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屠杀中心
T4 的医生们使用药物来杀害残疾儿童。但是要杀死人数多得多的成年残疾人,
他们就得发明一种不同的方法。为处理这些病人,T4 的技术人员建立起了屠杀中
心,创建了象征纳粹德国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一种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构。
在纽伦堡,卡尔·布朗特向审判人员叙述了他们是如何决定使用这一屠杀方法
的。起先,医生们试图使用注射麻醉药品的方法(用布朗特的话说是“巴比妥酸”),
但是这种方法显得太麻烦。死亡过程需要很长时间,因而显得不“人道”。其他一
些医生建议使用一氧化碳气体。布朗特声称当初他反对这一建议,但后来当他想起
自己有一次曾因意外吸入发生故障的炉子里的气体而“毫无痛苦地”昏迷过去的一
段经历时,便又改变了主意。这种煤气中毒的个人体验——有时是因为发生故障的
炉子,有时是因为汽车引擎——后来又被多个参与设计屠杀中心的人在讨论使用毒
气作为屠杀方法的时候提及。另外,人们对这一方法都比较熟悉还是因为对吸入有
毒气体自杀或意外死亡的案例的报道屡见不鲜;在柏林,在T4 用毒气进行安乐死
屠杀以前,柏林警方就对这类案件进行过深入的调查。
布朗特与元首希特勒讨论了不同的屠杀方法。当希特勒可能问及“哪一种方法
比较人道”时,布朗特便建议使用毒气。
于是他们在将毒气用来进行大规模屠杀方面达成了一致。在作了这些叙述后,
布朗特无不自豪地告诉美国检察官,“这只不过是医学史上迈出的很多重要步伐中
的一例而已。”这种奇谈怪论并非出自布朗特一人之口,它只不过是屠杀行动的组
织者们对他们所发明的杀人技术表示迷恋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同样地,当侦探犯罪
技术研究所(KTl)的头目、工程师沃尔特·希斯在被问及对用毒气杀人如何作
出解释时,他回答到:“我不知道你都在问些什么,毕竟,它很有效。”
虽然他们对使用毒气这一方法并无异议,制定杀人方法的参与者们对作出这一
决定过程的叙述则有些出入。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的化学家阿尔伯特·魏德曼告诉
战后进行调查的人员说,内政部的尼奥纳多·康帝否决了使用注射的方法,并建议
使用毒气。魏德曼因此与维克多·布拉克讨论了一些技术上的细节问题。他们设法
找出使用毒气的最佳方法。魏德曼声称他曾建议当病人睡觉时往医院病房内释放毒
气,但这一方法并不实用。
因此,往病人的病房内施放毒气的方法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把病人送到有毒
气的地方。
仅有理论是不够的,必须发明一种用毒气杀人的技术。T4 需要通过进行演示
来确认这一理论的可行性、测试各种方法并传授各种技术。T4 的官员们选择了哈
维尔的勃兰登堡作为测试的地点。之所以选择勃兰登堡,也许是因为该市离柏林坐
火车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勃兰登堡市纽恩多弗大街90- C号是一座监狱,该监狱于
1932年搬往新址,从此旧监狱便开始闲置。这一监狱后来成了纳粹的第一个屠杀中
心。党卫队中央建筑办公室派出工人修建了必要的设施,其中包括一间毒气室。
“毒气室是仿照淋浴室而修建的,长5 米,宽3 米,高3 米。墙壁上贴着瓷砖。绕
着墙放有供病人坐的凳子。在高于地板10厘米的地方,沿着墙壁铺设有一根圆周约
1英寸的导管。导管上有许多小孔,毒气可以通过小孔进入室内……毒气室的门修得
像防空工事的金属门一样,上面有供观察用的长方形窗户。”完工后,这间勃兰登
堡毒气室将成为为期2 天的、用毒气杀人的演示场所。这次演示的具体时间已无法
确定;在战后,证人们已无法回忆起确切的时间,但他们一致同意是在一个冬天,
不是1939年12月便是1940年1 月。
我们现在已无法确定都有谁参加了1939年—1940年冬天在勃兰登堡举行的这次
毒气杀人演示。但根据有关证词,可以证明以下人员当时在场:希特勒安乐死计划
的两名全权代表卡尔·布朗特和菲利普·布勒、内政部主管卫生的国务秘书尼奥纳
多·康帝。康帝是当时在场的最高级官员。参加这次演示的还有内政部的赫伯特·
林登、元首府负责实施安乐死计划的官员维克多·布拉克、维尔纳·布兰肯贝格、
汉斯·海菲尔曼、赖因霍尔德·福尔贝格、理查德·冯·海格纳和格哈德·伯恩等
;而且,T4 的医生维尔纳·海德、保罗·尼采、伊姆弗雷德·埃贝尔、赫斯特·
舒曼、恩斯特·伯姆哈德以及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的化学家阿尔伯特·魏德曼和奥
古斯特·贝克也参加了演示。斯图加特警方的警官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也在场;我
们以后会看到,此人在纳粹屠杀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些残疾病人被挑选作为这次演示的实验对象。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转移过来的
已无从知晓。其中的几人将通过注射的方法被处死,保罗·尼采曾于1940年初在莱
比锡—多森医院实验过这种方法。演示注射处死主要是用来进行对比,以显示毒气
处死方法的有效性。早在演示开始的几天以前,卡尔·布朗特就赶到勃兰登堡,于
先期抵达的人员讨论这两种杀人方法各自的优点。
参加勃兰登堡试验的两名高级医生布朗特和康帝亲自执行了注射。这样便向在
场的所有人证明:即便是高级官员也愿意介入这一屠杀行动。同样地,党卫队的高
级军官此后也通过在东部实施和监督屠杀行动向普通士兵证明了自己的态度。试验
证明,用注射的方法来处死病人既慢又不可靠,几名用来试验的病人后来也通过毒
气被处死。
随后,8 名病人,全部是男性,被选中进行毒气杀人演示。
他们脱光衣服后进入毒气室,甚至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毫无预感。
毒气被储存在毒气室隔壁的一间小屋里,由化学家魏德曼进行操纵,他还就如
何调节浓度、掌握持续时间以达到最佳效果向埃贝尔和伯姆哈德等医生以及贝克等
人进行传授。到场的高官们通过窗口观看了试验的整个过程。
T4 大规模屠杀的管理者们逐渐建立了6 座屠杀中心。其中两座后来停止使用,
又另建了两座屠杀中心作为替代;所以,同时使用的屠杀中心只有4 座。最先建立
起来的是位于勃兰登堡和格拉芬内克的两座屠杀中心,它们使用的时间也差不多,
都是在1940年的1 月份左右;勃兰登堡最先建立,格拉芬内克紧随其后。正如我们
将看到的那样,它们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被关闭。勃兰登堡屠杀中心于1940年9 月份
关闭,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则关闭于同年的11月份。1940年春天和初夏,又有两座
屠杀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座于5 月份建于哈尔特海姆,另一座于6 月份建于索
内斯腾。1940年9 月,贝恩堡代替了勃兰登堡;同年12月份,哈达马尔代替了格拉
