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官员和监工
纳粹刽子手们在德语里面通常被称作Tater,即所谓的作恶者,一个警察
部门和法院通常用于称呼罪犯的词汇。与受害者不同,这些作恶者对于历史学家们
而言,很容易加以描述。纳粹的受害者们只是一些抽象的数字,他们只是在回忆录
中、口头叙述中和虚构的小说里才以具体的个人出现,甚至这些具体的受害者个人
也几乎与残疾受害者无关。相反地,关于作恶者的记录资料则非常丰富,因为他们
留下了文字上的材料,这些材料虽经战火仍然得以幸存。这些材料包括一些命令、
信件和个人资料等。而且,除了那些在战争结束时畏罪自杀者之外,他们还在法庭
审判的过程中作为被告人和证人对他们的生活和所作所为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另外,
随着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记者们对纳粹作恶者的动机进行探究,关于单独的纳粹
作恶者以及群体作恶者的文字材料更是浩如烟海。
作恶者们都是一些沉闷乏味的男人和女人。虽然他们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富有
效率,但大部分人缺乏想象力,思维单一,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这些事实是根据
战后的证词所总结出来的,一些幸存的私人信件更是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写
的信八股味十足,他们说的话充斥着陈词滥调,他们在战后的证词也是避实就虚,
麻木不仁,而且自我怜悯。因此,19N年,当这些作恶者的元首——希特勒的秘密
日记据传被发现以后,导致了国际传媒对该日记的狂热争夺。其实,所谓的希特勒
日记只不过是出自一名毫无想象力的伪造者之手。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作恶
者的“乏味无聊”。
在把目光投向这些作恶者之前,我们必须先来审视一下德国社会在屠杀行动中
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德国的公众舆论是否影响了纳粹政权的活动。
虽然有一种说法在战后初期颇为流行,即认为德国人民无法反对强大的集权国家机
器,但该说法后来逐渐失去了说服力。人们普遍认为,单个的德国人无法对纳粹政
权及其行动表示反对;但这一论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纳粹政权需要公众的支持来
发动全面的战争,因此,他们不愿意疏远大多数德国公民。为了赢得支持,或者至
少是赢得默许,纳粹政权不得不将他们严苛的、排斥性的政策转化为法律。这样,
德国民众的大多数人——也就是那些未被排斥者——可以继续认为纳粹的法律制度
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一为专断的行动提供法律掩护的需要也解释了为什么执行
排斥政策的官僚们用法律的语言和大量的隐语起草了难以数计的指示和声明。
这一并不存在的法律保障在德语中被称作Rechtssicherheit,
它在屠杀行动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在安乐死屠杀计划过程中,政府官僚和医生们确
实曾建议通过立法来为他们的屠杀行动提供法律保障。但是,希特勒坚决地拒绝这
么做,他认为这在战争期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法,屠杀行动因此不得不在秘
密的情况下进行。从官方的角度来看,法律保障的构架依然存在;然而私下里刽子
手们根本不把现行的法律放在眼里。在屠杀残疾病人的行动中,保密的需要的确给
刽子手们带来不便。
残疾病人只有在被管制的情况下才能被杀害,虽然刽子手们常常引诱或者迫使
残疾病人进入管制机构,他们却不能在战争期间在不触犯众怒的情况下将全部残疾
人一网打尽。保密的需要还迫使刽子手们使用欺骗的手段,这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
一些令他们十分尴尬的错误。屠杀行动不久便成为一个全国皆知的公开秘密,但纳
粹当局却对此矢口否认。我们已经知道,公众对屠杀行动的反对至少部分地缘于屠
杀行动的非法性和隐蔽性。
纳粹刽子手们曾经认为屠杀行动会得到大部分德国人的支持,他们对被公众反
对的势头颇感诧异。当初,他们认为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更好的沟通手段,因此便发
动了一场宣传攻势,以使得这些屠杀行动为公众所接受。但是这些政治宣传,甚至
包括T4 所拍摄的颇受人欢迎的娱乐电影,均不能取代法律保障,因此纳粹政权不
得不作出让步。虽然公众的反对行动没有使屠杀行动停止,但是当初还是迫使格拉
芬内克和勃兰登堡屠杀中心关闭,并使得毒气室的使用逐渐停止。当然,分散的
“任意”
安乐死屠杀活动随后便取代了由中央进行控制的安乐死屠杀中心,使得纳粹政
权可以把受害者的死亡归咎于不断升级的全面战争的结果。
其次,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安乐死屠杀计划遭到了公众的反对,而其他一些同
样违法的屠杀行动却没有遭到反对。这一公众舆论的巨大反差使得一些人相信安乐
死屠杀行动和最终解决方案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一名历史学家据此认为,德国公
众认为对残疾德国人的谋杀是不可接受的对道德的侵犯,而他们却不认为对犹太人
的谋杀有什么不妥。但是这一说法忽略了一个更加简单的解释。我们已经知道,残
疾受害者的亲属们对屠杀行动持反对态度,有时候他们的立场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
——通常在村庄里和小镇上,而不是在城市里——他们把受害者及其亲属看成是好
邻居。在德国南部的一个村庄里,农妇们拒绝将樱桃卖给当地的国营医院的护士们,
并告诉他们说:“你们别想在这儿得到樱桃,你们走开。我们什么东西也不会卖给
你们,因为你们用如此可怕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的邻居们,把他们运走然后加以枪杀。”
这类团结的现象一般并不适用于犹太人。但是,与非犹太籍的德国人有关联的
犹太人除外,比如,所谓的杂种或者所谓的混杂婚姻中的一方。所以,在1943年2
月,当党卫队在柏林的工厂围捕混杂通婚中的犹太一方时,他们的非犹太妻子们便
在市中心举行了公开的抗议活动,迫使纳粹政权释放她们的丈夫。与可能的受害者
的亲密关系,而非意识形态,就这样决定了“道德准则”是否会导致反对行动。
那些研究过纳粹罪行和纳粹罪犯的人常常会问这么两个根本的问题:是谁犯下
了这些罪行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现在也必须对安乐死屠杀行动的刽子手
们提出同样的问题。
犯罪的元凶们——希特勒及其幕僚们——已为我们所熟知,而且也有很多关于
他们的文字材料。除了希特勒本人以外,他所豢养的大部分鹰犬们并没有积极地参
与第一阶段的屠杀行动。
希特勒的命令启动了屠杀行动,希特勒的授权保护了刽子手。
纳粹精英分子中只有3 名高级成员直接参与了屠杀行动,他们是卡尔·布朗特、
菲利普·布勒和尼奥纳多·康帝。
布朗特是希特勒的私人医生,他的主要职责是在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人员外出时
照顾他们的健康;他的正式头衔是Begleitarzt(陪同人员)。虽然作
为一名医生,布朗特被希特勒赋予了重任,负责安乐死计划的监督工作;但是,他
其实主要是一名卫生官员而不是医生。但是逐渐地,他的权势不断地膨胀,在战时
的卫生部门管理工作中与康帝争权夺势,并且成为安乐死计划的一名全权代表。他
的背景和态度与阿尔伯特·斯皮尔非常相似。这两人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两个人都
是技术型的官僚。
布朗特认为,屠杀残疾人只不过是他的有关公共健康方面的宏伟构想的一个很
小部分而已;同样地,斯皮尔也把使用集中营劳工看作是生产武器装备的一种工具。
虽然布勒没有伯尔曼或者希姆莱的权力和影响力,但是由于是纳粹党的帝国领
袖之一、元首府的头目,他仍然属于纳粹政权统治阶层中的精英分子。但是与布朗
特一样,他作为安乐死计划的全权代表所行使的职责只不过是他全部职责的一小部
分。他把具体实施的工作交给了维克多·布拉克以及元首府的工作人员,他自己则
和布朗特一起主要从事制定政策的工作。当然,在T4 遇到麻烦的时候,比如,在
T4 与贝舍尔医院进行交涉时,布朗特和布勒则不得不亲自出面进行干预。显然,
在T4 不得不与其他纳粹党的机构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布勒所发挥的作用更为积
极。他还同时负责为屠杀行动筹集资金。我们以后会看到布勒曾与希姆莱谈判,讨
论将T4 的工作人员调往位于东部的屠杀中心。
作为纳粹党的帝国医生领袖,更重要的是作为第三帝国内政部主管卫生的国务
秘书,尼奥纳多·康帝显然也参与了安乐死屠杀计划。但是在希特勒将指挥安乐死
计划的任务转交给了布勒以后,由康帝领导的政府机关只是对屠杀行动起着辅助性
的作用。虽然康帝毫无疑问地知道屠杀行动,并且还签署了启动屠杀计划的大部分
重要文件,他还是将屠杀行动的日常辅助工作交给了弗里茨·克虏伯,特别是交给
了赫尔伯特·林顿。
这些屠杀行动的元凶们将大规模屠杀的具体实施工作交由一些官员来完成。这
些T4 的官员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大规模屠杀技术,并具体实施了这些技术。
他们参与了对残疾人的屠杀,但是安乐死屠杀计划并非是元首府和T4 实行的惟一
屠杀行动。我们此后还将对此做详细叙述。从一开始,元首府就参与了最终解决方
案的实施以及对欧洲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大规模屠杀。在希特勒的停止屠杀命令颁
布以后,元首府于1942年从T4 的工作人员中派出了一部分人到卢布林,参加党卫
队和警察头目奥迪诺·格鲁伯克尼克领导的赖因哈德行动。这一行动根据被暗杀的
海德里希命名。他们在那里管理着贝尔泽克、索比伯和特雷布林卡等屠杀中心。在
赖因哈德行动于1943年结束以后,元首府将这些人全部调往特里埃斯特,作为亚得
里亚海岸特别突击队的队员,在新被任命为达尔马提亚地区的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
袖(HSSPF)的格鲁伯克尼克手下效命。在那里,T4 的别动队不仅提供安全保
障服务、与游击队作战、驱逐犹太人,而且还在里斯埃拉—迪—圣—沙巴——特里
埃斯特市圣沙巴区的一个废弃的稻米加工厂——设立集中营和屠杀中心。
负责指导T4 日常屠杀行动的是一些中层官员。我们从以前的章节中已经知道,
这些官员在纳粹上台以前默默无闻,正是纳粹运动使得他们荣耀一时。除了医生以
外,还有一部分人也同时管理着T4 ,他们包括维克多·布拉克、维尔纳·布兰肯
贝格、迪特里希·艾勒斯、汉斯—乔其姆·贝克、格哈德·伯恩、弗里德里希·豪
斯、汉斯·海菲尔曼、理查德·冯·海格纳、阿道夫·古斯塔夫·考夫曼、弗里德
里希·罗伯特·劳伦特、阿诺德·奥尔斯、弗里茨·施密埃德尔、威利·施奈德、
