村转来转去,专拣小旅店或私 人出租房间住宿。有时,奥地利左派圈子里的老朋友请我们住在他们家里。我和安 德烈娅都没有化装。10月3日我逃离德国的消息传出后,各家报纸的头版经常可以看 到我的照片。不消说,旅馆大厅和服务台都摆放着这些报纸。奇怪的是,似乎没人 想到我就是这个失踪的“头号通缉犯”。有几次安德烈娅注意到有人仔细打量我, 或有人小声惊叹。这种时候,我们便立即转移他处。这段经历极不寻常,既让人提 心吊胆,又其乐无穷。说来也怪,我竟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不过我深知我俩不 可能像美国的邦妮和克莱德这一对年轻罪犯一样永远同警方周旋下去。 我们想再试试能否去以色列,但没有结果。以色列人曾许诺过给我签证,可到 了维也纳后又杏无音讯。我不想为了拿到以色列签证在奥地利首都久留,以免引起 别人的注意(直到1995年,我才去成以色列。以色列的《晚报》报社邀请我与一批 摩萨德的退休官员会面并会见前总理沙米尔)。一天晚上,我和安德烈娅在下榻的 一个奥地利村子吃晚饭。望着她那张楚楚动人又忧心忡忡的脸,我意识到眼下只剩 下去俄国这一条路了。我当时仍抱有一线希望,戈尔巴乔夫会在他的朋友科尔面前 为我们求情。我在奥地利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回音。1990年11月, 我翻出逃离德国前克格勃在柏林给我的那个秘密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 是个俄国人。我按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告诉他,需要克格勃帮助的时刻已经来临。 两天后,一位俄国代理人在匈牙利边界接上我和安德烈娅,开车横穿匈牙利平 原。路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一行三人开车经乌克兰驶抵莫斯科。虽然浑身精疲力竭, 却有如释重负之感。逃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抵达莫斯科后,舍巴尔申在位于亚塞涅沃的外国情报局总部设宴为我们接风。 宾主共同举杯,庆祝我安然脱险。然而席上的气氛却显得颇为拘谨。主人为我没有 得到戈尔巴乔夫更多的帮助感到尴尬。老熟人克留奇科夫没有出面见我,只通过费 林和苏共中央向我转达了他的问候。这位克格勃首脑告诫我不要回德国。显然,苏 联上层内部对我投奔苏联一事内心不无矛盾。一方面,出于过去的情谊,他们感到 向我提供庇护义不容辞。另一方面,又不想张扬此事,以免损害与波恩这一更重要 的关系。 一向对我有求必应的莫斯科各部门开始给我吃闭门羹。或者说,按照俄国人的 惯常做法,对我的请求不置可否。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次在苏联受冷遇。为了写这 本书,我需要查阅一些旧日的北约文件。这批文件当初还是我手下的间谍搞到的, 并由我转交给莫斯科。到头来这批文件我连个影也没看到。当然,俄国人并没有一 口回绝我的请求,只是婉转地告诉我说,“出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拿到当初我 亲手交给莫斯科的这批文件。 逗留苏联期间,我竭力为以前的老部下、间谍和我本人寻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帮 助。此外,还走访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并为撰写一本烹调书收集俄国菜谱。我儿 子萨沙当时由安德烈娅与前夫生的女儿照管。他也不时过来看望我们。 一直到1991年8月,我们在莫斯科过得十分惬意。然而我极其思念在德国的家人 和同事,渴望回到他们中间。留在苏联意味着隐姓埋名了此一生,与流亡者没什么 两样。入夏,苏共中央邀请我和安德烈妞去黑海海滨雅尔塔专供要人住的一栋别墅 度假。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度假。这是他作为苏联领导人 度过的最后一个假日。正是在这里,一个由部分政治局委员组成的代表团不期而至, 向戈尔巴乔夫宣布免除他的一切职务。策划这场政变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克格勃首 脑克留奇科夫c 克留奇科夫不是我意中的克格勃首脑。可我万万没想到像他这样的聪明人居然 会卷入到一次如此拙劣的行动之中。无需是谍报首脑即可一眼看出,这件事从一开 始就是一场闹剧。政变的失败意味着我已山穷水尽。在此之前,我的律师曾两次找 到我,商讨返回德国的时机。做出离开苏联的决定已迫在眉睫。显然,戈尔巴乔夫 在台上的日子不多了。叶利钦很快就会大权在握。我根本不指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 帮助。 8月底,惊魂未定的戈尔巴乔夫返回克里姆林宫后,我约见了暂时代理克格勃首 脑的舍巴尔申。名誉扫地的克留奇科夫这时已被逮捕。舍巴尔申面对形势的骤变显 得迷惘不解。苏联国内局势乱成一团。