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的城市新中产阶级(2) 从韩国社会的近代变迁可以看出,以下因素在韩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中起 了关键作用。第一,阶级结构的破坏与重构带来的社会流动的加剧。传统韩国社会 的固化的社会结构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战后接管、朝鲜战争 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而基本上已经完全消解。朝鲜战争 后全社会的贫困化给社会流动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空间,中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破 旧立新的现实背景中寻求发展的,所以韩国中产阶级的构成更为复杂。第二,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在朝鲜战争结束时,适龄人口的入学注册百分率分 别是:小学596%;初中211%;高中124%;高等教育3 1%。到1965年,相应 的数字分别是:小学916%;初中394%;高中270%;高等教育6 9%。到了1975 年,这些数字则增加到:小学107 6%;初中740%;高中405%;高等教育8 6%。Lett,op cit, p37教育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与二战后美国 的积极援助有关,另一方面与政府的投资和儒教传统下韩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有关。 整个50年代,虽然韩国经济成就并不显著,教育却一枝独秀。这时韩国教育引 进美国的教育体制、教材设计,国际学术交流机会也大量增加。这为就业结构的转 变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为中产阶级的产生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与 文化上的铺垫。第三,不断加快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由朴正熙强力主导的韩国 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这种增长导向型、工业导向型、出口导向型 (外向型)以及强力政府主导型模式不失时机地加快了韩国现代化进程。在此同时, 韩国城市化也不断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韩国省际间的迁移率很低,但战后离开 原出生省份的人大量增加。3/4 的国内迁移是“面向城市”。汉城(自1945年为大 城市区)1960年从其他省迁移而来的人口占51% ,到1966年为56% ;釜山(自1966 年起为大城市区)也存在高迁入率。同一时期,几乎所有9 个省的人口都在锐减, 大部分都被两个大城市区所吸收,而小城市吸收的量很小。虽然1960~1980年间工 业化速度快,但城市化的速度是稳定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28% 增加到1985年的65% 。到1985年,汉城人口达到960 万,占整个国家城市人口的36% 以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5年之间,釜山人口从20万增加到350 万,占全 部城市人口的13% 。赵利济、金赢亨,同前引书,第412 页。这样城市中产阶级的 迅速崛起也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第四,朴正熙政权下的“权威主义”政府主导模 式及其带来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标志着集权官僚政治体系由 对内垂直控制、剥夺的体系,转变为对外横向联系、交往的体系。这一朝外向型经 济体制的历史转变使韩国不仅抓住了国际市场运作所提供的机会,而且释放了被上 千年中央集权官僚制所紧紧禁锢的以窝里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能量。尹保云, 同前引书,第135 页。短短的近三十年间韩国创造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 “经济奇迹”,国家、社会的富裕与繁荣对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 的土壤,而转型时期集权式政府以暂时牺牲民主而求得经济发展的道路也为其后中 产阶级与国家、政府的矛盾及其积极的政治参与留下了隐忧。 同美国等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中产阶级演变的过程相比,韩国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如下一些不同 之处:首先,与日本和西方的情形相反,韩国中产阶级不能截然二分为新中产阶级 和旧中产阶级,而且两者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与发展也各自具有新的特点。 韩国在工业化扩张期之前没有经历商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因此,源于儒教社会 分层观念的韩国旧的社会阶级结构几乎没有像其他工业国家发生的那样在工业化之 前转向资本主义阶级体系。因为在韩国,商业化几乎没有先于工业化,那些被归于 具有老中产阶级职业的人在新中产阶级职业者出现之前并没有大量的减少和消失。 另外,韩国工业化、集团化、科层化的进程也并没有导致预见中的自雇佣业主 的消亡。与日本相反,韩国中产阶级随着体力劳动工人、城市职业者、白领薪水工 人的发展而增加。这样,韩国中产阶级是全新的。当我们说到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 时,我们包括了自雇佣者和享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工薪阶层。第二,韩国中产阶 级主要是“第一代”,他们不仅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而且也是二战后社会流动现象 的产物。 同韩国的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一样,中产阶级仍然处于演变与发展时期。因此, 不应该把韩国中产阶级看成是已经稳定和静止的,相反,应该把它看作正在进行的 形成和再生的历史过程。