格哈德·斯伯特、弗里德里希·蒂尔曼和赖因霍尔德·福尔贝格。其中的5 个人—
—布拉克、布兰肯贝格、海菲尔曼、冯·海格纳以及福尔贝格,在屠杀行动以前曾
是元首府的官员,其他人也是从别的地方加入屠杀行动的。但是,即便这个数字也
具有欺骗性。5 名元首府的官员在帝国元首府仍保留着他们的工作,因而无法将全
部精力都投入到T4 的屠杀行动中;然而,他们的确因额外的工作而每月领取一份
额外的税后收入。其他人,也就是那些全职的T4 官员,并不是都在同一时期同时
工作。艾勒斯加人T4 代替离任的伯恩,奥尔斯代替了豪斯,施密埃德尔代替了施
奈德,后来他自己又被劳伦特所代替。
除了施密埃德尔的出生年月不详以外,其他所有人都出生于1900年至1910年间。
他们与他们同年龄层的人们一样,所处的环境都比较相似。他们的家境较为贫穷,
其中的大部分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中下阶层。布拉克的父亲是一名医生,迪
特里希·艾勒斯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冯·海格纳的父亲则是一名军官,并且带有一
点贵族血统。而其他人的父亲,根据现存的材料,都只不过是一些小商人;蒂尔曼
的父亲是一名工匠。
他们中有5 人上过大学:伯恩和艾勒斯后来成为律师(伯恩获得博士学位);
海菲尔曼曾获得过农业学博士学位;布拉克获得过经济学学位;施密埃德尔则是学
工程出身。其他人则都只上过高中,有些人甚至连毕业文凭都没有拿到,只是在工
作以后才接受过某种培训;考夫曼只是一名机械工。在纳粹于1933年上台以前,这
些人都默默无闻。
虽然T4 官员的职业生涯都很普通,但是在纳粹统治下,他们以前所从事的政
治活动成为了一种优势。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在2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在希特勒上台
之前便已经参加过纳粹运动。我们因此可以认定,他们已经接受了纳粹思想,包括
其种族和优生方面的主张。显然,他们入党的时间部分地与他们的年龄大小有关。
布拉克于1929年在25岁时加入了纳粹组织,布兰肯贝格于1929年在24时加入,艾勒
斯于1932年在盟岁时加入,伯恩于1930年28岁时加入,豪斯于1930年21岁时加入,
海菲尔曼于1930年25岁时加入,冯·海格纳于1931年26岁时加人,考夫曼于1923年
21岁时加入,劳伦特于1930年25岁时加入,奥尔斯于1933年25岁时加入,斯伯特于
1931年26岁时加入,蒂尔曼于1923年20时加入,福尔贝格于1929年25岁时加入。另
外,这些人还积极参加纳粹组织的准军事组织。艾勒斯、布兰肯贝格、豪斯、考夫
曼和劳伦特加入了冲锋队,布拉克加入了党卫队;伯恩则既加入了冲锋队,又加入
了党卫队;奥尔斯是冲锋队的一名成员,并且自愿参加了党卫队武装部队。
布拉克和伯恩两人在入党的好几年前就积极参与纳粹和右翼势力的政治活动。
考夫曼在奥地利加入了纳粹组织,并且在纳粹组织被视为非法的时候就积极参与该
组织的活动。贝克只是在1937年才人党,但是当时他也只有28岁。施奈德和施密
埃德尔两人的入党时间不详,但是显然两人都十分热衷于纳粹的政治活动。1936年,
当时年仅36岁的施奈德已经是纳粹党位于慕尼黑的中央办公室的一名成员。施密
埃德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的党卫队武装部队中积极参与纳粹的政治活
动。
然而这些年轻人在纳粹党内只是担任了一些辅助性而非决定性的职务。布拉克
是T4 的头目,他在党内的地位也最高。他一开始担任希姆莱的司机,后来成为布
勒的参谋长。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是纳粹党中央机构的成员。豪斯在党卫队中央办
公室任职,海菲尔曼在纳粹党总部的经济部门工作,施奈德则在纳粹党的财务部门
供职。考夫曼是波美拉尼亚的纳粹党巡视员,劳伦特是纳粹党下属机构的一名会计,
而冯·海格纳当时是一家私营公司的一名统计员,但他对参加纳粹党的地方活动十
分积极。其中的一些人通过他们在党内的关系进入地方政府部门工作:艾勒斯在普
鲁士政府担任政府议员(Regienmgsrat)。布兰肯贝格和福尔贝格俩
人在纳粹党内都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他们直接由私人公司跳槽进了元首府。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元首府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影响力、权力和未来晋升的
机会。拥有这一工作即意味着成功。另外,这一工作还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个人的私
利。被应征加人海军的考夫曼在安全的后方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样他便可以看望他
生病的妻子。贝克由于身体欠佳从部队中退役,他不喜欢他在但泽的公务员工作,
想利用他的私人关系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艾勒斯曾被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士兵,他显然不喜欢这一低级的职位;他当时
驻扎在波兰,后来通过他母亲与布兰肯贝格的关系谋得了在T4 的工作。劳伦特想
调离他在被占领波兰的工作,他找到了元首府并得到了一份工作。奥尔斯在法国战
役结束、从党卫队武装部队退役后一直处于失业状态。
我们会问,这些人究竟是如何被选中的。显然地,他们被选中并不是通过公开
竞争的方法。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对他们的聘用,包括党员身份、随时可以上班、
私交、裙带关系及所需的技能等等。布拉克从一名希姆莱的司机窜升为布勒的参谋
长;后来当布勒设立了元首府以后,他将布拉克任命为他的副手。海菲尔曼和布兰
肯贝格刚开始作为一般工作人员进入元首府,后来也逐渐占据了重要职位。冯·海
格纳是帝国卫生办公厅主席汉斯·里特的姐夫。福尔贝格是布拉克的表兄。这些人
在元首府行使屠杀行动的职能之前已经到位,但他们除了在T4 的工作以外,还同
时担负着其他的工作。其他人则是直接被招聘进T4 的。伯恩和艾勒斯是T4 的两
名业务官员人员,他们以前都从事过法律方面的工作。贝克曾在卡塞尔的金融部门
工作过,后来被网罗进T4 ,负责其财务工作,他是赫尔伯特·林顿妻子的表兄。
考夫曼、劳伦特、豪斯、施奈德和施密埃德尔都是布拉克的朋友或者熟人。林顿亲
自与蒂尔曼会面并雇佣了他。奥尔斯在维也纳的女朋友在哈达马尔医院工作,她告
诉他去申请T4 的工作。斯伯特是布拉克和福尔贝格的表兄弟。
因此,这些人是由于对纳粹党的忠诚和与雇佣他们的人的私人关系进入T4 的。
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T4 聘用他们就是让他们去杀人。当然,这些人被聘用还是
因为他们具备一定的技能。但是,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涉及到诸如法律、办公室管理
或者会计等各个方面而并不涉及到杀人的熟练程度。即便如此,愿意对屠杀行动加
以配合是从事这一工作的必要前提条件。由于新近被T4 雇佣的人不是元首府官员
的亲戚就是他们的朋友,也由于他们具有纳粹党党籍,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几乎毫
无例外地愿意从事这一工作。我们尚未发现有哪一个被元首府招聘的官员拒绝这一
工作机会。
有些官员在T4 干了很短一段时间以后就离开了,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这么
做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反对这一屠杀行为。
相反地,他们只是跳槽去干了别的工作。在战后的审讯中,布拉克曾交代说,
他于1942年夏末申请并加入党卫队武装部队是因为他反对屠杀犹太人的计划,而不
是屠杀残疾人的计划;然而,有关证据表明,他的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格哈德·
伯恩于1940年夏天的离开是由于他反对安乐死屠杀计划实施的方法,而不是出于道
德上的考虑。伯恩批评T4 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包括他们的淫荡、滥用资源以及
屠杀中心的工作人员及来访的大人物的傲慢行为。他想要提高屠杀的效率,而不是
停止屠杀行动。伯恩直截了当地说:“道德水平的低下将导致政府机构的衰退。”
T4 的官员可以被归类为官僚刽子手,这在德语里称作Schreibtis
chtater,该词又通常被译作“办公谋杀者”。历史学家们曾经认为,这些
官僚的工作是整个屠杀过程中的一小部分;他们把这些工作当成是日常工作,也从
未见到过受他们行动影响的受害者们。但是这一结论与屠杀场所的真实情况存在着
较大的误差。这一说法更适用于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办公室、从来未与受害者谋
面、从来没有目睹过屠杀场面但同时又不是T4 官员的官僚们。我们已经知道,T
4的官员布拉克、布兰肯贝格、伯恩、海菲尔曼、冯·海格纳和福尔贝格等均参加了
在勃兰登堡屠杀中心进行的毒气杀人实验。他们的老板布朗特、布勒和康帝也亲临
现场,并在政策上予以指导。而且这绝非是T4 的官员们惟一一次亲眼目睹杀人的
场面。
阿道夫·古斯塔夫·考夫曼是巡视员办公室的头目。他不仅筹建了6 个屠杀中
心中的5 个——建造毒气室和焚尸炉、建立办公室的工作程序、招聘非医疗工作人
员——而且后来还亲自视察了所有的屠杀中心,以确保屠杀过程的顺利进行。即便
如此,在战后,考夫曼供认道:“我从未看到过毒气杀人的场面。
我甚至都没想去看,因为我不想看到这些东西。”这些自我狡辩的目的在于减
少他的法律责任,但它们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视察过任何一个安乐死屠杀中心
的人都不可能对屠杀的事实视而不见,虽然这些屠杀中心比后来在东部设立的屠杀
机构规模上要小得多。不仅所有的T4 官员对受害者和屠杀场景很熟悉,许多参观
过屠杀中心的头面人物也不例外。格奥尔格·雷诺是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的医生,
他交代说,帝国部长威廉·弗里克、国务秘书尼奥纳多·康帝、全权代表福里茨·
绍克尔以及纳粹省党部头目奥古斯特·艾格鲁贝尔都曾参观过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
在早期通过毒气屠杀的过程中,总部位于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的格克拉特由雷
恩霍尔德·福尔贝格指挥。福尔贝格不仅住在格拉芬内克,而且还经常视察其他屠
杀中心的运输部门。福尔贝格后来曾与布兰肯贝格一起视察过东部的屠杀中心。当
他亲自指挥格克拉特的运输活动时,曾多次与受害者面对面地接触。迪特里希·艾
勒斯是T4 的业务官员,他与曾在T4 总部和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工作过的一名秘
