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屠杀成年残疾人
残疾儿童只不过是纳粹的第一批受害者。其实在屠杀儿童开始之前,屠杀行动
就已经扩展到了成年人。虽然残疾人已经被绝育,无法繁衍后代,对他们的谋杀显
得既无必要又毫无意义,但刽子手还是将他们的逻辑由排斥进一步发展到灭绝。首
先,纳粹政权实施强制性绝育来防止不适宜婴儿的出生。其次,对于绝育计划未能
覆盖的、已经出生的残疾儿童实行安乐死。第三,解决了后患之后,他们便开始通
过对成年残疾人实施安乐死计划来清理业已存在的残疾人。战后,美国在纽伦堡进
行的医学案件审判的起诉书简要地描述了这一所谓的安乐死计划:“这一计划涉及
到在护理所、医院和收容所,通过使用毒气、注射和其他许多方法,对年老的、患
精神病的、无法治愈疾病的人或者畸形儿童以及其他人进行有系统的、秘密的处决。”
在德国除掉被收容的成年残疾人这一步骤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正如我们已
经看到的那样,维持住院残疾病人的费用已经被大幅度削减,而且纳粹也已经习惯
地把这些人称为不值得生存的生命。希特勒曾于1935年告诉格哈德·瓦格纳说,一
旦战争开始,他将实行强制性安乐死计划,希特勒决非是惟一有这种想法的人。比
如,在1938年举行的负责精神病院管理的政府官员们的一次会议上,一名与会者表
示,“解决精神卫生领域问题的方案必须是一个能够消灭这些病人的方案”。在一
次各医院院长参加的会议上,当有人抱怨医院人满为患时,黑森·拿骚国营医院院
长、纳粹极端分子弗里茨·贝诺塔特所说的话则显得更加露骨:“如果你们医院的
病人太多,把他们打死好了,这样你们就会有地方了。”
1939年夏天,希特勒启动了屠杀成年残疾人的计划。与规模相对较小的、针对
残疾儿童的屠杀计划相比,该屠杀计划涉及的受害者要多得多。希特勒先找到了主
管公共卫生事务的政府部门。这位纳粹元首派人找来了尼奥纳多·康帝,此人不久
以后便代替了死去的格哈德·瓦格纳,成为帝国医学界的总头目。瓦格纳生前只在
纳粹党内担任职务,而康帝除此以外还兼任内政部新设立的主管卫生的国务秘书一
职。
希特勒会见了康帝、国务秘书、帝国元首府主任汉斯·亨里奇·拉默斯和纳粹
党元首府主任马丁·伯尔曼。在会见中,希特勒告诉他们说,他认为应该通过最终
导致死亡的干预方法来结束那些严重精神病患者的不适合生存的生命,这一做法并
没有什么不适当。像许多其他鼓吹处死残疾人的人一样,希特勒还举出了一些病人
由于残疾而无法保持自己身体干净、“并且以自己的粪便为食”的假设的例子——
这一例子在战后的审判中曾被刽子手们广泛使用,虽然所有被谋杀的病人也许根本
就没有这一异常行为。希特勒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官员们补充到,屠杀成年病人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医院、医生和护理人员方面的投入”。
康帝接受了这一任务。但他没干多久便在几个星期后被希特勒撤换下来。显然,
纳粹领导层中爆发了争夺成年人安乐死计划控制权的权力斗争。主管儿童安乐死计
划的菲利普·布勒向希特勒进言道,成年残疾人安乐死计划也应该由元首府来负责。
布勒也许是受了维克多·布拉克及元首府方面的怂恿来争夺这一项任务的。另外,
布勒还害怕对纳粹党元首府主管全国卫生事务的康帝的任命将巩固马丁·伯尔曼对
安乐死计划的控制权。在与伯尔曼和康帝的明争暗斗中,布勒明显地与赫尔曼·戈
林、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威廉·弗里克结成了联盟。
希特勒同意了布勒的请求,并告诉了卡尔·布朗特他的这一决定。已经在负责
儿童安乐死计划的布朗特和布勒,同时又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屠杀成年残疾人计划的
全权代表。他们在接受了这项新的委任后,便开始商讨如何具体加以实施。毫无疑
问,保密方面的考虑也是促使希特勒下决心让布朗特和布勒取代康帝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儿童安乐死计划中,由元首府从管理上加以操纵,可以确保通过党卫队参与
的纳粹党以及控制预算的政府都不会公开地卷入其中。希特勒希望再一次地通过非
政府渠道加以解决。
希特勒是何时作出这些决定和任命的呢?我们现在已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在
纽伦堡法庭上,布朗特和拉默斯都将希特勒对康帝的任命时间确定为二战的早期,
也就是1939年的9 月或10月初,几个星期以后康帝又被布朗特和布勒所取代。但在
纽伦堡的审判中,布拉克以及其他被德国检察机关问讯的证人则将这一时间向前推
进了好几个月。有关证据表明,布拉特提供的时间较为准确。这样看来,元首府早
在战前就有可能召开了成年人安乐死计划的第一次会议。我们可以推测,希特勒与
康帝的会面不会晚于1939年7 月,他授予布朗特和布勒任务的时间不晚于1939年8
月。
纳粹大规模屠杀的历史年表无误地表明,对残疾人的屠杀要先于对犹太人和吉
卜赛人的屠杀。对此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希特勒及其鹰犬们决定要屠杀残疾人?