克格勃内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政变的两派。这 种时候,他自顾尚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我?不过兴许他会念及过去共事的旧情, 最后一次挽留我? 我向舍巴尔申透露了打算返回德国的想法。他认真听我说完,然后两手一摊, 做了个俄国人典型的无可奈何的手势。“米沙,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我们虽是 老交情,可眼下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谁料到事情弄成这个样子!愿上帝保佑你吧!” 我和安德烈娅决定返回德国前先在奥地利歇歇脚。一是为了松弛一下过去几周 紧绷的神经,二是在这里更便于与我在德国的律师取得联系,为我尽可能不声张地 返回德国做好安排。可惜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苏联人在我离境后发表的一项正 式声明中泄露了我的去向。他们倒不是想有意陷害我,而是疏忽大意所致。奥地利 警察和谍报机构接到命令,将我逮捕并移交给德国当局。 可我无意让摩拳擦掌等我回国的新闻界这么快就如愿以偿,于是又一次在奥地 利同警方玩起了捉迷藏。报界评论员和漫画家先是感到滑稽,随后开始对奥地利当 局的无能冷嘲热讽:在自己小小的国家里,居然连一个退休的谍报头子都抓不到。 报上天天可以看到有关我的消息。后来简直成了一场闹剧。我和安德烈娅于是来到 维也纳,主动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奥地利警察客气极了,安排我们在一个避开记者 的地方住下。离开德国将近一年后,我在律师的帮助下做好了回国的准备。 德国当局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让我悄然无声地回国。我们来到位于拜恩一格梅因 的德奥边界后,德国一侧的警察已恭候多时。他们客气地示意我下车,敷衍了事地 搜查了行李。一位官员面有难色地解释说,这是为了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武器。我的 大儿子麦克尔赶到边界为我们送行。我和安德烈娅跨过边界后,被带入一辆奔驰防 弹轿车。我们自己的车交给了麦克尔。我坐的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奔驰防弹轿车,里 面坐着检察官和我的律师。 德国当局安排我们在距边界不远处的一家旅馆稍事休息,准备了小吃和饮料。 检察官在旅馆大厅神情肃穆地向我宣读了逮捕令。随后,我们一行人来到卡尔斯鲁 厄最高法院所在地。虽然抵达时间已很晚,检察官还是设法获得法院批准,立即将 我下狱。午夜前不久,我被关进了卡尔斯鲁厄监狱里惟-一间上有双重铁栏杆的囚 室。11天后,律师把我保了出来。检察官定的保释金高得吓人,而且条件非常苛刻。 借助朋友的帮助我才筹到了这笔钱。 我先后两次去莫斯科,并呆了较长的时间。第一次是1990年春天,第二次是从 1990年11月一直到我回国。外界谣传说,我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机构的档案材 料交给了克格勃。由于这批材料不知去向,人们猜测纷纷。于是有了以上的传言。 可惜情报局的制度不允许这样做。东德垮台时,我已退休3年。新局长是我一手挑选 的格罗斯曼。他工作勤奋,深受局内年轻人的喜爱。我从未打算退休后继续垂帘听 政。格罗斯曼也清楚地表明,他不想受到任何人的牵制。偶尔,他会就我在任时经 手的一些活动征求我的意见,但绝大部分时候喜欢自行决定。不过我把办公室的钥 匙交给格罗斯曼时特别叮嘱过他一点:万万不可把间谍档案存入电脑光盘。电脑热 刚刚兴起的那几年里,局里一些机灵鬼抱怨说,情报局的档案存储系统太笨,使用 起来极不方便。我没理他们的茬儿。由于新闻界危言耸听的报道,现在几乎无人不 晓,东德国家安全部在档案库里存放的档案长达几英里。我并不否认,东德国家安 全机构染上了一种癖好,四处搜集整理本国公民和海外敌人的黑材料。不过我要提 醒撰写头条新闻的记者们,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占地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电 脑化程度极低。中央情报局的档案恐怕不比我们少,不过肯定都储存在电脑软盘或 磁带上了。 前面已讲过,我上任不久即建立了一套颇为复杂的相互参照查索系统。按照这 套制度,任何人若想从我们档案中确认一个间谍的身份需要了解3至5个(取决于保 密程度的大小)互不相关的细节,还要经过保密部门的批准才能阅读三套相互关联 的文件。总登记簿里面贮存有间谍(按名字、出生年月日和地点排列)的档案以及 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搜集的几十万人的材料。每个处单独保管自己的一批卡片,最 多不超过60至100名间谍。每个间谍都有一张卡片,上面记有化名、地址和所属单位, 比如他所在的部、公司或其他单位。卡片上从来不写间谍的真实姓名。