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著 第五章 长征(上) 1934年9月下旬,中革军委通知我们:蒋介石的北路军。东路军将对瑞金发起总 攻击。29日,《红色中华》发表由张闻天同志署名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自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许 敌人踩确苏维埃寸土”,这篇社论却改变了调子,说:在强敌面前“暂时放弃某些 苏维埃城市”,“转移地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 攻路线,争取苏维埃的完全胜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子 来,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将阵地移交给地方兵团,全军团在五天内完成部队调 整、兵员和弹药补充,14日到于都东北的水头圩、石溪坝、东头圩、禾田和仙霞观 等地域集中。9日,又接到军委总政治部训令,要我们做好思想工作,准备突破敌人 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作战。这便是历时一年、行程两万多华里、跨越*省的长 征。不过,当时称为突围西征或转移阵地。 长征有没有准备?这不是简单地说有或者没有所能回答的。 我们三军团从奉命撤出阵地到离开中央苏区,只有9天时间。彭德怀同志和我虽 然从《红色中华》的社论中和军委的电令中,觉察到中央可能要放弃苏区,但这毕 竟不是正式命令。直到我们将部队调整完毕,来到三军团的第二集中点于都,博古 前来向团以上干部作报告时,才宣布中央决定转移,动员部队准备突围,但他仍然 没有讲明为什么要转移?突围后往哪里去?所以,彭总非常恼火地对我说:这么大 的军事行动,中央也不开个会,同各军团同志商量一下,真是乱弹琴。应当说,作 为三军团的指挥员,德怀同志和我对长征思想上毫无准备。因此,部队的思想政治 工作很难进行,许多问题回答不了! 其他方面的准备,我们是在7天时间内仓促完成的。比如兵员和装备的补充,我 们是10月8日到宁都以南的渡头、罗底屋。三坑底等第一集中点后开始进行的。全军 团原有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共1.52万多人,这时补充了2500人,共有1.77万多人。 调整后的序列和领导人员是: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 部主任袁国平。全军团辖第四、第五、第六3个师,一个师平均不到6000人,每师3 个团,全军9个团,顺序从第十四到第十八团。 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同强敌硬拼硬顶,全军团有伤病员近一万人。 为了使他们尽可能一起突围,军团决定:凡是能行动的伤病员一律归队,随部队转 移。当时,从红军医院出院归队的于部,我记得有宣传部长刘志坚,四师第十一团 政治处主任甘渭汉,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和钟伟剑(后任第十团参谋长)等同志。 刘志坚卧病在床,是用担架抬着走的。有些重伤病员,实在无法随军行动,他们又 不愿出院,只好就地安置。 临时中央对战略转移有没有准备呢?据刘英同志告诉我和我们后来的了解,还 是有所准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广昌失守后不久,5月中,书记处通过驻 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作过请示,6月,国际来电说:阵地转移的目的, “惟一的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兔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新条件下,来巩固 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可见这时战略转移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 10月,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受大破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联络中断。“阵地转移” 的准备工作就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行着。二是派 出一部分红军离开苏区北上,以调动敌人。7月,中央命令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边前进,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8月初,又 命令任粥时、萧克同志率领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湖南中部去发动 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队伍的行动目的,后来周恩来同志说: “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三是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准备。临时中央号召:i6、 7三个月内扩红5万人;6月又紧急动员,收集粮食24万担;9月,成立“少共国际师” 和工人师(又叫中央警卫师)。少共国际师,由兴国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 萧华任政治委员。那时也蠢,只想成立新的师,却没有用这些新兵去补充老部队, 结果,新成立的师因为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战斗力不强,有些在长征开始后的战 斗中就溃散了。 进人9月,突围的准备工作加紧,要求地方送3万名新战士到补充团,并动员夫 子4000名。张闻天的文章暗示: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保存力 量的有效办法是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转移地区”。政治嗅觉很 灵敏的蒋介石对幕僚们说:“湘鄂赣红六军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 而西移的。”他意识到,如果红军突围转移,那就是围剿”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说: “因此我们更要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另一项对突围西征有直接关系的活动,是同具有抗日反蒋要求的粤军陈济棠谈 判。