芬内克。每一座屠杀中心用一个代号来表示,在T4 各个机构之间的电话交谈和书
面文件中使用。A代表格拉芬内克,B代表勃兰登堡,C代表哈尔特海姆,D代表
索内斯腾,Be代表贝恩堡,E代表哈达马尔。虽然各个屠杀中心存在差别,但杀
人过程则完全一致,设施也大致相似。维克多·布拉克在纽伦堡叙述了所有屠杀中
心的毒气室的简单设计:“……没有专门单独建造特殊的毒气室;我们使用了位于
医院的一间适合的房间,该房间与门诊病房相连……它被改建成一间毒气室。房间
是密封的,并被装上了特殊的门和窗,然后铺设了几米长的毒气管道,管道上有许
多小孔。房间的外面有一个气瓶,一个压缩的气瓶,上面安装有必要的仪器、必要
的器械和一个压力表等等。”
勃兰登堡的旧监狱是历史上第一座屠杀中心。这个地方之所以被T4 选中可能
是因为它便利的地理位置。该中心的第一个负责人是阿道夫·古斯塔夫·考夫曼—
—T4 监察员办公室的主任。
他负责监督将旧监狱改建为屠杀中心的工作。在基本改建工作完成后,考夫曼
将设施安装的工作交与负责的医生伊姆弗雷德·埃贝尔处理。
屠杀设施设在一楼。有几个房间被用来供接待、集中到达的病人、让病人脱衣
和移交给医生等使用。毒气室和火葬场都在同一楼层。勃兰登堡的毒气室被伪装为
一间淋浴室,但起初并没有装淋浴头,因此病人被告知他们进的是一间作为治疗用
的“呼吸室”。到了后来淋浴头才被安上。一间相邻的小屋被用来放置装有一氧化
碳的容器。从那里,医生可以操纵阀门,让气体进入室内。火葬场与毒气室相邻,
内有两只可移动的、与建筑物的烟囱相连的炉子,用油作为燃料。但是烟囱对于这
一任务来说显得过低,常有浓烟从顶部冒出。另外,焚烧人肉的恶臭弥漫整个城区。
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大约在1940年7 月,火葬场进行了迁移。移动焚烧炉被迁移到
一个距离城区约3 英里的一座孤立的、周围有高大树木遮掩的建筑物内,尸体通过
邮政面包车在夜间运到那里。与设有屠杀设施的建筑物相连的便是原来的监狱,它
是一栋三层的楼房,被改造为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勃兰登堡屠杀中心对外使用了勃兰登堡国营医院和护理所这一名称,虽然它从
来不曾是一个卫生护理机构。所有其他屠杀中心也都使用这一称谓;但与勃兰登堡
不同的是,它们以前都曾是医院。例如,紧随勃兰登堡的第二家屠杀中心格拉芬内
克以前就曾是一家以残疾人为对象的医院。1939年10月初,林登会见了尤金·斯塔
尔——符腾堡内政部主管卫生的官员,要求他协助物色一个相对规模较小的机构来
实施“安乐死”。斯塔尔便推荐了格拉芬内克。此后,林登和布拉克视察了格拉芬
内克,觉得它符合条件,便决定将它没收。10月12日,斯塔尔通知格拉芬内克所在
的明辛根地区的郡长,该医院必须在2 天内搬出腾空。12月12日,格拉芬内克新的
机构被授予自己进行重要统计登记的权力,从而脱离了它原来所属的统计机构的管
辖。它从此可以记录出生、死亡和改变居住地等事项而避免了外来干涉。然而,记
录婚姻的权力由于被认为与其使命无关,便没有保留。布拉克和一个先遣小组于10
月17日抵达格拉芬内克,而其他所有工作人员,包括主管医生赫斯特·舒曼(后被
恩斯特·伯姆哈德接替),直到1940年1 月中旬,在必要的改造完成以后,才到屠
杀中心集合。随后不久,格拉芬内克便接待了它的第一批牺牲者。
在被没收前,格拉芬内克残疾人医院原属新教护理组织撒马利亚基金会所有并
由该组织经营。它位于一座孤零零的城堡内,这使得它成为屠杀中心的一个理想地
点。办公区设在主楼内。屠杀设施则设在城堡后约1000英尺处。那里还建有供接收
病人用的木板房。木板房旁边的一座旧房子里便是毒气室;它被伪装成一个淋浴室,
内有淋浴头和木凳。起初,毒气室具有一次处理40到50人的空间,后来又扩大到一
次容纳巧人。和勃兰登堡一样,与毒气室相邻的一间小屋设有控制毒气的阀门,而
且还留有一个窗口,供医生在打开阀门时观察室内的情况。
附近的火葬场设有两座可移动式火化炉,使用燃油作为燃料。
同时还有一座车库和3 辆供运输病人使用的巴士。城堡后的这些屠杀设施由10-12
英尺高的栅栏围起,毒气室和火葬场外还建有供遮掩用的高达15英尺的挡板。
第三座屠杀中心建于奥地利。T4 在那里选择了林茨附近的阿尔科文村的哈尔
特海姆城堡,该城堡离毛索森集中营不远。
哈尔特海姆城堡建于9 世纪,从19世纪末期开始成为一座精神病医院。1939年,
在德国兼并奥地利后,该医院被没收。不久以后,在考夫曼的监督下,哈尔特海姆
医院被改建成为一座屠杀中心,改建工作持续了4 个月,1940年4 月完工。T4 任
命鲁道夫·洛劳尔为该中心的主管医生;1940年春天,考夫曼和布拉克抵达林茨,
开始了为屠杀中心进行工作人员的招聘。1940年5 月,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开始接
待第一批受害者。
办公区设在城堡的楼上,屠杀设备则安装在一层。一层的中央还有一个天井。
供汽车出入的西门设有高大的栅栏,挡住了外人的视线。天井内在火葬场外另设了
一道栅栏,以防被刚抵达的病人看到。沿着天井是一排房间供接受、检查病人和让
病人脱衣使用。毒气室位于天井的东侧,被伪装成一间淋浴室,一次可以容纳150
人以上;施放毒气的过程在隔壁的小屋里进行。至少有两个火葬场可供焚烧尸体使
用,一个位于天井东边的屋内,另一个就设在天井内。焚尸炉冒出的黑烟从很远的
地方就可以看到。焚烧人肉散发出的气味弥漫着这一地区。到了晚上,工作人员用
车将骨灰运到多瑙河边,将骨灰倒进河里。
1940年6 月,第四座屠杀中心在索内斯腾医院内,该医院位于德累斯顿附近的
皮尔纳市。索内斯腾国营医院长期以来一直由声誉卓著的保罗·尼采任院长。尼采
后来代替了海德成为T4 的首席医学专家,并于1939年5 月离开索内斯腾医院赴莱
比锡—多森医院任院长,在那里从事用巴比妥类药物进行安乐死的试验。1940年初,
考夫曼考察了坐落在山上一座城堡内的索内斯腾医院,随后T4 便没收了该医院的
一部分。
与其他屠杀中心有所不同的是,索内斯腾屠杀中心并没有占据整个医院,因此
要完全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该医院主楼后面的一部分早些时候被用来接待来自贝
萨拉比亚(Bessarabia)
的德国难民,它没有被屠杀中心所占用。该医院的另一部分,也是位于医院的
后面,在被没收后作为一个普通的精神病院使用,被称为玛利亚海姆医院。屠杀中
心沿用了索内斯腾的名称,位于该医院前面的1 —3 号楼。3 号楼被用作接待被运
送过来的病人,1-2 号楼则被用作办公室和工作人员活动区。屠杀设施设在 2号楼,
包括毒气室和一个位于地下室的拥有两台固定焚尸炉的火葬场。来自格拉芬内克的
主管医生赫斯特·舒曼于4 月底或5 月初抵达该院监督最后的改建工作。正式的屠
杀行动开始于 1940 年6 月。
第五座和第六座屠杀中心——贝恩堡和哈达马尔——被用来代替勃兰登堡和格
拉芬内克。贝恩堡于1940年9 月替代了勃兰登堡,勃兰登堡的工作人员,包括主管
医生伊姆弗雷德·埃贝尔,全体迁到了新的屠杀中心。贝恩堡屠杀中心位于距离德
邵不远、濒临萨勒河的贝恩堡市内。1940年以前,该医院被称为贝恩堡国营医院和
护理所,由威利·恩克医生领导。1940年秋天,考夫曼视察了该医院,没收了该院
的一部分,并进行了改建,然后将勃兰登堡的人员调了过来。与索内斯腾一样,原
贝恩堡医院继续营业,与屠杀中心共用医院的设施和大楼。原医院腾出了几栋楼里
