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与戏剧理论（1）

    儒家的文化理想，是要建构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张德胜，1989）。建构和谐
秩序的方法，不仅要在纵向的阶层关系中讲究“尊尊法则”，而且要在横向的差序
格局中讲究“亲亲法则”。从对儒家“庶人伦理”的分析来看，儒家社会的运作必
须靠“礼”的文化机制来加以维系（金耀基，1988）。在“礼治”下的传统中国社
会，对于各种不同角色关系之间的社会互动，都有极其细致的“礼”来加以规范。

    ( 一) 礼与“面子／里子”

    在《儒家思想的深层结构》中（Hwang,2001），我指出“仁、义、礼”伦理体
系是儒家伦理的“原型”，儒家所强调之“五伦”中的任何一伦，都是此种“原型”
的具体展现。更清楚地说，依照儒家的文化理想，“五伦”中任何一对角色关系的
互动，都不能违背“仁、义、礼”的原则，人们在互动过程中的外显行为，则必须
符合“礼”的规范。这样的文化理念落实在社会互动的场合，在不同的伦理关系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地位。当他的行为很“上道”上道：台湾社会术语，是符合
常规的意思。——编者注（inline），符合别人对于他的角色期待，他便有一定的
颜面，能够面对其他人。相反的，如果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角色义务，所作所为不能
符合别人对他的角色期待，他便可能觉得自己愧对其他人。华人日常生活中的道歉
用语“对不起”，便蕴涵有这样的意思。由于儒家伦理希望以“礼”来规约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互动，当个人的外显行为违背了“礼”的要求，或者他自觉无法达成别
人对他的期望，他也可能用“失礼”的说法，来表达心中的歉意。

    这种道歉用语和英语世界中表示个人情绪状态的道歉用语“我很抱歉”（Iamsorry），
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很值得读者仔细玩味。对西方人而言，“我很抱歉”源自
个人所感受到的罪恶感，它不一定涉及实际或想像的他人，而是感觉到自己的行动
伤及他人，并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对中国人而言，“对不起”是觉察到个人在他
人心目中的形象受损，不一定是认识到自己损及他人。

    由于在社会互动的情境里，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外显行为必须符合“礼”的规范，
因而在研究华人的面子行为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华人对于“面子／里子”的
区辨。在《儒家关系主义与华人的脸面观》一文中（Hwang,2002），我认为在儒家
关系主义的影响下，华人所建构出来的自我，既不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所强调的
“独立自我”，也不完全是所谓的“互依自我”（MarkusAlexander

    这里最值得我们注意是社会情境对个人的角色要求。前文的分析指出：华人的
脸面观跟个人的道德和成就有密切的关联，而个人的道德和成就又都有荣／辱两个
层面。所谓的“做面子”，便是在社会互动的情境里，把可能让个人产生“有面子”
之感的那些“荣”的层面呈现出来，而把那些可能让人感到“失面子”的“辱”的
层面，留藏在“里子”的部分之内。

    ( 二) 面子与前台行为

    19世纪末叶，美国传教士亚瑟? 亨? 史密斯根据他在中国生活22年的切身感受，
写成了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Characteristics）（Smith,1894），被
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人必读的参考书。书中指出：中国人重面
子的观念源自他们对戏剧的喜爱，人们甚至把生活当成演戏，所以面子行为其实就
是“做戏”的行为。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中国人的社会交往经常出现“只重形式、
不重实质”，讲究“表面工夫”的现象。

    Goffman （1959）进一步用戏剧理论（dramaturgicaltheory ）的观点，将面
子行为比拟为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人与人之间互动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表演
给对方看的“前台行为”（front-stagebehaviors），至于个人不欲人知的“后台
行为”则是不登大雅之堂或上不了台盘的“里子”。个人不愿意在对方面前表现出
来的行为，则是所谓的“后台行为”（backstagebehaviors）。

    对于Goffman 而言，人生就像是在演戏，社会便是一个舞台。在社会互动的过
程中，互动双方在观众的注视下，演出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演出的成败便涉及行
动者的颜面。“面子”代表个人的行动符合了社会规范的要求，“面子工夫”为各
种扮演角色的技巧，是行动者借由学习而获得的。个人必须充分体会该角色必须阐
释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和其他角色的演出者充分配合，才能够成功
地扮演他的角色，拥有该角色所代表的面子。

    以Goffman （1959,1967 ）的戏剧理论来检视儒家关系主义的内涵，我们便可
以看出华人脸面观的某些特色。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一个人都不只扮演一个角色，
他可能拥有的面子来源也是多重的。然而，他对自己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往往有
“角色融入”的现象，形成个人固定的标记，成为他最重视的面子来源。这时，行
动者、他的角色以及面子已经结合成为三位一体，不会因为情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然而，从Ting-Toomey （1988,1990 ）所提出的“面子磋商理论”（facenegotiationtheory）
来看，这种“三位一体”的角色融入现象，其实比较适合用来描述个人主义文化中
的“独立自我”（Markus1990）认为，“面子是个人的自我在某种关系情境中呈现
出来的形象。”它是在某一情境下进行互动者互相界定的身份。每一种文化的成员
都会为他们想要拥有的面子，而与互动对方进行磋商。不过，不同文化中对“我”
的概念有不同界定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我”被呈现在公众之前。在个人主义的文
化中，如美、德、澳，成长的意义就是要从个人原生家庭的网络中分离开来。在他
社会化的过程中，他必须学会如何将其“核心自我”的许多层面呈现出来，他在各
种不同情境中公开呈现的“公我”，和他私底下的“核心自我”是比较接近的。

    然而，在东亚的集体主义文化里，如中、日、韩，在儒家关系主义的影响之下，
个人和他以原生家庭为基础所建立的关系网络却是切割不断的。自我是一种以情境
和关系为基础的概念，它需要透过社会差序网络及人际关系来界定，而且要透过面
子工夫的磋商来加以维持及奠定。这种“关系自我”必须视其与互动对象之间的关
系，表现出最为合宜的行为。对于“情境中心”的华人而言（Hsu,1953），适合于
在某一社会互动情境里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他要在“前台”表现出来的面子，至
于那些“上不了台盘”或“不登大雅之堂”的事，就成为他必须隐藏在“后台”的
“里子”，这两者之间往往有相当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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