9月下旬,双方代表在粤军防区内的寻乌范门岭签订协议:停止敌对状态、共同 抗日、互通情报、互相通商代购军火和互相借道等五项,从国民党军包围圈的南面 打开一个缺口,所以,大军突围的地点选在陈济棠部防区的信丰河(又叫桃江)一 带。 中央红军撤离后,原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中央也作了布置,成立以项英为书 记的中央分局、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并留下主力一个师和地方独立团共 1石万人。 以上种种,说明中共中央对红军突围西征还是有所准备的。 问题在于:他们遇事优柔寡断,行动自相矛盾。既然战略转移的目的是保存革 命实力,而在工作部署上“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 七八两月,仍在强调“全线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同强敌拼消耗。这样做, 既延误了突围的准备,又增加了兵员损失。 问题还在于:对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如此大事,中央一直秘而不宣。李维汉 同志是中央组织局主任,据他说,战略转移问题,政治局没有讨论过,有关的准备 工作,不管是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博古、李 德、周恩来等少数人知道。李维汉所知道的只是其中的个别环节,连执笔写动员战 略转移那篇社论的张闻天,对行动部署也是长征快出发前他从闽赣结束巡视工作回 到瑞金才知道的。 后来听说,中央在编队时,对人员的去留有一句话,叫做“六亲不认”。其中, 留下一部分同志坚持游击战争是完全应该的。陈毅同志光明磊落,心直口快,博古 等有些讨厌他,但留下他是有道理的,他是江西省委军事部长,省军区司令员,又 是“老井冈山”,情况熟,经验多。但确定去留人员时确实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 像溜秋白同志这样有声望的领导人,因为在中山大学时和米夫、王明作过斗争,王 明等掌权后,一直歧视和打击他;59岁的何叔衡同志,是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苏 维埃政府的监察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因为对临时中央不满,在反“罗明路线”时 被撤了职。长征时连石印机都抬着走,却不带他们几个走,以致红军撤离后,在蒋 介石大肆搜杀下先后牺牲了! 还有一个问题:中央在突围转移时并没有想到要长征,只认为是一次“大搬家”, 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同任迅时、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延安整风 时,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反映在行军编队上,中央 和军委机关编为“红星”、“红章”为代号的两个纵队,携带着印钞机、石印机、 文书档案等大量“坛坛罐罐”,连同挑夫在内共5000多人,走在队伍的中间,主力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全军8石万 多人,浩浩荡荡,护卫着中央纵队作市道式前进,每天只能前进二三十公里,使能 征善战的主力部队,像是抬着“轿子”的轿夫,只起着开路和掩护作用,丧失了寻 机击敌的主动性;反映在战略方针上,是消极避战,准备到湘西后,放下“背包” 再打仗。从瑞金出发到黎平,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经常打掩护仗,被动挨打。所 以,彭德怀同志气愤地对我们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兵贵神速,并且需要取得作战的主动性。这种既不轻 装快捷,又消极避战的转移,是退却时的逃跑主义。 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 10月16日傍晚,我同彭德怀同志检查部队出发情况归来,走在于都的小街上。 他突然拉着我的手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苏区了。今天我请一次客,留个纪念!”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光洋,买了两条鱼,一瓶酒。德怀同志素来生活简朴, 很少花钱。这一块发了黑的光洋,是他把每次分得的伙食“尾子”积攒起来的。今 天他破例请我客,我意识到他是舍不得离开这块用无数革命者鲜血浇灌而来的红色 根据地,想借此一吐心中的块垒。我和德怀同志共事已经10个月了。在这期间,我 们转战在闽西、赣南,经历了从广昌到石城的艰苦战斗生活,彼此思想上相互沟通, 工作上也很协调。他一边给我斟酒一边说:“尚昆,在几次反‘围剿’中,毛主席 领导我们,仗打得很顺利。第三次战争,蒋介石50万兵力长驱直人,我们只有3万多 一点人,丝毫不乱,将敌军—一粉碎。这次反‘围剿’,从客观形势看,中央苏区 和红军的实力比以前要强得多,可是得出了这么个结果……”他深感抑郁和愤怒。 第二天凌晨,我们率领红三军团,在秋雾弥漫中,同中央苏区的老乡依依惜别,渡 过于都河(即贡水)透迪西去。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赣州以东沿信丰河向南一带是陈济棠的防区。为了阻 挡红军南人广东,陈部沿信丰河筑了许多碉堡,这些碉堡群是阻挡中央红军突围的 第一道封锁线。红军突围前,本来已经把“借道”西进的时间和路线通知了陈部, 可是10月21日我们过信丰河时仍然遇到粤军的抗击,战斗十分激烈。担任红三军团 先锋队的第四师,在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同陈部激战。在一、三军团协 同下,护卫中央纵队渡过信丰河,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在突围的初战中,红军折 兵3700多人,四师师长洪超在向信丰河地区挺进时,英勇牺牲,由张宗逊继任师长。 洪超同志18岁时参加南昌起义,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5岁。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粤军向信丰河东南的信丰、安远和东北的南康集中, 显然有“让道”之意。所以,26日,军委发给各军团首长“亲译”的电报中说: “我们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 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后来才明白,我们突围前,军委虽然通知了粤军 指挥部门,由于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 的命令,因而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造 成如此损失,令人叹惜不已! 