当然,我们知道,对被认为是“不值得存在的生命”的人进行毁灭,长期以来一直
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是,他们这么做是否还有一些“合理”的目的?当时
的纳粹政权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均把缓解医院压力的需要归结为实施屠杀行动的
原因之一。但这种节省资源方面的考虑不可能单独地成为屠杀的“合理”原因,虽
然纳粹头目曾把它看作一种有用的副产品。事实上,这些计划所花费的钱要大大地
高出预期得到的经济利益。何况这些经济利益与可能带来的盟国和德国国内舆论对
纳粹政权造成的潜在危险相比,更显得得不偿失。与作出一般的经济和军事决策的
程序不同,屠杀行动的决策过程不包括——55少是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对危险
和利益进行的权衡分析。希特勒作出这项决定是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他可以做这件
事情,并可维持下去,然后最终脱离干系。希特勒做到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使人
感到震惊的是,整个政党、政府、军队和职业精英阶层竟然都接受了这一极端的、
毫无理性的决策。
布勒指示已经在负责儿童安乐死计划的布拉克及其元首府第二中央办公室来具
体负责处理管理上的一些细节。帝国内政部,特别是它的负责全国卫生事务的第四
部门,将协助完成这一工作。国务秘书康帝参加了一些会议,并签署了一些必要的
通告,但他没有亲自参与日常的管理工作。已经积极参与儿童安乐死计划的阿尔伯
特·林顿则代表内政部参与了元首府的这一屠杀行动。在这期间,他得到了他的上
司弗里茨·克虏伯的全力支持。克虏伯此时已经代替阿瑟·古特,成为了第四部的
主任。
林顿则成为负责安乐死计划的一名行政人员。对林顿而言,这只不过是战前作
为内政部第四部门负责国营医院和护理所的一名专家的工作的继续而已。随着他将
自己的专业扩展到安乐死领域,他在部内也得到了升迁,并掌管一个新成立的负责
遗传和种族事务的部门,后来还成为第三帝国处理国营医院和护理所事务的全权代
表。
与儿童安乐死一样,布勒实施成年人安乐死计划所迈出的第一步,便是召集专
家顾问对具体步骤进行规划。首先,他动员了元首府布拉克部门的一些官员;第二
步,他将内政部的林顿招至麾下;随后他开始征募医生。但是,除了那些已经参与
儿童安乐死规划的儿科医生外,元首府找不到任何合适的医生人选,特别是精神病
医生。布勒本人只知道一个人选,他就是维尔纳·海德教授。
海德后来成为成年人安乐死计划的首席精神病学家。布勒知道他的大名是因为
海德曾经在数年前曾卷人萨尔」白拉帝内特地区纳粹党地方头目约瑟夫·布克尔与
党卫队指挥官西奥多·艾克之间的冲突。但布勒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海德,于是他
将找到海德这一任务交给了布拉克。而布拉克要完成这一任务,也只能求助于希姆
莱的帮助。党卫队头目希姆莱对海德很熟悉,他帮忙找到并且雇佣了海德。
在党卫队的扶植下,海德在事业上青云直上。海德出生于 1902 年,1926年取
得行医资格,1929年取得精神病学和神经学专业资格。此后他在维尔茨堡大学精神
病诊所担任医生。1932年,他取得了在大学任教的资格后,被提拔为诊所的专职助
理和维尔茨堡大学的兼职讲师。1933年,海德的事业受挫。这年3 月,约瑟夫·布
克尔安排党卫队指挥官西奥多·艾克到医院进行精神观察。艾克被送到维尔茨堡大
学精神病诊所,并在那里遇见了海德。这名年轻的精神病学家和党卫队指挥官艾克
一样,具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他们成为了朋友。海德后来代表艾克直接向希姆莱
提出出院请求,艾克终于被释放,并且被任命为达豪集中营的司令官。在通过重组
达豪集中营、刺杀冲锋队头目恩斯特·罗姆并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后,艾克被提升为
所有集中营的督察官和党卫队下属骷髅队的司令官;战争开始后他被进一步提升为
党卫队武装部队的指挥官。
作为回报,艾克对海德在事业上也给予了关照。虽然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曾在家乡和巴尔干地区参加过反革命的独立部队(FreeCorps)以外,海
德在认识艾克之前并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但他于1933年5 月加入了纳粹党,1936
年6 月他加入党卫队并成为一名上尉。
从此以后,海德开始飞黄腾达。1934年,他成为维尔茨堡大学精神病诊所的高
级医生,其中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其犹太前任被迫辞职。同时,他还举办遗传病方面
的讲座,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上作证,在地方绝育法院里任职,并成为维尔茨堡纳
粹党种族办公室的主任。在艾克的干预下,海德还成为盖世太保的精神病学顾问,
他还被艾克下属的集中营管理机构聘用,负责对集中营犯人的遗传疾病进行调查。
最终,这些政治上的裙带关系使得他成为维尔茨堡大学精神病学教授。
所有其他应邀参加成年人安乐死计划规划工作的医生都是由林顿和党卫队医生
恩斯特·罗伯特·格拉维茨向元首府推荐的。
这份医学规划顾问名单中,大约有10到15名医生,除了海德和林顿以外,还包
括已经参与儿童安乐死计划的医生恩斯特·温兹勒和赫尔穆特·翁格尔。后来,元
首府又邀请了柏林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迈克斯·德·克里尼斯、海德堡大学的精神
病学教授卡尔·施奈德和耶拿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贝特霍尔德·金,和一些大型国
营医院的院长如考夫布伦医院院长瓦伦丁·法特豪泽尔、戈登医院的院长汉斯·海
因策,索内斯腾医院的院长保罗·尼采、埃格尔芬—哈尔医院院长赫尔曼·普法穆
勒,以及巴赫医院的院长本德尔等等。
元首府邀请这些医学顾问参加了一个会议,时间大约是在1939年8 月,会议由
布勒主持。康帝也出席了会议,虽然此后他没有再怎么参与这项计划。在这次会议
上,布勒概括了这项计划的要点,讨论了其法律基础,并要求与会者合作。虽然会
上说得非常清楚,这项计划不会强迫任何人参加,但所有与会的医生都表示愿意予
以支持。元首府在会后又召开了一些与会人数较少的小型策划会议,这些小型会议
就如何开展屠杀、如何掩盖元首府的参与等制定了方案。
布朗特、布勒及其下属们还面临一个问题:他们必须使得参与合作的专家,特
别是医生们相信,他们不会因为屠杀病人而遭到起诉。在纳粹德国,除了战场上的