的病人,供T4 修建屠杀中心。屠杀中心沿用了贝恩堡的名称。原医院不久以后便
改名为安赫特精神病医院,医院内部的人又称之为“恩克医生部”,而将屠杀中心
称之为“埃贝尔医生部”。
贝恩堡屠杀中心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用作办公室和工作人员活动区。位于建筑物
一楼的原来用于接待男病人的病房的一部分被用来接待转送过来的病人,屠杀设施
则位于建筑物的地下室。毒气室大约有10乘15英尺见方,被伪装成一个淋浴室,里
面铺设有带有小孔的管道,相邻房间是施放毒气的控制室。毒气室内还安有一面镜
子,让医生可以通过安在门上的窗口观察室内的情况。火葬场设有两座固定式焚尸
炉,焚尸炉以煤为燃料,与建筑物原有的烟囱相连。紧挨着建筑物另外修建了一个
车库,用于停放运输病人的巴士。
哈达马尔屠杀中心于1940年12月代替了格拉芬内克,称为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
屠杀中心。它位于维泽巴登的北部,坐落在山坡之上,俯瞰黑森的哈达马尔镇。它
原来是一家国营医院和护理所,创始于19世纪。1939年,医院内原有的病人被迁走
后,该医院被改成一家军用医院。1940年,考夫曼和黑森·拿骚地区主管国营医院
的官员、安乐死计划的支持者弗里茨·贝诺塔特—起视察了该医院,随后T4 便与
贝诺塔特签署了一份协议,征用了哈达马尔医院。考夫曼亲自监督了医院的改建工
作,并负责将格拉芬内克的人员,包括主管医生恩斯特·伯姆哈德转到这一新的屠
杀中心。办公室和工作人员活动区占据了几栋建筑物,另有一栋建筑物则被用来容
纳屠杀设施。接待转运来的病人的房间位于一楼,毒气室和火葬场则位于地下室。
和通常的做法一样,毒气室被伪装成为一间淋浴室,毒气从隔壁的小屋里通过带有
小孔的管道进入室内。火葬场内有两座与烟囱相连的固定式焚尸炉。通往哈达马尔
的路上竖有“小心传染病、禁止人内”的警告牌,但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和强烈的气
味使得当地居民明白其中的真实勾当。
每—座屠杀中心负责屠杀某一个区域医院中的残疾病人。
划归勃兰登堡屠杀中心的区域包括普鲁士的勃兰登堡、萨克森尼和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坦因等省以及布伦施维克、梅克伦堡、安赫特和汉堡等联邦州,另外还包
括柏林市。后来这些地区由替代的贝恩堡屠杀中心负责。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则覆
盖德国南部地区,即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等州,另外也兼顾德国北部的一些地
方。后来哈达马尔屠杀中心接替格拉芬内克负责这些地区,并加上了黑森州和普鲁
士的汉诺威省。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主要负责奥地利的各医院,同时兼顾德国南部
和萨克森尼的一些医院。索内斯腾屠杀中心主要覆盖萨克森尼和图林根州和普鲁士
的西里西亚省,同时兼顾德国南部的一些医院。
毒气室是纳粹德国独一无二的一项罪恶的发明。但引诱受害者进入毒气室、通
过流水线将他们杀害,然后处理他们的尸体的方法则是一项更重要的举措。借用当
今计算机的词汇来说,我们可以把毒气室称为“杀人硬件”,而将其使用方法称做
“杀人软件”。这些被用于屠杀中心的硬件和软件,一起构成了纳粹德国遗留给世
界的杀人技术。
从一抵达屠杀中心开始,病人们便被无情地推上了一套用来流畅、高效地杀害
他们的工序。根据T4 官员和医学界的官方说法,这些病人不具备感知现实的能力
;而有证据表明,他们对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具有充分的认识,并对于他们面临的命
运表现出极大的恐惧。当病人从他们原来住的医院里被选中时,便会出现一些病人
反抗的失控场面,当局不得不使用强制性措施来使得一些病人进入臭名昭著的格克
拉特巴士。格克拉特工作人员不得不对病人采取拘束措施或对病人使用镇静剂来防
止他们反抗。在病人抵达屠杀中心后,仍需对病人采取强制性措施和使用镇静剂。
但更好的方法则是通过欺诈的手段来哄骗病人进行合作。
屠杀中心的工作人员发展出来的、欺骗病人的一套诡计便是让一切都显示出常
态。每一道程序都要隐藏屠杀中心的活动,并伪装成一家正常的医院的样子。虽然
各个屠杀中心的运作在次序上互相有些不同,但基本程序都是一样的。病人们一般
乘坐格克拉特巴士抵达屠杀中心;但在哈尔特海姆和贝恩堡,有些病人则是坐火车
到达。停放在屠杀中心的巴士被用来接运病人;在哈达马尔,地方的“死亡巴士”
从一些医院直接接运病人;而在哈尔特海姆,当地的巴士则是去林茨的火车站接运
病人。
在屠杀中心,抵达的病人由工作人员迎接,并由一名男护士或女护士引往接待
室,这名护士有可能在路途中一直和病人们在一起。这一工作也可能由一名干事来
完成。在接待区,病人们被告知脱去衣服。一般情况下,同一批病人要么全部是男
性,要么全部是女性;如果男女病人都有,男女病人将在不同的房间里脱衣。病人
的衣服和其他物品被分类、贴上标签并标上号码。病人们以为这么做是为了到时候
这些东西可以物归原主,而其真实目的则是在病人死亡后便于进行有效的处理。下
一步,病人们被测量身高和体重。
在接待程序进行完毕后,一丝不挂的病人被一个个地分别带到检查室。在那里,
一名医生对病人进行简单的检查。然而,这并非是常规的医学检查。屠杀中心的医
生们根本就不具备进行精神病评估的经验、训练和资格。医生与在场的办公室人员
一起,根据病人的病历确定其身份;并以相当快的速度取得对病人的大体印象。
在战后,T4 的官员、监工和医生们辩称,这一肤浅的检查的目的在于防止在
医学评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而事实上,屠杀中心的医生们只有在病历不全、
病人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是一名退伍老兵的情况下,才有给病人缓刑的权力。然而,
这一程序的确给病人以抚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检查病历具有相当的欺骗性,
给人以一切正常的假象。医生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来获取事后伪造死亡原因的
一些灵感。通过观察赤身裸体的病人,他可以发现一些杜撰合理死亡原因的线索;
通过寻找病人身上的伤疤,他可以知道病人已于多年以前便切除了阑尾,从而避免
了将阑尾炎误列为病人的死亡原因。
随后,裸体病人的身上将被做上一个记号;那些镶有金牙的病人的背上或肩膀
上将被做上一个十字形符号。这一符号随后将被用来确认带有金牙的病人尸体。
医生检查完毕后,每一个病人被分配一个号码,这一号码被印在他们的身体上
或用胶条粘在身上,这些数字的高度约为1 .5 英寸;然后病人们被带进隔壁的房
间照相,包括“坐着、正面、侧面和站着”4 种姿势。这些最后的照片上面都标有
号码,主要是被用来作为记录资料,也是为了“从科学的角度”来表明这些残疾病
人在生理上的低劣性。这些照片最后在T4 的柏林总部内进行集中并被编成目录。
在一些屠杀中心,T4 还拍摄了一些宣传用影片来表明残疾病人的“退化”。在