中央红军撤离江西后,蒋介石调整部署,变“围剿”为“追堵”。对红军究竟 奔向何处,蒋介石一时判断不准,正在举棋不定中。他一面命令北路军周浑元、吴 奇伟两个纵队集结待命,一面命令粤军陈济棠和湘军何键部火速在湘粤边的桂东、 汝城、仁化等地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中革军委为了争取先机,决定 红军向湘南的汝城和广东的城口方向挺进。红三军团奉命分左右两个纵队向汝城进 击,相机占领汝城。汝城守敌只有地方部队胡风章的两个团,但碉堡坚固。我们只 有两门山炮,攻城火力不够,挖坑道破城吧,又会耽误时间,这时,何键的六十二 师一个旅已赶到汝城以北地域,彭总和我商量后,报中革军委同意,决定避实就虚, 绕过汝城,一面监视城内守敌,一面将我主力从城南的天马山、大来圩等地西进。 11月8日,红军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进人湘南粤北地域。 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湘南的郴县、良田、宜章到粤北的乐昌。这时,粤 军主力已南撤至大庆、南雄一带,防备我军进人广东腹地,在乐昌的只有两个团。 湘军何键部首尾难以兼顾,它的主力十五师大部分已调往贵州“会剿”红二、六军 团;第六十二师大部分正从江西返回途中,来不及向湘南粤北靠拢。蒋介石的周、 吴两个“追剿”纵队,还远在湘赣边界,所以,封锁线上兵力空虚,在宜章和汝城 担任守备的主要是“义勇军”和民团。我们分析,红军进入湘南,何键势必协同蒋 介石对付我们,陈济棠怕蒋军乘机入粤,并没有和蒋军南北夹击红军的企图。因此, 向军委提出:“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乐、郴间封锁线。”当日16时,军委电复我 们:中央红军决定从宜章以北的良田和宜章东南的坪石间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命 令:“第三军团为右翼队,从宜章北通过,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队,从宜章 以南通过。” 11月7、8两日,国民党军队以20辆汽车,昼夜不停地运兵湘南。我们得悉湘军 第十五师及第十九师一部又抵达郴州,决定调整部署,乘虚攻取宜章。10日,大雨 倾盆,我们命令五师攻占良田,向北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公路,力阻来自郴州的援 敌;命令六师第十六团为先锋,冒雨急行军向宜章挺进。在距离宜章城15公里处的 白石,200多民团前来阻拦,我军当即把他们击溃,乘胜猛追到宜章城下,将宜章城 的东门、南门团团围困,准备在炮兵协同下攻城。当地群众看见红军来到,热情地 给以帮助,特别是300多名修筑粤汉铁路的工人,帮助我们掘坑道,扎梯子,进行攻 城准备。守城的民团惊恐异常,在半夜里弃城而逃。 门月11日拂晓,宜章城门大开,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人城。我们在宜章召开了30 00多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革 命者和无辜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分给劳苦大众,并扩大红军四五百人。在 攻占宜章的战斗中,第六师为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三道封锁线立了首功。 这时,“红星”、“红章”两个中央纵队还分别在赤石司和文明司等地缓慢地 行进。第四、第五两师不得不在良田至郴县间的万会地区,严密地侦察、警戒郴县 方面的敌军,掩护中央纵队右侧安全;六师则留在宜章等地,等待红十五师到来, 保障红军西进的两条通道。 14日,湘军十五师和国民党中央军从郴县南下,并向良田袭来时,我军已全部 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来通令:“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 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湘江血战: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敌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的追堵大军陆续赶到湘南。为了迅速摆 脱追敌,三军团奉命和八军团组成右纵队,在彭、杨统一指挥下占领嘉禾城;第一 和第九军团组成的左纵队,占领临武及蓝山城。 这一带是湘桂边境的九疑山区,重峦叠蟑,山道崎岖。部队掩护着包袱沉重的 中央纵队,行动更加困难。5天的行程,竟走了11天,部队拖得精疲力竭。彭总非常 担忧和恼火。他对我说:“尚昆,我们要扭转被动的局面,不能光走路,挨打,不 打仗啊!要按过去毛主席领导反‘围剿’的办法,机动作战。我们党在湖南的群众 基础和条件都很好,敌人却彼此矛盾,我们有空子可以钻。”他向中央提出以下建 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 消灭敌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 占淑浦、辰溪、沉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 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第一,在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湘粤边袭 来时,三军团出敌不意,北上威胁长沙,将使国民党湖南当局陷于惊慌。第二,当 时二、六军团已会师黔东,正向湘西进军,即将在湘鄂川黔建立根据地,发动湘西 攻势。如果中央红军进占淑浦、辰溪、沉陵一带,两路红军对进,有可能在湘西会 合。第三,如果中央红军东扰长沙,西联二、六军团,将迫使蒋、何改变“追剿” 部署,红军可以避免进人西延山区。这项建议,同毛主席提出的停止西进、掉头北 上摆脱敌人追堵的见解正不谋而合。但是,博古和李德既不采纳,又不答复,执意 沿着两个多月前红六军团开辟的行军路线行进。这使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摸得 一清二楚,立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分五路进行“堵截”、“追剿”。 11月中,何键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颁布“剿匪计划”,要旨是利用湘江天堑,布 设第四道封锁线,以15个师的兵力合围,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蒋介石在亲笔 信中叮嘱何键:“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又对参加“堵截”的桂军说: 如能在灌阳、全县(州)之间歼灭红军,“则功在党国,所需饱弹,中正不敢吝予。” 