书结婚。他曾无数次地到访过T4 的各屠杀中心以及设在东部的灭绝营。从1944年
春天起,他开始负责指挥特里埃斯特特别行动小组。弗里德里希·蒂尔曼是T4 行
政部门的负责人,他每个月召集各屠杀中心的办公室官员们开一次会,并且曾利用
一次开会的机会观看了用毒气杀人的过程。1944年,T4 的几个办公部门,包括由
汉斯—约阿希姆·贝克领导的中央会计部,搬到了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贝克被任
命为在哈尔特海姆新成立机构的负责人,另外兼任该屠杀中心的办公室官员。弗里
德里希·罗伯特·劳恩特是T4 中央财务办公室的负责人,他也参观过各个屠杀中
心,并且在运送一批集中营犯人到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时曾亲临现场。他在战后声
称,他从未看过毒气杀人的场面。然而,事实是他曾多次地到过哈尔特海姆屠杀中
心,并且至少观看过一次毒气杀人的过程,甚至还去过东部的灭绝营。
另外,这些官僚刽子手所经手的文书材料也并不像世人所想象的那么光明正大。
例如,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文件涉及到为屠杀中心提供毒气和毒药。那些就运送毒
气和药品去屠杀中心事宜起草通知和打电话的官僚们,不可能不知道屠杀中心和医
院需要这些东西的原因。
因此,这些官员心里很清楚他们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并且明白无误地知道他们
的行动所造成的最终后果。但是他们为什么仍然愿意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呢?历史学
家们提出了一些合乎常理的解释,这些解释不仅适用于屠杀中心的官员,而且还适
用于实际实施屠杀行动的刽子手们。它们包括权力、事业、被胁迫和竞争压力几个
方面。
竞争压力可以用来解释普通刽子手们参加屠杀行动的动机;但是,对官员作出
这一屠杀决策则关系不大。群体凝聚力对官员的影响要比在基层的普通刽子手们小
得多。办公室里的明争暗斗以及个人的野心膨胀抑制了群体凝聚力对官员的压力。
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官员离开了T4 另谋高就,格哈德·伯恩惩戒他手下的官员
时也是毫不留情。然而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许多T4 的官员是拴在一起
的蚂蚱,他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有的是亲戚,有的是老朋友。然而,这
类关系对他们所造成的压力是比较特殊的,与通常意义上的竞争压力有很大的不同。
T4 的官员并不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从事这些工作的。当然,在战后,许多罪
犯辩称,他们参加屠杀行动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加以拒绝,自己会被处决或者
被监禁。但是,即使我们接受这一说法——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这一辩解也并
不适用于T4 的管理阶层。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被胁迫来干这些事。他们通过非官方
的渠道被T4 雇佣,从没有被命令参加这一组织;而且,他们完全有自由离开T4
去找别的工作,或者上前线,就像有几位官员所做的那样。从他们刚开始加入到后
来在里面工作期间都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胁迫。
德国政府和纳粹党机构独裁的特点也并不能解释T4 官员参加屠杀的动机。这
一结构的基础并不是民主选举,而是领导说了算;也就是说,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
这一点对于元首的命令而言更是如此。虽然刽子手们并没有与希特勒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T4 的官员在组织结构上只比希特勒低两级——希特勒对布勒发号施令,然
后布勒将命令传达给布拉克和他的同党们。
然而布勒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保住他所负责的这一任务,因为康帝也承担了该任
务的一部分;因此,T4 的官员们并不是仅仅接受某一个直接的命令,而是服从多
头指挥,T4 的官员们也乐于接受这一安排。希特勒下达这一命令时并没有强迫任
何人要予以合作;因为T4 的官员们在道德上并不反对屠杀行动,他们心甘情愿地
执行了元首的命令。他们还使用这一命令来劝说别人加入屠杀行动,并为自己的参
与加以辩解。
事业发展上的考虑无疑是T4 的官员们同意参与屠杀行动的最重要因素。元首
府的工作使得他们接近权力的中心。不仅元首府的5 名高级工作人员如此,T4 的
工作人员也不例外。由于 T4 行动保密上的需要,他们在与外界打交道时不得不
打着元首府的旗号。当然,这些工作带来的成就感来自其重要性——不管是真实的
还是出于误解。那些与T4 人员打交道的人都把他们误认为是帝国元首府——德国
政府的权力中心——的工作人员。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这些年轻人在从事一种被普遍认为是非常重要、非常具有
影响力的工作。另外,这些工作涉及到秘密、敏感和重要的任务,而他们则处在这
一任务的中心位置。
这些工作还给他们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好处。首先,这些工作使得他们可以安全
地呆在后方,但又不必从事民间的工作,同时又有机会获得奖章。其次,这些工作
给他们带来了物质上的利益,包括津贴、旅行机会和其他费用的报销。第三,他们
拥有指挥他人的权力,并可以任意决定他人的生死。T4 的官员们行使着这些权力,
在众人面前显出一副有影响的大人物的傲慢派头。
另外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以前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些历史学家们认为,纳粹的意识形态是促使他们服从谋杀命令的最重要动机。
这一结论一般是通过研究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动而得出的。该结论偏重于纳粹分子的
反犹太思想,但它同样可以用来解释T4 刽子手的动机,这些人显然同样对犹太人
充满敌意。他们还表露出对残疾病人的敌视态度,并与纳粹的其他许多思想保持一
致——他们自己毕竟也是纳粹分子。
怎样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纳粹分子?纳粹党党籍或者加入其编制显然可以表明某
人是一名纳粹分子,特别是如果他或她是在1933年以前加入纳粹组织的。但纳粹分
子的身份与一个人思想上的责任感有什么关系呢?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认定这些人
拥护纳粹运动的基本信条,包括其领导原则、反民主、反国会制度的态度以及对民
族的忠诚等。但是许多普通德国人也与纳粹分子一样具有这些观点,因此这些观点
并不能将纳粹分子与一般人区别开来。同样地,导致纳粹优生和种族清洗运动的
“人类是不平等的”这一信念同样为许多普通德国人所认同,虽然他们在纳粹上台
以前并没有加人纳粹组织。这一信念最终成为了纳粹排斥和种族灭绝运动的思想基
础。除了被关进集中营的纳粹的政治敌人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外,大部分德国人都或
多或少地接受了纳粹的意识形态。然而,纳粹分子与一般德国大众之间在信仰的程
度上存在着区别,他们在思想上显然要更加激进一些。
是否将纳粹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意志转化为最极端的实际行动,这是将那些被称
作“狂热纳粹分子”的人与一般德国大众相区别的一个标志。从一个人的外观举止
上也通常可以加以区分,例如,佩带纳粹党徽或者坚持行希特勒式敬礼。地方纳粹
官员尤其如此,他们常常把纳粹口号挂在嘴边,借此对别人进行恐吓。弗里茨·贝
诺塔特是黑森—拿骚地区主管国营医院的负责人,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是一
名老纳粹党员和党卫队成员,常常恐吓医院的工作人员,并在他所主管的医院里实
施最极端的安乐死屠杀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的纳粹狂热分子都像贝诺塔特一样。其
中有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彬彬有礼,但实质上仍然是在于着刽子手的勾当。事
实上,大多数官僚刽子手们——包括布朗特、布勒、布拉克甚至海德里希——都与
贝诺塔特毫无相似之处。T4 的官员都属于铁杆的纳粹分子,他们对种族纯粹性的
信仰使得他们毫不踌躇地接受了T4 的屠杀任务。
个人私利上的考虑以及对纳粹思想的效忠就这样导致了T4 的官员组织实施对
残疾人的屠杀行动。他们在没有任何医学资格的情况下,对那些被管制病人的生死
进行裁决。战后德国的检察人员对这些T4 官员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动机作了如下的
阐述:他们毫不犹豫地加入屠杀行动是因为他们对纳粹思想的信仰,从他们在早期
便加入纳粹组织以及他们在纳粹党组织内身居要职这些事实便可以看出这一点。另
外他们对安乐死屠杀行动的积极态度和他们对元首的无条件效忠也反映了这一事实。
虽然他们缺乏相关的知识和经验,他们却利用他们在党内的位置和影响来确保屠杀
行动的顺利进行。他们还通过参与屠杀行动来捞到种种好处:获得晋升机会和津贴、
避免应征上前线以及得到权力和影响等。
在战后,他们对自己参与这些屠杀行动供认不讳,但是拒绝承认他们的所作所
为是谋杀行为。他们不断地搬出宾丁和霍赫的优生理论来为自己开脱,把毫无人性
的安乐死屠杀行动说成是为病人施行“慈悲死亡”,说这一行动“完全是出于人道
方面的考虑”,“完全是以同情心和道义为基础”。但是,他们并不情愿承认自己
屠杀犹太人的暴行;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害怕盟国的报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
认为在这一方面自己的辩解很难站得住脚。
维克多·布拉克彻底地坦白了自己参与屠杀残疾病人的罪行,但是却拒不承认
自己曾谋杀过犹太人。纽伦堡的一次审讯便表明了这一点。1942年6 月23日,布拉
克给帝国党卫队总头目希姆莱写了一封信,要求对数百万犹太人实施大规模的绝育。
布拉克是根据实施安乐死行动的医生赫斯特·舒曼的实验结果作出这一建议的,
舒曼的实验则是由元首府提供资金加以赞助的。
布拉克建议说,在准备处死的1 000 万犹太人中,应该将其中的 2、3 百万犹
太人用于服苦役,但前提条件是这些人必须事先被施行绝育。在纽伦堡,审判人员
与布拉克有过这样一段交锋:问:你的姓名?