敌人或在法律上被法院定罪的罪犯以外,杀死任何一个人都是一项犯罪。德国在纳
粹以前的刑法并未被废止,该法典的第211 条和212 条中禁止蓄意杀死任何人的规
定仍然有效。在早期对成年人安乐死计划的讨论中,汉斯·亨里奇·拉默斯建议颁
布一部法律将安乐死屠杀合法化,但希特勒却坚决地拒绝考虑在战时通过这样一部
法律。
同样地,此后参与安乐死计划的一些医生们试图起草一部这样的法律的努力最
后也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希特勒一直反对这一授权屠杀的立法。
由中央指挥的安乐死屠杀计划的明显好处便是其合法化,也就是消除处死病人
的医生被起诉的危险。希特勒拒绝颁布这样一部法律则妨碍了这一计划的公共合法
性。虽然几乎所有人都接受“元首的话就是法律”这一事实,但在没有一部明确授
权处决残疾病人的法律的情况下,元首府的官员们在使医生和公务人员相信他们不
会因为屠杀而负刑事责任时,还是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说服这些合作者,也许
也是为了自保,他们决定请希特勒写一个书面命令。
1939年10月,希特勒签署了一份由元首府起草的文件,与其说是命令,它更像
一个授权。但是为了强调战争不仅改变了第三帝国的国际地位,而且掀开了国内种
族净化的序幕,他将该文件的日期提前到1939年9 月1 日,即二战开始的那一天。
这份文件印在希特勒的私人专用信纸上,就像大规模屠杀是他的“私人事务”
一样。该文件从未在任何法律公报上颁布或发表,这一授权事实上也不具备法律效
力。然而它却被用作屠杀行动的法律基础,并被用来劝说医生们对屠杀计划予以合
作。
这份文件打印在一张白色信笺上,信笺上左上方印有德意志鹰徽、纳粹“叄濉
毙伪曛疽约啊鞍⒌婪颉はL乩铡钡拿郑檬谌ㄎ募娜缦拢喊亓郑?939 年9
月1 日帝国领导布勒和医学博士布朗特在此被授权,负责增加一些具体指派的医生
的权限;这样,一些根据人道的判断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
慈悲死亡。
A.希特勒(签名)。
该文件的原件被保存在元首府的保险柜里,复印件则被用来展示给未来的合作
者看。该文件的一份复印件后来被送到帝国司法部的弗兰兹·古特勒手里。战争结
束时,仅有一份复印件被保存了下来,原件及其他复印件都被销毁。保存下来的这
一份便是送到古特勒手中的复印件,上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注释: 40 年8 月27日由
布勒传送到我这里, (签名)古特勒博士。
被任命负责成年人安乐死计划的元首府官员维克多·布拉克面临的最重要、最
紧急的工作,便是成立一个组织,就像儿童安乐死计划中的帝国委员会一样,作为
一个门脸,来隐藏元首府参与屠杀计划这一事实。与儿童安乐死计划一样,成年人
安乐死计划也是由元首府指挥;但也有不同之处:成年人安乐死计划规模太大,元
首府的人手显得不足,必须另外招兵买马,但位于沃斯大街的元首府的办公楼无法
容纳新招来的人。于是负责成年人安乐死计划的办公室先是搬到了位于波茨达默广
场 (PotsdamerPlatz)的哥伦布大楼——一栋位于柏林最繁华地
区的综合性办公楼。不久以后,该机构规模继续扩大,其中央办公室又搬到了柏林
的蒂尔加滕(Tiergarten)大街4 号一栋被没收的犹太人别墅内。根据
蒂尔加滕大街4 号这一地址,成年人安乐死计划不久便被称作T4 行动,或者简单
地称为T4.布朗特和布勒是希特勒任命的负责安乐死计划的全权大使;他们编写行
动纲领,讨论问题,不断地向希特勒通报情况,并接受他在政策上的指示。布朗特
是安乐死计划参与者中几位年轻的专业人员之一。他于30年代初期开始跟随希特勒,
在二战期间晋升为帝国医学和卫生方面的全权代表,但他并没有参与安乐死计划的
日常管理工作,他甚至从未去过T4 的办公室。布勒则是一个老资格的纳粹分子,
掌管着希特勒的私人元首府。
他负责该计划的管理工作,并对该计划的实施负有完全责任。
但即使是布勒也没有参与计划的日常工作,他把日常工作交由布拉克处理。
儿童和成年人安乐死计划的管理人维克多·布拉克,1904年11月出生于亚琛附
近哈伦的一个医生家庭,1923年中学毕业后,他转入慕尼黑的一所大学学习农业,
1928年毕业并拿到文凭。
此后,他开始经营他父亲的一所疗养院里的不动产,同时兼任宝马汽车公司的
试验驾驶员。他于1929年12月加入纳粹党和党卫队。他后来声称,早从1924年起,
他就开始参加纳粹组织的活动,虽然当时并没有正式加入纳粹党。1930年到1931年,
布拉克经常为希姆莱开车,和希姆莱的家人也很熟,因为其父亲曾为这位党卫队总
头目的一个孩子接生过。1932年,他成为布勒的副官,1934年晋升为参谋长。在布
勒和元首府由慕尼黑迁往柏林后,布拉克便开始掌管第二中央办公室。
在被任命指挥安乐死屠杀计划的实施后,布拉克便开始积极地履行他的新职责。
他曾在战后作证时表示:“我们欢迎它,因为它是基于同情的道德准则和人道主义
的考虑……我承认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缺点,但就布勒、布朗特和我看来,这并不
能改变其基本思想的庄严性。”
布拉克在处理安乐死事务时,使用了杰勒魏因这一化名;他的副手、IIa部
的主任维尔纳·布兰肯贝格的化名则为布伦纳。
布拉克让布兰肯贝格来监督T4 行动的许多细节。1942年,布拉克离开元首府,
以党卫队武装部队一名少校的身份开赴前线,此后布兰肯贝格便替代了布拉克,成
为T4 日常工作的管理者。
布兰肯贝格生于1905年,1929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在加入元首府之前曾在
一家公司任销售代表。
在安乐死计划中,由布拉克和布兰肯贝格领导的元首府第二中央办公室的官员
们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已经讨论过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对儿童安乐死计
划的指挥,这两个人也参与了针对成年残疾人的安乐死计划,他们还出席了有关会
议并视察了一些医院。虽然从理论上说,针对儿童的帝国委员会的工作与T4 行动
是分开的,但事实上儿童安乐死计划被看作是T4 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多方
面,例如元首府所属机构的参与和医生的委派等,这两个杀人行动互相补充。
赖因霍尔德·福尔贝格是另外一名来自布拉克的元首府的官员,他在T4 行动
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福尔贝格出生于1904年,他主修商业,20年代曾去过西班牙
和西南非洲,1932年成立了一家服装珠宝公司,1935年公司倒闭,他随后加入了元
首府。也许是通过他的表弟维克多·布拉克的关系。像大多数元首府官员一样,福