这时,蒋军已在湖南零陵至广西全州地段的湘江两岸修筑了100多个碉堡,凡能徒涉 的河段都加修大碉堡,以8个师严密防守;4个师担任“追剿”,一个师负责“围堵”, 空中还有飞机扫射轰炸。面对着一场严重的恶战,博古和李德惊慌失措,一筹莫展, 只知道命令部队硬打硬拼,夺路逃跑。至于向何处去,中革军委说尚待“侦察结果 而定”。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在全州和兴安之间的界首和凤凰嘴抢渡湘 江,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为左右两翼,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27日,彭总和四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率领两个团直插界首和兴安地区, 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领四师第十团为前卫,随同一军团抢渡湘江,控制了界首 到脚山铺的渡河点,架起浮桥。第二天,四师有两个团西渡湘江,控制了界首以南 的光华铺、枫山铺一带,在河东的一个团立刻修筑防御阵地,阻击桂军。界首扼湘 桂公路和湘江的南北要冲,穿越公路向西便是名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如果中央纵队 及时赶到渡口,迅速渡过湘江,就能很快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可是中央纵队行动 缓慢,这时还在40公里以外的文市和桂岩一带。而桂军主力却已北上协同“追剿” 军发起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湘江各个渡口,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于是,先 期控制渡口的红军不得不全力同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展开一场顽强的阻击战。 在这场战斗中,三军团的对手主要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那时有这么个说法: 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桂军首先 向我据守界首渡河点的四师阵地发起进攻。叨日那一天,他们发起了十几次冲锋, 都被坚守阵地的第十团打了下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沈述清牺牲了,由杜仲美接 任,杜仲美又很快牺牲,由团政委杨勇指挥。我们接到报告后,一再向军委发出 “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电,催军委“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否则 湘江渡口“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却发来一个《训令》,空洞地说“由 于敌我部队力量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忍劳,可断言胜利一定属于我 们”,要求我们“最勇敢、最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以争取“渡江战役胜利”。 在这样的紧急时刻,收到这样的训令,真使人啼笑皆非。这时,一军团奉命掉头对 付湘军,把坚守渡河点的任务交给了三军团,我们派宣传部长刘志坚前往督战。等 到29日,中央纵队才到达界首渡口,并在12月1日渡过湘江。这时,第十团已鏖战两 昼夜,以伤亡4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渡过湘江的任务。三 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湘江西岸的一个祠堂里,离界首渡口只有几百米,彭总和我三天 三夜没有下火线。 与此同时,三军团第五师在灌阳附近距湘江不到40公里的新圩、杨柳井一带, 全力阻击桂军,保障向界首进发的中央纵队的左翼安全。灌阳、兴安、全州被国民 党称为“铁三角”,五师当面的敌人是桂军“精锐”第七军的两个师和湘军十五师 一部。五师师长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是桂军第七军的老对手,然而要以一个师的兵 力对付3个师的敌军,困难可想而知。一是人数、装备悬殊,二是桂军地形熟悉,还 常采用游击战术,派小股袭击我阵地,五师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激烈的交战,但 军委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彭总和我明知任务艰巨,一起 来到五师,检查他们的战前准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李天佑和钟赤兵(政委)表示, 人在阵地在。我面对这些身经百战而又年轻英俊的指挥员,内心里不禁涌起“风萧 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感。我们默默地紧握着他们的手,叮嘱他 们:既要坚决消灭敌人,又要注意保存自己。五师打得英勇顽强,野战工事几番被 敌摧毁,战士们从泥土碎石中爬出来重新战斗;子弹打光了,就与敌白刃格斗,前 赴后继,反复争夺。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彭总和我住到前方的村子里去,敌人的机 关枪就打到我们的房子上。我们一边了解前沿情况,一边催问中央纵队渡江进度。 直到军委纵队渡过湘江,才命令五师撤出阵地,向湘江西岸转移,将阻击任务交给 六师。这次战斗中,五师伤亡达2000多人,将近全师的一半,师参谋长胡浚,十四 团团长黄冕昌,副团长、团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都英勇牺牲了,负重伤的有十四团 政委谢振华,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等。十五团参谋长胡震在接受任务时 表示: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占新圩,第二天,他在反击敌人时牺牲了。营连 级的指挥员牺牲的更多。他们以自己的鲜血、生命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保障了中央 纵队安全渡江。 红六师接替五师的阻击任务后,命令第十八团掩护八军团渡江。这是大部红军 渡江后,留在江东最后的掩护部队,处境更加险恶:国民党的“追剿”军已从四面 八方赶到湘江边,摧毁浮桥,封锁江面。