每个处的这 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名可靠的高级官员保管。局势紧张或爆发战争时,他负责把这 摞卡片从国家安全部带到我们的临时总部。任何未经授权的人若想搞清一个间谍的 身份需要在浩瀚的文件堆里查来找去。如此明目张胆地试图把间谍的化名与真名对 上号的行为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倘若把这些分开储存的档案都存入电脑光盘, 查找起来就容易多了。现在这种办法虽然费点事,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 些最重要的间谍名字早已印在了我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脑海里。当年我借助蜘蛛网模 式已理清了战后德国各家谍报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后每次遇到新名字,可以毫不费 力地记住此人属于哪个谍报网,很少有记不清哪个间谍或他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 如果把这类档案储存在电脑里,安全主要靠暗语和不同的保密等级来保障。专 家们试图说服我,一个电脑化的存储系统万无一失。每回他们都讲得天花乱坠。然 而几周或几个月后,某家报纸却报道说,一个12岁的孩子在自己卧室里以“黑客” 手段侵入了军方的电脑网络。我从来不相信电脑。 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是加密的卡片总索引。查询某一间谍的身份和任务绝 对离不开它。这套卡片总索引到了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准。东德垮台时,我若仍在 位的话,很可能会把它转移到莫斯科。然而我们事先并没有想到国家崩溃时如何处 理这批档案。情报局以为,一旦爆发战争,这批档案肯定会被转移到位于柏林市东 边格森的战时总司令部里。不过每个处都有自己的紧急藏匿地点。1989年时,如何 安置这批档案取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国情报局局长。 俄国人如果拿到这批卡片索引会做多大的文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外界纷纷 猜测,莫斯科会收下这批间谍,利用他们的知识继续刺探西德的情报。这批人对西 德的了解可谓透彻。我对这种说法深表怀疑。换了我是俄国外国情报局首脑的话, 我会觉得这批间谍使用起来风险太大。最后几年的风风雨雨清楚地表明,社会大动 荡时期,平时显得忠心耿耿的人也会叛变。德国的统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好似晴天 霹雳。每一个人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东德情报局的特工、官员和耳目很 难推断。1990年夏天,他们已经看出苏联人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莫不义愤填膺。 每次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来我家串门聊天时,必然会提到莫斯科的背信弃义。想当初 曾和苏联人在一起于过无数次的杯,如今我们处境危急,他们却在一旁见死不救。 1990年下半年,我从克格勃内部得到消息,存有东德外国情报局高度机密资料 的光盘落到了中央情报局手里。中央情报局组织大批人马正在突击解译这批材料。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批档案被转录到了光盘上。此后不久,鲁普和维南德等人相继 落网。能够泄露这些人身份的原始材料只能来自我们情报局的卡片总索引,其中包 含了有关潜伏在西德的东德间谍的种种细节。 这批材料是从何处搞到的?是不是被转录到了光盘上?80年代初,战争气氛十 分浓厚。东德制定了细致的疏散转移计划,甚至还在格森地区修建了一个特殊地下 掩体,供我在这里继续指挥手下的间谍,好像爆发核大战后我仍可以通过无线电或 其他手段找到他们似的。我觉得这种做法颇为荒唐。这个地下掩体我只去过一次。 真的打起核大战来,反正也来不及躲进来。我相信,就在紧张备战的热潮中,所有 间谍的登记卡被汇总到一起并存人电脑光盘。是谁下令这样干的,我无从得知。此 后,高级官员若想复制含有间谍名单的光盘就容易多了。 我由此推断,一定是情报局内部有人为了得到一大笔钱并免于受到德国当局的 起诉出卖了这批资料。不要忘了,东德情报局美国处处长拒绝了中央情报局用100万 美元换取这批资料的建议。我之所以觉得这批资料直接落入中央情报局之手,而没 有给俄国人的一个原因是,报纸上刊登出了东德谍报机构把这些档案通过克格勃柏 林站交给了俄国人的消息。出于各种原因,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不禁怀疑 这则消息是有人故意放出的烟雾弹,试图掩饰中央情报局与一名东德谍报官员之间 达成的幕后交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一个谍报机构收获最丰的一次。