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入门书(2) 1920年,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才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 年5 月1 日《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专号,才标志着这个刊物明显地转向社会 主义,7 月出版的八卷一号起,该刊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 这期始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著作,还只 有很少几种。 毛泽东关于读这三本书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有差误的,三本书的出版都在1920 年8 月到1921年1 月之间。因此,1920年上半年他在北京和上海逗留的时候,这三 本书不可能都读过,这点时间差异自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 时,正是他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之时,他努力寻找有关这方面的书籍阅读。 根据罗章龙的回忆①,1920年3 月,李大钊和罗章龙、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秘密 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公开活动,会员曾达一百几十人), 在校内有一个聚会的房间叫“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室),以此名义搜集各种外 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初翻译的有《共产党宣言》、《震撼世界十日记 》,还翻译了《马克思和试译《资本论》第一卷,以及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 科学书籍等。罗章龙是德语系的学生,任德文翻译组长。此事很受蔡元培的重视。 “前后规划有20种,陆续译成付印”。罗章龙说:“《共产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 语言精练”。“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通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 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 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 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 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 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 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 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毛泽东第二次在北 京时,同罗章龙、邓中夏等有密切往来。想必他所“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 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回忆中说到的《共产党宣言》,如果是在北京时 就读到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油印本。另据史学界最近考证,1919年11月1 日出版的 《国民》杂志第2 卷第1 号,载有李泽彰译《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①,也有 可能是这一本。不论是哪一本,按照毛泽东历来的读书习惯,对如此求之若渴的经 典著作,必定是反复阅读,深加思考的。至于其他两本书,当是随后读到的,因为 “亢慕义斋”的翻译计划中没有这两本书。由于同斯诺的这段谈话中还正式说到, 读了这三本书之后:“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因此,关 于毛泽东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具体时间,即何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近年来有些 党史研究者就存在不同的看法,认为不是1920年夏,而是大体这样三种时间:1920 年秋,1920年冬,1921年春。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毛于1920年7 月回到湖南后,到这 年12月为止,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同新民学会会员的 通信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还是很庞杂的,依然“浸润”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 爱”的观点,对必须铲除封建制度的基础也缺乏明确的认识等。 虽然毛泽东上述回忆确小有时间上的差异,但他这样确定地认为自己“已成为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自我感觉是有其道理的。这只要对比1918年他第一次到 北京时的思想状况,以及1919年4 月回到湖南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如《湘江评论 》上的文章,就可以理解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是合理的。《湘江评论》上的文章, 尤其《民众大联合》这篇辉煌的大文章,表明他已摆脱了学生时代社会历史方面的 唯心主义影响,已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胜利,已认识到唯有人民力量的大联合才能扭 转乾坤,不过至少不大清楚如无政府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五四运动前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反对者先后挑起反马克思主义的 三次论战,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 战。在这三次论战中,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方理论水平还不高,还不成熟,但 所争论的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即中国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 想?中国革命的前途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要 不要建立俄式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在革命过程中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当时不同程度地参加了这三次论战,他对上述这些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的态 度是明确的,完全赞同的。我们知道,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有良好的读书习惯,不 仅好学,尤善独立思考钻研问题,具有超凡的思辨能力;同时又执著于实践,决不 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而是一闻道即起而行的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的实践家。因 此,相信这三本入门书,他决非泛泛一读,必定是带着问题深加研究的。即如前引 他自己的话,“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 斗争。”否则,也不会多年之后,还牢牢记住其影响。上述这种论断,可以从当年 他总结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中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