答:维克多·布拉克。
问:你就是我以前曾审问过好几次的那个维克多·布拉克吗?
答:是的。
问:布拉克先生,从前天以来我已经审问过你4 次了。
在每次审讯中,我都只问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对将犹太人绝育的计划究竟知
道多少。我现在再次问你:你对犹太人绝育计划究竟有哪些了解?
答:罗德尔检察官,我的回答还是和以前一样。我对任何种类的绝育计划什么
也不知道,完全是一无所知。
问:布拉克,你虽不是一名律师,但是我相信你也知道作伪证意味着什么。
答:是的,是的,当然。
问:很好。我们现在再进行一遍宣誓,以防你忘记了上次进行的宣誓。站起来,
举起右手,跟着我说:我向万能的和无所不知的上帝发誓,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既
没有遗漏任何事情也没有添加任何事情,上帝,请帮助我吧。
(证人重复了上述誓言。)
问:你应该知道,遗漏任何事实等于是提供了错误的证词,因而都严重地违反
了你的誓言。
答:是的。
问:布拉克,你对犹太人绝育计划有多少了解?
答:没有,我一无所知。
问:布拉克先生,这是一张白纸,请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要签得与你平常所
签的字完全一样。
(证人签了自己的名字。)
(罗德尔先生将一份文件交给证人看。文件内容被盖住,只可以看到签名部分。)
这两个签名中哪一个是你的?
答:罗德尔先生,两个签名显然都是我的。我承认这份文件上的签名是我自己
的。
问:维克多·布拉克,我们的猫捉耗子游戏现在该收场了。读一读这份血淋淋
的文件。这份该死的文件是违法的。
你亲自写了这份文件但是也许却忘了在1945年将它烧毁。
(证人号啕大哭,精神上的防线完全崩溃。)
一名双手沾满鲜血的党卫队将军一开始傲慢地撒谎,后来又极为懊悔地痛哭—
—收起你这一套拙劣的表演吧。
如果你能反省你所犯的可憎罪行,不仅仅是在现在,而是早在1933年以前的话,
那么你现在也就不会像一个可怜虫一样坐在这里了。我发现自己很难对你——原大
德意志帝国的领袖人物之一——感到怜悯,在你谈笑间,人头纷纷落地……
答:博士先生,博士先生,我知道我曾对你撒过谎,但我现在要彻底交代我所
知道的一切,真的,全部都是实话,绝对如此,但是请不要把我所说的谎话正式记
录下来。
请删除我说谎的那一部分审讯记录。我现在将完全如实地做证。
问:很好,布拉克,我现在开始准备进行新一轮的审问。在你告诉我事实以后,
我才将决定是否删除你所说谎言的记录。这些记录构成了你的作伪证罪。这是你供
出实情的最后机会。我只想指出,说实话完全是为了你好;因为你也知道,你的回
答不仅取决于你所说的话,而且还取决于你自己所写的文件,你们这些党卫队头目
们忘了销毁这些文件。再重复一次,如果你告诉我实话,也就是说,所有的事实,
我便没有必要保留你说谎的那一部分记录。
我相信,一旦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你也会感觉好一些,少一些疑虑和担心。
答:我会被起诉吗?
问:我不知道。我只对你的证词感兴趣,因为我们想知道在第三帝国内究竟发
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已经收到了起诉书吗?
答:还没有。
问:既然是这样,我建议你还是说实话。现在我们开始新一轮的审问。
这段离奇的审问表明纳粹罪犯是如何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参与屠杀行动进行开脱
的。面对无可否认的证据,布拉克显然是乱了阵脚,他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处境,并保
证说出事实真相。
但是,虽然他交代丁很多事实,他后来还是在继续撒谎。我们将会看到,在纽
伦堡审判中,他欺骗了检察官,推卸了自己谋杀残疾犹太病人的责任。关于这些病
人命运的真相在纽伦堡审判很久以后才逐渐被揭露出来。当然,谎言并没有挽救布
拉克的性命,他最后被处以绞刑。
民间的医生在安乐死屠杀行动中与T4 的官员进行了密切的合作。由于元首府
不能公开地监督屠杀行动,也由于面对公众的屠杀行动的一线组织并没有权力来筛
选和运输残疾病人,T4 需要主管公共卫生事务的政府部门的支持以及各个国营和
私立医院的协助。负责这些机构的医生们的背景和态度与T4 的官员也没有什么区
别。他们是具有医学学位的管理者,就像伯恩和艾勒斯是具有法学学位的管理者一
样。他们参加屠杀行动的动机也和那些非医学背景的官员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他
们还有额外的职业上的动机,因为屠杀活动涉及到他们所在医院的病人们。但是,
他们对屠杀行动的热衷与他们那些非医学背景的同行们并无二致。事业上的野心和
意识形态上的效忠都是他们动机的一部分。他们不仅吸收了纳粹的意识形态,而且
还接受了科学上的排斥传统。
赫尔伯特·林顿是元首府在帝国内政部卫生部门的联系人,也是安乐死计划的
一名关键人物;正如布拉克在战后所说的那样:“他总是在那里指挥着全局。”他
并不是一名执业的医生,而是一名政府管理人员,他对安乐死屠杀行动的参与也主
要是通过签发文件来进行。他于1925年加入纳粹党,同年获得了行医资格;因此,
他在纳粹党内的资格很老。但是,他在纳粹党的各类事务中表现并不活跃,并且没
有加入纳粹党的任何附属组织;然而他显然是纳粹党安插在政府部门的人。他积极
推行种族和优生的立法工作,并为此著书立说,是策划屠杀行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并在内政部成为了一名排斥和屠杀残疾人的专家。他的性格和思想都与布拉克等人
很相似。他拥护年轻的纳粹分子所赞成的“一切军事化”的主张,直面死亡去统治
世界。
在很多方面,林顿都和维尔纳·海德颇为相似。海德是主管T4 医学部门的一
名医生。这两个年轻人都在纳粹的统治下事业兴旺发达。林顿早在1933以前就参加
了纳粹运动,海德在认识艾克以后也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队。海德想在学术上有所
建树,他使用他在党内的关系在大学里发展事业。他参加屠杀行动是他发展其事业
的自然而然的一个步骤。保罗·尼采是海德在T4 的继任者,他是T4 的一名医学
官员,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尼采是一家大型国营医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一名医学界
的权威人物。他加入T4 完全是因为他在思想上认同安乐死屠杀行动。由于他在1933
年5 月才加入纳粹党,他参与屠杀行动一方面是出于他的纳粹思想,但更主要的还
是他对种族科学的支持以及他“推动医学发展”的信念。尼采生于1876年,他于1901
年获得行医资格,1925年获得教授职称。
由于他在当时已经是功成名就,所以他加入T4 绝不是出于事业上的野心。海
德曾与布拉克为争夺权力明争暗斗,与海德不一样,尼采与T4 的官员均能和平共
处。
林顿和纳粹中央机构依赖地方卫生部门的官员们来执行他们的命令。负责一些
地方护理机构的医生们——例如曾加入纳粹党和党卫队并且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
担任维也纳公共卫生部门的负责人赫尔曼·汉斯·维尔古斯——积极地支持从绝育
到屠杀的各项排斥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3 名地方上的医生:尤金·斯塔尔、
奥托·毛特和路德维希·斯普劳尔。他们主管着符腾堡和巴登州的卫生部门,这一
地区是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的所在地,也是最先开始安乐死屠杀行动的地方之一。
在他们的帮助下,在这些德国南部的州进行的屠杀行动非常成功。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只是完成文书上的手续,但是,3 个人全部都曾跟随赫尔伯特·林顿到格拉芬
内克屠杀中心,观看了毒气杀人和焚烧尸体的全部过程。
内科医生尤金·斯塔尔生于1890年,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是符腾堡州
内政部主管卫生事务的负责人。作为一名资深纳粹分子和反犹主义者,他曾参加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军团,并于1927年加入纳粹党。他全力支持屠杀行动,并
于 1939 年底将格拉芬内克医院交给林顿作为屠杀中心使用。妇科医生奥托·毛特
生于1892年,曾在国营和私立精神病院里担任过斯塔尔的副手。和斯塔尔不同,他
于希特勒上台后的1933年或者是1934年加入纳粹党,并于同期加入了冲锋队。没有
任何证据表明他对残疾人或者犹太人的态度比他的上级斯塔尔温和。
路德维希·斯普劳尔生于1884年,1907年获得行医资格, 1918 年进入政府机
关,1920年到1934年是巴登州的一名公共卫生官员,1933年加入纳粹党,1934年他
被任命为巴登州的公共卫生部门的负责人。他直接听命于林顿,负责对巴登州的残
疾病人的筛选和转运工作进行监督。
在柏林的T4 官员需要找一些值得他们信任的人来管理各个屠杀中心。他们挑
选了一些警官来充当此任,这些警官是从海德里希的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中借调出
来的。这些充当监工的人在柏林的官员和普通工作人员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们亲临现场,监督屠杀行动。虽然其中的一些人偶尔亲自动手杀人,而且他们所
有的人都指导和观看了屠杀过程;但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对屠杀行动进行管理。
这些监工因此既是官僚刽子手,又是在现场直接参与屠杀的刽子手。T4 的官员任
命高级的、非医学方面的工作人员来管理各个屠杀中心。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与
主管医生为了争夺权力而发生摩擦。根据传统的医院管理结构,医生们坚持认为,
