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器说”的偏颇(3) 在古希腊,中间阶层是否因为财富的“中等”而变得理性,或者说,财富与理 性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有些含糊,我们也并没有明证。 分析现代城市中间阶层的理性原因,我们更能接受两个方面的解释: ①维持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的需要。正如前文中对中间阶层内涵的分析,中间 阶层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等地位,他们不能左右其他人的命运, 也不完全被其他人所左右。对于中间阶层自己的命运,他们有一定的相对自主能力。 要维持这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在社会生活中细心计算、谨慎行动,这 样才不至于落入社会较低层次,也不会被较高阶层所摆布。所以,判断能力、维护 权利和适当妥协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保障。这种社会生活经验逐渐沉淀下来,成为 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 ②中间阶层的良好教育背景。从心理上讲,理性是一种价值倾向,争取利益最 大化;从行动上讲,理性则是一种能力,并非仅仅希望理性就能够做到理性。在现 代社会,这种理性最靠得住的保证是良好的教育。中间阶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 高学历阶层,其智力和见识是良好判断力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这种理性基础得 以发挥,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社会竞争中不断受到磨炼,使得他们的理性特 征越来越清晰。 对古希腊城邦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停留在描述上,而是对 各种阶层的品格进一步做出了对比和价值判断:头一种人(富人)更容易变得无比 凶暴,往往酿成大罪。而后一种人(穷人)则容易变成流氓无赖,常常干出些偷鸡 摸狗的勾当。这两类罪行一则起源于暴虐,一则起源于无赖。这些人无论是在军事 机构还是在文职机构中都难以管束,他们越是桀骜不驯,对城邦社会造成的危害也 就越严重。在这些人之外,那些在力气、财富、朋友以及其他这类事情上时运亨通 的人也不愿受制于人,没有办法能驾驭他们。这一点在他们幼时的家庭生活中就已 见得。由于生活在骄奢淫逸的环境之中,他们哪听得进教师们的指点,更不必提约 束。另一方面,那些时运不济之人又容易自暴自弃。从而一种人不知统治为何物, 只能甘受他人奴役,另一种人则全然不肯受制于人,只知专横统治他人。城邦便不 是自由人的城邦了,而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城邦;一方心怀轻蔑,另一方则满腹嫉恨。 对于一个城邦至关重要的友爱和交往已经见不到了,而交往中本来就有友爱,然而 一旦人们反目为仇,他们甚至不愿意走同一条路。一个城邦本应尽可能地由平等或 同等的人构成,而中间阶层就最具备这种特征。所以我们说,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 邦必定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这类公民在各个城邦中都 是最安分守己的,因为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他人的财富,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引 起穷人的觊觎,没有别的人打他们的主意。他们不想算计他人,也无被人算计之虞。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 ~145 页。 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所假设的是一种自然人性,在人类性善还是性恶的争论中,属于 人性恶的一方。对于现代城市阶层,对理性很难进行价值判断,不能断定理性的中 间阶层是“好的”,还是“坏的”。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理性俨然成为一 种道德,非理性成为一种罪恶。理性和道德有联系,但终归不能混为一谈。从简单 的逻辑上讲,有理性的道德,也有理性的不道德;有不理性的道德,也有不理性的 不道德。亚里士多德只看到了理性的道德,和不理性的不道德。至于阶层归属与道 德的关系,同样如此,阶层的高下并不能解释道德的高尚与否。 无论是生活常识,还是本研究中被访者对各阶层的态度,都可以看出理性与道 德的分野,以及阶层与道德的分野。从本研究中的采访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中间阶 层理性特征,但这种理性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理性,而不是道德理性。比如,中间阶 层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更加清晰的判断力,看待事物更加全面、深刻。他们在处理各 种矛盾时,权利意识非常强,为了自己的合理权益会奋力抗争;同时,又熟悉在妥 协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技巧。这种理性特征很接近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追 求利益最大化,并懂得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 比如,访谈中中间阶层对于城市民工大多表达了一种同情,这与“劳动人民” 的憨厚朴实的传统形象有关。同时,很多被访者也讲述了对民工“狡诈、不地道” 的印象,特别当由于家居装修等原因与民工打交道并发生矛盾时,这种印象尤其深 刻。对于社会上层,中间阶层的态度同样自相矛盾。有的认为社会上层为富不仁、 擅权跋扈;有的人则认为他们艰苦创业、体恤下属;有的对社会上层憎恨、厌恶; 有的则心怀敬佩、羡慕。 一个被访者告诉我他装修中对待民工“策略”上的转变。开始,他为了笼络民 工的感情,同时出于对于他们艰苦环境的同情,所以对装修工人十分殷勤,照顾很 周到。然而,他发现工人们好像认为他“好欺负”,在他不在现场的时候做工很敷 衍。所以,他后来变得苛刻严厉,专门请假监工督促,工人们才知道他“不是好欺 负的”,不敢再随便敷衍,工程顺利完成。另外一个被访者则告诉我一个相反的故 事。他开始对请来的保姆严加提防,后来发现小姑娘很诚实、热心,对家里照顾的 也非常周到。后来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竟然逐渐都快成了一家人,彼此非常信 任。他给保姆加了工资,自己也不用耗费精力来提防保姆了。 将财富与理性相联系,感觉总不如将利益与理性相联系更可靠。上面两个事例 中,中间阶层的态度都在转变,无论是由好转坏,还是由坏转好,都贯穿着中间阶 层不变的理性特征。但我们不能就此说中间阶层在道德上是好的,还是坏的。作为 一种特征,理性就如中间阶层的工具或武器,可以任意地发挥。有了理性,能够做 “好事”,也能够做“坏事”。如果说中间阶层的犯罪率比较低,也许在统计上是 有证据的,但这并不能够说明中间阶层的理性美德。如果说理性真的在起作用,也 是因为中间阶层有足够的理性衡量犯罪的后果与收获,更多的时候放弃了犯罪行为, 但这并不表示在心理上他们没有犯罪的冲动。而且,中间阶层的理性使得他们逃避 惩罚的手段更加精明。将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剥去道德的外衣,可以更客观地看待 中间阶层的理性在政治秩序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不仅对中间阶层的理性和道德推崇备至,而且认定中间阶层是城邦 政治稳定的力量,因为中间阶层是安分守己的。然而,理性与安分守己并不等同。 各种阶层的人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藐视社会规范的人,既来自社会底层,也来 自中层和上层,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穷苦的人因为偷窃、抢劫而不再寒酸,富人 因为贿赂、偷税漏税更加奢华,而公共权力人物也可以通过权力寻租过上体面富裕 的生活。所以,很难说哪个阶层更加有理性并且安分守己。打破秩序,可能是理性 的缺乏,也可能是理性计算的结果。理性超群的人不仅和其他人一样有利益更大化 的冲动,而且还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取得利益:可以理性地退避,也可以理性地出击。 沿着理性的轨迹进行推理,中间阶层的行动取向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求变的, 甚至是激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