西德 人已不再隐瞒,用于起诉10余名东德间谍的证据中,不少是美国人主动提供给他们 的。在调查我和其他人时,检察官显然有一个间谍化名名单,并千方百计想知道这 些人的真名。例如,情报局的一位前分析员布施1990年受到盘问时告诉检察官,北 约总部里有我们的一个人,并说出了他的化名。然而直到1993年夏末鲁普的真名才 暴露。此前,德国各家报纸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允许德国谍报机构查看它单独保存 的一批档案里的名字。 西德人是在位于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里看到这批名字的。早在两三年前美国 人就搞到了这个名单。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等了这样久才告诉西德人?显然,美国人 这一次如此兴师动众决不是为了侦破东德特务。破获的东德间谍不过是顺手牵羊的 结果。他们猎取的目标就在美国国内,即找出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年复一年泄露 美国机密的鼹鼠。他们知道此人就隐伏在自己身边,而且危害极大,可就是查不出 他是谁。1990年春天哈撒韦找到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1991年,我们隐藏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内的优秀间谍、身居要职的加比被送上法 庭。显然,她被出卖的时间要早得多,当时西德的出价也比后来低得多。她的男友 卡尔利施克为求自保将她抛弃,不肯提供对她有利的证词,并公开说,与她继续保 持关系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卡尔利施克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由于他是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法院判处缓期执行(所有国间谍罪被判刑的东德人都 获缓期执行,只有我一个人例外!)。加比因为是西德人,被当做出卖祖国的叛徒 判了6年半徒刑。卡尔利施克获释后,跑到法院对面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大吃大喝了一 顿,庆祝自己重获自由。与此同时,与他好了20余年的女友被带到慕尼黑附近的一 家女子监狱服刑。显然,卡尔利施克既不忠于女友,也不忠于我们。对他来说,当 初干这一行不过是为了谋生。 这一时期背叛事件层出不穷。加比的被捕和判刑是我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加 比从监狱里给我写了一封信,对她被东德谍报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出卖而怒不可遏。 我对此深感内疚。过去我曾多次向她保障,她的事永远不会泄露出去,而且我们会 一直保护她。没想到一个犹大出卖了她。看到她身陷囹圄,又无能为力,我心如刀 绞。一想到加比在国室里孤苦伶仃,思念自己的孩子,内心受到自责的煎熬,耳闻 目睹西德新闻界肆意歪曲她的动机和行为,我痛苦至极。 我现在惟一能做到的是帮助加比坚强地面对这一切。加比担心昔日我打的保票 不过是逢场作戏,目的是说服她为我们工作。如今她真的出事了,我的许诺会变得 一钱不值。我给她回了一封信,重申“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只把你当作齿轮上的一 个齿,或是这场巨变中的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在这场大变动中,我们大家或多或 少都深受其害。这一切在信上是很难讲清的。我自认为很了解你,但我俩的经历毕 竟太不一样了,尤其是最近几年。不过共同的命运却把我俩连结在一起。我的安慰 决不是敷衍你的陈词滥调,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我与加比恢复了通信,彼此互相鼓励。她常常给我打电话并表示,通过与我的 交往,她有了正视过去的勇气。加比还积极参加了一个争取尽早结束对其他东德间 谍的起诉的团体。这些间谍的案子一直拖着,无法定案。如今我与加比通信用不着 使用密码,也无需通过秘密渠道传递。我们这一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间谍结果成了 朋友。 虽然加比的男友因是前东德公民免于受到叛国罪的起诉,同一规则却不适用于 我。1993年5月4日,我来到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州高级法院,接受对我过去毕生事业 的清算。法院外面挤满了采访的记者和好奇的群众。