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治安强化” 东条南进固后方 妄图消灭共产党 治安强化施毒伎 清剿掠夺大扫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妄图把华北变成他的“大东亚兵 站基地”,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动员了大量兵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清剿扫荡,疯狂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但在我军民的 英勇反击下,东条英机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随着日寇占领区的扩大和占领时间的延长,日本帝国主义发觉,仅仅依靠屠杀 政策,并不能达到其“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因此,从1938 年武汉 失守以后,日寇在其占领区便逐步推行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即镇压与欺 骗相结合的政策。一般说来,日寇在其新占领区,特别是不能长期占领的地区,仍 以屠杀为主;而在其已经占领的地区,则以“怀柔”为主。 1938 年底,日寇首先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 扩大成为更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 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划分为3 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 “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 在“治安区”内,日本帝国主义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 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军组织, 来禁绝抗日活动。与此同时,敌人还着重怀柔政策的实施,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 扬“王道乐土”,并建立和发展各种伪组织,企图以此巩固其统治。 在“准治安区”内,敌人以蚕食为主,怀柔政策与恐怖政策并用。所谓怀柔政 策,即加紧欺骗宣传,企图使游击区群众奴化;在恐怖政策方面,则普遍修筑封锁 沟,封锁墙和碉堡,并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 1942 年春,日寇在我冀、热、辽区长城两侧,制造了一个350 多公里长、30 多公里宽的无人区。他们把这一带村庄的人民都集中在一个山沟里,四周筑起3 米 多高的围墙,这种集中起来的村落,名曰“人圈”。在“人圈”内,敌人经常对人 民实行“大检举”,用严刑逼供,分别判以“思想犯”。“政治犯”和“运输犯” 等,任意加以杀害。”人圈”内的壮丁都编入“自卫团”,夜晚值勤巡逻,白日罚 做苦役,“人圈”附近5 公里以内的土地,禁止种植,以利其防守。同时,敌人在 此地区内,经常派出快速部队,在山上山下反复进行搜索,名之曰“剔抉”。敌人 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如热河南部的马尾沟,曾被反复地烧 杀过14 次。这个例子,只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所犯下的无数罪证之一。 从1941 年春到1942 年冬的两年中,日寇在华北共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 动”,第一次从1941 年3 月至6 月,其主要活动是加强占领区的基层组织,强化 “自卫团”,调查和肃清“不稳分子”,并扩大日伪统治下的“群众团体”,以达 “掌握”民心之目的。第二次从1941 年7 月至10 月,其主要活动是实行县与县 之间、村与材之间的联防制,并在其省、道,具各级伪组织中建立“治安强化运动” 的执行机构。第三次从1941 年11 月至12 月。 这期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东条为在华北建立其所谓“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 加紧了对解放区的扫荡、烧杀和劫夺,第四次从1942 年4 月至6 月,其中心口号 是所谓“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等。第五次从1942 年10 月至12 月,敌人 大肆喧嚷所谓“建设华北”、“肃正思想”,并配合武装镇压和军事围剿,妄图彻 底灭绝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对沦陷区的人民肆行经济并吞 和掠夺。在金融方面,日寇在华北设立了20 余家银行。