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4) 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也遭受来自上层阶级的盘剥,他们的升迁会遭遇各种阻力, 导致失败,所以他们强烈寻求改革现行制度,要求打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积 极推动社会运动。台湾的社会发展是社会运动的必要条件,而中产阶级则对社会运 动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在社会运动中,中产阶级的成员们非常活跃。作为中产阶级 的一个突出的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知识分子在锤炼大众 意识形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台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也有助于在经历了多年的 独裁统治后,形成一个在一定范围内自治的公共领域。亨廷顿指出,在台湾,政治 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迅速成长的年代中长 大成人。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第77页。“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 子。”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北京: 三联书店,1996, 第264 页。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了巩固独裁统治,在政治上极力维护所谓“中华民国” 的“法统”地位,在文化上极力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自居。而西方文化的传 入和渗透,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力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新的出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60年代逐渐形成 了向台湾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强大势力,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国民党腐败的官僚体制 和专制独裁统治。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满现状,要求分享权力,在思想意识上有着强 烈的反传统观念。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产阶级成员所开展的新社会运动,反对传统 的仍然是主导阶级的商业主和行政人员,以争取权力和地位。在中产阶级内部,社 会和文化专家(包括教育、社会工作、艺术和新闻等的专业人士)比技术专家(包 括管理者、工程师、行政人员)在政治态度上更倾向于自由,在社会运动中表现更 积极。在支持社会运动中中产阶级内部出现的这种分歧,可以视作社会和文化专家 与技术专家之间的斗争。社会运动提供了斗争的舞台,在那儿,社会和文化专家们 争取个人自主,反对技术决定带来的风险。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社会权力结构的 弱势,通过积极行动,社会运动日益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为一些政治团体所关注。 此外,台湾的私有企业发展得较早,控制也较松,因此私有企业主也比较成熟 和有实力。台湾中产阶级关心两岸关系,主张两岸和平稳定,双方能不断交流与发 展,开放直接全面的“三通”,虽然在统一、“独立”问题上态度有分歧,但基本 都主张两岸和平。总之,他们与上层社会既相互依赖又有矛盾,已成为台湾社会的 一支重要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总之,虽然在港台两个新兴工业化社会中,政治转型的独特性和国家与市民社会在 结构和形成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两个社会中产阶级政治的不同后果。但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港台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产阶级的迅速 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做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 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中产阶级是实现法治民 主的核心力量,他们向往民主,积极寻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 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中产阶级也倾向于有更多的选择,包括自由选择职业和 消费方式。从总的趋势来看,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 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经济的发展、都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队伍的 扩大,并使之多元化。正如亨廷顿所说,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第一批中产阶级集团是最 激进的。 在这以后的中产阶层集团可能具有较多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因而 较为保守。同上引书,第264 页。如果这时候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 就,那么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但是,对于港台各 自的社会来说,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简单,其原因是两个地区 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但这并不影响中产阶级与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总之, 具有足够力量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建设现代法治民主的条件,而具有足够力量的商 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现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