我和安德烈娅在一左一右两位 律师的陪伴下艰难地从人群中挤过。仰头望去,法院塔楼上是一只象征旧日德意志 帝国的张着双翼的老鹰徽记。这种德皇时代的遗迹在战后的德国已十分罕见。法院 门口簇拥着一群迫不及待的记者,等着这场好戏开场后好做文章。一看到我们,呼 啦一下子涌了过来。 我们穿过法院正厅,走向位于地下一层的法庭的路途中又与从后门涌入的一批 记者迎头相撞。我一把抓住安德烈姬的胳膊,疾步下楼来到安静的法庭。 主席台呈U型。我的对面是正襟危坐的身穿紫色法袍的诸位检察官。自奥地利边 界被捕之日起,以及此后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最高法院出席的简短听证,我对这些 人的相貌已十分熟悉。法庭里座无虚席。 我坐在这间法庭里充满了讽刺。身为前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我却因在联邦德 国从事间谍活动受到统一后的德国司法机关的审判。更耐人寻味的是,这间法庭正 是1975年审判纪尧姆夫妇的地方。当年审纪尧姆时,西德政府的部长以及联邦情报 局和宪法保卫局的高级官员先后来此作证。证词一律予以保密。为了确保作证内容 不被人窃听,特别修建了这间地下法庭。选择这样一个让人感慨万分的地点开庭绝 非巧合。卡尔斯鲁厄地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特别要求在杜塞尔多夫法庭审理我的 案子。早在纪尧姆事件之前,杜塞尔多夫法庭就以判决之严厉而闻名。该法院的法 官在西德同行中属于最铁面无私的。对我提出的指控书长达389页。开庭前我的律师 已屡屡碰钉子。现在又收到了这么一份起诉书。等待我的是什么可想而知。5位法官 鱼贯而出,各自在自己座位上落了座。对我的正式审判终于开始了。预审期间,我 曾仔细打量过法官席上这4男1女的尊容。一年前我在库龙受审期间出庭作证时曾见 过他们一面。 库龙的受审预示着我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看到他瘫坐在被告席上,面容苍老。 憔悴,我不禁心中一震。拉近了看,德国统一原来就是这么回事,我默想。上次出 庭,我作完证就可以走了。这次却要呆在这里,接受同一批法官的审判。他们身披 黑袍,坐在一只巨大的老鹰徽记下面,看上去怪诞阴森,犹如博斯油画作品里的人 物或是来自戈雅画的梦魇世界。随后漫长的7个月里,我熟悉了他们的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 首席法官瓦格纳有一张宽宽的脸庞,警觉的眼睛,行动迟缓无力,活像一头老 猫头鹰。他外表沉静,谦和。然而一个证人如果毫无防备的话,随时会被他饿虎扑 食般地扑倒。坐在瓦格纳和一位瘦脸女法官(她好像拼命想记录下审讯过程中听到 的每一个字)之间的是一位年纪较轻的法官,脸色惨白,急于表现自己是瓦格纳手 下的第二号人物。可除了不停地给自己的上司端茶倒水外,几乎轮不到他讲话。 第四个法官似乎只管需要时找出有关的证据材料,一刻不停地在堆积成山的文 件堆里翻来找去。第五个法官让人难以捉摸。他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偶尔脸上浮 现出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一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凝视着这些在我眼里只能是敌人的司法机关的代表,不禁浮想联翩。我的一 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我的厄运源于我的成功。正是因为我领导了欧洲大陆上最卓 有成效的情报局,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我才被送上了被告席。 我的律师首先提出,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德国最高法院--联邦宪法法院--做 出我是否应受到审判的裁决之前,暂停审理此案。在此之前,负责审理接替我任外 国情报局局长的魏尔纳·格罗斯曼一案的柏林法院表示,最高法院就统一后的德国 法院审判前东德谍报人员是否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做出裁决之前,拒绝受理格罗斯曼 的案子。我因此怀有一线希望。然而宪法法院的法官一口回绝了我的律师的申请。 下一步我和律师打算通过证人的证词以及政府档案中的证据说明,东西德谍报 人员的活动从法律意义上讲没有什么不同。证明了这一点,检察官审判我的主要依 据--向克格勃递送情报的行为构成了叛国罪--也就不存在了。以此类推,我们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为自己辩护:西德联邦情报局也同样卖力地向它的美国盟友- -中央情报局--传递情报。 不幸的是,我和律师无法在法庭上做这种比较。法官裁决,西德联邦情报局的 活动不属于他的法院审理范围之内。检察官于是揪住一点作为指控我的主要依据: 东德情报局充当了一个非正义政权的工具。