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他们和作为后卫的红 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截留在湘江以东,在8个师的敌军包围下,孤军奋战。红六师十 八团在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领下,完成掩护任务后,反复冲杀突围,最后弹 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六师的其他两个团也遭受很大伤亡。全师已基本上不成建 制。后来整编时,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5昼夜,终 于跨越天堑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务求全歼,毋容匪寇 再度生根”的梦想。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但在这一仗中,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作为中央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三军 团,实力也损失了一半,元气大伤。那时,幸好粤汉铁路的中间一段(从湖南衡阳 到广东韶关)还没有修通,不然损失会更大。 转兵贵州 湘江一战,红军折兵5万,似乎已濒临绝境。面对这样惨痛的事实,全军上下自 然会同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那时,红军一直能以少胜多,苏区面积不断 扩大。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正如彭总所说“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大家对博 古。李德的指挥已由怀疑、不满到完全失去信任,逐渐觉悟到这是他们排斥毛主席 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 湘江血战后,部队来不及休息和整理,就被迫进人湘桂边的西延山区。西延山 脉海拔出二O多米,主峰是被称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地势险峻,道路崎岖,山地 绵延数百里,西接贵州高源。“广西猴子”又在后面穷追不放,他们和民团一起, 利用对地形熟悉,同我们打麻雀战,搞得我们很困难。这一带又是贫穷地区,没有 多少地主老财可打,部队连吃包谷也有困难。 部队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进?12月9日,博古、李德电令各军团:“总的前进方向 不得改变。”也就是说,不顾情况的变化,执意要循着两个月前红六军团的行军路 线走,到湘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可是,这条路上蒋介石早已严加防范。11月中, 蒋介石颁发的“剿匪计划”规定:万一红军突破湘水、滴水以西,应不使红军长驱 人黔会合四川红军,或进人湘西会合二、六军团。他的主要部署放在后一方面。红 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的15个师共20万兵力已等候在芷江、靖县、城步、新宁一线, 修筑碉堡,布成五条封锁线,湘西、黔东数县也筑堡200多座。如果红军按照博古、 李德“不得改变”的方向前进,正好钻进蒋介石布设好的大口袋,自投罗网。在这 个危急时刻,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和朱德总司令在通道县向“三人团”提出, 放弃原订计划,避强就弱,向贵州转兵,因为王家烈的贵州兵都是“鸦片鬼”,人 称“双枪兵”,不经打。12月8日,部队行进到黔东的黎平,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 治局会议,接受毛主席的意见,通过《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目前在湘西 创建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川D黔边 地区”。这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从这时开始,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开始被排 除。这次会议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我和德怀同志没有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黎平会议的决定是在行军途中由 军委电告我们的。我们当即向师以上干部传达,大家听了十分高兴,因为这一来, 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把几十万敌军甩在阻挡红军去湘西的道上,使我们取得 了主动,德怀同志和我立刻联名向军委发电,坚决支持新的战略方针,并且提出建 议。我们认为:红军到黔北新的战略区,川湘黔地区的敌情可能有以下变化:一是 在蒋介石直接组织下,川军将成为我们正面的主要敌人,二是蒋的嫡系部队将有8至 10个师人川,在重庆、沪州沿长江上游设防,阻隔我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三是湘 军将在湘黔边构成封锁线,西向乌江威胁我右翼,四是黔军将在我左右起钳制作用。 但他们要实施这个计划需要时间,目前敌军疲惫,又值冬荒,预计向我大举进攻的 时间“可能在明年三月前后”。因此,建议军委抓住有利时机,渡过乌江,“首先 赤化遵义、桐梓、绥阳、湄潭、凤岗、思南六县。思南扼乌江、为我右翼支撑,并 保持娄山关在我手中,使我得到武陵山脉。”主力可以在绥阳、桐梓遵义之间机动。 1935年元旦,中央在猴场会议上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新的战略方针确定后,红军立刻向遵义进军。在此之前,三军团已在12月D日占 领黄平,31日占领瓮安,1935年1月4日渡过清水江直奔乌江渡口。这时,两路追敌 中,湘军刘建绪的3个师经镇远向瓮安袭来,中央军薛岳的8个师转到贵阳附近,借 “追剿”红军之名,乘机从地方军阀王家烈手中攫取对贵州的控制权。红军便趁此 时机北上,掩护军委纵队在1月6日全部顺利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 l月9日上午9时,红军司令部进驻遵义,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剿军”被甩在乌江 以东和以南地区,没有来得及集中,红军获得了在遵义休整十多天的时间,这是长 征开始以来没有过的。中共中央利用这个时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黎平会议的 计划,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略战术方面的经验教训。 