应该由他们来管理屠杀中心;而且希特勒在命令中也表明,只有他们才能实施处决
行动,这一点对他们也很有利。但是T4 的官员更倾向于让非医学人员来管理屠杀
中心,这些人通常是警官。逐渐地,医生们不得不承认:“布兰肯贝格、福尔贝格、
艾勒斯和布拉克这几个人的影响力不如那些非医学人员。”即便像那些颇有权威、
意志坚定的医生,如依姆弗雷德·埃贝尔和鲁道夫·洛劳尔,不久也发现他们不得
不与没有医学背景的监工们平起平坐。通常这并不会导致严重问题;他们常常在屠
杀机构中由于共同的使命感而相互合作。
克里斯蒂安·维尔特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名没有医学背景的监工。由于他在二战
末期战死在前线,我们只能从存留的一些文件以及战后其他纳粹罪犯的供词中对他
有些了解。他出生于 1885 年,1940年加入T4 组织,当时已经55岁,这在T4 组
织中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曾参加过便衣警察组织,1939年
在斯图加特的克里保组织中晋升为上尉侦探。
他早在1923年以前就已经是纳粹党员,在希特勒政变以后辞职, 1931 年又以
一名“老战士”的身份重新加入纳粹党。1933年维尔特加入了冲锋队,但1939年他
又被转往党卫队,军衔为中尉。
1940年,维尔特离开了警察部门加入了T4.他并不是惟一一名被派往T4 的警
官,但毫无疑问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名。由于符腾堡的残疾病人是安乐死屠杀计划
的第一批受害者,纳粹挑选一名斯图加特的警官加入T4 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我们
并不清楚维尔特何以被选中,只能推断他的上级将他作为一名合适的人选向T4 进
行了推荐。他参与了勃兰登堡屠杀中心的第一次毒气杀人试验,并协助在勃兰登堡
和格拉芬内克设立工作制度,因此成为各个屠杀中心的大能人。但是,虽然在几乎
所有屠杀中心维尔特都拥有一定的行政监督权力,他在T4 中最引入注目的角色还
是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的行政人员总头目和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在哈尔特海姆,他
亲自参与了该屠杀中心屠杀行动的全部环节。
所有的记录都表明,维尔特是一个粗暴、残忍的人。为了使屠杀行动顺利进行,
他几乎不择手段。有一次,他亲自枪杀了四名女病人,因为她们的身体状况使得当
局不便把她们送进毒气室。维尔特的一名同伙作证说:“维尔特在岗位上毫不留情,
他就算当场枪毙一名下属我们也不会感到吃惊。”哈尔特海姆的工作人员都把维尔
特称作是“野蛮的克里斯蒂安”。在很多方面,他与黑森医院行政官员贝诺塔特都
颇为相似。贝诺塔特是—名死心塌地地效忠纳粹意识形态的残暴的人。因此,T4
的官员选择维尔特领导在“最终解决”屠杀中心的T4 的别动队,也就不足为奇了。
维尔特在哈尔特海姆的势力相当大。实际上,所有屠杀中心的非医学背景的监
工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维尔特作为登记办公室的负责人,对整套文书工作进行监
督;作为负责保安的官员,对整个屠杀过程进行指导;作为人事部门的头目,指挥
着一批职位较低的工作人员。监工们通常都是由警察部门调入T4 的。例如,哈尔
特海姆屠杀中心的弗兰兹·赖赫莱特勒和弗兰兹·斯坦格、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的
雅各布·沃格尔、格拉芬内克和贝恩堡屠杀中心的赫尔曼·霍尔茨舒、布兰肯贝格
和贝恩堡屠杀中心的弗里茨·希尔施、贝恩堡和哈达马尔屠杀中心的哥特利布·赫
尔林以及索内斯腾屠杀中心的弗里茨·陶希尔等。他们当中有好几个人后来还跟随
维尔特去了东部的屠杀中心。
我们对弗兰兹·斯坦格掌握的情况较多。斯坦格是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的副监
工,后来又成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指挥官;他的作恶生涯因此便可作为一个典型
来加以叙述。斯坦格于1908年出生于位于上奥地利的奥特明斯特,他在参与T4 屠
杀行动时年仅32岁。在1923年从公立学校毕业后,他子承父业成为一名木匠。他父
亲白天当木匠,晚上则帮别人看大门。1927年斯坦格成为了一名织布工,1930年他
搬到了因斯布鲁克,并申请加入奥地利的联邦警察部门。1930年初他被录取,先是
在林茨的联邦警察学院接受了两年的训练,后于1933年1 月成为了一名公务员,被
派往林茨市的市警察部门工作。斯坦格在事业上颇有野心,他工作以后坚持学习,
增长了不少专业知识。1935年他被提拔为维尔施镇克里保组织的一名侦探,并被分
配到政治部门工作。
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斯坦格所在的政治部门也被并人了林茨的盖世太保
组织。1938年5 月,他加入了纳粹党,并同时参加了党卫队。但是,很显然,在纳
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他曾参加或者同情过纳粹运动——这在当时对一名奥地利
警官而言是完全非法的——因此他被允许佩带“老战士”徽章,而只有那些在纳粹
上台以前就参加过纳粹运动的人才有资格佩带这种徽章。即便如此,斯坦格的调动
并不是很顺利。他很不情愿从维尔施调往林茨。他事后声称自己受到了他的新老板
格奥尔格·普罗哈斯卡的排挤和迫害,普罗哈斯卡是由巴伐利亚新调来的林茨盖世
太保的头目。如果普罗哈斯卡所说的话属实,他自己在林茨盖世太保组织仍然大有
用武之地,因为他被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被分配在犹太事务部门工作,奔波于上奥
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对犹太人社区进行调查和登记工作。然而,普罗哈斯卡和斯坦
格两人之间似乎有私人恩怨,这在纳粹官僚之间并不少见。
1940年11月,斯坦格加入了T4.在战后对斯坦格的审判中,法庭得出结论认为,
他想离开他在林茨的工作,以逃避与他不和的上司;他通过弗兰兹·赖赫莱特勒的
关系,得到了一份去T4 的工作邀请。赖赫莱特勒是另外一个辖区的奥地利克里保
组织官员,他当时已经加入了T4.在斯坦格加入T4 的整整30年后,他在监狱
里接受了一名英国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他没有提及赖赫莱特勒的帮忙使他得到了
这份工作。这么做也许是为了掩盖他自己千方百计想得到工作邀请的事实。我们已
经知道,通过私人关系进入T4 工作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做法。
然而,斯坦格确实向这名记者详细地叙述了他加入T4 的经过,这为我们提供
了一些不可多得的材料。他当时专程跑到柏林,根据规定向帝国侦探组织中央办公
厅报到,帝国侦探组织中央办公厅当时属于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的第五办公室。在
那里,他受到了帝国侦探组织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保罗·维尔纳的接见。维尔纳向
他提供了一份在T4 的屠杀中心担任主管保安的监工的工作。维尔纳在这次招聘会
谈中使用了一些替代性的词汇,将安乐死屠杀计划描述为一种“人道主义的行动”,
这一行动是“必要的、合法的和保密的”。斯坦格回忆说,维尔纳态度坚决但又彬
彬有礼,并暗示他说,如果他接受这份工作,他便可以摆脱他在林茨的上级。他说,
这正是他想要接受T4 工作的原因。斯坦格后来又拜见了布拉克,布拉克让他从哈
尔特海姆和索内斯腾两所屠杀中心中任选一所,斯坦格选择了位于林茨附近的哈尔
特海姆。为了让他在级别上高过位于哈尔特海姆附近阿尔科文的地方警察头目,斯
坦格被调到维持秩序的警察部门,军衔升至上尉。
我们现在来试着回答斯坦格为什么会被选中并被给予这份工作这一问题。如果
他通过赖赫莱特勒的关系找工作,那么他得到这一工作是由于赖赫莱特勒的推荐;
但是毫无疑问,维尔纳只有在得到了普罗哈斯卡良好的评估意见以后才有可能雇佣
他。如果他没有寻求这份工作,普罗哈斯卡的推荐也会使得他引起维尔纳的注意。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普罗哈斯卡和斯坦格之间的矛盾并不妨碍普罗哈斯卡对他变换
工作的支持,因此两人之间的矛盾也许并不是斯坦格接受工作的惟一原因。
在哈尔特海姆,斯坦格是维尔特在保安方面的副手;后来,在赖赫莱特勒替代
维尔特以后,他又成为赖赫莱特勒的副手,再后来,他被派往伯恩斯坦屠杀中心负
责重新组织那里的行政工作。1942年春天,他奉命赶往T4 总部。在那里,上级给
了他两种选择:返回林茨或者去东部的卢布林。斯坦格再一次地选择了参加屠杀行
动,他领导一个由T4 人员组成的特别分队开赴了位于东部的屠杀中心。刚开始,
斯坦格的职务是索比伯的指挥官,后来他的哈尔特海姆的同事赖赫莱特勒接替了他
的这一职务;斯坦格随后被调往特雷布林卡担任指挥官。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斯坦格的背景及其在T4 的活动较其他监工要详细得多;但
是他的职业生涯与其他监工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雅各布·沃格尔是格拉芬内
克的监工,格拉芬内克是最早开始运行的两座屠杀中心之一。沃格尔早在1939年12
月便被格哈德·伯恩网罗到T4.沃格尔于1897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长大成年后,
他先是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后来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年加入符腾堡警
察部门。1933年他加入了纳粹党,并同时参加了党卫队。1936年沃格尔被提升为斯
