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3) 来自工农家庭背景的一部分人,得益于教育和经济发展,正日益成长为中产阶 级。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便开始参与学生和市民运动,童年经历的贫穷和生活 的艰难,使他们亲近工人阶级,要努力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另外,在政界以外其 他各个社会阶层,有着一大批有兴趣但不愿参与政治的人,这些人多半比较谨慎, 当他们还未能比较清晰了解香港社会发展对于香港政治组织的接受程度时,处于观 望状态。在香港现存的体制下,没有一官半职而从政,其个人与家庭生活便没有任 何保障,这种情况使得很多人对从政望而却步。在香港的政治转型中,大多数中产 阶级保持远离政治舞台的状态,中产阶级远远没有被设定为政治领袖。这反映了中 产阶级在政治事务上缺乏经验,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的苦恼 与不确定性。尽管开通了政治参与和代表的新渠道,大多数香港中产阶级仍远离政 治,专注于职业和地位。中产阶级更加关注的是开放、公平、透明度、理性与专业 精神,他们不需要任何一个政党和政治团体来代表自己的利益,但他们有自己的阶 级意识和文化。香港民主运动的退潮是由于中产阶级组织像一盘散沙,并且中产阶 级个体之间缺乏约束。作为一种应对政治转型不确定性的个人和集体的策略,不少 香港中产阶级选择了移民。对这部分中产阶级来说,移民是一种政治保险,可以防 范1997年回归后可能出现的对他们的个人安全或职业发展机会的威胁。虽然中产阶 级选择移民而不是接受政治活动组织者来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但对那些有兴趣坚 持现存制度结构的政治领袖,中产阶级给予默认。尽管有着利益一致,那些政治领 袖和政治群体并不能与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打成一片。结果,政治社会中崛起的政治 领袖不能成功地动员市民社会中的中产阶级。 20世纪60~80年代,台湾经济迅速发展,加上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 以及在此之前的教育普及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经济社会面貌。到80年代,经济发展 已经达到了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程度,这迫使台湾当局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中产 阶级的兴起是台湾政治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因为中产阶级一方面重视稳定, 另一方面与其他阶级相比,又具有较高的民主改革的理念和要求。多数中产阶级出 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与工人、农民形成共生的互惠互利关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 益,也为着全民利益,积极寻求改革。因而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源、动员能力以及较 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台湾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似乎表现得更明显。台湾社会存 在三大基本冲突:一是经济领域中,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积累、社会积累的矛盾; 二是政治领域中,来自不同区域的人主要是台湾本地人和来自大陆的台湾人政治观 点的严重分歧;三是社会文化领域中,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与文化垄断的纷争。中 产阶级在这三大领域的冲突中表现得较充分。在台湾,中产阶级被视为挑战国家资 本主义、支持反权威主义的反对派运动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明显地 改变了台湾的政治思想传统,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力量。但中产阶级的这种作用是 有限的,其是非评判标准仍然是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他们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具有 某种局限性和保守性。因为中产阶级政治上的双重性格,在社会价值与政治经济事 务态度上也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中产阶级处于社会的中间层,受益于台湾经济 发展,在经济上有一定的资产与实力,或者具有较高的学历与较突出的专业技能, 从事较有社会声望的职业,并且拥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比较稳定的收入,所以赞 成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中产阶级大多是社会庞大科层制中的一员,享有政府给 予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对政府有着较强的依赖性。他们往往更愿意维持现存制度, 改革而不是废除现存制度,他们追求的政治民主是依附于执政的国民党政体的政治 自由化,要求政府在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开放政治民主,持续实行开放 政策,因为社会动荡同样威胁他们的利益。同样,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 成功也离不开中产阶级。由于中产阶级孕育于台湾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在现 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取得了有利的位置,所以他们不会采纳激进的意识形态,并反 对现有的体制。他们会拥护现有的体制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或以改良的方式推 动现有体制的改革,在体制内进行和平改革,并接受政府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