从黎平到遵义的进军,我以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战略目标明确,行动方向出敌不意,重新取得了主动权,士气高涨。 第二,部队进行了缩编。“红星”“红章”两个中央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 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凡是能战斗的人员和轻重武器 调给战斗部队;抛弃许多坛坛罐罐,解散庞大的挑夫队伍;撤销了主要由扩红时招 募的新兵组成的红八军团的建制;各军团也缩编机关,部队轻装前进,提高了战斗 力和机动性。 第三,恢复了红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博古、李德把部队做群众工作说 成是“游击作风”,抛弃了红军的传统。我们占领黎平后,发动部队利用休整时机, 展开群众工作。黄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我们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 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经寨主同意不进寨,不得房主同意不进屋,说话和气,买卖 公平,同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宗旨,获得少数民族兄弟的支持。他们给红 军当向导,筹运粮食,运送伤员。许多青年人还踊跃参军。 第四,避强打弱,不避战。黎平会议决定:红军向遵义进军时,应坚决消灭阻 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则力避大的战斗。本着这个方针,红军人黔后 长驱直人,势如破竹,连克数县,抢渡乌江,轻取遵义,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遵义会议的回顾 遵义会议主要解决军事路线,没有涉及政治路线问题,因为自五次反“围剿” 以来,中央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已是毋容争辩的事实;至于政治路线方 面的错误,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且追敌在后,关键 时刻只能集中力量先解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十分正确的。 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 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 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人,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 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 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 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 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 周恩来都出席。后来张国焘竟说,遵义会议他没有参加,不能算。这真是不讲理了! 参加扩大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是: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 李富春(主任是王稼祥,因为负伤,由富春同志代理);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 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我;五军团的李卓然(九军团的罗炳辉和蔡树藩在遵义东北的循 潭、兴隆一带负责警戒,八军团已经撤销,没有人参加);还有担任《红星报》主 编、中央队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 会议。李德坐在靠会场进门的地方。他坐在门边上,椅子跨着门槛,门里头一半, 门外头一半。我记得他没有怎么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红三军团的指挥部在乌江北岸刀靶水地区的尚稽镇,离遵义有20多公里,我和 彭总是骑马赶去的,晚到了半天。所以我们两人就住在会场的楼下。一开会,首先 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据说伯承同志和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 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川有四方面军的川陕 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川西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彭总 和我在会前曾向军委提出:在蒋介石的直接组织下,川敌“将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 但因为我们到得迟了,没有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后来陈云同志在传达遵义会议 的提纲中指出,新的决定“没有具体了解与估计敌情的可能”,特别是“对于四川 敌人的兵力的过低估计”。 在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博古首先作报告,他也承认了 军事指挥上的一些错误,但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着重强调的是 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因素。他报告下来,大家都不满意。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 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承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 术的错误,并且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也批评了博古,批评李德所提倡的“短促突 击”和同强大敌人硬拼消耗的错误。