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特征(3) 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的改变(美国较早放弃了福利国家理念, 在20世纪80年代后大幅降低了税收的转移支付率),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基本 经济政策,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尽管考虑到中产阶级人数众多, 美国政府在中产阶级的税收和税收转移支付率方面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但近些 年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破产的现象依然越来越严重。在20世纪90年代,蜂涌走向 破产法庭的家庭数目创下了新的破产申请纪录。参见Sullivan,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Westbrook,Jay Lawrence,op cit ,p 3 。 其实,正如我们在下文要谈到 的,近年来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一种滞胀状态,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北 欧各国各阶层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的阶级结构仍然相当稳定。 甚至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瑞典、丹麦、挪威还是芬兰,其官方统计的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均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 后美国等国家大幅降低税收的转移支付率的同时,北欧国家的政府维持了较高的税 收转移支付率(具体情况参见表3-3 ),从而保障了中产阶级生活的相对安定。 表3-3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税率情况* 国别年份平均税率转移 支付率转移支付率所占比重瑞士1982260%7 3%280%芬兰1987369%277%75 0%荷兰1987672%283%421%瑞典1987450%355%789%挪威1986325%15 1%465%英国1986310%243%784%美国1986306%9 4%307%* 周弘:《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 。 社团主义的倾向 要说欧美的新中产阶级有什么不同,除了涌现的时间之外,最主要体现在社会 组织的层面。在苏尔肯看来,与美国新中产阶级不同的是,欧洲新中产阶级属于多 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或社团(group )。这些组织成员之间联络密切,然而与其他的 中产阶级组织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谈到了美国白领及其组织的情况。他认为,他之所以 不能给美国中产阶级一个完整的划分,是因为中产阶级所属的社群边界非常模糊。 在此基础上,米尔斯讨论了社团内部的情况,比如白领工人与工会或商会的关系。 他指出:“个人与工会的接触,政党的归属,以及对个人向上爬机会的感觉——这 三大因素决定着白领人士接受工会的倾向。”Mills,op cit, p 307 在一 般状况下,促使美国白领加入工会的因素,一方面是对当前的工作的一种特殊的不 满造成的,这种特殊的不满往往表现为没有升迁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由其家庭所属 党派决定的。然而,事实上,美国新中产阶级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使他们在 多数情况下极少与工会会员发生接触,也较少具有社团意识。 然而在对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学者发现,新中产阶级各组织的边界 正在因为专业技能的高要求而变得清晰,成为一个个的“小部落”。这种“部落主 义”与“个人主义”一样,是欧洲新中产阶级一个突出的特点。北欧中产阶级的社 团意识使其中产阶级的组成与美国大有不同,有数据表明,由于缺乏社团类的组织, 美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在中产阶级中所占比重要远远大于北欧国家如瑞典和丹麦。 Hoff,Jens Andersen,Jorgen Goul,opcit , 1989(32),p 32 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对于北欧新中产阶级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某种意义上 决定了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日后发展。其功用不仅使某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升 迁,而且也决定了某些人的社团归属。有学者指出:“市场与管理、医药护理和办 公室工作的技术繁复程度正在提高。”要获得这些技术,没有专业的教育是不行的。 然而,“在欧洲,文凭在很大程度是一种政府垄断……白领社团在这种垄断中扮演 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角色,而且这也是这些社团的主要职责。”Sulkunen,Pekka, opcit , p 24原来在一些技校的职业培训放到了大学教育中,而在斯堪的 纳维亚国家,能上大学的人不但要有一定的财富,还要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一般 人无法进入这道门槛。在芬兰,一些职业比如外科医生、大学教授的资格证书获得 程序非常严格,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根本不可能获得从事这些职业的资格。相对 而言,一旦出现了某个中产阶级社团,这个社团中成员的互动就较为频繁,社团的 游戏规则在其内部也具有相当的号召力。 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与欧洲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早年欧洲的行会、 欧洲的政府特许制从本质上讲就是目前北欧这种新中产阶级社团的渊源。而美国却 完全没有这种历史传统,因而差异就此产生。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北欧国家加强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有很大的关系。以瑞典为例,由于注视 国民教育的投入(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占其政府财政收入的8%以上),杨宜勇:《 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http://wwwdajun com cn/ruidianshehui htm 。教育的高投入使教育得以越来越专业化,使专业主义的培养成为可能。 当然,对于北欧新中产阶级来说,用专业教育的方式来关闭所谓的阶级边界和 社团边界——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策略。在找到这个策略之前,中产阶级的边界历 来是开放的,几乎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这个阶级。中产阶级对此是担忧的,这也被 米尔斯称为“地位恐慌症”。通过专业主义教育的道路,目前北欧的中产阶级终于 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使自己与其他社会阶级实现了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