图加特克里保的刑侦技术警官,与维尔特属于同一支部队。1938年他被调往保安警
察的巡视员手下工作。在T4 工作期间,他通过了晋级考试并一路得到升迁。在完
成了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的工作后,他又重新回到他原来所在的警察部门工作。
赫尔曼·赫尔茨舒是沃格尔在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的副手。
他于1907年出生于斯图加特的一个警官家庭。赫尔茨舒先是加入了符腾堡警察
部门,并于1937年被提升为斯图加特克里保的刑侦技术警官。他于1933年同时加入
纳粹党和冲锋队,并于1939年由冲锋队转往党卫队。1940年2 月,他通过克里保的
同事沃格尔的推荐加人了T4 ,在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担任沃格尔的副手,并于1940
年8 月代替了沃格尔的职务,1941年2 月他被调往贝恩堡屠杀中心担任登记部门的
负责人。他于1941年4 月离开贝恩堡,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与维尔纳·海德意见分歧,
离任后他的职务由斯坦格接替。与沃格尔一样,他在离开T4 以后赴基辅在保安警
察和党卫队保安部工作。
我们对其他监工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所有的行政部门
负责人都是警官,并且其中大部分人还是党卫队成员。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保管记录
资料、负责往来书信、登记、人事和保安工作。他们基本上负责屠杀的整个过程,
要么担任屠杀中心的第二把手,要么担任与主管医生相当的职位。
在维尔特于勃兰登堡屠杀中心建立起一整套工作程序后,弗里茨·希尔施成为
了该屠杀中心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他后来又随同其他人一起被调往贝恩堡,并于1943
年初在哈尔特海姆临时工作过一段时间。希尔施是正规警察部门的一名上尉。
索内斯腾屠杀中心的行政部门负责人也是一名警官,此人姓舍梅尔,他的两名
负责登记工作的助手分别为弗里茨·陶舍尔和哥特利布·赫尔林。陶舍尔是正规警
察部门的一名中尉,1940年和1941年在索内斯腾屠杀中心任职,1942年底或者1943
年初他被调往东部的贝尔泽克屠杀中心。赫尔林是一名克里保侦探,后来逐渐晋升
为一名警官。从索内斯腾出来后,他被调往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担任行政部门的官
员,后来又被调往东部,代替维尔特担任了贝尔泽克屠杀中心的指挥官。
虽然最后一个建立起来的哈达马尔屠杀中心与其他的屠杀中心在运作程序上并
没有什么两样,但它还是有别于其他屠杀中心。这主要是因为,该屠杀中心所在省
的主管医院事务的官员弗里茨·贝诺塔特有可能对屠杀行动产生过一些影响。他在
哈达马尔的代表是阿尔冯斯·克莱。他从1934年起就在哈达马尔医院工作。他生于
1909年,1930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1934年以后在纳粹地方党部担任职务。1939
年,贝诺塔特任命克莱为哈达马尔医院的院长,1941年以后,在“任意”安乐死屠
杀行动期间,克莱在哈达马尔获得了绝对的权力。他显然帮助监督了将哈达马尔由
一所医院改建为屠杀中心的工作;因此,在哈达马尔实施屠杀行动期间,T4 任命
他为财务官员。
这些警官为什么愿意参与屠杀行动?没有绝对的答案。现存的材料并没有告诉
我们一切:有些警官我们已经无法对他们进行讯问,因为他们在战争期间已经死亡
;而那些在战争中保
住性命的警官在作证时又常常为自己开脱,不愿意透露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和材
料。然而,我们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可以对他们的动机加以推测。
这些警官并没有被强迫参与屠杀行动。高级工作人员是通过招聘的方法而不是
征募的方法加入T4 的。屠杀行动的决策者们想要使屠杀行动顺利进行,并且想进
行一些创新来改进屠杀的方法;这样,监工们就必须心甘情愿地与他们的上级合作。
而且,我们从斯坦格的叙述中得知,帝国侦探组织中央办公厅当初并没有强迫
他接受工作,并允许他们予以拒绝。这些监工们明明知道他们将从事的工作涉及到
大规模的屠杀,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些工作。他们不仅负责处理有关文件,为T4
招兵买马,而且还直接地参与屠杀过程,根本没有觉得有什么抵触心理。其中有些
人甚至后来还接受了去东部参加更大规模屠杀行动的任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从事了这些工作甚至主动地谋求这些工作,原因部分
地在于事业上的发展机会和经济上的利益。
他们相信,接受这些工作会给他们带来升迁的机会,如果加以拒绝,他们害怕
将会对自己的事业产生不利的影响。他们还希望得到一些别的好处:避免从事一些
更加没有保护性的工作,可以在战争的后方工作而且离家不远以及这种秘密工作所
带来的物质上的好处。斯坦格声称,他接受这一工作的原因仅仅是在于逃避他在林
茨的上级格奥尔格·普罗哈斯卡。然而,他想远离被称为“来自慕尼黑的可怕的反
动分子”的普罗哈斯卡,但是却又愿意听命于维尔特——这名来自斯图加特的更加
可怕的家伙,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在战后,斯坦格对采访他的英国记者抱怨说
:“我恨……,我恨德国人……是他们把我拉进去的。”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完全
忘记了他在哈尔特海姆的老板鲁道夫·洛劳尔以及他在卢布林的老板奥迪诺·格罗
伯克尼克两人其实都是奥地利人。
作为警官和党卫队军官,这些人无疑都习惯于军事化的指挥系统;因此,他们
习惯于服从命令。虽然这一点毫无疑问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斯坦格由于与
普罗哈斯卡的矛盾而离开林茨,以及赫尔茨舒由于与海德不和而从贝恩堡离任,都
表明他们有时候完全可以将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组织之上。
这些警官还都是一些纳粹分子,他们和T4 官员一样,效忠于纳粹的意识形态,
包括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元首希特勒的意志。作为警官和党卫队军官,他们毫无疑
问地同样对“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怀有敌意。因此可以推定,他们从原则上拥护
安乐死屠杀行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并因此也拥护最终解决的目标。然而,从原则上
同意并不意味着愿意去杀人;要他们去杀人还需要一些别的动机。他们必须“冷酷
无情”,这是作为纳粹分子必备的一种品质。他们所有的人似乎都自夸拥有这一雄
性的品质。所有人都接受了位于东部的屠杀中心的新工作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只有
沃格尔由于在1940年发生的一次车祸中受伤而没有去东部;赫尔茨舒也没有去屠杀
中心工作,但是他在基辅保安警察的工作表现也足以证明了他的纳粹式的“雄性气
概”。
另外,这些监工们还与T4 的官员一样,相信他们在创造历史,他们是历史性
事件的核心参与者。他们对能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感到无比荣耀。汉斯—海因
茨·许特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特是一名38岁的白领工人,他曾在纳粹党和党卫
队从事过各种不同的行政工作,并曾在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的行政部门工作过,后
来又在卢布林集中营任过职。许特在给他兄弟的一封信中告诉他说,他们生活在一
个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并指出这个时代只会有一名胜利者,而这名胜利
者将决定欧洲的未来,甚至整个世界的未来。这名胜利者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最
后,许特以庆贺的口吻补充到:“上帝的保佑伴随着元首的伟大成就,它向我们证
明了我们的思想的正确性。我们在上帝的保佑下而不是在牧师的祈祷中翻开了德国
伟大的新的一页。”
3 名专业人员——化学家阿尔伯特·魏德曼、奥古斯特·贝克和赫尔穆特·卡
尔梅尔——为T4 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并担任与 T4 的官员和监工们一样的职位。
这3 个人并不制订屠杀行动的政策,也没有具体加以实施;相反,作为专家,他们
为屠杀行动提供至关重要的专业技术服务。因为T4 的官员使用毒气和毒药来实施
大规模的屠杀,他们需要非常熟悉这些毒气和药品性能的化学家们提供技术上的指
导。显然地,T4 的官员必须雇佣那些他们信得过的化学家来从事这一秘密、敏感
的工作。他们还需要那些能为T4 弄到这些毒气和药品、但又不引起外界怀疑的化
学家。希姆莱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招聘这类专业人员的最佳部门。
魏德曼和贝克俩人也都符合这些条件。
阿尔伯特·魏德曼是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化学分析部门的主任,他实际上并不
直接为T4 工作,但是他和他所在的部门为T4 提供其所需的技术服务。魏德曼从
一开始就参与了屠杀计划:他参加了早期关于屠杀方法的讨论,参加了勃兰登堡毒
气杀人的试验,在被占领的白俄罗斯进行了毒气杀人和用爆破的方法杀人的试验,
