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迷惘在左与右之间(1) 向左,还是向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欲望导致了一种浮躁不安的政治气氛,使中 产阶级与由诸多意识形态、党派以及政治纲领所构成的政治斗争之间产生了剪不断 理还乱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的政治实验显示出在维护社会安定的同 时削弱精英阶层权力的愿望。尽管实验者的身份各不相同,但所获得的答案是一致 的:应该找到一条合理引导“人民”进入体制之内参与政治事务的道路。这正是中 产阶级“民粹主义”之要点所在。20世纪30年代末,种种假想的“第二条道路”都 消失了,原因不得而知。 失败似乎加深了在中产阶级人士中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模糊的直觉:在阶级 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由党徒政客、意识形态以及旧式委任制勉强结合而成的政治 本身就是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障碍。 尽管如此,从政治角度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并非意在激起一场广泛持久的中产阶 级政治集会或曰运动。1945年之后,一方面面对反应迟钝的精英政党,另一面则是 被他们视作激进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中产阶级的选民愿意关心正式的政治事务。 根据观察家们的看法,尽管有人一再呼吁中产阶级应该集体行动,但就整体而言, 中产阶级在二战后的选举中表现得像个旁观者,仅仅满足于在整个政治进程中释放 出心中的挫折感。克劳维斯·雷特·里贝罗参与了1947年艾德希玛·德·巴罗斯竞 选圣保罗市市长的整个过程,一如既往,中产阶级对党派政治的幻想仍旧归于幻灭。 同样,在1953年杰尼奥·科德罗斯竞选圣保罗市长的选战中,他承诺要清除政治腐 败,但根据权威消息来源透露,这次失败的行动更像是针对“中产清教徒主义者的 廉洁、有序等愿望”的一次精彩表演。换言之,虽然中产阶级对于政治活动极为蔑 视,但他们仍然有着不可预期但直接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对于那些能够打动 迷惘的中产阶级——即便只是偶尔如此——的人而言,中产阶级人士“在政治上具 有利用价值”。 另一种中产阶级与政治相关的深层感受,则更为散漫和模糊,也因此而更难以 了解。许多人想通过其他而非集体参与政治的方式来确立其在社会阶层中的身份。 20世纪30年代的中产阶级人士设想,官僚体系可或明或暗地为其提供保护,并由此 重新点燃了进行政治实验的梦想。实际上,中产阶级从未完全退出民粹主义和反民 粹主义的政见之争:尽管不时有人在使用诸如“劳资双方”这样的流行用语时明确 将中产阶级相提并论, 但家庭的平和、社会的安定、各阶级间的融洽一类的言辞则 似乎大大减轻了中产阶级人士的不快。这时期的小说、随笔、家庭读物以及白领期 刊都显示,这些言辞并不是政客们为取胜而玩弄的文字游戏,而是与中产阶级的切 身经历和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从中产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 在于,道德主义的语言常常过多地被充满火药味的声音所代替,因此,中产阶级开 始把自己视作社会安定——一种以沉默为前提的安定——的象征,以此来取代政治 盟约,参与阶级的政治事务。Ibid,pp 159 ~168 正是这一点使中产阶级在政治上陷入了困境。在工人阶级的激进和精英阶层的 威权这两极之间,中产阶级脆弱的道德主义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对下,他们坚持阶 级差别生而有之,对上,则时时进行监督,防止他们以公器图一己之私利。工人们 要为自身谋求更多利益,精英阶层则要维持其权力,但中产阶级对于道德优越感的 主张使人相信,这两者都不是正当的。在一个危机重重、支离破碎、反应迟钝的政 治体系里,中产阶级天真地幻想,这种方式可使他们摆脱要么作壁上观,要么同流 合污的命运。 尽管如此,这种摆脱却使得中产阶级陷入了一个更深层的怪圈。根据巴西经济、 政治和社会学会(IBESP )——一个时常为中产阶级大声疾呼的圣保罗研究群体— —的研究,植根于“与国家公共事务中的任何政治及意识形态保持距离”这一观念 的道德主义使中产阶级不再直接表达其观点,而是倾向于隐忍,这使他们很容易受 人操纵。批判统治者的罪恶、提议取而代之——中产阶级始终强调使自己在物质和 精神上都处于特定的不满状态。根据1954年IBESP 的研究者们所言,只有在危机时 期,通过与其有着传统联系的军队,中产阶级才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 中产阶级由此而生的变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作为个体,中产阶级的卡 里雷欧卡希和鲍利斯坦诺等组织的成员与其他人一样,曾经寄望于国家的现代化进 程,但是现在,用中产阶级的术语来说,他们已经不再关注“民粹主义”。他们不 再信任政治精英,也不再指望被人民接纳为“自己人”。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的 行为与有组织的工人和雇主群体截然不同,而作为明确的一个阶级的代表大规模地 退出全国性政治舞台的原因。中产阶级从日益扩张的白领劳务市场、不断增长的教 育机会、上升的收入和多种消费渠道中大大受益,但这些并非来自他们过去采取的 行动,而是来自现代化本身。因此,其日常生活中来自于秉权者的压力一直无形中 存在。作为现代化的受益者,中产阶级的感觉是,现代化其实永远无法达到其承诺 的目标,而自己则是该过程的牺牲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觉得自己几乎 没有任何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