这些银行滥发没有准备金 的伪钞,用刺刀维持着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 日寇对农产品的掠夺是极其残暴的。掠夺方式,一种是低价收购,例如优种棉 花,在天津市场上,每担价格为65 元,而日伪统一收购的价格为38元。华北各地 粮食收购价格一般只抵市场价格的一半。这种收购实际上和抢劫差不多,而这种收 购又是由敌伪机关统一强制进行的,因此广大农民都逃不出敌伪贪婪的魔手。日寇 掠夺的另一种方式是无代价的征发,例如当日军给养困难时。便“就地取粮”,肆 意向人民掠夺或横征暴敛。 沦陷区的壮丁也成为敌人掠夺的对象之一。到1942 年6 月以前,华北被动走 的壮丁约为600 万人,再加以敌人残酷的屠杀和奴役,遂使农村的劳动力遭到了严 重的破坏,结果造成土地荒芜,农业减产,广大农民无以为生。 在工矿业方面,开始日寇通过“军管”和“委托经营”(即由被委任的“会社” 经营)两种方式,几乎夺取了沦陷区的全部工矿企业。但是,敌人这种“管理”, “经营”的办法很快就失败了。由于机器厂房遭到破坏,工人离散,人民不满,加 之敌人资本的缺乏,结果使大部分生产和商运陷于停顿状态。因此,敌人也感到这 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政策,而不得不有所改变。 随着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提出,日寇对沦陷区工矿企业的掠夺,改用了所 谓“中日合作”的方式。根据日本政府关于“中日合作”政策的规定,“华北开发 会社”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45%,日本投资55%。敌人企图以此诱使中国资本家 与之“合作”,并诱使国民党投降。但是,这种所谓“中日合作”,实际上不但所 有企业的经营权全部归敌人掌握,而且绝大部分利润也归敌人所有,中国资本家得 到的只是一些日寇的残羹剩饭而已。 日本帝国主义还在中国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配合其军事政治攻势,宣扬 “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完成大东亚圣战”等反动谬论。 与此同时,敌伪还把一切封建落后的会道门都利用起来,宣扬迷信,欺骗群众;大 量散布黄色毒素,在敌伪的报刊、小说、电影、戏剧里,充满色情,恐怖等荒诞离 奇的情节,海淫海盗,企图以此来腐蚀沦陷区人民,磨灭他们的反抗意志。 在日寇的双役下,沦陷区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人民 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殆尽;在经济生活上,沦陷区人民更是痛苦不堪,每日都在饥 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由于日寇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和对粮食的掠夺,沦陷区的粮食奇 缺,粮价飞涨,以北平为例,1939 年1 月份,一斤玉米面八九分钱;到1943 年 1 月,就涨到一元七八角;1944 年的端午节,更涨到五元多。日寇为掠夺更多的 粮食,于1942 年先后在某些大城市实行了粮禽“配给”制度。配给数目极少,远 远不够食用,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仅能吃豆饼,麸子。豆腐渣等牲口饲料。日寇在北 平,最初还配给些粮食,到1943年,配给人民的就只有由豆饼、树皮、草根等54 种东西制成的所谓“混合面”。 就是这种“混合面”,配给的也很少。因而饥饿现象是普遍的,死亡现象也是 经常的。仅据敌伪报纸透露的不完全的材料,在北平1943 年内,每天因饥饿死亡 的人数平均达300 人之多。 农民的生活更为痛苦。由于敌人的毁坏和掠夺,农民的生产收获本已大力减少, 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更将农民所得剥夺殆尽,此外,沦陷区的农民还须负担沉重 的苦役。敌人为了修筑公路、铁路、炮楼、碉堡、战壕、封锁沟墙及运输军用品等, 常年累月地征发大量劳动力。河北、山西等地,许多农村的壮丁往往每月要服无代 价的劳役在半个月甚至20 天以上。在临近矿区的村庄,许多壮丁还被强迫派到矿 坑中去做苦工。井陉青石岭等12 个村庄,经常出伕1000 余名,轮班到矿坑挖煤, 每班要服役两个月至三四个月不等。在上述情况下,不仅农村生产受到极大破坏, 广大农民的健康和生命也都受到无情的摧残。农民因而饿死、累死及被屠杀者,不 计其数。 但是,中国人民是英勇不屈的,沦陷区人民的心永远向着祖国,他们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和敌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除城市经常举行罢工、罢课和破坏 敌人的重要设施外,沦陷区农村里的斗争也到处开展着。1942 年3 月,河北省内 丘县的农民,不堪敌伪压迫而举行武装起义,杀死敌伪特务人员数名;6 月,唐县 农民千余人到伪县府门前示威,高呼“不给敌人当奴隶”的口号。同年11 月,山 西洪洞、赵城、和顺、辽县四县农民,力反对“配给制度”而举行起义,4 个伪县 长及敌军60 余名被农民杀死。