埃格尔芬—哈尔及其他地方医院,被选中转往屠杀中心的残疾病人——特别是那些
患有“有趣的”病症的病人——也在离开医院前被拍下照片,作为“科学研究”和
“宣传”之用。
在所有的检查和手续完成之后,仍然赤身裸体的病人被集中在一起,以便被领
进毒气室。这些毒气室,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被伪装成淋浴室,里面铺有地
板砖,沿着墙边放有木凳,屋顶上装有淋浴喷头。病人们也以为是要洗澡,因为在
脱衣服的时候护士就告诉过他们将要洗澡。具体的程序在不同的屠杀中心稍有不同,
因为毒气室所处的位置各不一样。在勃兰登堡、格拉芬内克和哈尔特海姆,毒气室
位于一楼,病人们从接待室和检查室出来后直接便进入毒气室。在贝恩堡和哈达马
尔,毒气室位于地下室,病人们在完成各项手续从检查室出来后,必须下楼才能到
毒气室。在索内斯腾,检查室和毒气室都设在地下室。在哈尔特海姆,病人们被从
照相室领出来后返回检查室,然后从那里穿过一道钢门进入毒气室。然而在贝恩堡,
病人们在等候室集中,然后从那里集体走下楼梯,进入设在地下室的毒气室。
屠杀前的接待过程给病人以医学检查的假象,使他们相信自己正在进行人院的
例行手续。因此大部分病人都接受了护士的解释,相信他们是去洗澡。在勃兰登堡,
病人们被告知他们将进屋吸人一种治疗性物质,病人的合作完全是出于他们的轻信。
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病人在进入毒气室时仍然没有什么怀疑。但也有很多
病人怀疑其真实目的,这些感到怀疑的病人在进入毒气室之前被使用镇静剂。当一
些不听话的病人拒绝进入毒气室时,工作人员便会使用武力。但总体而言,他们更
喜欢使用欺骗的方法。在勃兰登堡,有一次,当一群感到怀疑的病人——其中大部
分是被法院判决到国营医院进行治疗的病人——拒绝进入毒气室时,当地的监工克
里斯蒂安·维尔特便告诉病人们,让他们进去是为了取衣服,从而把这些病人骗进
了毒气室。当然,工作人员随时准备使用更加强硬的措施。
例如,在哈尔特海姆,也是这个维尔特,一次就枪杀了4 名被怀疑患有伤寒的
女病人,以防工作人员在屠杀过程中被传染。
一旦所有病人进入毒气室,工作人员便关闭铁门,并检查铁门和通风口确实已
被密封,然后隔壁房间的医生便打开了压缩气瓶的阀门——这些气瓶是屠杀中心通
过T4 的奥古斯特·贝克从巴斯夫公司位于路得维希港的工厂里购得的——致命的
毒气便进入了室内。
从理论上说,只有医生才能操纵毒气,因为它被看作是一个医学程序;而且希
特勒只指名道姓地授权了有限数量的一些医生来实施“慈悲死亡”。一些医生谨慎
地贯彻了这一指示。例如,伊姆弗雷德·埃贝尔只允许医生来操纵毒气。然而事实
上,毒气并非全是由医生来进行操纵的。他们虽然被委任进行这项工作,但仅仅只
是对这一过程进行监督。例如,在哈尔特海姆,毒气操纵由高级司炉工瓦拉斯塔负
责,哈尔特海姆的医生对这一过程进行监督,但并不总是在场。他们认为这一工作
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才能。乔治·雷诺在战后对审判人员说:“我学医的目的并不
是为了去操作什么气阀。”
一次被毒死的病人数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一次被杀死的病人
数约在20到50人之间。此后有些毒气室进行了扩建,一次可以容纳75人。但有时一
次要屠杀多得多的病人。哈尔特海姆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战后交代道:“有一次,我
们一次就处决了150 人。毒气室里如此拥挤,以至于里面的人死后无法倒下,尸体
堆积在一起,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将它们分开。”
医生(或者另外一名工作人员)使用一只气压表来测量释放气体的多少。通常
气阀打开的时间约为10分钟。气阀打开大约5 分钟后,所有病人都陷入昏迷;10分
钟以后,他们全部死亡。工作人员在排除室内气体前还要等上一两个小时。目击者
对毒气的有效性说法不一。虽然勃兰登堡的一名目击者在作证时说:“我有一次亲
眼目睹了毒气快速导致死亡的过程。我个人认为他们没有感到痛苦。”但哈达马尔
的一名目击者的证词也许更加准确:我是否曾看到毒气杀人的过程?我的上帝呀,
很不幸,是的。这完全是出于我的好奇心……楼梯下面的左侧有一段很短的过道,
我从那里透过窗户看进去……屋里面是一些病人,全都赤身裸体,一些人已处于半
瘫痪状态,其他一些人的嘴张得很大,胸部剧烈地起伏着。我看到这一切,我从来
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加可怕的景象。我转过身,上了楼梯,楼梯上面有一个厕所。我
把胃里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吐了出来。我连续呕吐了好几天……向屋里面看去,我无
法想象这一切完全没有痛苦。当然,我是一个外行,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一些
人躺在地上。所有这些赤身裸体的人的脊椎骨都向外突起。有些人坐在凳子上,嘴
张得很大,眼睛也睁得很大,困难地呼吸着。
在通过风扇将毒气室内的毒气排尽后,医生宣布病人死亡,病人的尸体被移走。
它们是由负责焚烧尸体的工作人员从室内拖着,而不是抬着出去的。这些人员被称
作司炉工或者净化工。
他们必须先将尸体分开,然后由毒气室拖到另一间通常被称作“死亡间”的屋
里。在进行火化以前,尸体先堆积在这间屋里。
在有些屠杀中心,这间屋只是一间空屋;而另外一些地方,这间屋还兼做解剖
室。
这个时候,在尸体被火化以前,工作人员开始对尸体进行掠夺,并割除某些器
官,来给屠杀行动创收。一些被专门挑选的尸体——通常在毒死以前便为医生所确
定——被进行解剖。
解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屠杀中心的年轻医生提供培训机会、提高专业水平
;另外也是为了获取器官,特别是脑器官,提供给医学研究部门进行科学研究。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所有镶有金牙的病人的背上都事先做了记号。在下
一步,标有这些记号的尸体被集中起来,由司炉工将金牙拔下来。这些金牙被送到
屠杀中心的办公室。
在那里,一名秘书将它们放进一个硬纸盒内保存。当金牙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时,
它们便通过特别渠道送到柏林的T4 中央办公室。这些黄金,连同从别处通过相似
的手段攫取的财富,最后全部被送到纳粹帝国的保险箱内。但与其他从事这类劫掠
的机构一样,T4 毫无疑问会因此获得相应数量的经费。
司炉工将尸体放在一个金属托台上,然后推进焚化炉中的陶制支架上面。或者,
像其中一名司炉工事后交代的那样:“放在一个平底锅内……就像使用烘炉一样。”
虽然他们通常一次焚烧2 到8 具尸体,但是焚烧尸体比杀死病人所需的时间要多得
多。在技术上,尸体的处理也要比杀死病人要困难得多。司炉工实行轮班作业,他
们为了处理完一批运到的病人的尸体,常常要忙到深夜。有时候尸体大量积压,以
至于在焚烧之前已经开始腐烂。有时候还会发生火灾。那些原有的烟囱起初并非是
设计用来承担如此大的负荷的,因而时常发生火灾。在哈尔特海姆,一次烟囱失火