他据此声称,我们情报局本性是侵略的, 而冷战期间另一方谍报机构则是防御性的,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他的法律依据是 西德制定的基本法。根据该法,西德声称对前德国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 杜塞尔多夫法院驳回了我的律师的申请后,我马上决定主动承认自己有罪,以 节省法院的时间。检察官称,我多年来一直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国情报局局长。 显而易见,证明这一点无需任何证据或证人。首席检察官还称,他握有我犯罪的证 据,可以证明我曾亲自会见过间谍并向他们面授机宜。我不需要麻烦法院去-一调 查这些会面是否属实,因为我根本不想否认这类指控。我是一位事必躬亲的谍报首 脑,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后面,指使他人出生入死搞情报的官僚。对此我感到骄傲。 “我之所以接受审判是因为我希望生活在祖国。我尊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 律,不管我同意与否,”我向法官陈述道。“然而1990年10月3日那一天起我才成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在此之前,我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 德语里“叛变”一词按字面解释是“叛国”的意思。稍有常识的人不难看出, 把这个罪名安在我的头上十分荒唐。我背叛的到底是哪个国家?毋庸讳言,我当然 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也没有出卖过我的部下。我不明白,以背叛他国的罪名把我 送上被告席究竟依据的是哪一家的法律? 随后的7个月里,检察官指控我亲自操纵了30余名重要的间谍。其中一些人还被 传到法庭上作证。我从而有机会再次见到并观察许多因共同的信仰和事业与我共事 多年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应该感谢法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亲 眼目睹了自己所信仰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然而他们不改初衷,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我感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出庭作证的证人无奇不有。他们中既有东德人,也有西德人,身世经历各不相 同,向我们出卖情报的动机更是五花八门。在法庭上与加比见面的那一刻令我心碎。 她走进法庭时,扭过脸避免看到我。报道这次审判的新闻记者把这一举动解释为她 与我决裂的一种表示。其实她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加比是个极其冷静的证人, 拒绝顺从检察官的意思,把我说成是斯文加利式的人物,通过要挟和其他高压手段 迫使妇女充当东德的间谍。她看上去因内心痛苦而面色苍白,竭尽最后的力气对付 法官的提问。我深知这对她有多么不容易。她和库龙的不幸遭遇又一次使我痛苦地 认识到,昔日我以为情报局人员牢不可破的荣誉感没能经受起风云变幻的考验。 出庭作证的另一名被告是波斯特,这位希望利用与我们的关系促进两德关系正 常化的企业家和百万富翁。当年西德政府认为,与东德的任何接触都是犯罪行为。 德国统一后,他也因此而暴露。我上一次见到波斯特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企业家、 如今坐在证人席上的他巴是一位老人,一头白发乱蓬蓬的,脸上胡子拉碴。他仍主 张两德之间应该实现和解。当年他正是怀着这种愿望为东德做事。他称指控我叛国 的罪名荒唐无比。 出庭作证的人中还有我手下的一位“超级罗密欧”,施勒特尔。他使我回想起 往日荒唐的计谋和大胆的把戏。检察官一一列举了施勒特尔的成绩后质问他:“你 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上帝送给女人的礼物?”我手下的这位官员和往日一样憨直,大 步走到我坐的被告席边,敬了个礼,大声说:“将军,在你手下干不胜荣幸!”此 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纪尧姆出庭作证那一天,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从他脸上已找不到当年曾 是勃兰特左臂右膀的那个人的影子。纪尧姆被捕后在狱中度过了7个春秋。后来又犯 了一次心脏病。这一切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检察官威胁说,如果他拒绝出庭作证, 有可能再次受审。他这才被迫同意出庭。当检察官问他对多年欺骗勃兰特作何感想 时,纪尧姆平静地回答说:“我这一生为两个值得尊敬的人忠心耿耿地工作过:马 库斯·沃尔夫和威利·勃兰特。”