他讲了以后,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周是“三人 团”成员之一,但毕竟同博古、李德不一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在实践中已经逐 渐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这在黎平会议上已表现得很明显。他出以公 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我觉得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在博古和周恩来报告后,张闻天作了“反报告”,首先提出:“博古同志的报 告基本上不正确的”,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战术基本上错误的。”闻 天同志的“反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主席、王稼祥和他三个人的看法,而以毛主席 的观点为主导。接着是毛主席发言。他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说理透辟,语言幽默, 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内容,着重批判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同时对政治路 线也涉及了。他说: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 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随 后是王稼祥、朱德和各军团的同志发言。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 会议共开了3天。因为蒋军吴奇伟部已经到达乌江,正向我六师进攻,彭总不得 不赶回指挥部,在会上没有来得及作系统的发言,但他在广昌战役失败时已经当面 指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所以他在会后说:一切都高兴,非常拥护。 会议期间由小平同志担任记录,可惜迄今为止,会议记录和闻天同志的发言提 纲没有找到,但发言的基本内容已经包括在闻天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和陈云同 志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了,这是关于这次会议内容的最重要的文 字依据。 我是1934年1月到三军团的,过去没有学习过军事,到军队工作时间不长,又没 有参加毛主席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但是,在遵义会议上,在 两条军事路线的强烈对比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英明正 确。对我来说,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后来,读到毛主席写的《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觉得非常亲切,越读越有味道。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几点重要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二是取消 三人团,由朱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为军事指挥者,而周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 心的负责者”。取消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取消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 权力。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 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 军到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 约在1935年2月5日。因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二是确定毛主席 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渡乌江前又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组成负责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的气氛紧张而严肃,但进展非常顺利。博古和李德是批判的对象,博 古承认了一些错误,没有说自己非常正确。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强调导 致中央苏区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李德完全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但绝大多数与会者 感到欢欣鼓舞。会后,军委派了一个小分队给李德当警卫,大约有一个班,伍修权 同志继续给他当翻译,陪着他。这个人最怕飞机了。德国人长得高,骑的又是一匹 大白马,走起路来目标大,很显眼。后来到陕北的保安,请他到红军大学去当教员, 他也愿意。1939年8月,恩来同志去苏联治伤,李德和思来同志同机回到苏联。 遵义会议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中起了转换的作用,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 革命,挽救了党。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红军在长征中很可能被消灭。它的最大的 功劳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是个书生,对“左”倾 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 席。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 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第一次由中国党独立自主地 解决中国革命中最重大的问题,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一步步结合起来,这表 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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