尔贝格很早便加入了纳粹党,他的入党时间为1929年。
维克多·布拉克为成年人安乐死计划设立了一套管理机构。但元首府没有足够
的人手来可供T4 使用,维克多因此不得不另行招兵买马。他通过私人关系网和纳
粹党关系网来进行招聘。没有人被强迫加入,所有人都是完全出于自愿。
T4 的各种管理机构设在蒂尔加滕大街4 号和哥伦布大厦,而布拉克和布兰肯
贝格则在位于沃斯大街的元首府办公室里对行动进行督导。布拉克和布兰肯贝格显
然对T4 行动保留最高的控制权,但日常管理工作他们一般任命业务官员(Ges
chafisfuhrer)来完成。业务官员掌管着T4 的中央办公室。第一任
官员是格哈德·伯恩,他于1940年夏天离任,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迪特里希·艾勒斯
成为第二任官员直到战争结束。
伯恩很早便加入了T4 ,并负责创建了其组织机构。他于1902年出生于一个铁
路工人家庭,后进入科隆大学攻读法律,1924年通过法律考试,1928年获得法学博
士学位。在政府机关工作了几年后,1930年他去了柏林,当了一名律师;1935年又
回到政府机关,从此成为政府机关一个经济机构行政法官。伯恩1930年加入纳粹党,
同年加入冲锋队,1935年转往党卫队。
伯恩于1940年夏天离开T4.他指控布拉特及其下属,还有T4 的许多医生贪污
腐败,行为不端。他的继任者迪特里希·阿勒斯于1910年出生于一个检察官家庭,
1932年加入纳粹党,1934年加入冲锋队。与伯恩一样,他也是主修法律。1933年他
通过了第一次法律考试,1937年又通过了第二次高级考试。在司法部门短暂地工作
了一段时间后,他跳槽去了普鲁士政府部门任职。在取代伯恩成为T4 官员时,他
已经是一名级别很高的政府官员了。
作为T4 中央办公室的业务官员,伯恩及其继任者阿勒斯管理着手下的几个部
门,每一个部门负责成年人安乐死计划的一个方面。T4 医学办公室由维尔纳·海
德负责,他后于1941年12月离职,原因可能与他被指控为同性恋有关。海德的位子
由他的副手保罗·尼采接任。尼采长期担任萨克森尼的索内斯腾医院的院长,而且
兼任大学教授。他1876年出生,1901年获得行医执照,在纳粹执政以前已经是一名
高级精神病医生,以倡导对精神病人进行循序渐进的治疗而闻名。虽然他1933年5
月才加入纳粹党,但却是优生运动和安乐死计划的忠实拥护者,并且参与了早期的
屠杀实验。
医学办公室负责对病人的评估以及安乐死对象的筛选。它还负责对医学评估专
家进行委任和指导,对病人资料的收集工作进行监督,并检查T4 登记员的工作等
等。登记员对所有被评估病人的材料加以归档保存。
T4 行政办公室由业务官员格哈德·伯恩负责领导。伯恩离任后,第二任官员
迪特里希·阿勒斯监督该部门工作,但不直接参与管理,而是把该任务交由弗里德
里希·蒂尔曼完成。该办公室负责协调一些掩盖屠杀真相的活动,包括欺骗病人亲
属和有关机构,使他们交出病人并支付有关费用。其文书工作——包括写死亡通知
书、归还病人的个人物品、安排安葬事宜等等——则由附属于各屠杀中心的行政办
公室来完成,总部则负责进行协调。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行政办公室的
一个位于柏林哥伦布大厦的分部负责发布虚假信息来隐藏屠杀犹太病人的真相。行
政办公室还经营邮政快递业务,以保证T4 中央办公室和各屠杀中心之间快速的邮
件传递。
T4 中央财务办公室最开始由威利·施奈德负责,然后是弗里茨·施密德尔;
最后一任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任主任则为弗里德里希·罗伯特·罗伦特。罗伦特生于
1905年,中学毕业后参加了假期培训,先是学农业,后又攻读商业课程。1930年加
入纳粹党,1932年加入冲锋队。他在纳粹党机关和冲锋队担任工商行政官员。在接
受会计训练后,他担任了纳粹党一个机构的会计。在二战初期,他还担任过在被德
国占领的波兰某德国机构的会计。
布拉克从30年代起就和罗伦特在纳粹党内共事,后来便将他招来主管中央财务
办公室。
中央财务办公室对T4 的财产进行管理,并支付T4 的预算。
战后在纽伦堡法庭上,布拉克声称自己对T4 的财务情况一无所知,财务方面
的事情完全由布勒单独处理。他说,他认为财政部提供了T4 所需的资金。他还承
认,T4 与纳粹党总会计师进行了会谈。事实上,T4 的经费来自纳粹党,这样就
绕开了从政府机构获取经费所必需的注册会计师。另外,T4 还通过欺骗病人及其
亲属、保险公司和政府福利机构获得了大量的钱财。
中央财务办公室还主管车辆调配场和一些印刷设备,并负责财务审计。它还担
负着订购毒药的任务,包括杀死病人所需的毒气。另外,它还负责人员工资的发放,
以及支付被派往东部屠杀中心的T4 人员的有关开支。为此,罗伦特甚至还走访了
一些屠杀中心,如贝尔泽克、索比伯和特雷布林卡等屠杀中心。
T4 运输办公室由元首府官员赖因霍尔德·福尔贝格负责,他使用了“欣特塔
尔”这一化名。其副手格哈德·希伯特是福尔贝格的一名亲戚。该部门负责安排将
病人转往各屠杀中心。它还就转移病人事宜与病人家属和有关机构进行书信往来,
并收取运输费用和转移病人的其他一些费用,直到后来阿勒斯将这一工作直接归到
自己的控制之下。
T4 人事办公室由弗里德里希·豪斯和阿诺德·奥尔斯领导,该部门负责招聘
T4 总部和各屠杀中心的工作人员,同时还负责工作人员的义务保密宣誓。
T4 监察员办公室由阿道夫·古斯塔夫·考夫曼掌管。考夫曼1902年出生于奥
地利的波兰领地。15岁便加入了奥地利军队,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他接
受假期培训成为了一名机械工。他早在1923年便加入了非法的奥地利纳粹组织的前
身和冲锋队,此后便在奥地利的冲锋队就职。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他接受了德国
纳粹组织的任命,成为了一名波美拉尼亚的纳粹组织监察员。1940年他的私人朋友
布拉克把他网罗进了T4.作为监察员办公室的头目,考夫曼直接向布拉克汇报工作。
他的职责包括保持元首府与地方政府、纳粹党各机构在安乐死计划合作方面的
良好关系。考夫曼同时负责选择一些机构,将它们改建和装修成屠杀中心,使它们
具备必要的功能;他还负责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工作人员的福利,偶尔也去视察各屠
杀中心,确保其顺利运转。另外,考夫曼还主管T4 建于奥地利萨尔茨卡默尔古特
(Salzkammergut)度假区供T4 工作人员使用的度假村。
T4 及其各附属机构对其成年人安乐死计划作了必要的伪装。
虽然T4 可以作为一个幌子遮掩元首府的参与,但它自己也需要保密。元首府
于是便设立了一些前线组织来掩藏这些杀人机构的存在。就像儿童安乐死计划中的
帝国委员会一样,这些前线组织只不过是存在于信纸之上,目的在于掩护T4 各机
构以及元首府。元首府和T4 只通过这些组织来与外界打交道。在成年人安乐死计