1943 年2 月,山西阳泉17 万农民冲入城里索粮, 包围了敌军司令部3 天,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回一部分掠夺的粮食;春节前夕,山东 博山2000 余饥民,以大刀、长矛攻人敌人据点,附近矿工起而支援,与敌人展开 了激烈的战斗;3 月,青岛近郊饥民冲进敌人仓库,把敌人劫走的600 多包大米运 走;4 月,泰安饥民截获了敌人一汽车面粉和200 包大米;11 月,江苏如皋县农 民为反对伪常备团征粮而举行了5000 余人的大示威,并取得了胜利。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沦陷区人民不甘屈服于日寇淫威之下,他们采取各种 方式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反抗虽然只是此起彼伏地发展着,但它对打击和动 摇敌伪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 和1942 两年,是敌后解放区军民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根据东 条英机的指令,日寇以华北为重点,大举向中国解放区进犯. 实行空前残酷的大 “扫荡”。早在1939 和1940 年,日寇即以主要兵力对付敌后抗日军民,不断对 敌后解放区进行“扫荡”。但是,那时敌人在大城市和交通线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 统治机构,汉奸组织还不健全,伪军人数也不多,因此在那两年中敌人在对解放区 进行“扫荡”后,绝大部分撤回点线,不能控制更多的地区,而且扫荡的间隔也比 较长,到1941 年,情况就不同了,敌占区的伪政权和汉奸组织较普遍地建立起来, 伪军也增加了;敌人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要把华北变成其“兵站基地”, 因此他们集中了64%的侵华日军于解放区战场。 东条为了摧毁解放区,强令推行所谓“囚宠政策”。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在1942 年10 月间夸耀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 余个;封锁沟壕11860 公里之长, 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 倍,地球外围的1/4 。”以冀南区 为例,1939 年该区有敌据点50 余处,1942 年增至800 多处,最高时达1100 多处,全区平均每14 个村庄就有一个敌人的据点,最严重的是宁南县,该县平均 每3 个村即有一个敌人碉堡。敌人在冀南修复和新筑的公路,1940 年底计长2000 公里,1941 年春增至2500 多公里。1942 年又增至4500 余公里。与此同时, 敌人在冀南所建的封锁沟墙也增加到1600 多公里。 日本法西斯强盗,在扫荡中使用了各种毒辣的伎俩和战术。他们一面实行所谓 “囚笼政策”,一面在扫荡时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这时,敌人的屠杀比以前 更有组织、更有计划,因而也更加残酷和无人性了。据一个被俘日兵的供述,1940 年秋冬之际,日本军事指挥机关曾向其参加山西作战的军队下达过这样的命令: “这次作战目的,乃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 人区域内的人,不间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根秣, 其不能运走的也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填平或放人毒药……”就这 样,敌人对解放区的大扫荡,不仅次数增多,而且规模也加大。仅据1941—1942 两年的统计,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1000 人以上的达174 次,较前两年 增加2/3 ;使用兵力达83 万多人,较前两年增加1 倍;扫荡的时间也延长了,而 且较前更加野蛮凶狠。比如,日寇在华北冀中的一次大扫荡中,竟残杀、伤害群众 10 万多人,仅在定县北町一地,敌人就用毒气杀死我军民上千人,弄得“无村不 带孝,处处闻哭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国民党不但不对解放区军民进 行协助、支援,反而一方面暗地里指使其10 万军队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 日寇,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则公开派遣儿十万大军,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 济封锁。 在日、伪、蒋对解放区夹击的形势下,加以自然灾害的侵袭,解放区进入了极 端困难时期,1941 和N42 两年中,解放区缩小了,人口由1 亿下降到3000 万, 八路军由40 万减少到30 万,新四军由13.5 万人减少到11 万人。 