纪尧姆重提他曾把勃兰特的挪威文件转交给我们 时,法庭上出现了片刻的骚动。我不禁冲他苦笑了一下。不过我和律师事先已商量 好,不说任何可能对他不利或导致重新审判他的话。两个老同事在大庭广众之下就 此事争吵绝非我俩所愿。 鉴于勃兰特倒台时金克尔在内政部任职,之后又担任过西德谍报首脑,我的辩 护律师要求德国统一后任外交部长的金克尔出庭作证。金克尔在幕后参与了倒勃兰 特的卑鄙勾当。时至今日,这些不光彩的事才在对我的审判中被当众抖搂出来。我 与金克尔同出生在黑钦根镇。小镇附近有一座霍亨索伦王朝时期修建的城堡。 我们这两位东西德谍报机构的首脑终于在法庭上见了面。我因为干这一行成了 被告,而金克尔日后却成了一位高级政治家,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受到欢迎。 至于他过去干过谍报工作这一点,没有人在乎。金克尔的助手事先处心积虑地做出 安排,确保我俩去法庭的途中不会碰上。我知道金克尔内心对我厌恶至极。世人看 到我俩在法庭对面而坐,有可能感到我们这两个谍报首脑从事的活动无所谓谁善谁 恶。一想到此,他一定恼怒不已。为此金克尔一直拖到马上要开庭时才露面,坐到 了证人席上。对我的存在,他故意视而不见。过了片刻,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 于是冲我点了点头。 金克尔不过是回答了几个不甚重要的问题。然而我与他在法庭上的相遇可以说 是德国统一后东德人遭受的精神创伤的一个写照。东德人过去的一生被置于台面上, 任凭拿着手术刀的西德人随意解剖。西德教师仅凭东德教师在另一种制度下执教这 一点就可以全盘否定后者,不管他多么称职,或是多么受人尊敬。借用今天一种新 的说法,东德外交官因为“与前制度的瓜葛太深”丢掉了工作。而不久前还和他们 坐在一张谈判桌前的西德外交官却继续官运亨通。东德间谍坐到了被告席上,而西 德间谍却在证人席上。 尽管对我提出起诉一事荒唐无比,而且不少人对起诉我的法律依据表示怀疑, 法院仍于1993年12月6日对我提出起诉。叛国罪可判6年徒刑。法院判决我有罪。我 的律师向高级法院提出上诉。高级法院又请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1995年6月,宪 法法院裁决,不得以叛国或从事谍报活动的罪名起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谍报官员。 1995年10月18日,联邦高级法院不得不接受我的律师的上诉,推翻了判我有罪的结 论,把此案退回给杜塞尔多夫法院。 凝视从我面前走过的昔日的特工和鼹鼠,我不禁思忖道:过去的一切是否值得? 我为撰写本书陷入对往事的回忆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无论当时 还是现在,我试图审视20世纪后50年的风风雨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谍报机构首脑 在其中起的作用。虽然我们情报局成就卓著,仍无法挽救它为之效力的制度的灭亡。 冷战时期的一切无法以黑白画线,只有深浅不等的灰色之分。无视这一点,就无法 正确地认识过去,走向未来。正如我在法庭上陈述的那样: 任何司法审判都无法完全揭示充满了矛盾、幻想和罪咎的这段历史。我生活和 工作下的社会制度是乌托邦的产物。19世纪初以来,千千万万的人们,包括相信人 类可以摆脱压迫、剥削和战争的杰出的思想家,渴望实现这一理想。这一制度最终 被人民所抛弃。但我仍然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40年的历史不是一团漆黑, 一无是处。西方国家也不是一切都洁白无暇。用“正义国家”和“非正义国家”这 样的陈词划分对立的双方无助于正确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巨变。 这是不是说双方没有任何责任,不应受到任何指摘呢?当然不是。冷战是一场 无情的较量。双方为了赢得胜利都犯有罪恶。如今冷战连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从 报纸头版中消失,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我们不应忘记,实际情况从来不像 双方的宣传机器描绘得那样黑白分明。当代著名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说过的一句话 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能仅凭相对的好坏标准评价某个人,不假思索地或把他捧 为正义的使者,或斥为邪恶的化身。善恶与世上万物一样,随着历史条件、社会特 征、时代和主观观念的演变而变化。”只有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才能真正从冷战以 及我们这些参与了冷战的人的一生中汲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