使得屠杀行动被迫中断了几个星期。我们以前曾提到过,在勃兰登堡,火焰从烟囱
里冒出,使得火葬场不得不移到郊外。在索内斯腾,火焰经常冒出烟囱的问题迫使
屠杀中心向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的专家求助。专家后来得出结论说,问题在于一方
面烟囱的建造存在缺陷,同时该中心一次又焚烧了太多的尸体。
就是这样,在24小时之内,屠杀中心将活生生的人“处理”成为一堆灰烬。用
T4 的语言来说,这一过程叫做“消毒”。
在尸体被火化以后,司炉工使用一种碾磨机将未被烧碎的骨头碾成粉末。骨灰
被放置在瓮中便于埋葬;一个人的骨灰重量大约有3 公斤,被谋杀病人的亲属可以
领到一个骨灰瓮。但他们不知道里面装的并不是瓮上所标姓名的人的骨灰,司炉工
只是简单地从一大堆骨灰中取出一些倒入骨灰瓮里。
对残疾病人的屠杀以及对他们尸体的处理并不是屠杀过程的全部。除了肉体上
的消灭以外,这一过程还涉及到办理大量行政上的手续。欺骗受害者的托词必须要
与误导病人亲属和监护人的书面文件互相配合。这便是屠杀中心行政人员要做的工
作。
不久竞争便在两个相互独立但职能重叠的屠杀管辖部门间展开。医生们一直声
称这种屠杀是医学程序,因此应该由医生来对屠杀中心和屠杀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儿童及成年人安乐死计划中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是由不
具备医学资格的元首府官员做出的。同样地,屠杀中心的非医学人员常常涉足从理
论上应由医生行使权力的领域。就像一名参与者事后所说的那样,元首府在管辖权
的争议上,倾向于支持非医学人员。在T4 计划中,起初授予医生的权力并没有得
到执行。
柏林的T4 医学办公室负责对屠杀中心的医生的挑选和管理,而T4 行政办公
室则负责协调屠杀中心行政人员的工作。行政办公室为每一座屠杀中心任命了一名
监工,又称办公室主任,此人对屠杀中心所有非医学事务行使权力。虽然名义上主
管医生是屠杀中心的负责人,而事实上,监工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影响力。在某种
程度上,这与所牵涉的具体人物有关。具有强硬个性的人可以支配一座屠杀中心。
伊姆弗雷德·埃贝尔作为主管医生便支配着勃兰登堡和贝恩堡屠杀中心,而克里斯
蒂安·维尔特虽然是一名监工,但却在屠杀中心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主管医生在三个方面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他控制着毒死病人的过程;他还负责保
存所有的医疗记录,包括病人死因的确定;最后,他是屠杀中心的官方代表,并对
外将之伪装成一座医院。而监工则控制着保安和文件的管理工作。他负责使得屠杀
过程平稳地进行并精心准备所有的文件;他还是官方记录的保管人。
为了保密和避免屠杀中心为外界所干扰,中央和省级政府将屠杀中心置于地方
政府的档案记录部门和警察部门的管辖之外。沿用在集中营使用已久的一套做法,
每一座屠杀中心都特意地把保安和文件管理部门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单位。每
座屠杀中心都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门和重要统计数据的登记部门;监工或者他的一个
副手主管着这两个部门,他还管理着办公室工作人员和除了医生外的所有工作人员
;并在这一职权范围内负责人员的招聘以及主持工作人员的保密宣誓。
监工还身兼负责屠杀中心保安工作的警官一职。事实上,大部分监工都是借调
到T4 的警官。例如,曾在几个屠杀中心担任过监工的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便是一
名来自斯图加特的克里保
警官。警察上尉弗里茨·希尔施在勃兰登堡和贝恩堡屠杀中心任监工;克里保
警官雅各布·沃格在格拉芬内克任监工,警察中尉弗里茨·陶希尔在索内斯腾任监
工。克里保警官赫尔曼·霍尔茨舒是沃格在格拉芬内克的助手、希尔施在贝恩堡的
助手。奥地利警官弗兰兹·雷赫里特纳和弗兰兹·斯坦格则曾在哈尔特海姆担任过
维尔特的助手。
T4 的屠杀行动还表明,纳粹和德国政府官员在保存大规模屠杀的记录方面是
如何的精确和处心积虑。但这些记录属于保
密材料,不能透露给其他机构。基于这一原因,所有寄往和寄自柏林的文件都
由特别的信差传递。所有紧急的问题则通过电话加以解决。当然,有些文件必须发
往其他机构或者病人亲属,但这些文件的大部分都是欺骗性的。但是,屠杀计划所
有文件的原件和复印件都得到了保存,包括由T4 内部使用的记录本和名单、与外
界的书信往来以及被屠杀病人的病历等。为了对文件进行管理,每一个屠杀中心都
拥有一本“死亡簿”,有时也称为“病人簿”。
这些记录甚至在屠杀中心被关闭后仍被保存。格拉芬内克被关闭后,其档案被
转移到哈达马尔,这些材料被根据顺序保
存在特设的“格拉芬内克部门”。逐渐地,所有这些记录都被运往T4 位于柏
林的总部。在那里,工作人员再一次对这些材料进行核对。在二战的末期,柏林遭
受了猛烈的轰炸。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些材料被转往哈尔特海姆和哈达马尔;但在
战争结束时,大部分材料都被销毁,但仍有一部分得以幸存。首先,屠杀中心发往
政府各部、地方政府以及病人亲属的一些信函被收信的一方保存了下来;第二,T
4医学部主任保罗·尼采的一些信函和报告在战后于T4工作人员休假地——奥地利
的魏森巴赫被盟军发现;第三,保存在哈尔特海姆的一个保险柜中的关于处决病人
数量的统计报告在战后被美军发现;最后,一些非官方的记录也得以保存下来。主
管医生伊姆弗雷德·埃贝尔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1940年间他在勃兰登堡毒死病人的
经过,为我们提供了日期、“交出所”名称和病人的性别构成等方面的情况。
屠杀中心的工作人员从理论上说可以分为3 类。第一类是男女护士。他们负责
伴送病人到屠杀中心并在抵达后引领病人办理登记手续。第二类是办事员和秘书。
他们被雇佣来负责病人的登记并在病人被谋杀后处理一些有关的文书工作。第三类
是工人。他们从事毒死病人、焚烧尸体以及使屠杀中心正常运转的其他工作,并为
其他工作人员服务,或者充当警卫。第三类人大部分由非技术工人组成,其中许多
人是纳粹突击队员,但也包括一些技术工人如木匠、机械工、水管工、司机和摄影
师等。而实际上,这些工种的划分并不很严格。办事员和秘书有时也需要给病人脱
衣,护士有时也需要做一些文书工作,有时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还不得不打扫
卫生和帮厨。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护士们甚至不得不去毒气室搬运尸体,而这一工
作一般是由干粗活的工人完成的。
每一个屠杀中心都有一个人事部。该部门每天向柏林的T4 总部汇报屠杀中心
工作人员人数。虽然因时因地不同,各屠杀中心的人员数量也各异,但运作一个屠
杀中心所需的人员数相对而言并不是很多。在修建哈达马尔屠杀中心期间,雇佣的
人数大约在130 到140 人之间;而在贝恩堡屠杀中心正常运行期间,全部雇佣人数