面对东条英机发动的疯狂进攻,中国各解放区军民在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的英 明领导下,同残暴的敌人展开空前激烈的大搏斗,不仅粉碎了日寇的“治安强化运 动”,而且也在严峻的残酷环境中受到锻炼。 1941 年8 月,日寇集中10 万人以上的兵力,在敌酋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 对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扫荡。敌人分13 路出动,企图将我主 力消灭于长城的两侧,其扫荡计划准备在4 个月内完成。日军采取所谓“铁壁台围”、 “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并使用了伞兵和毒 气。我军指挥部当时估计到,在一开始就和敌人决战是不利的,所以当敌人历时半 个月到达我中心地区时,我主力己转移到敌后,我后方机关也早己疏散隐蔽,而游 击队和民兵则到处袭扰敌人。日寇的合击扑空后,就开始分股“清剿”。从9 月起, 敌人的小股部队到处搜捕壮丁,烧杀抢掠,我外线部队就在这时反戈一击,一股一 股地消灭敌人。到9 月下旬,各路日军屡次失利,造成困顿混乱,我军又适时地集 中了相当兵力,对敌人予以沉重打击,井收复了阜平等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为了配 合晋察冀的反扫荡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进行了协同作战。从胶东到晋西北, 从晋冀鲁豫边区到大青山根据地,各部队同时出击,收复了许多城市和占领了300 多个敌伪据点,平汉、同蒲、沧石,德石等于线不时为我切断。 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下,日军主力被迫自9 月中旬开始从北岳区撤退,到10 月中旬全部撤走。敌人撤退时,我军沿途设伏,予以重大创伤。在这次反扫荡中, 总计我作战800 多次,毙俘敌伪军8000 多名,破路400 多公里,击毁火车3 列。 冈村宁次不得不自认失败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并以“狮于捕鼠, 效力不大”来解嘲,此次敌人共烧毁我房屋15 万多间,掠夺我粮食2900 多万公 斤,抢走我牲畜1 万多头,残杀我人民4500 余人,抓去1.7 万多人。 在这两个月的反扫荡战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的韦迹,有名的 “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9 月25 日,敌人企图以2500 余人的优势乓力 围歼我一个团于易水河畔的狼牙山。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当日军到达狼牙山时, 我即以一个班的兵力据守险要,掩护全团安全转移。敌人对这个班施以数千发炮弹 猛轰,并以优势兵力数度猛扑。但我战士英勇顽强,全班战士仅剩5 人,仍坚持抵 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最后在无法突围时,5 位勇士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扔出 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并将枪摔坏,在高呼: “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是不当俘虏的!”之后,纵身跳崖,结果3 名 壮士落到崖底壮烈牺牲,两名壮士被挂在崖中树枝上,带伤脱险归来。 1942 年,是解放区军民斗争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 荡达75 次之多,其中最残酷的一次是“五一大扫荡”。当时日寇集中了3 个师团、 2 个旅团,总计5 万以上的兵力,从5 月1 日起,以两个月为期,对冀中解放区进 行全面扫荡。在8000 个村庄1.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布了1500 多个据点。 5000 公里网状的公路上,经常有700 辆汽车巡逻。敌酋冈村亲自乘飞机往返指挥, 用所谓“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的办法,或用故留空隙“张网捕鱼”的毒计, 企图歼灭我主力。在敌人合击时,我冀中部队已跳到敌人的腹地铁路线和大城市附 近去,突然袭击敌后方,使敌人不得不将一部分兵力仓皇后撤援救。战役后期,敌 人进入全面“扫荡”时,我主力实行战略大转移;留在当地坚持的部队化整为零, 分成排连活动,配合地方游击队、武工队,依靠民兵,创造了“迎击、侧击、尾击” 和“速战、速决、速撤”的急袭战术,积极歼灭敌人。在两个多月的激烈斗争中,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我军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5 月13 日,八路军两个连埋伏在无极城外4 公里地的小吕,日军加道大队长 带领四五百步骑兵,保卫着伪正定道尹及所属8 个伪县长组成的视察团到“治安区” 去视察,落入我军伏击圈,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打死伪道尹、骑兵中队长以下官兵 180 多人,并击毙敌人军马60 匹。