划中,共有4 个这样的组织:国营医院和护理所帝国合作社、住院治疗慈善基金会、
病人运输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和国营医院和护理所中央财务办公室。
国营医院和护理所帝国合作社简称为RAG,是T4 医学部门的一个幌子。它
与政府有关机构、公共卫生官员、医疗机构及其病人家属就成年人安乐死计划中病
人的登记、评估和选择进行联络。刚开始时,T4 业务官员格哈德·伯恩担任RA
G的负责人,他离开后,RAG由T4 的主任医生掌管:先是维尔纳·海德,后来
是保罗·尼采。RAG的地址为柏林W9 邮政信箱262 号;有时地址也可变为波茨
达默广场1 号——即哥伦布大楼的地址。
住院治疗慈善基金会简称为基金会,由T4 的业务官员领导,一开始是伯恩,
后来改为阿勒斯。它就T4 人员的雇佣、工资发放、额外福利及其他有关事项全权
代表T4 与政府和政党机构打交道。它还代表T4 进行收付款项方面的工作。它接
受纳粹党的补助并代表T4 支付费用。基金会使用的是哥伦布大厦的地址。
病人运输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简称格克拉特,是T4 运输办公室的前线组织,由
赖因霍尔德·福尔贝格领导。它负责将病人运送到各屠杀中心。它还制定运输计划,
经营臭名昭著的灰色巴士,收取运输费,通知有关机构和组织以及病人家属。它使
用波茨达默广场1 号的地址。格克拉特是T4 惟一一家有限公司形式的前线组织,
公司的注册地点在柏林的夏洛滕堡区。
国营医院和护理所中央财务办公室负责与病人家属及其他负担病人护理费用的
机构打交道。通常T4 在病人被杀害后仍然收取病人的按日发放的补贴,T4 通过
这种方法聚敛了一笔额外的收入,用于其屠杀行动。迪特里希·阿勒斯担任该办公
室的主任,汉斯—约阿希姆·贝克任副主任。贝克生于1909年,在学校学的是商业,
在一家工厂干了几年的办公室工作以后,他在地方政府的财务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
他1937年才加入纳粹党。
他是通过他的表妹——赫尔伯特·林顿的妻子的关系加入T4 的。
贝克管理着中央财务办公室的日常事务。他在战后作证说,他为T4 每年收取
600 万到800 万马克的巨额资金,有一年甚至收了1 000 万马克。因而被同事们戏
称为“百万马克贝克”。
为成年人安乐死计划制定的步骤与儿童安乐死计划相类似:通过登记表来收取
病人的资料,对病人进行评估,然后由医学专家来决定其命运,最后病人们被转往
一些特殊机构被杀害。
屠杀成年病人的过程始于1939年9 月21日帝国内政部颁布的一项命令,也就是
在开始屠杀儿童的颁布的1 个月零3 天之后。这一题为“国营医院和护理所的登记”
的命令由尼奥拉多签署;通过内政部发布到联邦州和普鲁士省的所有政府部门。
内政部要求地方政府在1939年10月15日以前提供一份其辖区内所有住有精神病
人、癫痫病人及低能者的医疗机构的名单。该名单将包括所有国营、慈善机构、宗
教团体和私人的医疗机构;并要求写明机构的名称、地址、隶属关系和收容的病人
数。内政部知道不仅仅只有国营医疗机构才收容有这些病人,所以特别要求所有收
容有这些病人的机构,例如养老院和疗养院等,都要列入其中。然而,一些只是短
期地收容这些病人进行观察和治疗的机构,比如大学诊所等,则不一定非要被列入
其中不可。最后,内政部告知地方政府,它需要这些资料的原因在于该部正在编制
对这些机构的问卷调查表;内政部计划直接与这些机构联系,但如果问卷调查表不
能按期收回,它便需要地方政府的协助。
10月中旬,医疗机构名单陆续送达内政部。例如,汉堡市政府便于10月14日寄
出了它的名单,上面列有10个医疗机构,共收容病人6 329 名。
内政部在收到这些地方政府的反馈后,林顿的部门便开始着手直接与这些机构
联系;但有时候则通过地方政府进行联系,要求它们履行“为经济规划对国营医院
进行登记’’的义务。但由于所有机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审查完毕,问卷调查
表便被分期分批地寄往各个机构。这样,在符腾堡的医疗机构早在1939年的10月便
受到了问卷表;而其他一些地区的机构,如柏林和汉堡的机构,收到的时间则要晚
得多。
每一个机构都收到一页被称为2 号调查问卷的表,该问卷表要求提供该机构的
详细信息:财产总额、建筑物的数量、员1 人数、病人数、因犯罪被羁押的病人数、
犹太病人数、具体地址和离主要交通干线的距离等等。这份问卷表的目的在于帮助
T4 决定如何利用这些机构展开屠杀行动。根据这份表格,T4 的官员可以了解所
涉及的病人的人数、病人的法律地位,以及在运输上可能存在的困难等等。
每一个机构同时还收到了大量单页登记表格,这些表格被称为1 号调查问卷。
每一份表格提供一名病人的详细资料,且必须由医生填写。该表格包括以下内容:
姓名、出生年月、公民身份、种族、住院时间、直系亲属的姓名、他们是否经常访
问该病人、监护人或其他承担经济责任的人的姓名和地址、该病人是否被诊断患有
精神病等等。表格中还留有一小部分空白供填写诊断结果之用;另一小部分空白则
用于填写病人可以或已经从事过的工作种类。
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内政部又启用了另外一种稍加改动的单页表格。表格中
增加了一些问题,如病人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最早发病日期、以前是否曾住在
其他医院、是否为双胞胎、是否有患精神病的直系亲属等。修改后的表格还要求提
供诊断、症状和治疗的详细材料,并询问病人以前从事的工作以及是否会马上出院
等等。
病人的登记表格还附带一页纸的说明书,详细说明应对哪些病人进行汇报: 1
.被收容达5 年和5 年以上时间的病人; 2.具有以下症状而且无法从事医院里的
一些工作或只能做一些简单、机械工作的病人; a.精神分裂症; b.癫痫症
; c.老年性疾病; d.进行性瘫痪或各类梅毒; e.脑炎; f.亨亭顿
氏症及其他晚期神经症; g·任何种类的低能; 3.在刑法上被确定为患有精神
病的病人; 4.不具备德国公民身份的病人; 5.非德意志或相关血统的病人。
属于该说明书第4 类和第5 类的病人,也就是外国人和非雅利安人,医生必须
提供这些病人的公民身份和种族等方面的资料。该说明书在注释中还注明了种族可
以分为以下几类:“犹太人、第一代或第二代混血犹太人、黑人、混血黑人、吉卜
赛人和混血吉卜赛人等等”。
该说明书后来又加上了一页附加页。附加页要求诊断越详细越好,并要求写明
有关造成残疾的外伤详细情况,比如在战场上或工作中所受的伤。它还要求医生写
明病人还能从事哪些工作。
这些问题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该医疗机构的规模以及距离主要交通干线的远近
决定了将病人转移到屠杀中心的一些后勤工作。病人所能做的工作的种类和数量也
影响到是否把该病人定为屠杀的对象。然而,至少是在最初,填写表格的医生们并