只有42名。在哈尔特海姆和贝恩堡,在办公室工作的办事员和秘书至少有20人。
从病人抵达屠杀中心开始,有关的文书工作就开始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
样,“交出所”通知病人的亲属或监护人病人已经被送达,但是没有告诉他们被送
达屠杀中心的名称或地址。交出病人的医院在交出病人的同时,还附交了病人的病
历、提供各种数据材料的统计表格、病人亲属的地址以及病人所有财物的一份清单。
在检查室,医生在对裸体的病人进行检查时,同时审阅这些材料。在医生检查病人
来决定事后如何杜撰死亡原因并判断他们是否属于免于处决的对象时,同时在场的
监工及其手下则同时开始检查这些记录,看它们是否完备。
官方确定的被谋杀病人的死亡原因在隐藏屠杀真相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成千上万的病人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得无影无踪,最终还是要通知他们的亲属和
监护人。但是因为不可能告诉他们真相,必须捏造一个假的死因。这一死因被填在
死亡通知书上,被附在写给病人亲属和监护人的信中,并且出现在其他一些官方文
件中。屠杀中心的医生具体负责捏造死因的工作。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每一
个屠杀中心拥有自己的统计部门,这样就避免了将这些捏造的死因送到地方有关部
门接受审核。
为了使之可信,死因必须自然、合理,并避免错误的发生。
医生检查裸体病人的部分原因便在于找到一个假的、但是可信的死亡原因。即
便如此,几项常用的死亡原因占了大部分。一名屠杀中心的办事员战后向审判人员
列举了几项常用的死因:心脏病发作、血液循环系统衰竭、肺炎和中风等等。屠杀
中心的医生大部分年轻而且缺乏经验,T4 医学办公室为了对他们进行帮助,专门
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常见死因及其各自的症状的材料。T4 还对屠杀中心使用的各种
死因进行了收集和整理。为了协调编造死因的工作,各屠杀中心的医学主任们商讨
召开一次会议。至少有一名医生出席了在索内斯腾召开的两次监工会议,会上讨论
了编造死因可能出现的一些错误。
肺结核是屠杀中心的医生们比较喜欢使用的一种死因。哈尔特海姆的主管医生
鲁道夫·洛劳尔及其助手格奥尔格·雷诺就特ZIj偏好使用这一死因。从幸存的
勃兰登堡和贝恩堡的主管医生伊姆弗雷德·埃贝尔在写给洛劳尔的一封信中,我们
可以看出T4 的医生们在编造死因方面是如何的煞费苦心。
根据洛劳尔的指示,雷诺向埃贝尔写信,说明把肺结核作为死因的好处。埃贝
尔在回信中反驳了雷诺的看法,指出把肺结核作为死因无法满足保密和可信这两方
面的需要。埃贝尔列举了确定可否将一种疾病作为T4 屠杀计划死因的以下几项原
则: 1.该疾病必须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导致死亡(最多14天);如果病人的病历
显示病人患病已有一段时间,那么就可以宣称病人因病情突然恶化而死亡。2 .病
人以前不曾患过此病;除非是肺结核等可以观察出来的疾病。3 .对该疾病的治疗
在法律上不需要特别的手续,比如向卫生部门备案,或者涉及到向有关防疫部门提
出申请等。埃贝尔接着指出,肺结核不符合这几项原则。虽然肺结核可以在突然恶
化前潜伏很长时间,但这期间同时会出现咳嗽、体重下降、疲劳和疼痛等症状。他
认为,这些症状中,除了疼痛难以为别人所察觉外,其他三项症状都十分明显,可
以轻易地被发现。这样,怀疑病人因肺结核致死的亲属便会找到病人原来所在的医
院,而那里的医生,“毕竟他们也不是傻瓜”,显然会知道病人以前是否出现过肺
结核的症状。
死亡通知书是一份官方文件,负责编造死因的医生代表政府行使这项签署死亡
通知书的权力。因此,签署假的死亡通知书是一项犯罪行为。鉴于这一原因,医生
在签署死亡通知书时并不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使用化名。另外,一些尚未取得
博士学位的年轻医生在使用假名时同时在后面加上了“博士”的称呼。由一座屠杀
中心转到另一做屠杀中心的医生们使用两个化名,这样就避免暴露了屠杀计划是由
中央进行控制的这一事实。医生并非是使用化名的惟一的群体;监工们在作为登记
员证明病人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时,也同样使用化名。
在病人被屠杀以后,屠杀中心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写信并发往病人亲属
及有关机构,使他们相信病人死于正常原因。首先,他们通知病人亲属或监护人病
人已经到达;这是病人亲属第一次获知病人被转往何处。显然,屠杀中心不可能允
许亲属进行探访,因此通知要求病人亲属,如果他们计划探望病人,必须事先提出
书面申请。
由于病人们通常在一到达便被杀害,在通知病人已经安全抵达的信函发出时,
病人早已经死亡。因此这封通知信,和以后发出的信件的日期全部都是假的。然后,
屠杀中心的办公室人员在等待了一定的时间后——通常是10天——便接着发送病人
已经死亡的通知。病人亲属在接到第一封信时还以为病人的健康状况良好,因为信
中除了病人安全到达以外没有透露任何别的情况,病人原来所在医院在通知病人转
院的信件中也没有透露病人病情恶化的情况。事实上,亲属们以为,病情严重的病
人是不会被转院的,转院本身就说明病人的身体状况良好。
病人一抵达就立即通知病人死亡因此便会使他们感到怀疑。事实上,正如我们
将看到的那样,即使在短暂的拖延以后才进行通知也无法消除病人亲属们的怀疑。
这样,大约在病人到达和被杀害的10天以后,办公室工作人员发出了所谓的悼
唁信。这是一封统一格式的信,由屠杀中心的“悼唁信部门”负责打印。信件的统
一格式由T4 的行政办公室设计并下发到各屠杀中心。虽然因时因地不同,格式也
有所变化,但是大致内容基本一样。
悼唁信的第一段通知病人亲属病人已经死亡。一封由格拉芬内克发出的信是这
样开的头:“我们非常遗憾地通知你,根据帝国国防部长签署的命令,于1940年7
月26日转入我院的你的女儿弗朗希斯卡·施密特,突然出乎意料地于194 年8 月5
日因患脑炎死亡。”偶尔还会加上一些套话来表示曾经进行过抢救。
例如,从勃兰登堡发出的一封信中,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我们经
过抢救,仍然未能挽回你丈夫的生命。”哈尔特海姆的一封信的第一段则是这样结
的尾:“很不幸,所有的医疗手段都未能奏效。”
悼唁信的第二段则用来安抚病人亲属。它进一步阐明了由于主张安乐死的官方
宣传而已经广为人知的说法。上面提到过的勃兰登堡的一封信中有这么一段:“但
是由于你丈夫所患疾病的性质和严重性使得其病情在今后不具备好转的可能性,因
此永远也无法指望他以后会病愈出院。他的死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解脱。因为死亡
将他从病痛解脱出来,使得他免于终生住院的痛苦。愿这一想法使你得到慰藉。”
但是大部分信件都没有这么一段刻意的解释,而只是简单地声称,“我们对你遭受
的损失表示衷心地哀悼。你的儿子终于从严重的、不可治愈的疾病中解脱出来,我
们请求你从这一想法中得到安慰。”另外一种版本则是这样的:“他没有痛苦地、