并且通过他所在的部门为T4 获取了他们所需要的毒气和毒药。
魏德曼于1912年生于斯图加特一个铁道工程师的家庭, 1936 年获得化学工程
学位,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几乎马上被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的负责人沃尔特·
希斯所雇佣。希斯也是斯图加特人,以前曾聘任魏德曼为临时咨询顾问。到了1940
年,魏德曼获得提升,成为化学部门的头目。魏德曼似乎相对地不怎么涉及政治,
他对政治的态度与其他许多德国人没有什么两样。在希特勒于1933年1 月攫取政权
时魏德曼还是一名学生,他于当年7 月份加入了纳粹的摩托化部队。1937年5 月,
他获准加入纳粹党。在加入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以后,他于 1939 年12月由摩托化
部队调往党卫队,军衔为少尉。
魏德曼为T4 提供两类性质不同的服务。一种只简单地涉及到文书工作。正如
幸存的一些文件所表明的那样,他为T4 获取了屠杀中心所需的一氧化碳气体以及
儿童屠杀病房和“任意”
安乐死医院所需的药品。他还将他的专业技术知识传授给T4. T4 的其他人
进行监督和实施,而魏德曼只负责指导和试验。因此他在勃兰登堡只是传授毒气杀
人的方法。在其他的屠杀中心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而需要进行测试和处理时,他才
赶去加以解决。例如,当索内斯腾屠杀中心的焚尸炉无法正常运行时,便需要他去
进行处理。他在将毒气杀人的方法推荐给T4 以前,曾做过用毒气毒杀动物的试验。
他还为阿瑟·内布进行了用炸药杀人的试验,并试验将汽车废气导人封闭的房间进
行杀人。除了这些试验以外,他还在集中营的犯人身上进行了各种毒药试验。
解决问题是魏德曼的长项,他也从来不管需要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保罗·维
尔纳是内布的副手,也是魏德曼在帝国侦探组织中央办公厅的上级,他对侦探犯罪
技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加以推广。维尔纳声称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
任何屠杀事件。在战后,他告诉审判人员说,他有一次听说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在
提炼从集中营收集来的金牙时碰到了技术难题:“那些牙齿都含有黄金。这涉及到
将黄金分离的技术问题,这些黄金被提炼出来以后交到第三帝国的银行。我仍然记
得,他们议论说,将黄金从牙齿上分离出来从技术上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并没有证据表明28岁的魏德曼是出于纳粹思想的驱动而参加这些活动的;相反地,
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兢兢业业地想保住自己工作的一名专家。在战后,当审判人员
问他,在白俄罗斯根据内布的命令屠杀残疾人与内布名义上在东部所进行的反游击
战争有什么关系时,魏德曼的回答表明了他的态度:“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
在内布告诉我他接到命令处决他所在地区的精神病人时,我当时什么都没有想。毕
竟,在德国国内,精神病人同样遭到处决。”
奥古斯特·贝克比魏德曼的年龄要大。他于1900年生于黑森的一个工厂业主家
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应征入伍,战后在吉森大学攻读物理和化学,1933年获
得化学博士学位。1933年至1935年,他留在大学里担任了一名研究生助教。贝克于
1930年9 月加入纳粹党,1931年2 月加入党卫队。与魏德曼不同的是,他人党时间
较早,并选择了为纳粹运动进行全职的工作。1934年的2 月到4 月间,他在吉森大
学的盖世太保组织从事一份临时的工作,1935年他离开了大学,参加了党卫队特种
部队(党卫队武装部队的前身)的德意志兵团,军衔为上士,驻扎在阿罗尔森,一
直到1938年。1938年,他被派往党卫队保
安部,在其第二办公室工作,后来又调往新成立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的第六办
公室工作。此时他的军衔已是少尉。作为一名化学家,他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检测一
些书信是否用了隐形墨水。
1939年12月,布拉克向希姆莱提出请求,让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把贝克借调给
T4 ,让他负责毒气杀人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贝克后来描述到:“我的工作是在毁灭医院和护理所的精神病人的过程中作为
一名专家提供毒气杀人方面的指导。”他和魏德曼讨论了毒气杀人的方法,参加了
在勃兰登堡进行的毒气杀人试验,此后又从巴斯夫公司在路德维格沙芬的I.C.
法本工厂将所需的一氧化碳气罐送到各个屠杀中心。他不仅参与运送一氧化碳,而
且还常常在用毒气杀人的时候亲自到场对医生进行指导。
在勃兰登堡毒气杀人试验中,他注意到伊姆弗里德·埃贝尔打开一氧化碳气罐
时速度太快,导致溢出的气体发出了嘶嘶的声响。
他担心这种声响会使受害者感到不安,于是便走上前去,向他们演示如何慢慢
地、轻轻地打开阀门。从此以后屠杀精神病人的行动得到了顺利的实施,没有再出
现什么大的问题。
贝克作为用毒气杀人的主要德国专家,甚至在从T4 返回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
以后仍然干着这一勾当。由于希姆莱想动用T4 的专家们在东部开展大规模的毒气
杀人行动,他被分配到nd办公室。该部门主要负责处理技术上的事情,负责人为
沃尔特·劳夫。在那里,他与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车辆调配场的头目弗里德里希·
普拉德尔一起,进行了毒气车的改装试验。在1941年底到1942年中期,贝克视察了
位于被占领的苏联境内的所有的党卫队特别行动队,检查、评估和修理用于屠杀犹
太和吉卜赛妇女儿童的毒气车。只要一有机会,贝克便在旅行期间就如何提高毒气
杀人的效率向劳夫和普拉德尔提出建议。
与魏德曼与贝克不同,赫尔穆特·卡尔梅尔并非来自希姆莱所控制的警察部门
和党卫队,而是由维克多·布拉克亲自招聘的。卡尔梅尔于1910年出生于汉堡的一
个高级政府官员家庭。
他于1929年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后,在几所不同大学里学习化学;1939年他在
柏林技术学院完成学业。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柏林的美国柯达公司谋得了
一个职位,但还没来得及上班便被应征人伍,参加了德国海军。卡尔梅尔从未加入
过纳粹党,但他确实参加过冲锋队。他后来声称,作为德国航海俱乐部的一名会员,
他与所有的俱乐部成员一样,自动地被转成了冲锋队队员。
卡尔梅尔从1939年9 月到1941年9 月在德国海军服役。在 1940 年圣诞节期间,
他和格特鲁德·弗罗斯小姐结婚——他是4 年前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在航海俱乐部
认识她的。1941年9 月,卡尔梅尔从海军退役回到了后方,随后便加入了大规模屠
杀的刽子手行列。在战后纽伦堡医学审判过程中,他的名字出现在对布拉克的起诉
文件中。在一封由第三帝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的阿尔弗雷德·魏特泽尔写给奥斯特
兰地区第三帝国代表海因里希·罗斯的、关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信中,魏特泽
尔告诉罗斯说,布拉克准备派他手下的一些人特别是化学家卡尔梅尔博士去监督修
建毒气杀人的设施,这样没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便可以通过“布拉克的装置”被消
灭。在战后,德国政府检察人员就卡尔梅尔是否曾到过卢布林进行了调查,T4 当
时在卢布林策划修建贝尔泽克、索比伯和特雷布林卡等屠杀中心。卡尔梅尔和他老
婆两个人在战后无数次的审讯中,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回顾。他们的证词比
大多数人都更好地反映了纳粹罪犯是如何竭尽全力地掩藏他们的罪行的:他们先是
撒谎和拖延,直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说法。
卡尔梅尔告诉审讯人员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服现役时被召回。他只是简单
地服从命令,赶到了柏林,向招募他的机构报到。他已无法记清这个机构的名称,
但的确记得该机构位于坐落在蒂尔加滕大街的一座大型别墅里。在那里有几位先生
——他们的名字他已经记不清了——接受了他的材料,告诉他回家等待通知。因为
他的老婆当时已经怀孕,并于10月底生了一个男孩,所以他很乐意从命:“上面提
到的那个机构不断地将我的工资打人我在银行的账号内;但是,正如我曾说过的那
样,我实际上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干。”最后,在坐在家里领了至少4 个月的工资以
后,卡尔梅尔突然接到这个机构的通知,要求他立即赶往卢布林报到。1942年的1
月或者是2 月——他不能肯定精确的日期——卡尔梅尔赶到了卢布林。
在卢布林,卡尔梅尔向一家机构报了到。他说他已经记不清这家机构的名称了。
接待他的人他也记不清名字了,只记得此人穿着军队、警察或者是党卫队的制服。
他被告知继续等待,他于是在卢布林逗留了一个星期,他说他已记不清楚这一个星
期他是住在什么地方。一个星期后他接到通知返回柏林。他向位于蒂尔加滕大街的
