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迷惘在左与右之间(2) 只要经济增长持续地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体系的扩张——中产阶级就业、 收入、地位和希望的来源所在——就无需去怀疑中产阶级对国家事务是否确实存在 这种心态。在斯蒂芬·茨威格关于欧巴关系的、几乎可视为狂想的预测中,中产阶 级对于未来依然还怀有希望,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未来的国度”。同时,蔑视政治 交易的道德优越感确实显示出高尚的姿态。假如中产阶级不能使世界按自己的道德 观运转,至少也能够在想象中自我放逐于这个不理想的世界之外。当然,这样的情 形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当20世纪50年代阶级对立更为尖锐,经济增长也显示出难 以持续的势头时,中产阶级要么选择某一立场,要么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 所有这些提醒我们,在中产阶级的壮丽史诗之下,潜藏着更多不为人觉察的细 节。不信任政治斗争却陷身于双方对立的局面,巴西中产阶级无法如法国社会学家 雅克·兰伯特曾大胆断言的那样:“在国内政坛实现自己的愿望。”根据律师路易· 德·艾兹维多·索德雷于1952年所言,他们在国家的公共事务中被“赶到了第二趟 航班上”,按照这一观点,也许是不能、也许是不愿表现得像个制造麻烦的群体, 中产阶级为其日常生活赋予了这样的含义:尽管并不十全十美,但自身的地位很适 于追求阶级利益的最大化。在变动迅疾的社会里,这样的表现绝不是“反现代化”, 而表现了现代性中活跃的保守主义的一面,受到了秉权者的鼓励。中产阶级普遍感 受到,舒适的、或者说至少被视为优于大多数人的生活,通过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 的不断努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和改善。个别人可能会采取意识形态化的或加入 某一党派的方式,但在1950年之前,中产阶级并未普遍参与到精心策划的激进主义、保 守主义、社团主义、基督民主主义或其他任何左派思潮之中。 这种不稳定性并不令人惊讶。政治纷争能够在日常生活及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 间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富有意味的表达,这和它能够在事先计划周详的政治策略中得 到表现是一样的。日复一日的生活本身并不会如意识形态和党派所愿,从政治事务 中被消解于无形。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并不是一个已经消逝的现象,对绝大多数人 而言,它们仍是现代生活中核心的、无法回避的事实。由于对形势感到不安,某些 人可能通过谴责意识形态的罪恶来进行自我平衡。这些行为时常是造成焦虑的原因。 换言之,挫败感、冷漠、顺从、畏惧、满足、放任以及犹豫不决,是20世纪大多数 人对党派和意识形态之争漠不关心的原因所在。 对于20世纪30年代集体性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及其在40年代走向衰落的原因, 可以从这一点获得解释。民粹主义通常被理解为“被动的大众”,其根本特性就是 在高度组织化的激进的工人阶级与同样高度组织化的、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之间、 在他们产生的激烈冲突之间摇摆不定。不过,上述这些公式化表述的问题在于,它 们无法解释实际生活中民粹主义的许多小的经验,例如:它们不能说明为什么本来 迥然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言辞之间会相互产生关联,也无法很好地解答“人民”一 词的文辞与现实的联系是如何通过不同阶级之间脆弱而短暂的相互妥协建立起来的。 关键原因在于,这一解释未能考量社会中分散的、未经组织和完全组织的元素,即 大众,在民粹主义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产阶级两面性对于巴西政治的影响 中产阶级的政治两面性直接对选举政治造成了冲击。在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在 民粹主义者和反民粹主义者之间的争执为1945年之前的巴西国内政治作出了解释。 作为一种介入社会变动的方式,中产阶级并没有对竞选政治的合法性形成清晰一致 的舆论。在对于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各种各样的怀疑中,在对于阶级冲突的恐惧中, 一大批中产阶级看上去颇为乐于接受这样的政治放逐,甚至当他们落入陷阱时—— 需要说明,这个陷阱并不完全是由中产阶级自己挖掘的——也依然如此。作为选举 中一个并不情愿的角色,中产阶级颇有不适之感,这在他们在选举中所持的民粹主 义左右摇摆的政治立场中充分地得到了展现。在远离活跃的政治交易的同时,大多 数人认识到,他们无法完全避开政治事务。对他们来说,唯有技术的进步和家庭的 天伦之乐能够令他们应对这一无法解决的困惑。 因此,兰伯特和索德雷之间关于中产阶级政治前景的这一分歧不仅仅是一次知 情者与旁观者之间不成功的交流。从等级森严到人人平等,从传统的委任制到论功 升迁,从关系至上到利己主义,兰伯特相信,这些转变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相 互关联的。而索德雷则隐约感受到,20世纪50年代的巴西中产阶级没有一个由所谓 “传统”自然过渡到所谓“现代”的过程,转变实际上是在传统和现代的反复较量 中形成的。 这一结论牵涉到两个重要的问题。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摇摆不定不能仅仅归因 于它非此即彼、左右为难的中间状态——这一结构是无法否认和改变的。但中产阶 级究竟是民主主义还是社团主义?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民粹主义还是反民粹主 义?甚至,它真的具有政治色彩吗?当我们使用这些术语来考察中产阶级时,仍有 一些其他的因素没有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在巴西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导向 的社会秩序中,出现了等级制度与平等思想的矛盾、传统委任制与论绩升迁制的摩 擦、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