日军大队长腿部中弹,带残兵狼狈逃窜。整个 战斗只用了45 分钟,八路军指战员无一伤亡。又如6 月9 日的深泽宋庄之战,我 军两个多连击破敌人2500 多人的进攻,打死敌人板本旅团长少将以下官兵600 余 名,伤300 余,毙伤伪军官兵200 余名,而我军伤亡仅73 人。 在粉碎敌人“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中,我解放区军民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同 志的人民战争思想,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对敌斗争中,我地方民兵和游击队为 了对付强大的敌人,有许多很好的创造和发明。其中地雷战和地道战就是以少胜多、 以弱制强的两个法宝。 华北解放区广大民兵大摆地雷阵,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惊魂丧胆。群众就地取 村,利用废铁、玻璃瓶以及石头等制造地雷。这种武器省工价廉,杀伤力较强,又 不易为敌人发现。当日军深入我根据地扫荡时,群众把各种各样的地雷随处埋设, 大道、田野、山脚、村边、室内、室外都是地雷。这样,使敌人到处触雷被轰,寸 步难行。 在对敌斗争中涌现了许多爆炸英雄。晋察冀边区的李勇就是很出色的一个。李 勇是阜平县五丈湾的民兵队长,他领导着民兵队在斗争中学会了使枪使雷。 1943 年5 月12 日,他领导的民兵在五丈湾附近,布置了一个地雷阵,并使 用了“大枪和地雷相结合”的战术,结果使进攻的日寇死伤惨重。从此,李勇的名 字传遍了全边区。以后李勇的地雷战术更加发展,不仅做到了“敌到雷到”、“敌 未到雷先到”、“敌不到叫敌到”,而且能使游击组和爆炸组密切配合,边打边埋, 随机应变,使敌人心惊胆战,草木皆兵。李勇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无数的功绩,被 选为晋察冀边区的爆炸英雄,并参加了边区的群英大会。像李勇这样的事迹,在各 个根据地都曾广泛地出现,正如群众所唱的。 李勇变成千百万,千百万的民兵要像李勇,敌人要碰上千百万李勇的地雷阵, 管教他一个一个都送终。 地道战是平原地区群众的创造。平原的自然条件不如山区便于隐蔽,为了改造 这种自然条件,群众便创造了地道战。开始时,村干部和民兵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 各自在家中挖了地洞进行隐蔽。以后,这些地洞打通了并逐渐延伸到村外,使村与 村之间的地洞都连接起来,便形成了地道。地道不仅起保卫自己的隐蔽作用,而且 是积极打击敌人的坚固阵地,民兵可以利用地道出其不意地扫击敌人。敌人经常在 付出很大的伤亡后进入材内,但却找不到一个人;而民兵却可以利用地道的枪眼射 击敌人,或者从地下转入材外,袭击敌后。敌人在发现地道后,曾经用烟熏、水灌 及放毒等办法来进行破坏和杀害群众。但是,群众又在斗争中创造出许多对付敌人 的办法来。地道的构造一天天在改进,有防毒。防水、通风的设备,也有引诱敌人 的陷饼,有的地区还在地道中没有医院。地道成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地下长城。 除地雷战,地道战外,交通战也更为普遍地展开了。冀中、冀南等平原地区几 乎把全部道路都挖成宽约8 尺、深约丈许的道沟。道沟使敌人的快速部队不能行进, 但可掩护抗日军民的转移,因此解放区的群众把它称为“抗日道沟”。与此同时, 群众性的割电线、毁围墙、烧桥梁等斗争也普遍展开。 1942 年,仅冀南的民兵就收割了电线0000 多公斤,毁围墙40 多道,烧桥 梁20 多座。 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和青纱帐,充分反映了人民战争的特点。没有广大群 众的参加要进行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群众充分地发动起 来和组织起来,不仅青壮年参加了民兵,而且连妇女和儿童也积极投入这一斗争中 来,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筑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 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 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 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同志的预见是千真万确的,东条英机和他所推行 的“治安强化运动”,就像野牛冲入火阵一样,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下场。正是: “治安强化”施淫威,日本鬼于挨铁锤;人民战争威力大,定把野牛烧成灰。欲知 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