安静地死去。考虑到他所患的严重的、不可治愈的疾病,死亡对他意味着解脱。”
还有一种版本内容也大同小异:“考虑到她所患的严重的、不可治愈的疾病,生命
对于亡者意味着痛苦。因此你必须将她的死亡理解为一种解脱。”
第三段则是关于尸体的处理。通常情况下医院应该将病人的尸体运交病人亲属
安葬。但要将受害者的尸体交还病人亲属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病人亲属及其私人
医生便会发现病人的真正死因。这样,屠杀中心便谎称为了预防传染病,尸体根据
有关法律规定已经被火化。这一内容通常只用下面一句话来概括:“根据警察部门
的命令,我们不得不立即火化了尸体,以防止在战时对后方形成严重威胁的、传染
病的蔓延。”有时信中还特别提到传染病对医院造成的威胁:“因为在目前本医院
存在传染病的威胁,警察部门命令立即火化尸体。”有时,对尸体火化的解释则显
得更加详细:“我们医院只是负责将病人转往本地区其他医院的中转站,他们住进
本院的目的也只是在于检查是否患有传染性疾病。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这些
病人中间经常会发现这些传染病。
为了防止这些传染病及其传播,经过其他有关部门的同意,贝恩堡—格罗纳地
方警察部门颁布了广泛的预防措施,并根据《反对传染疾病法令》的第22条,命令
对死亡病人的尸体立即进行火化,同时对其所有物品进行消毒处理。在这种情况下
不需要事先取得亲属等方面的同意。”
悼唁信的其余部分涉及一些手续上的细节。信中表示,可以向病人亲属提供死
者的骨灰瓮,并要求亲属在14天内递交殡葬管理部门出具的安葬事宜已安排妥当的
证明。如果病人亲属没有答复,骨灰瓮将被埋葬在屠杀中心的公墓内;如果他们同
意可以安葬在任何公墓内,骨灰瓮将被送到随意选择的某个大城市的公墓内进行安
葬。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些骨灰瓮里所装的并非是该病人的骨灰。
而且,该信还通知病人亲属说,病人的贵重物品和纪念品将被转送到他们手中;但
病人的衣物将被送往纳粹的福利机构,因为它们在消毒过程中被毁坏。而事实上,
屠杀中心常常偷窃病人的这些物品。例如,屠杀中心的工作人员根据在屠杀过程中
功劳的大小来瓜分病人的衣物。信的末尾再次奉劝病人亲属不要亲自到医院探视,
并解释说,为了防止传染,所有的探视必须事先提出书面申请。
信中还附有两份死亡通知书,通常由屠杀中心统计部门的登记员使用化名签署。
正如上面谈到的一样,病人的死因完全是捏造的,而且病人死亡的日期也是假
的。因为病人亲属在第一次收到病人已经安全抵达的通知时,这名病人早已死亡,
因此必须将死亡的日期向后推延;更改日期还是为了使得来自同一个家庭或者村庄
的病人的死亡日期不一样。这一欺骗做法还为屠杀中心开辟了一项财源。因为负责
负担病人有关费用的亲属、福利机构、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继续向医院支付费用,
直至病人死亡的那一天为止。死亡日期的后移为T4 带来了大量的金钱;在病人被
谋杀很长一段时间后,T4 仍然收取着这些病人的有关费用。
T4 提供的假资料并不仅仅包括病人的死因和死亡时间。有时候连死亡地点都
是假的。为了防止引起怀疑,屠杀中心避免将相似的死亡通知发往住在同一村落、
城镇或者信奉同一宗教的病人的亲属。每一个屠杀中心的办公室因此设立了一个发
送部。在该部门,工作人员对每一个被屠杀的病人都在墙上的一张大地图上通过按
上一枚彩色图钉来标明其家庭的所在地。如果太多的图钉集中在一个地方,就必须
对死亡日期和死亡地点加以修改。这样就不会显得太多的病人在同一个时间死于同
一所医院。
屠杀中心设置了一些骗局来隐藏病人死亡的真实地点。它们互相交换病人名单,
这样死亡通知书便可以由另外一家屠杀中心代替病人被屠杀的那一家屠杀中心发出。
在这种情况下,一家屠杀中心发出病人安全抵达的通知后,不久以后由另外一家屠
杀中心接着发送悼唁信。虽然病人早已死去,这些信件仍然宣称这些病人又一次被
转院,并在这次转院以后死亡。例如,勃兰登堡通知一名病人的亲属说她已经死在
了那里,而事实是这名病人早已于一个星期前便被转往索内斯腾并在那里被杀害;
在另一个例子中,一名病人抵达了哈达马尔并在那里遭到杀害,但一个星期后该病
人的亲属却接到来自贝恩堡的通知说他死在了贝恩堡。
屠杀中心有理由担心病人亲属的反应,因此它们千方百计地对病人亲属进行安
抚。另外,它们还对病人亲属的反应进行监控。哈尔特海姆的一名曾经负责保管这
些记录的办事员在战后作证时描述说,“有些人咒骂,有些人表示感谢,但大部分
人未作出任何反应。”
由于担心屠杀中心的秘密泄露会在当地人口中引起不安,勃兰登堡和格拉芬内
克两座屠杀中心后来被迫关闭;但它们后来又被贝恩堡和哈达马尔所替代。因此关
闭这两座屠杀中心的决定只不过是策略上的调整而已,与取消屠杀行动毫无关系。
虽然勃兰登堡被关闭的部分原因在于其所在城镇的人们注意到了火葬场冒出的
黑烟及其气味,使得屠杀中心不得不将火葬场迁出了城镇;但是其他方面的考虑也
在决定关闭勃兰登堡屠杀中心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另外,有证据表明,格拉芬内克
于1940年底被关闭完全是由于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
1940年下半年,有关格拉芬内克的传闻开始在人们中间散播。同年8 月,斯图
加特市的首席检察官报告说:“发生在一些精神病医院里的神秘事件在社会各界引
起了极大的震动。”11月,斯图加特巡回法院首席法官报告说:“严重的骚动正逐
渐地在人口中蔓延。”“有关这些事情的消息正在到处传播……儿童从学校和大街
上得到这些消息。”7 月底,一名私家侦探报告说,“几个星期以来,格拉芬内克
周围的村庄里有谣传说,城堡里面的事情不大对劲。”病人们到达后,“便再也看
不到他们了,也不能对他们进行探视”:“同样可疑的是那些经常可见的黑烟。”
1940年11月25日,梅纳尔地区的埃尔丝·冯·勒维斯——斯瓦比安的一个贵族
家庭的成员——给纳粹党法院的首席法官沃尔特·巴赫的妻子写了一封信。冯·勒
维斯与巴赫夫妇私交甚笃,而且还是一名忠实的纳粹党徒和纳粹党妇女运动的头面
人物。在信中,冯·勒维斯希望巴赫夫妇能够向希特勒反映她的担心——她认为对
病人的屠杀正在影响着公众对纳粹运动的忠诚。
“你当然知道目前我们所采用的、处置不可治愈的精神病人的措施。然而,你
可能还不太清楚它们是如何具体实施的,以及实施的范围之大;更不知道这些对当
地公众产生的可怕影响!在符腾堡这里,悲剧就发生在斯瓦比安的格拉芬内克,这
个地方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不祥的名声。”冯·勒维斯认为,一部类似于绝育法的安
乐死法可以为公众所接受,但现行的这一非法体系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事关生死的
权力必须通过法律加以制定,否则“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危险的热情和犯罪的
牺牲品。
人们在问,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相信?这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它的界限在那里?