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真实意图。他们通常认为,可以工作的病人也许会被从医院中送
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从事一些与战争有关的劳动。为了能留住这些病人,他们常常将
一些能够劳动的病人也说成是不能工作。更重要的是,表格中诊断和预后一栏所留
的空白根本就不够,在没有病史的情况下,这样简短的陈述对病人的生死所作出的
判断具有误导性而且起不到什么作用。
就像将儿童安乐死计划一样,填完的表格被交到所谓的医学专家那里进行评估。
在实施儿童安乐死计划中,仅有3 名专家来判定儿童的生死;而数量要多得多的成
年残疾人则需要更多的评估专家。事实上,T4 医学办公室为此组织了两个梯队的
专家。交上来的表格先交给初级医学专家处理,然后再由高级医学专家审阅。
初级专家通过私人关系网和推荐的方法进行招聘。当然,元首府并非简单地接
受所有的人选。被举荐的医生必须被认为是可靠的。当某个人的材料不充分时,元
首府可要求从纳粹党有关部门调看有关此人的绝密材料,以判断该医生在思想上是
否可靠。这一机制显然运行良好,被推荐并被纳粹党有关部门作了肯定评估的医生
中,极少有人在事后拒绝参与这一屠杀成年残疾人的计划。
被选中的医生通常还被成批地邀请到柏林参加会议。在会上,T4 的高级官员,
包括行政官员和医生,向他们介绍计划将要进行的屠杀行动,然后这些医生有权对
是否参加做出选择;没有人会被强迫加入。但一旦他们同意加入,就必须遵守保密
方面的严格要求。在战后,该计划的参与者对保密程序细节的叙述有些出入。有人
记得是进行一项特殊的个人保密宣誓,其他人则只记得一群人互相握手。有些人说
他们获得了书面的专家任命书,其他人则声称没有得到任何书面的聘任文件。为了
获取名望,T4 在1940年8 月竭力想雇佣一些声誉卓著的教授和医院院长担任其专
家。这些人被邀请到柏林与海德和尼采以及其他元首府高级官员进行会谈。几乎所
有被邀请的人都同意接受任命。只有两名医院院长悄悄地离开了会场,拒绝进行合
作。
另外,戈廷根大学精神病学教授、该大学医院院长及一家地方医院院长戈特弗
里德:埃瓦尔德在会上表示,他将不参加这一计划。据说埃瓦尔德在20年代具有右
翼和种族的思想倾向,并曾是激进的独立部队和冲锋队预备队的成员,但从未加入
过纳粹党。纳粹党对埃瓦尔德的评估也是积极肯定的,虽然他曾于 1938 年申请入
党但未被批准。在国家处于极端的条件下(比如,在战时缺乏食物)或者国家可以
举出令人信服的原因(如对不适宜人口进行绝育)的前提下,埃瓦尔德接受屠杀行
动,但他在1940年拒绝加入这一行动则完全是出于实用的原因。他认为这一屠杀没
有必要,而且有造成分裂的危险。他把他的立场以书面形式反映给了一些高级官员,
包括他原来的学生尼奥纳多·康帝。康帝在给他的回复中说,他承认埃瓦尔德某些
观点的正确性,但他自己则持另外一种观点。埃瓦尔德最终没有成为一名评估专家。
但在另一方面,他并没有阻止他自己的病人被转移成为这一行动的牺牲品。
在战后的审判中,弗里德里希·梅内克交代了T4 招聘专家时所召开的一次会
议。他于1940年2 月参加的在哥伦布大厦召开的这次会议,共约有8 到10名专家参
加。布拉克在会上解释了将要进行的安乐死行动,并将希特勒的授权信作为正式的
法律文件进行了展示。他向与会的医生们保证,“杀死不值得生存的生命”是完全
合法的。他进一步阐述了通过登记表进行评估的方法,并敦促医生们说,在评估和
挑选病人时要掌握宁滥勿缺的原则。最后,布拉克询问与会的医生是否愿意成为一
名初级医学专家。结果无一人反对。梅内克讲述了他决定参加的原因:“在场的医
生除了我以外全都是些长者。我事后才得知他们中间还包括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
因为这些人都无条件地同意参加,我也志愿加入了这一行列,并成为一名顾问。”
在两份幸存下来的T4 医学专家的名单中,共有约40名医生,其中包括9 名医
学教授。但这些人中除了2 人外,全是初级专家,他们负责生死裁决的第一轮评估。
高级专家在第二轮评估中对他们的裁决加以审核。这一审核是为了保证所进行的医
学评估是正确的。这一程序不仅使整个过程显得具有科学性,而且还可保证年轻的
医生不会因为缺乏经验而作出错误的评估。
梅内克这样评估这些初级专家:“我们在制度上具备广泛的安全机制。我知道
即使是大学教授也不可能不犯错误,哪怕是在他们所熟悉的医学领域。但是从总体
而言,这些先生们具有丰富的经验,每个人都拥有足够的自信进行独立工作。位于
我们之上的高级专家们更是使得我们宽心:即便我们犯了自己不知道的错误,高级
专家们仍然可以纠正这些错误。”而事实则决非如此。很显然,一共只有3 名医生
任高级医学专家:海德、尼采和林顿。显然地,这些人由于忙于各自部门的事务,
根本无法仔细地审核大量初级医学专家所作出的裁决。
精神病学家指导了对成年残疾病人的屠杀。然而,在T4 中央办公室、屠杀中
心和屠杀病房里任职的医生们中,有一些较年轻的医生,他们在开始参与屠杀的时
候,根本就没有精神病学方面的学位。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当时德国的精神病学领域的发展水平与当今美国的水
平不可同日而语。大多数德国精神病学家都对弗洛伊德著作和精神分析的方法持反
对态度。而且,纳粹德国虽然存在从事非弗洛伊德精神疗法的医生,但在大学、公
共卫生机构和精神病院里并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他们中间也没有人被任命为医学
教授、研究中心主任、公共卫生机构负责人或者是国营医院的院长。
精神病学领域完全被一些从生物和化学的角度出发来寻找精神病的致病原因和
治疗方法的医生所控制。这些医生具有精神病学或神经学方面的专业资格,他们担
心精神治疗医师的参与,并把精神治疗看作是一个没有科学和思想价值的领域。参
与T4 屠杀计划的一名主要的精神病学教授的一席话代表了他们的这一敌视态度:
“进一步而言,即使是在革命以后,现代精神治疗方法通过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影
响继续被各类犹太思想所渗透。精神治疗方法非常的个人化,而且其精神治疗时的
胡言乱语完全不具备生物学基础。”从事精神治疗的医生均被排除在挑选范围之外,
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的心理学家也被轻蔑地拒之门外。让这些人参与精神病学课程的
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精神病学教授有可能拒绝向心理学家介绍病例,或对他
们进行医学上的考试,因为他们不是医生。
由T4 构筑的强大医学阵容其实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这些事关病人生死的评估