那家机构报了到,然后接受指令开始研究饮用水。但在开始这项工作之前,他于1942
年2 月28日住进了医院——他很清楚地记住了这个日期——他患了伤寒。在康复后,
他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带薪休假。当他最终向蒂尔加滕大街的机构报到时,他被
告知不用再研究饮用水。他被分配到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在那里,他当上了一名
科学研究助手,并一直干到战争结束。
就里加的屠杀行动而言,卡尔梅尔表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一项任务。事实
上,他声称他是在纽伦堡审判中第一次听说到里加这个地名,在审讯过程中,审讯
人员给他看了魏特泽尔的信。他告诉审讯人员说,当初他并不担心长期领取工资而
不工作,毕竟,这是在战争时期;他引用了一句著名的德国谚语:“在大部分时间
里,一名士兵只是在徒劳地等待。”
卡尔梅尔的叙述有悖常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很难相信他没有料到柏林会召
用他或者不知道召用他的机构的名称。他的老婆格特鲁德·弗罗斯毕竟曾于1940年
在元首府工作过——她当时担任维克多·布拉克的秘书。布拉克还曾作为嘉宾参加
了卡尔梅尔的婚礼,这一点卡尔梅尔后来也不得不予以承认,并补充说,布拉克甚
至还充当了他们的证婚人。
即便根据卡尔梅尔的说法,布拉克在希特勒颁布停止屠杀命令以前就开始办理
雇佣他的手续,在他到位以后又找不着什么活给他干,布拉克也没有任何理由毫无
目的地派他去卢布林。
事实上,这一切都发生在T4 开始派遣专家到卢布林地区修建屠杀中心的时期。
但是卡尔梅尔只是承认说,有人可能告诉过他说:“他已经被作为一名化学家即将
派往东部。”虽然纳粹在巴尔干地区实施毒气杀人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卡尔梅尔
也完全有可能根本就从未到过那里;但是,布拉克认为,他手下的化学家卡尔梅尔
对毒气杀人颇为在行是毫无疑问的。很明显,卡尔梅尔在纽伦堡审判前早已听说过
里加这一地名。战后,卡尔梅尔在从古巴写给他律师的一封信中说:“突如其来的
严寒天气使我们无法按时启程到里加。”这样他最终承认了他早在1941年期间就已
听说过有关里加的事情。就卡尔梅尔在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的工作职责而言,他的
名字也频繁地出现在涉及到为T4 屠杀行动提供毒气和毒药的文件中。
格特鲁德·卡尔梅尔·内·弗罗斯在审讯中同样地闪烁其词。
刚开始,她否认自己对安乐死屠杀行动有任何了解,声称她在 1940 年底离开
元首府以后便与布拉克没有什么往来了。至于她的丈夫,她承认说,他曾去过卢布
林,并告诉过她有关里加的事情;但是她坚持说,他从未到过那里。在后来的审问
中,她承认说,她知道安乐死屠杀计划,但否认了解任何特殊的细节。
战后德国警察部门的调查人员对她所说的话并不相信。他们引用了另外一名证
人的证词说,布拉克和他的秘书之间存在着特别的关系和信任,他们相信她在撒谎
:“她并没有完全说出实情。”
卡尔梅尔和他老婆都坚持说,在1940年和1941年期间,他们对安乐死计划一无
所知,因而显然地对发生在东部的屠杀行动也毫不知情。但是,其他纳粹罪犯的证
词与他们所说的互相矛盾。格特鲁德·卡尔梅尔最终不得不承认,在1940年期间,
她被调往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工作。但是,她仍然一口咬定,她是在屠杀行动开始
之前到达格拉芬内克的,她的工作只不过是主管厨房,布置图书馆;她也从未见过
赫斯特·舒曼博士、雅各布·沃格尔或者是赫尔曼·赫尔茨舒。面对其他许多铁的
证据,格特鲁德·卡尔梅尔最终承认说,她可能在屠杀行动开始以后才到达格拉芬
内克;而且,她辞掉布拉克秘书一职的时间比她先前所说的要晚得多。负责调查的
法官评论到:“证人是如此地机巧,以至于她常常声称自己记忆力不好也颇让人难
以相信。”此后不久,格特鲁德·卡尔梅尔写信给法庭修改了她的证词:“今天我
不再排除一名证人所说的、我和舒曼博士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可能性。”在战后,
卡尔梅尔夫妇还曾在戛纳与舒曼相见并共进晚餐,当时赫斯特·舒曼正在躲避由于
他在格拉芬内克和索内斯腾的屠杀活动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所进行的试验而对他进
行的搜捕。
虽然战后的调查人员并不相信他们的叙述,卡尔梅尔夫妇参与屠杀行动从没有
得到完全的证实。即便如此,下列的推理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布拉克雇佣了他秘书
的丈夫为T4 的化学家,是因为格特鲁德不仅知道屠杀行动,而且她还在格拉芬内
克亲眼目睹了屠杀的过程。赫尔穆特·卡尔梅尔在接受T4 的工作之前,别人曾清
楚地告诉过他他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他还知道这一工作的好处:自毕业以来,第一
次有机会从事和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确保不用上前线、还有时间与妻儿呆在一起。
布拉克需要一名专家帮助T4 在东部建立屠杀中心。当时奥古斯特·贝克已经
离任,阿尔伯特·魏德曼又很忙,布拉克又无法从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调拨另外一
名化学家。他发现卡尔梅尔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人选,于是便派他作为一名T4 的化
学家,在卢布林地区帮助修建大规模的毒气杀人设施。
这3 名化学家并不是T4 所招聘的仅有的几名专家。屠杀行动同样还需要工匠
的参与。最好的例子是埃尔文·拉姆伯特,他是一名泥瓦匠和建筑行业的工头。他
于1940年1 月起开始为T4 工作,1942年夏天加入卢布林地区的T4 组织,最终跟
随T4 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于1943年调往特里埃斯特地区。战后,拉姆伯特否认参
与屠杀活动。他声称,他当时只是怀疑他所修建的建筑物是用于屠杀活动的。但是
像其他纳粹罪犯一样,他到后来还是被迫交代出了更多的问题。
拉姆伯特于1909年生于柏林附近的斯尔多。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阵
亡;他的继父在斯尔多拥有一家建筑公司。
在完成中学学业以后,拉姆伯特成了一名学徒,刚开始是一名铁匠,后来又成
为一名泥瓦匠。在通过了他的学徒考试后,他于20年代中期在柏林的一所学校学习
建筑,并于30年代中期通过了泥瓦匠技师的考试。后来他被雇佣成为了一名泥瓦匠,
在成为泥瓦匠技师后先后在柏林许多建筑公司中担任工头。他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并
不是一名纳粹党员;他1933年3 月才加入纳粹党。他从未参加过纳粹党的任何准军
事化组织,但他在家乡斯尔多的确担任过纳粹党的街区小头目。
1939年底,T4 试图雇佣拉姆伯特。拉姆伯特是由德国劳动前线组织(Ger
manLaborFront)的地方支部推荐给T4 的。一开始,他对换工作有
些犹豫,不愿意离开生病的母亲,但最后在 1940 年1 月他还是接受了T4 的工作。
我们也许会问T4 为什么会需要他的加盟。这是因为,将医院建筑改建为屠杀中心
的工作都是由在当地雇佣的人来完成的。另外,T4 还雇佣一些工匠从事特殊的工
作。例如在哈达马尔,T4 雇佣弗里茨·施尔文——一名锁匠,也是贝诺塔特的姐
夫——来安装毒气室里面的管道、淋浴喷头和风扇。在柏林,T4 雇佣了赫尔伯特·
卡里施——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一名电工——来安装贝恩堡和索内斯腾屠杀中心毒
气室和焚尸场里的电线。拉姆伯特作为泥瓦匠的工作并不是主要的,他被T4 雇佣
来主要是为了监督其他工人的工作。T4 想安插一个人充当总部和在当地雇佣的工
人之间的桥梁,而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值得T4 信赖的专家。拉姆伯特实际上是充当
了 T4 行动在建筑方面的负责人。
拉姆伯特被要求指导将蒂尔加滕大街4 号的别墅改建为T4 总部的工程;后来,
他又监督了T4 办公大楼的维修工作以及T4 在奥地利度假村的修建工作。然而他
主要的任务还是指导修建屠杀中心,特别是修建毒气室和焚尸场。拉姆伯特在战后
作证时说,他的工作仅仅限于分隔房间和安装房门;这完全难以令人信服。由于勃
兰登堡和格拉芬内克必要的修建工作在拉姆伯特加入T4 以前已经完成,他显然只
是在哈尔特海姆、索内斯腾、贝恩堡和哈达马尔屠杀中心工作过。在这些地方他是
T4 的修建毒气室的专家。
在希特勒停止屠杀的命令限制了安乐死屠杀中心的行动后,拉姆伯特被派往东
部,在那里他的事业和T4 其他许多工作人员一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他
在东部的任务和他此后在特里埃斯特的工作却常常被打断;这是因为T4 还需要他
在德国和奥地利从事其他的建筑工作。他到过卢布林3 次,在特雷布林卡和索比伯
修建毒气室,还在附近的几座劳工营中对建筑工作进行指导。在乌克兰自愿者的帮
助下,通过驱使犹太劳力,他很快便运用他修建毒气杀人设施的专业知识,在特雷
布林卡完成了修建一座大型毒气室的工作。拉姆伯特是一名没有直接涉及屠杀的专
家——即使是在东部也是一样——他只对他的工作感兴趣,而对与他工作的无关的
情况则不闻不问。根据一名幸存者的叙述,拉姆伯特避免去看死尸,对待犹太劳工
的态度也是不偏不倚,以至于战后有人强调了“他对集中营犯人的人道主义的行为”。
在赖因哈德行动结束以后,拉姆伯特被派往特里埃斯特;在那里,他除了承担所有
T4 工作人员都必须承担的警察职责以外,还继续进行他在里希埃拉—迪—圣—沙
巴的安装焚尸设备的工作。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