到目前为止,人们仍然相信元首显然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如果继续误导大众的
话,纳粹党将会失去他们的信任”。从信中可以看出,发生在格拉芬内克以及其他
地方的事情已经广为人知,成为公开的秘密,并给公众带来了可怕的不安全感。
1940年12月7 日,沃尔特·巴赫将这封信转给了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在附信
中肯定了冯·勒维斯的观点,但同时指出,国家的重任应该由男人担负,而不应该
让女人涉足;但是,如果格拉芬内克发生的事情无法保守秘密并引起了公众如此大
的不安,我们就必须找到另外一种方法。12月19日,希姆莱给巴赫写了回信:“非
常感谢你1940年12月7 日写的信。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得
到了元首的批准并且是由一组医生具体负责实施……党卫队只负责提供车辆等方面
的协助。有一点我们具有共识:如果事情变得如此公开,那么这一实施过程肯定存
在问题。我会立即通知有关主管部门,指出这些错误,建议他们停止格拉芬内克的
行动。”希姆莱说到做到。
同一天,这名党卫队领袖写信给元首府负责T4 行动的负责人、党卫队的上校
维克多·布拉克,建议他关闭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正如我所听说的那样,格拉
芬内克医院在斯瓦比安地区造成严重不安。群众认出了党卫队的灰色汽车,火葬场
不断冒出的黑烟也使得人们认为党卫队知道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那里发生的事情
是一个秘密,但现在已不再是一个秘密。这样在那里形成了最糟糕的公众情绪。以
我的意见,我们目前只有一个选择:在这一地点停止行动。”
勃兰登堡和格拉芬内克被关闭了。但屠杀行动仍在进行,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然而,导致屠杀中心关闭的公众反应确实使得T4 重新对屠杀程序进行评估,这便
导致了中转所的诞生。从1 蜘年秋天开始,这些中转所由于本身的病人已被杀害,
因此可以腾出地方容纳转来的病人。病人们抵达后呆上2 —3 个星期,然后再从这
里一起被转送到屠杀中心。也就是说病人离开交出所以后抵达中转所,然后再由中
转所被送到屠杀中心。
这样不断的运动提高了最后目的地的隐秘性。对病人的亲属也增加了一层蒙蔽。
他们收到病人抵达和离开中转所的通知,对病人究竟身在何处感到更加迷惑不解,
也使得他们要进行投诉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在这期间仍然不允许病人亲属进行探视。
毫无疑问,中转所是被用来迷惑公众、增加行动的隐秘性的。然而在战后,T
4的负责人和医生们却辩解说,设立这些中转所的目的在于增加一道预防措施,以防
止在挑选病人的过程中出现错误,因为中转所的医生可以审核对病人的裁定。事实
上,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这些病人由于是被转送过来的,因此并没有被当作常住
病人对待;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正常联系也没有建立起来。中转所因此也并不想去力
争留下这些病人。一些中转所也确实曾想要收留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病人作为劳力,
但每次均以失败而告终。只有T4 才有权力收回病人。福尔贝格当时曾经声称,建
立中转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挽救病人,而是为了改进“转运手段”。所有被选中病
人的最终目的地仍然是送往屠杀中心。
中转所在德国各地被建立起来。每一个中转所都是某一座屠杀中心收取病人的
一个地点,每一座屠杀中心则同时从几个中转所收取病人。在格拉芬内克被关闭后,
魏茵斯贝格医院便成为送往哈达马尔的符腾堡区病人的中转所。已经被用于屠杀儿
童的艾希贝格医院也成为一个向哈达马尔转运病人的中转所。
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与林茨附近的涅登哈特转运所具有异乎寻常的紧密联系。
这两个机构配合默契,显示出了在其他地方不曾有过的合作关系。1938年,在奥地
利被德国吞并后,鲁道夫·洛劳尔被任命为涅登哈特医院的院长,后来在成为哈尔
特海姆屠杀中心的主管医生后,他仍然保留了这一职务。与其他转运所不同的是,
涅登哈特不具备其他的身份,完全是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的转运所。哈尔特海姆的
医生洛劳尔和雷诺除了直接从奥地利的医院里挑选病人外,还亲自对从奥地利和德
国各地转运到林茨的病人进行检视。他们从中选出一些病人立即送往哈尔特海姆处
决,其余的病人则暂时安置在涅登哈特的8 号中转病房。那些被认为活动能力最差
以及“爱惹麻烦”的病人被直接送往哈尔特海姆。但是,当哈尔特海姆的火葬场超
负荷运转时,整批的病人将先运到涅登哈特。
屠杀行动的顺利完成,至少部分地有赖于运作这些屠杀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如
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这些男人和女人们都是随意被招聘来的。他们在工作中积累
了经验。但是通过流水线对人进行屠杀使得这些工作人员变得残暴。被人称作“野
兽”的哈尔特海姆的监工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屠杀中心的工
作人员常常能分到一些烈性酒,其中的许多人便时常处于醉酒状态。除了酗酒以外,
工作人员之间还互相随意发生性关系。“在哈尔特海姆,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互
相亲密。”
屠杀中心的工作人员暴虐成性,哈达马尔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被杀害的病
人达到10000 时,哈达马尔的工作人员组织了一次庆祝活动。根据医生的命令,所
有人员集中在地下室的焚尸场,参加第10090 名受害者尸体焚烧仪式。一具赤裸的
尸体躺在一个架子上,尸体上面覆盖着鲜花。监工本格尔在现场发表了讲话。打扮
成牧师模样的一名工作人员主持了仪式。最后每一名工作人员都得到了一瓶啤酒。
1941年8 月,希特勒下令停止屠杀中心的屠杀行动,从而使安乐死屠杀的第一
阶段告一段落。由于在战争结束以前T4 的记录便已被销毁,1940年和1941年间在
屠杀中心被屠杀的病人人数只能够进行大约的估计。
T4 的一名统计员编写了一本被屠杀病人数目的摘要,这本摘要于战后在哈尔
特海姆被发现。这本小册子提供了每一座屠杀中心每月的统计报表,最终被“消毒”
的病人总数达到70273 人。其中,1940年被屠杀的为35224 人,1941年被屠杀的为
35049 人。哈尔特海姆屠杀的病人数最多,达18269 人;索内斯腾次之,为13 720
人。但如果我们把在哈达马尔被屠杀的10072 名病人和在被它替代的格拉芬内克被
屠杀的9 839 人加在一起,受害者总数便达到19911 人,超过了哈尔特海姆的人数。
同样地,把贝恩堡的8601名受害者和被其替代的勃兰登堡的9772名受害者加在一起,
总数高达18373 人。
然而,战后德国的检察官相信,这些数字显得偏低。他们根据所掌握文件和审
讯材料进行的计算后认为,T4 可能向各屠杀中心平均地派送病人。他们计算哈尔
特海姆和索内斯腾各有 20000受害者;勃兰登堡和贝恩堡加在一起、格拉芬内克和
哈达马尔加在一起也各有20000 受害者,这样被屠杀病人的总数便达到80000 名。
虽然他们相信实际数字可能还要大得多。
在哈尔特海姆发现的T4 的这份材料还列出了屠杀残疾病人在未来所能够节省
的费用。根据T4 的计算,70273 名病人“被消毒”在未来10年内可为帝国节省885439980
马克的费用。例如,在节省食物方面,70273 名被谋杀的病人可给德国节省 13492440
公斤的肉类和香肠。这一可怕的功利主义被用来为最终导致屠杀中心面世的优生和
种族思想进行辩护。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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