应该完全以医学标准为基础;而事实上,这些评估却是医学专家在匆忙和并非专业
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们已经知道,高级专家并没有时间来审定所有的病例,生杀予
夺的权力事实上完全落人初级医生的手中。这些专家既不对病人进行检查,也不看
病人的病历,他们完全是根据登记表上肤浅的材料来作出这些致命的判决。而且,
初级专家甚至对登记表上提供的有限材料都不予研究。
例如,赫尔曼·普法穆勒便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处理这些登记表。普法穆勒身为
大型国营医院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院长,只能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这些评估。他通
常从T4 医学办公室(RAG)
一次收到大约200 到300 份表格,然后很快便将这些评估完毕的表陪交回柏林。
在纽伦堡,美国检察官举出的证据表明,在 1940 年11月12日到12月1 日间,普法
穆勒共评估了2058名病人。也就是说,他一天要作出121 个关系到病人生死的裁决,
或者说在10小时工作日中,每5 分钟作出一项裁决。普法穆勒,这位自称为“与其
他所有出庭的医学专家一样的医学专家”,面对这一事实只能搪塞说,“在这里我
作为一名医生与律师对质,我们的观点完全不一样。”而且,普法穆勒并非是惟一
以飞快的速度对数以千计的病人进行评估的医生。
像普法穆勒一样,大多数专家并不将自己等同于刽子手。
他们将自己参与屠杀行动视为正常的医学活动,就像实施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一
样。梅内克的一席话毫无疑问代表了他们的想法:“缩短精神病人的生命并非是我
的责任,我尽的是作为一名医学专家的责任。”
选择病人作为屠杀对象的标准也是一样地武断。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所
有医疗机构都必须报告住院时间超过5 年的所有病人。另外,即使有些病人住院不
满5 年,但如果他们曾被法院判决为不属于所谓的雅利安种族,或者患有所列出疾
病中的任何一种,也必须加以汇报。因此,除了频繁转院的病人外,所有的病人几
乎都被汇报,这给T4 的医生们提供了大量的潜在受害者。
虽然人们曾经认为——而且仍然认为——这些病人患有精神疾病,但是他们中
间的许多人并非是精神病人。与残疾儿童一样,这些成年残疾人包括许多肉体上残
疾的病人。划定残疾人的标准实际上与早些时候的基于优生考虑进行绝育的标准大
同小异。安乐死屠杀的基本动机与绝育的动机也是一样的:焕发种族活力的优生要
求。这样,受害者便包括盲人、聋哑人、癫痫病患者和低能者等等,他们根本就不
能被看作是精神病人。
而且,刽子手们还经常寻找托词说,这些病人就像动物一样,既不认识也不关
心他们的环境。然而事实上,大部分被屠杀的病人都是守秩序的,而且神志清醒;
他们是有价值的人。
另外,选择受害者的一个重要标准并非是医学上的,它完全是功利性的:以病
人的生产能力为标准。被污蔑为“不值得生存的生命”的病人被看作是“累赘的生
命(ballastexistenzen)”
和“没用的饭桶”。对病人的判断不仅取决于他们所患的疾病,而且还根据他
们劳动的能力。T4 的医学专家决定暂缓挑选有劳动能力的病人,这一做法后来被
党卫队的医生们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铁路两侧进行挑选时所沿用,而且两者在挑选
时还都一样地具有极大的随意性。
两份显示选择受害者标准的简短文件得以保存下来。它们概述了安乐死计划的
两名全权代表布勒和布朗特于1941年作出的决定。这些决定也许还与希特勒有关,
因为这些决定部分是以在希特勒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度假地进行的讨论为基础的。
这两名全权代表被希特勒召见并非是为了就精神病人问题作出决定。因为毫无
疑问,关于这些病人的问题并不存在什么争议,而且已经作出了决定。然而,在决
定是否屠杀老年病人方面,则还需要进一步商讨确定。除了已经年老的、具有精神
疾患的病人以外(因为毫无疑问他们将被处决),两位全权代表敦促专家们在对年
老的病人进行评估时一定要“非常地谨慎”。
1941年作出的这一规定表明,由于年老体衰被收容的老年人已经被纳入安乐死
计划之中。但对老年人进行处决仍然存在争议。
此后,对这类案例的裁决改由政治部门而非医学部门来决定。
两位全权代表规定,涉及老年病人的案例将交由“杰勒魏因”——也就是布拉
克处理。维克多·布拉克——一名老资格的纳粹党徒,就这样获得了本来应由医学
专家行使的权力。虽然在战后,当被问及为什么有些并非身患绝症的病人也被执行
安乐死时,布拉克回答说,“唔,我确实无法作出判断,你去问一名医生好了。”
退伍老兵是两名全权代表所面临的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由于担心处决退伍老兵会造成谣言的流传,打击军队的战斗士气,他们把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排除在安乐死计划之外。但是因为不愿意排除太多的人,他们又
作了一些限制:只有获得过奖章、在战斗中负过伤或在前线作战时表现英勇的老兵
方可免遭处决。事实上,这一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一些老兵在屠杀中心即
将被处决的最后一刻才得到赦免;而有些人,其中包括获得过奖章的老兵,则在被
转移后遭到杀害。
决定病人是否应被处决的最重要的标准是经济上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从一开始的指导思想便是将所有的不能工作或者只能做简单工作的病人全部看作是
潜在的受害者。因为判定工作性质是否简单的标准不一样(T4 官员们的标准要比
大部分国营医院要严格得多),因此,全权代表在他们制度的指导方针中用诸如
“非产出性”的工作等实利性名词重新定义了“简单工作”。这样,只有那些被认
为具有经济价值的病人才被排除在屠杀行动之外。布朗特在事后对这一动机并不掩
饰。他辩解说,以工作为标准同时具有医学意义,因为如果病人能够工作,那么就
说明他们病得不算厉害。
这些功利性的指导方针从一开始便主宰了医学上的评估。
它们出现在登记表格的说明之中,在开始时期医学专家们举行的会议中也一再
被强调。另外,地方公共卫生部门也对这一功利性原则大开绿灯,给予了充分的合
作。他们将住院病人,根据汇报的目的分为3 类: 1.无法治愈但仍然能工作; 2
.能作为治疗的一部分进行工作; 3.无法治愈而且不能工作。
这类考虑毫无疑问也影响了医学专家对病人的诊断。在被问及实用的考虑是否
决定了被看作是“没用的饭桶”的病人的命运时,一名医学专家事后解释道,“是
的。这一点已经被明确指出。根据规定,在战争期间的许多情况下,许多健康的人
不得不献出他们的生命;而这些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却继续活着,而且在处决行动开
始之前还将继续活下去。”另外,护理方面和食品方面的实际情况也会使得消灭这
些人的行动变得合理。
当T4 的医生们到地方医院现场监督对病人的挑选时,这一真实原则却被完全
隐藏起来。他们走访那些没有填写和上交登记表格以及需要额外人员帮助以加快挑
选过程的医院。当他们怀疑某些医院在填写表格时作假、将太多的病人列为“完全
可以工作”时,他们还亲自动手来挑选受害者。T4 的医生在单独或是作为一个小
组成员对地方医院病人的汇报表格进行评估时,他们进行选择的标准显得极其草率。
他们选中了大批的病人,而他们压倒一切的原则则是病人从事生产性工作能力的强
弱。
用来处理登记表和进行挑选的程序则相对比较简单。填写完毕的登记表由地方
医院送往内政部,然后由林顿转往T4 总部。在那里,表格由T4 医学办公室(又
称BAC)下属的登记员进行分类和编目,然后大量的表格复印件被送往初级医学
专家的那里。他们通过在表格上做记号来进行裁决:红色的加号 (+ )代表死亡,
蓝色的减号(—)则代表生存,一个问号则代表处于两者分界线上的病人。每一份
表格由3 名初级专家进行审核,但并不需要3 人达成一致意见才能生效。即使有一
名专家作出了生存的裁决,但如果另2 人作出死亡裁决,仍然无法挽救一名病人的
生命。在初级专家处理完表格后,这些表格被送到3 名高级专家其中一人的手里。
高级专家并不拘泥于3 名初级专家的一致意见,他们对表格进行简要的审阅。由高
级专家做的加号或者减号便是决定残疾病人生死的最终判决。
一旦病人被选定,T4 便开始启动其屠杀机构。没有病人能够逃出魔爪。医院
必须向T4 医学办公室汇报所有被转送和被处死的病人。被选中病人的姓名被送到
T4 运输办公室,并在那里被编进运输表。该办公室通过其被称为格克拉特的前线
组织开始进行二- 些必要的后勤工作。他们必须拟订计划,以保证屠杀中心在任何
时候工作量都比较均衡,受害者既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只有保持连贯不断的受
害者流量才能保证降低屠杀行动的成本并节省劳力。因此格克拉特要求医院必须提
供某一时间准备输送的病人的准确数字。
T4 将收容被选中病人的机构称为交出所。交出所在转送前几天便会收到通知。
该通知由T4 医学办公室发出,但是却由内政部林顿领导的部门通过官方渠道转往
各联邦州和普鲁士省的各个内政部。地方当局然后通知医院格克拉特将于某一天来
挑选一定数量的病人。同时,这些医院还会被告知它们将如何对被转送的病人进行
准备。所有个人的报告和医学记录都必须跟随病人一起带去,他们的个人物品、钱
和贵重物品必须随时准备好,并通过填写专门设计的表格加以记录。病人背部将系
上写有病人姓名的标签。对于那些不合作的病人还要施用镇定剂。
格克拉特负责残疾病人的运输工作。在运输之前,该组织将运输表发往交出所。
在运输的前一天,格克拉特负责运输的官员赶往交出所,讨论运输安排的事宜。运
输表的完成标志着医学挑选工作的最终结果。医院的院长们只是在收到运输表以后
才得知哪些病人被选中。他们经常发现那些他们所需要的、具有良好劳动能力的病
人被列在名单之中,这时,他们便出面与格克拉特的官员们交涉,有时还可以将这
些病人从名单中除去。然而,病人总人数必须保持不变。于是其他一些病人便作为
替代被纳入名单,这一做法完全违背了医学评估的原则,反映了屠杀行动的真实目
的在于减少住院残疾病人的总人数。在指定的日子里,格克拉特用大型灰色巴士将
病人运走。交出所从格克拉特那里得到一张被运走病人的收据。这些病人通常对他
们未来的命运感到疑虑,格克拉特常常不得不使用胁迫手段把病人送进那些臭名昭
彰的巴士。
残疾病人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处决;处决行动也没有得到对这些病
人负责的人的允许:他们的亲属和法定监护人。同样地,刽子手也不通知判决病人
进医院的司法部门以及负责支付病人护理费用的社会福利机构和保险公司。
显然病人们从未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去死。虽然在安乐死计划中被杀害的大部
分病人都完全能够明白并会反抗即将降临的厄运,杀人者则辩护说,“精神病人自
己不具备判断自己的处境的能力。”
这些被政府以及参与合作的医学专业人员标榜为“安乐死”
的屠杀行动不仅涉及到病人,而且还影响到病人的亲属和监护人。由于需要对
屠杀行动进行保密,病人们必须在病人亲属和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运往屠杀中
心。刽子手们谎称这是战争紧急状态下的转移。即便是交出所在一开始也并不知道
病人被转走的真实目的。病人亲属只是在事后才得知事实真相。刽子手们认为他们
不征询病人亲属意见的做法是合理的,这样便同时暴露出他们的真实动机:“在精
神病人亲属不同意的情况下……首先,保密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从医学的观点来看,
更重要的是,外行人根本就无法就其患病亲属的情况做出判断……
他会被不加鉴别的怜悯所欺骗……另外一个决定性的理由是,我们不能指望病
人亲属对他们的生死进行裁决。我们认为,必须由医生——在国家的支持下——来
承担这一责任。”
他们就是这样进行欺骗。在接到即将进行的转运的通知时,交出所还被命令不
允许在转运前通知病人亲属或监护人。而且,它们还不允许将转运病人之事通知给
支付病人护理费用的有关机构。只是在转运之后——事实上也就是在病人被杀害之
后,他们才开始着手进行有关的通知工作。
首先,交出所寄出一封统一格式的信,通知病人亲属说,根据帝国国防委员会
的命令,该病人已由格克拉特转往另外一家机构。这家接受机构将在适当的时候与
他们联系。它还要求病人亲属等待通知,不要进行进一步的追问。此后不久,冒充
接受机构的屠杀中心便通知病人亲属说病人已经到达;但它同时通知病人亲属说,
此时还不能对病人进行探视,同时并向病人亲属许诺说,如果病人的病情发生变化,
他们将会及时地得到通知,并要求他们不要再进行过多的询问。然后,病人亲属得
到通知说,病人已经死了,由于传染病的危险,尸体已经被火化,亲属可以去认领
病人的骨灰。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1941年8 月,希特勒向布朗特签发了“停止”屠杀的
命令,布朗特又将该命令传达给布勒,从而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屠杀成年残疾人的行
动。根据计算,这一阶段的受害者总数至少有70000 人。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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